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分等，欧美人分类

唐华杰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包罗万象、一网打尽的神器，这就是“礼”。孔子之学，虽有六艺，而礼学居于中枢。所以，才有孔夫子的“非礼”四部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没有礼，就没有儒学；没有礼，也就没有儒学意义上的人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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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孔夫子之“礼”，还是人间法则的话，到了朱熹，“礼”就成了宇宙真理。朱子曰：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理，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是万物之本，气是万物之具；天地未判，理已在先。理，是本源、无处不在、也是永恒的。理一分殊，世间万事万物只不过是不同性之寄居体。盖天下只是一理；一以贯之，只是一个自然之理。
　　可是，“理”太玄了。看不见摸不着地，如何为“理”找一个化身呢？朱熹曰：礼，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于是，宇宙秩序统一建立在“礼”之基石上。大道归一，只是一理。喜欢统一、单一、唯一的中国思想者，至朱熹，终于将世间所有装入一个盒子里，天上星辰，人间众生，无不受制于一个“礼”字。
　　此为“知”，行得如何呢？日月星云之天象，真不好说；在社会领域，借助帝国不可一世的皇权，“礼”之等级制，威及四海。华夏九州，自不必说；蛮夷藩属，也莫不遵从。
　　有一个安南、也就是今天越南的使臣，和大清朝礼部官员，因“礼”而起的辩论，值得一读。
　　乾隆初年，安南使臣因为清朝诏谕中有“外夷贡道”之语，非常不爽，自认为久沐中华文化，早已由夷入夏，不再属于“外夷”之列，于是，请求将“外夷”改成“外藩”。
　　可是，皇帝的诏书哪儿能说改就改啊！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正在礼部，他回复安南使臣：《周官•职方》记载，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离王国有七千里，藩服却有九千里，因此，藩国偏远而夷服亲近。
　　接下来，刘逢禄还从字形出发，说“羌”字从“羊”旁、“狄”字从“犬”旁、“蛮”字从“虫”、“貊”字从“豸”等，这些表示蛮夷的字都是从物旁，所以，不是好字眼。但是，“夷”字就不一样啦！ “夷”字从“大”、从“弓”，上古东方大人之国称之为“夷”，孔子都说自己“欲居九夷”，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称你们为外夷，没什么好亏的。
　　经过刘逢禄大师一番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安南使臣只好认命，然而，心里并不服气。
　　可，这就是“礼”，谁也不能改！礼，早在孔子之前的周王朝，已经蔚然成型；孔子之春秋乱世，礼崩乐坏，在世风日下的时代中，孔夫子依然逆势而为，克己复礼，时时处处捍卫“礼”的尊严。
　　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
　　足见，不止人有等下之分，五谷和蔬菜水果，也有等差。五谷在先，水果在后，不能颠倒。要是颠倒了，就是非礼。因此，尽管旁人讪笑，孔夫子依旧故我，先吃黍子，再吃桃。尤其是，鲁哀公说黍是来擦桃子毛的，显然，黍子未经蒸煮，还带着穗，才能擦毛。可如何下咽啊？然而，在维护“礼”之大是大非面前，孔夫子绝不让步。和失礼比，再难吃的黍子，也是可以忍受的。
　　何止是五谷、蔬菜、水果，纳入了“礼”之轨道，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也在“礼”所规定的秩序里。比如五岳，乃山之领袖，泰山又是五岳之首。所以，才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说，才有封禅之举——以泰山天下第一之势，映证皇帝的至高无上。
　　实际上，泰山五岳之首的名号，名不副实。五岳之中，泰山并不是最高的。北岳恒山、西岳华山都比它高，还高了不是一点半点。泰山的高度，在1500上下。华山和恒山的海拔都超过两千米了，比泰山高了5百多米。但是，五岳之首，还是泰山。
　　这一方面，反映了古人测试手段落后，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五岳到底有多高；另一方面，泰山之尊，是皇帝封的。皇帝是人间至上，泰山，就是山岳至高。
　　总之，从人类社会到自然万物，总不过一个礼字；个人与家庭、民族和国家，无论华夏九州，还是番邦蛮夷；一花一草，一石一山，大到宇宙星辰，小至花粉微粒，以等差为序列，因距离别亲疏，构成一幅像水波纹一样由内而外无限扩张的同心圆，无所不在，无所不有。近则尊，远则卑；亲则近，远则疏；人有高下，事有等差，所有人、所有事、所有物，无不嵌入一个预先设定的级别中。
　　对此，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不认同的。就人类而言，信徒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天父上帝，上帝是所有人的共父。明代第一个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指出：国主于我相为君臣，家君于我相为父子，若使比乎天主之公父乎，世人虽君臣父子，平为兄弟耳焉，此伦不可不明矣。这就是说，既然上帝是所有人的共父，君臣父子，就没有意义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也知道，事实上的、绝对的平等，在人类社会还远没有实现；即便在教会内部、教众之间，也有种种不平等。但，不可否认，基督教在教义上，是承认并肯定“人人平等”这一最高原则的。但是，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从来没有将“平等”、而是将“礼”、将等差作为其核心价值。因此，在儒学主导的社会里，平等即便在口头上，也是没有根据的。
　　这就是儒学和基督教的根本差异，也是中国社会和西方之本质区别。
　　因此，分等级、别高下，是没有市场的，是不被基督教徒们所认可和接受的。这倒不是说，分类是因为基督教的反对，才开始的。事实上，分门别类地研究，是古希腊由来已久的传统，且由亚里士多德发扬光大。
　　亚里士多德的视野，是世界性的，不过，他可没有像中国古人一样“天人一体”、天人不分，而是将不同的对象、划分为不同的研究领域。自然的归自然，社会的归社会，心理的归心理，自下而上，先分析再综合，从而，构建起了一个覆盖所有领域的知识之树。今日之科学分类、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大体上还是沿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
　　亚里士多德个人的著作，也反应了分类的基本思想。如：
　　政治学：《理想国》；
　　哲学和逻辑学：《形而上学》、《范畴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等。
　　心理学：《论灵魂》、《论梦》、《论记忆与回忆》等。
　　伦理学：《尼可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等。
　　动物学：《动物志》，《动物的运动》等。
　　此外，还有《家政学》、《修辞学》、《诗学》、《论植物》、《物理学》、《气象学》、《政治学》等。
　　亚里士多德的学术，迄今，多已过时。可是，有两样东西却是永恒的。一是三段论，二是学科分类。学科分类，不仅奠定了西方学术的根基，也深刻影响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耶稣的归耶稣，凯撒的归凯撒；不分类而混为一体，实为鸡鸭同笼。
　　中国人分等，由此，中国是一个垂直社会；西方人分类，由此，西方是一个平面社会。当一个垂直社会遭遇平面社会，会发生什么？结果是什么呢？走走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