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个新的历史使命立刻来到中国共产党面前：同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中日民族矛盾的急遽激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达成这种协议有了可能。两党的谈判经历了艰苦曲折的过程，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做出了巨大的政治牺牲与让步。
1937年2至9月，中国共产党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邀请，派代表直接与国民党谈判。国共两党代表围绕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四地，先后进行了五次重要谈判。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实现了政治、军事上的第二次合作。
西安谈判初定红军改编三个师
中共中央为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于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
为欢迎“西安行营考察团”，肤施城门上张贴标语：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
1937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一切军事行动。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裁撤西安“剿匪”总司令部。
2月8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西安。蒋介石委派他为全权代表，主持在西安举行的国共谈判。以后又增派张冲、贺衷寒参加。中共方面则先派周恩来为代表，后又增派叶剑英参加。
2月9日，周恩来与顾祝同举行第一次会谈。2月10日，中共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四点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积极与合理的，是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赞成的；四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为的是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2月11至12日，双方会谈期间，顾祝同表示，红军可以在西安设立办事处，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政府；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政训人员及联络员，其他地区游击队改为民团。周恩来在会谈中，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交给顾祝同，希望国共两党能再次合作，共赴国难。双方的会谈虽然仍有分歧点，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开幕。21日，会议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议案虽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但此决议案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共提议的国共合作的主张。
张冲返回西安后，于2月26日代表蒋介石再与周恩来谈判，转述了蒋介石的意见，并介绍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情况。周恩来对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的措词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利。周恩来告诉张冲：中共目前无意参加政府，只要求参加国防机关。
西安谈判期间国共两党代表周恩来（右）、叶剑英（左）、张冲（中）在西安红军联络处门前。
与张冲会谈期间，周恩来利用自己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多次与黄埔毕业生谈话，并请中共中央派遣陈赓来西安，同做黄埔系的工作，以利国共和谈的顺利进行。周恩来与原黄埔学生、国民革命军将领关麟征、宋希濂等交谈时，他们都表示“愿和平，准备抗战”。
谈判中，张冲的态度友善而又积极，他提出红军主力可编四师十六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共六万人。为使和谈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他还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但是，蒋介石只允许红军改编为三师九团。中共中央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后，认为如果蒋介石执意“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以表现合作诚意。
国共谈判期间，《大公报》《益世报》《北平晨报》陆续发表评论，讨论统一救国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磋商，双方的意向也逐渐趋于统一。3月8日，周恩来根据谈判意向整理为一个总结性条文，即“三八协议”。
事情在最初一段时间似乎进行得还算顺利，可这个协议却因贺衷寒的修改而改变了内容。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贺衷寒是要以红军西路军困陷河西地区，而“束缚我们”“胁迫我们”。认为在西安与顾、贺继续谈判，已经没有实际价值，要求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以期问题的根本解决。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3月12日晚，周恩来会见张冲，提出将“三八协议”直接送达蒋介石的要求，历时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结束。蒋介石接到张冲转达的周恩来意见后，答应与周在杭州会谈。
杭州谈判后周恩来遭遇伏击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乘飞机抵达上海，先期与宋美龄会晤，请她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谈判的十五条意见转交蒋介石。宋美龄向周恩来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
次日，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杭州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一见到蒋介石，周恩来就首先阐明了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维护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纲领上的；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的诬蔑。谈话重申中共十五项谈判条件，并提出几点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指挥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听完周恩来的意见，蒋介石表示：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蒋介石说，国共由于分家，致使十年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国共两党要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拥护他为领袖。他希望，这次合作是永久的，即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在谈到合作的具体问题时，蒋说：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便可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四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绝不派人破坏中共的部队；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关于永久合作的有效办法，周恩来表示制定共同纲领是最好的办法。蒋立刻说：那就赶快回肤施（今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周恩来问：有什么具体办法？蒋介石回答说：没有，要中共先商量。
杭州谈判取得了一定成效，蒋介石在口头上答应红军保持四万余人，承诺陕甘宁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区。3月30日，周恩来携带与蒋介石联系的密电码返回西安。当晚，同顾祝同谈判接济红军给养等事项。
4月初，周恩来回到肤施。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杭州谈判的报告，针对蒋介石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永久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会议期间，周恩来致电蒋介石：“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这时，通过中共中央与斯大林的交涉，蒋经国已从苏联回国。血浓于水，分别多年的蒋氏父子得以团聚，给正在进行中的国共谈判增添了有利因素。
在4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就制定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慎重的讨论。会上讨论了由吴亮平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周恩来就纲领的细则做了详细说明并指出：统一战线必须承认中共的独立性、国际性和阶级性三原则。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的准则；建立联合组织；在蒋介石承认此纲领的条件下，中共可承认他为领袖。关于联盟的组织原则：凡各党派各革命团体均可参加；联盟中保持各组织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等。
4月25日早饭后，周恩来一行共三十余人乘坐军用卡车前往西安的途中，遭遇一伙政治土匪攻击。战斗中，随同人员十余人不幸牺牲，周恩来等突围脱险，折回肤施。后来，红军歼灭了这股土匪。第二天，顾祝同派飞机把周恩来接到西安。双方就军事问题进行谈判，商定红军的经费再给五万元；红军夏衣在6月中旬发放；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已到兰州的，可送西安或发衣被；中共将和南方各苏区联络等。顾祝同均答应向蒋请示。
两次庐山谈判柳暗花明
1937年5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几天，同各方面人士洽谈争取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公开刊物。
6月4日，周恩来上了庐山。此时，蒋介石正在庐山筹办暑期训练团。从8日到15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交谈，宋美龄、张冲也参加了。周恩来立即将张冲的意见向中共中央汇报。3月3日，张闻天、毛泽东即拍来电报，同意红军的改编意见，指出，现在谈判的中心内容是中共“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由中共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以及中共会谈的书面提纲。该纲领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中共设计的纲领草案中强调自身独立性的做法让蒋极为不满。他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想将共产党溶化于国民党之中，并推翻了自己在杭州时曾作过的许多承诺。周恩来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早有思想准备。双方在会谈中互有坚持和妥协，既达成了一些共识，也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对于红军指挥机关设立与否等原则问题，分歧很大，谈判没有取得预期结果，暂时告一段落。
6月18日，周恩来返回肤施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中共中央在正确研判形势之后，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准备做出重大妥协和让步，拟于7月中旬发表宣言，其内容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及上次交蒋的方案为根据。
国共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是改编后的红军指挥部。按照蒋介石的设想，以“政训处”取代红军的军事指挥部，并将毛、朱排斥在军队之外，让改编后的红军失去核心。这样，所谓的“改编”就演变成一场“收编”了。6月22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专门谈及军事指挥机关的问题，表示中共可以再次让步，改编后的红军可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但是，朱德应为这个机关的主任。时下，朱德不能离去，红军倘若改编，将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他告诉顾祝同、张冲：“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请向蒋进言，朱不离军队。”
与此同时，蒋介石决定召开庐山谈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6月26日，南京方面又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中共中央决定，待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拟好后，再去谈判。7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7月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达上海。就在他们到达上海的当天夜里，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半年多的谈判中，国民党之所以在联共问题上犹豫徘徊，其根本原因还是对日本能够延迟侵华行动抱有幻想。直到“七七事变”前，蒋介石仍不断劝告日本当局：“错误的道路，走的还不算远”，如能停止进攻，两国关系“当会好转”。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日寇在卢沟桥制造战端，是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开始，发出“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疾呼；号召“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1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达庐山，与国民党方面进行第二次庐山谈判。7月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16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同时明确指出，蒋介石的意见和态度与第一次庐山谈判“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周恩来就谈判的问题草拟出十二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但是，蒋介石仍坚持己见，没有任何回应，谈判陷入僵局，第二次庐山谈判结束。
日寇在华北的侵略行动不断升级，已逐渐超出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底线。7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二十九军作持久战的准备，严令禁止与日方妥协的行动。7月17日，蒋在庐山海会寺向全国各界代表百余人发表“最后关头”谈话：“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27日，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在与蒋鼎文会谈时得到蒋介石口信：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7月29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红军改编已刻不容缓，周恩来、博古迅速赶往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红军总部，安排改编事宜。就在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备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停顿下来的国共谈判又柳暗花明。
南京谈判后红军改编
在南京举行的第五次谈判，红军改编和出师抗日是最核心的问题。
1937年8月10日，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在国民政府军政谈话会上，周恩来、朱德再次阐明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抗战的方针意见，获得与会者的好评，对于国民政府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8月13日，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淞沪抗战爆发，战火逐步向南京蔓延。国民政府措手不及，下决心与日本决战。8月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于22日正式发表文告。蒋介石、何应钦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分的作战任务；同意中共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允许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后又在武汉、长沙、兰州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通讯处等）；同意释放部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同意在南京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
1937年9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公开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开始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END
作者：陈化娟 王今诚
编辑：陈晓燕 吕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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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20 06:1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