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来自土星，欧洲人来自水星

为自己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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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洲，分处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文化特质迥异，用林妹妹的话来说，中国人是土做的，欧洲人是水做的。不过，在此，土没有肮脏的意思，水，也没有纯洁的内涵。只是说中欧文化之分别，像水土一样反差巨大，界限分明。
或言之，中国人来自土星，欧洲人来自水星。还需声明，这里的土星和水星，是古代语境下的土星和水星，也就是说，土星上堆满了黄土，水星则是一个被海洋覆盖的水世界。
中国人用软笔，欧洲人用硬笔；一支鹅毛，中国人用其羽，欧洲人用其杆。羽毛可以积墨，利于书写；可实际上，鹅毛杆是中空的，由于虹吸效应，鹅毛杆里也能储存少量墨水，可谓异曲同工。
为什么中国人用软笔，欧洲人用硬笔呢？答案在纸上。
中国是纸张发明国，可是，早期造纸法并不成熟，残留的各种纤维，使得纸面凸凹不平。在这样的纸上用硬笔，是两败俱伤；一方面，笔尖会划破纸，另一方面，锋利而脆硬的笔尖，也会因过度摩擦而造成折断。软笔书写，由此成为必然。
欧洲人用纸，先是埃及的莎草，之后，是羊皮纸、牛皮纸。莎草纸，不是纸，而是草。它是把莎草纵向劈开、平铺、拼接，做成一张大“纸”。因为，纸面是莎草内壁，十分光滑。羊皮纸、牛皮纸经刀刮和鞣制，也比植物纤维纸，平滑得多。欧洲人用硬笔，也就不难解释了。不过，羊皮纸太稀有、太珍贵了，于是，中世纪欧洲贵族家庭的夜晚功课是，一家人围坐在温暖的壁炉前，听妈妈讲圣经故事。是读书，不是看书；一个人读，全家听；一人一本书，是做不到的。一个家庭，只有一本书，这还是贵族家庭。平民百姓，别说读书，连书也没见过。
中国人竖写，自上而下；欧洲人横写，自左向右。或者说，中国是一个垂直社会，而欧洲是一个水平社会。
中国数字，一、二、三水平展开；罗马数字I、II、III，亭亭玉立。中国数字，旋转九十度，就是罗马数字；反之，亦然。用北京话说，满拧！把中国、中国人变成欧洲，费劲儿；把欧洲、欧洲人变成中国，也要拧。
中国人吃吃喝喝，一边吃饭，一边喝酒；大吃二喝，酒足饭饱。欧洲人先吃饭，再喝酒；吃就是吃，喝就是喝，绝不合二为一。吃饭之时，一言不发，正襟危坐，若君子若淑女；饮酒之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如醉如痴，若流氓若荡妇。
中国人用筷子，欧洲人用刀叉；中国人单手执筷，欧洲人双管齐下，左手用刀，右手用叉。这种习惯扩大化之后，我们看到：中国人打乒乓，多是直拍；欧洲人都是横拍，没一个直拍选手。
还有一个看上去反差很大的现象——中国的房子，一字排开，以矩形的长面示人；入口，也开在这一面。紫禁城里的太和殿，胡同里的小平房，莫不如此。欧洲建筑，也多是矩形，若是教堂，十字型居多。可是，欧洲的房子，都以矩形之短面向人，入口，也开在这一面。
看上去，中国和欧洲建筑，又是满拧。
这里耍了一个小花招，说的是房子的相对方位，也就是对来人来说：矩形的长边、还是短边向着来人，入口开在哪一面。当我们观察房子的绝对朝向时，那种“满拧”，就彻底露馅了。
其实，不管是中国房子，还是欧洲建筑，都是宽面朝南的——北半球的居室，为了获得充足的阳光保暖，莫不如此。差别是，中国的房子，入口开在南面；西式建筑，入口是在西墙。如此，假如你转向的话，就会觉得中西满拧。
而实际上，房子的朝向，是住房的关键，是解决房子保暖的功能性要求。至于，门开在哪一面，不是功能性的，而是精神性的。
不同的环境，必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而相同的境遇，也会引发大致相同的文化现象。中西建筑，或可为证。
对此，胡适先生也有过极其精辟的评价：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生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东家所有，西家所无，只因为时势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东家，东家也不配夸耀于西家。何况东西所同有，谁也不配夸张自豪。
说中国文化来自土星，是因为：中国文化植根于雄厚和广袤的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说欧洲文化来自水星，是因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埃及、古希腊、罗马帝国，乃至文艺复兴的圣地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城邦，莫不在地中海沿岸。
土，是静的，中国文化深沉稳固，但开拓不足。
水，是动的，欧洲文化波澜壮阔，但根基不稳。
土，不能没有水；没有了水，土地就会干涸荒芜；水也不能没有土，没有土，水就会陷入一种飘泊不定的恐慌，就像电影《未来水世界》里的众人，矢志不渝地在寻找一块土壤。
刘云枫，男，天津大学劣质毕业生，还在北京交通大学混了一个博士。本是自动化专业，可听不了电动机之嗡嗡声，改行写程序；程序写不下去了，转写文章。妄想以科学思维，阐释历史、社会和文化，其实是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