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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住在北京,你会发现唿吸这种人生中最自然、最必要的事变得格外痛苦,天空永远是灰的,口罩成了必备品,连“新鲜空气”都可以被装罐发售;如果你住在上海,你会发现蜿蜒的河流被添加不少“好料”,可能是死猪死鸭在河面漂流,也可能是五彩缤纷的工业废水点缀其中,从而令每日最基本的饮水不再干净无虞;如果你住在山西,一则你会感谢上天赐予这块土地如此丰富的煤矿产量,二来你也会怨恨,由煤矿拉抬的钢铁重工业已牺牲多少美丽风光。“污染”成为中国公民口中和互联网上最常被抱怨的热词,影响范围之大在各个层面皆能见到显着效果。
环境退化成本飙升
《纽约时报》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引用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的研究数据指出,2010年,中国环境退化成本(生态环境受污染或破坏引发的成本)约为2300亿美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5%,以人民币计算相当于2004年的三倍,意味着污染程度随着经济起飞为之飙升,正是中国为自己快速工业化付出的代价。
因此,如同美国经济谘询公司环球通视(IHS Global Insight)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阿利斯泰尔‧桑顿(Alistair Thornton)所说:“过去30年中国走的是爆炸式增长的路线,未来30年他们要向可持续增长看齐,如何达到目标将是领导人面临的经济挑战的核心。”此外,针对中国过去几年大量的经济活动,桑顿将过程形容为“先挖个大坑,再把坑填平就会产生GDP增长,但这样做并不会带来实际经济价值。”
全国范围的环境破坏是许多中国人最关注的议题,黄安伟举例,2013年1月北京的空气污染达到史无前例的创纪录水平,让西方环保机构瞠目结舌,也导致民怨沸腾,公众的愤怒迫使宣传部门放松审查力度,允许官媒更坦率地报导污染问题。事实上,主张环保的政府官员有意实行缓和污染的政策,但显然地很多举措挡人财路,常受到石油及能源产业的国有企业阻挠。
2006年环境部指出,2004年的环境退化成本超过620亿美元,佔国内生产总值3.05%,2010年环境部再次公布2008年环境退化成本的计算结果,数目为1850亿美元,佔GDP的3.9%。然而,一些外国学者却对官方的统计方法提出批评,称他们并没有纳入关键的环境退化指标,桑顿便提到,上述2300亿美元的数字是不全面的,一方面研究人员未能取得完整数据,另一方面要进行这类运算“异常困难”。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近十年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造成巨大环境代价,但无可奈何的是,经济增长仍为政府首要目标,毕竟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依赖经济迅速发展,他们将未来几年的目标设定在7%至8%间。黄安伟引述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于2013年3月释出的报告称,当前的增长政策恐怕只会让环境在未来十年继续恶化下去,特别考虑到预期的煤炭消耗量,以及越来越多中国人买得起汽车的情况下。
部分人代反对建三峡大坝
那么,中国领导人有决心对抗环境问题吗?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中国项目主任芭芭拉‧费雯莉于《贺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写道,1992年3月早晨当她擦拭北京公寓灰熘熘的玻璃时,电话突然响起并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原来全国人大有近1/3的代表对于三峡大坝投下弃权或不同意票,费雯莉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作为一个橡皮图章,全国人大从没表现出如此水平的反对,更不用说基于环保理由,在此之前,政府极力扼杀关于该项目的公共辩论。
不过这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建设终究是盖了,而且在2011年,也就是三峡大坝完工后五年,国务院终于承认此项目已造成“紧急”的环境和地质问题必须处理,包含地震、山体滑坡、干旱以及社会动盪的风险大幅增加,这些就是1992年全国人大代表担心的点,但费雯莉说,既然政府一开始就没有解决它们,现在更不可能,越来越多专家警告,三峡大坝“可能会导致一场大灾难”。
中国如今处于全国性的环境危机,2013年3月甫落幕的全国人大也有不少代表再度挺身而出抗议。费雯莉指出,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任命表决中,近1/3的代表投了反对或弃权票,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尽管连任,却是所有部长获票最少的,这也是继1992年后人大代表们另一次让人惊讶的表现,如实反映公众压力,就连长期支持GDP增长高于一切的官员也受够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上任总理后的第一场讲话,李克强将环保摆在优先于经济增长的位置,甚至鼓励媒体和公众时时提醒他关注中国沉重的环境负担。李同样强调透明度对于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向公众发布有意推动空气质量监测报告的数据,让平民百姓发挥建设性作用打击污染。费雯莉认为,中国新领导人会不会兑现诺言仍有待观察,但人大代表们已率先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忧虑,当局很难再对污染视而不见,事态已大到无法掩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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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8 03:3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