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打击华人旅游团：以后公勺公筷必备

可乐可乐

导游手记之五八：公勺公筷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感染、死亡人数日见其多。达总紧跟形势，每天在导游微信群里更新多伦多市和安大略省的最新疫情，总结各国防疫措施都包括戴口罩，勤洗手，保持两米距离等几项，说这些方面华人比其他族裔做的好，疫情初期就开始自觉佩戴口罩，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因而华人确诊感染的比例相对比较低。达总讲话总会有个“但是”，但是华人有一短板：不太注意使用公勺公筷，大都是合餐会食。

       

        图源：人民网

        疫期饭店大都不允许堂食，大家聚餐频率大幅下降。你们各位少有像阿拉这样单人独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儿，即使和家人用餐最好也用公勺公筷。老唐心中暗忖，达总啥时真正地单人独居过？他时时处处都有红袖添香，美女相伴。
        达总早有规定，带团接客时导游绝不允许和客人同桌进餐，更不能和客人饮酒，以免产生不必要的争议。曾有客人投诉，说导游、司机和客人同餐共饮，挤占了客人的餐饮费用，降低了客人餐标，等于客人花钱请导游司机吃饭。这种投诉挺无聊的，按照行规司机导游的餐饮费用肯定是包含在团费之中的，不可能指望达总这些旅行社老板自掏腰包，给司机导游买饭吃。
        不与客人同桌用餐可以省去许些麻烦，反正肉烂在锅里，客人眼不见自然就心不烦了。就算老板允许，老唐也绝不愿和客人同桌吃饭，除非自助餐，原因其实不言而喻。这里无论中餐馆还是西餐馆大都会提供公勺公筷，然而许多客人并不愿意使用、也不习惯使用，常常都是直接拿自己的筷子在盘里夹菜，有的甚至还在菜盘里翻来翻去，和他们一起用餐老唐觉得非常不自在。
        再说了，领导给夹菜吃不吃？吃吧，于心不忍，难以下咽；不吃吧，于礼不敬，驳领导面子；干脆彻底避开。况且老唐饭量格外大，多吃不礼貌，少吃吃不饱，最好找个阴暗的墙角，自己吃，爱咋吃就咋吃，无所顾忌，达总对老唐的贪婪吃相从来都是充满鄙夷的。
        给客人讲解加拿大的风土人情时，老唐经常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提到分餐制、公勺公筷的话题，建议大家入乡随俗，开门问禁，如果有加拿大当地朋友请客吃饭，特别有西裔友人在场时要格外注意，毕竟内外有别。有些客人以为分餐乃是西餐习惯，合餐方为中餐传统。
        其实远非如此，分餐制在华夏大地古已有之。《周礼》《礼记》等对此早有记载，周朝时就是分餐制。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分餐时使用的餐盘“案”，我们平常用的成语“举案齐眉”中的“案”指的就是这个餐盘。在影视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这些场景，主人宾客按长幼尊卑依次席地而坐，每人面前摆张桌子，上置一案和一套餐具，每人一份，并不混餐合餐。
        中国古代的分餐制主要是为了体现礼仪、彰显尊卑等级等，先秦时期，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吃饭所用餐具、所吃食品都分三六九等。传统的列鼎制度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等。而现代人主张的分餐制则主要是从健康、卫生角度来考虑。古人的分餐制也不尽相同，有时社会地位决定所吃的食物的种类、数量和等级，特别是在先秦时期；当然很多场合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情况越往后越普遍。
        《史记·孟尝君列传》里记载说，有次孟尝君与门客们一起吃饭，有位门客因为天色已晚，看不清楚，以为他吃的菜肴比孟尝君差，十分不悦；孟尝君马上把自己的食案给门客看，说大家吃的完全一样，这个门客倍感羞愧，自刎谢罪。
        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分餐的另一层含义。人类早期社会物资匮乏，贵族借分餐彰显等级地位，寻常百姓家借此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让大家都有饭吃，不至饿死。唐妈健在时，一家老老少少十几口子经常聚餐，都是分餐。有次老唐猛然想起自己年幼时家里就分餐，不禁发问，咱家挺时髦够超前，吃饭都是分餐，很讲究卫生呀？没等唐妈开口，老唐的妹纸脱口而出“小哥嫩（你）太能吃了，狼吞虎咽地吃滴飞快，不分着吃，饭早被嫩抢完了，俺就幄（饿）死了”。那时粮食都是凭票供应，老唐时刻都有饥饿感，总是处于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直到上大学了还是那样。
        有次帮老师搬家，老师要给工钱，老唐坚辞，说老师您要是真想意思意思，就请俺吃顿饱饭吧。老师闻后大悦，说这个容易，今儿我省钱了。结果准备的大量饭菜并不够吃，老师说他再去楼下教工食堂买点，离开前指着墙角一箱廿四瓶装的“燕京啤酒”说，别客气，随便喝。老师买了一大袋子油饼、花卷回来，只这一会儿功夫啤酒只余空瓶了。老师大惊失色，“都，都，都喝了？”老唐答曰：喝了，还有木有了，俺还想喝。从此老师牢记着老唐的饭量，上次老师带队来加拿大考察，特意要求达总安排老唐导游，老师在车上大讲特讲老唐搬家吃饭之轶事，众人闻后捧腹大笑。
        汉朝时，分餐依然占据主流。唐代时分餐已经向合餐会食过渡，初期大家虽然坐在一起吃饭，但餐食依然是每人一份，并不混同；观五代时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众人围坐一起边吃饭边欣赏乐曲歌舞，桌子上每人面前都摆放着一模一样的食物，说明那时上流社会依然是分餐制；丝绸之路贯穿东西，胡床、胡桌、胡椒、胡姬之类的都流入中原大地，胡人的用餐习惯也开始在华夏出现，合餐就是其一。
        一大帮人围桌吃饭，勾肩搭背，吹牛聊天的挺自在。敦煌壁画中有幅宴饮图，但见一长方形餐桌上摆满美食佳肴，桌边围坐着九位男男女女，每人面前摆一套餐具，此壁画被认为是第一幅合餐图。直到南宋时期，合餐制才开始在权贵阶层和普通民众中流行开来，明清时代合餐制已经完全取代了分餐制，延续至今。
        有人说西餐分餐彰显了文明，中餐会食展示了落后，这一观点十分片面，根本不了解西方历史。最初欧洲人是围坐着进食，直接用手抓食物，远没中华的伟大发明：筷子。文艺复兴之后，人们有了较强的卫生意识，上流社会率先开始新式餐饮规则，渐次发展到当今的分餐制。十三世纪以前，人们吃东西时还都是直接用手，那时中国已是元代，筷子已经普及超过千年。
        虽用手抓食，居然还搞出一套规则，按使用指头的多寡来表明各自的身份。比如罗马平民是五指齐下，贵族只用三指，就是拇指食指和中指。这套规则甚至在十六世纪还存在。用叉进食最早出现于十一世纪的意大利，彼时叉子只有两个齿。教会认为食物乃上帝所赐，人们应该用手直接去拿，借助叉子属于亵渎神灵。直到十八世纪，法国贵族们独树一帜，热衷用四齿叉子进餐。叉子于是成为品味、档次的象征，逐步成为必备餐具，分餐制也随之成为习惯。
        二〇〇三年的“非典”是推动和倡导分餐制的一大良机。但这一改革阻力很大，难以贯彻执行。老唐有位同学在国内是个相当规模的连锁餐馆的老总，他说分餐会增加很多成本，要有更多服务员，碗盘用量要翻几倍。把这些费用摊入餐费必然降低餐馆的竞争力，严重影响客流量，因此很快就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相对于分餐制，使用公勺公筷不失为一种成本低廉，简单易行，效果显著的选择。
        大家依然共聚一堂一桌，谈笑风生，避免分餐带来的疏远感；餐馆只需多放些公勺公筷，增加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公勺公筷据说可以追溯到宋高宗赵构那里，就是那个连发十二道金牌，阻止岳飞直捣黄龙的那位。他的优点是比较节约，常把吃剩下的饭菜奖给周围人吃，难能可贵的是他体谅下人，不愿那些饭菜沾了自己口水再送人，于是发明了公筷。宋高宗和他爹宋徽宗类似，文治武功很一般，琴棋书画挺不错。这公筷算是他的一大功绩，不仅讲究卫生，也充分体现了勤俭节约。
        达总在非典那阵子也曾大力提倡公勺公筷。听老导游说公司聚餐时，达总吩咐关系户餐馆在每人面前摆两副筷子，牙色塑料筷为公筷，原色竹筷为私筷，用公筷从大盘中夹菜，用私筷进食。老唐问为何搞这么复杂？每个餐盘里放一副公筷不就行了。老导说达总喜欢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又云这样大家可以同时夹菜，气氛更好。
        事实证明此举纯属画蛇添足，好心办坏事，不一会儿大伙就搞混了自己面前的公筷私筷，再推杯换盏一番，菜盘里公筷私筷都有，乱成一片。达总面前最后居然有四双筷子。老唐听后心中窃喜，幸亏入行晚，不然那天肯定跟着吃达总口水。
        推行公勺公筷也要循序渐进。老唐刚上大学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大力提倡西式分餐制，甚至提议放弃筷子，改用刀叉。用心不错，但是，达总的“但是”来了，此议严重脱离实际，曲高和寡，根本无人响应，最后不了了之。前阵子老唐听网上讲座，倡导公勺公筷，主持人说目前我国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超过一半，这与国人吃饭时不用公勺公筷有着极高的关联率。常言道“病从口入”，不光是螺旋杆菌，许多其他传染病都是在餐桌上吃出来的，如普遍实行公勺公筷，传染病的传播幅度就要轻很多。很多地方老人、家长给婴幼儿喂食，居然还是咀嚼之后给孩子吃，实在令人目不忍视。
        老唐小时候和同学好不容易凑够几分钱买根冰棍，两人一人一口地分食，当时并没觉得咋样，冰棍依然香甜可口，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很内个。达总曾举例说明，男领导和女秘书共用一只保温杯显然两人关系不寻常，但酒桌上共用酒杯或许只是浓厚的朋友情同志谊；一夜情、找小姐可以做爱，但不见得接吻。达总的阅历和经验的确不一般。
        此番新冠疫情是推广文明就餐的重要契机。一九一〇年，东北爆发大规模鼠疫，马来西亚华人医生伍连德博士就曾大力提倡使用公筷，避免进一步的传染，迅速控制疫情，挽救了无数生命。十几年前香港有几百人因非典病逝，香港各类食肆由此开始广泛使用公勺公筷，有的餐馆为鼓励大家，会给使用者一些折扣，取得了明显效果。
        现时杭州有超过百家餐馆组成“公筷联盟”，矢志推广公勺公筷，改变国人不健康的餐饮方式，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公勺公筷能普及到九州大地。八十年代老唐熟悉的口号萦绕耳边：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