中国人和欧美人，谁比谁更小气？

吴艾诺

本学期，给MBA上课。我对各国文化差异很感兴趣，有时，免不了把这些话题带到课堂上，和学生们讨论，供学生们思考。

我问学生：传统上，中国人吃饭，一人买单；欧美人，AA制。为什么？是中国人比欧美人更大方？或是，欧美人比我们更小气呢？
一个女生答：是社会环境不同造成的。我接着问：社会环境的内涵太大，能不能具体点儿；她保持沉默；另一男生说了一个更不着边儿的解释。我回答他：你说得更大了。有一个男生，一言中的。他说：中国人吃饭，这次我请客，下次你买单，而已。
为什么中国人吃饭，这次我请客、下次你买单、轮流坐庄，西方人却不是这样呢？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社会流动性低，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农民“宜静不宜动”，没有战争、饥荒和其它自然灾害，一般人不会背井离乡。
大家比邻而居，世代相守，祖祖辈辈，永续不易。稳定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加强了相互信任；另一方面，也使得有关金钱的社会行为可以“从长计议”，即：经济往来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重复的。重复“吃饭”的结果是，每个人买单的次数和总金额，相差无几。没有人在重复“吃饭”中吃大亏，也没有人为此而得了大便宜，“一人买单”，遂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西方，“一人买单”就行不通了。因为，西方社会的商业活动，要比中国发达得多。也有人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干脆说成是商业社会，对此，我不同意，但可以肯定的是，欧美社会的流动性大大高于中国。今晚一起吃饭，明天一早各奔前程，在这种不稳定的社会关系中，如果，“大家吃饭一人买单”，则买单的那个人，就成了“冤大头”，他几乎不可能从其他食客那里得到任何回报，合理的结果只能是AA制——“自己买单丰衣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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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和西方，人性相通也相同。中国人并不天生大方，欧美人也不是小气鬼。所有社会行为，其背后一定有其内在的经济学解释。虽然，经济学解释不一定圆满，但和其它各种理论比较，经济学视角依然是最接近真相的。
发现这一奥秘，是在2000年。当年，我还在北京交通大学上博士。业余去同学周军的公司打工。每天中午，我们这些打工者，就出门合伙吃饭。为了减少麻烦，吃饭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先付账，回到公司，其他人再把钱还给买单人。日结日清，极少拖欠。这种现象，引起我深思——思考的结果是，公司的打工者流动性很大。一个人今天上班，明天辞职跳槽的情况频繁发生，为了应对这一“变动性”很大的社会环境，AA 制乃解决之道。
AA制是外来的，可现在，中国人运用起来，也很灵活。在合资企业、年轻人中间，例如我女儿和她们同学出去玩儿的时候，都是AA制了。也有AA制不到的地方，据MBA的学生说，在国有企业还是“大家吃饭一人买单”，政府部门，亦然；中国大学，亦然——我在大学，可以为证。国有企业、政府机构和大学，是计划经济模式的最后堡垒，这些“堡垒”，难进难出，人员流动性小，环境不变，AA制自然不能进“堡垒”一步。
以上是个小Case，不过，好像还有“剩余价值”值得挖掘。
第一，没有凭空的文化，任何一种文化的特殊性都源于环境的特殊性；反之，要是环境一致，文化也大体一致。例如游牧，北半球高纬度地区，自东之蒙古族，新疆境内之维吾尔、哈萨克，直到中亚五国，然后，越过地中海，到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种族不同，语言也不同，可是，游牧文化的特征非常相似。以居住为例，都是住帐篷，也就是蒙古包，哈萨克的“蒙古包”和蒙古族的“蒙古包”，对外人来说，是分辨不出来的。
何也？因为，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生殖环境，无论是在高原、草原，或者是沙漠地带，相差无几。环境相同，文化也类似——人类各民族，智商也基本匀齐，没有哪个民族比哪个民族更高明。
张维迎先生讲过一个经历，可为进一步的佐证——张先生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去苏格兰旅游。赶上台风，台风过后，当地居民纷纷赶海，去“淘宝”——有被台风吹上岸的、无主的宝贝。不管什么宝贝，谁先发现的，宝贝就归谁！
张维迎想起自己老家、陕西榆林的旧事——榆林地处黄土高原，夏天易发洪水；洪水过后，有从上游冲下来的宝贝，像生猪、大树、木材、桌椅板凳等等，洪水退去，裸露在河滩上。当地老乡去赶河，谁先发现、谁先赶到，就归谁所有了。
一地在苏格兰海边，一地在陕西黄土高原，遥远如天涯，断不会互相学习和穿越，可是，在遇到类似的情境时，采取了完全一致的做法。
第二，“文随境化”，是为“文化”——当支撑某一种文化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文化也必将随之更新；需要指出，“环境”并不是指水土、树木、河流和山川等自然条件，而是、更重要的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人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思想认识。
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一种专制文化，但这绝不是说，这种文化是永恒的，不可更改的。有一种论调，将“专制”归咎于历史和传统，只要提民主，就拿传统当“挡箭牌”，说“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就是专制文化”，此话即便当真，也说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
以上案例，至少证明，文化是常新的，即使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的环境的“衍生物”，“逝者如水”，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专制文化也必将随着孕育它的环境而生、而变、而成熟和衰亡。以“水土不服”拒绝民主的人，该好好想想这个案例的内涵所在。
刘云枫，男，天津大学劣质毕业生，还在北京交通大学混了一个博士。本是自动化专业，可听不了电动机之嗡嗡声，改行写程序；程序写不下去了，转写文章。妄想以科学思维，阐释历史、社会和文化，其实是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