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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工程师为女儿来加拿大当修路工人 月薪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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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0 03:00: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是我在工地的照片,整天跟一些重型机械打交道。

  我叫郭延斌(@加拿大老卡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沈阳变压器厂的一名国企员工,后来在日企当过中层管理,也自己创过业。差不多十年前,为了让女儿接受更适合她的教育,我们一家三口举家搬到了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

  来到异国他乡后,我从工程师变成了工人,不再像过去一样下车间、坐办公室,而是考取了重型机械证书,在户外工地开翻斗车、推土机、挖掘机这类重型机械,干一些修路、搞建设的活儿。
  相比以前的表面光鲜,我更喜欢体力活的简单自在,如今我已经适应了在工地干活,很享受当下的生活节奏。由于加拿大冬天比较漫长,我可以干半年歇半年,没事和老婆孩子到处玩,有大量时间去干自己喜欢的事。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和机械的缘分一直挺深。1967年,我出生在沈阳三台子的一个军工家庭,父母都是在军工厂工作,他们就是负责制造军用机械的。
  我爸是名高级技术员,放在现在相当于教授级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概只有四五十元,而我爸每月工资能有一百多元,我家条件还算不错。那个时代书很稀缺,我爸却能给我们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还有许多小人书,这可以算是对我最早的启蒙。

  1975年,我(中间)和大姐二姐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我二姐是学文科的,总喜欢舞文弄墨,在她的影响下,上初中后我看了不少杂书。小说、散文、诗歌,什么都看,什么都涉猎。
  七八十年代正是各类文学创作复兴的年代,北岛、舒婷、顾诚的朦胧诗风靡一时,也出了一大批像余华、莫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种风潮,我也非常喜欢读。我对文科挺感兴趣,爱上政治课,爱看辩证法,像个文艺青年,但其实我是理工科的学生。
  我们那个年代学习也不是很紧张,因为学生太多了,安排不过来,通常每个年级只需要上半天课,老师也不怎么管我们,所以我有大量的课余时间可以自由玩乐。我在学生科技组学做过航模、船模,是科技组的主力。我有很多爱好,画画、集邮、下棋,还学过二胡,反正都是不要钱的,虽然五音不全,还是在学校学了好久。

  我们一家人在父亲单位展览馆前的合影,身后是一排飞机。

  1977年,国家试行恢复高考,各地开始抓教育,区分重点学校了,我上初中时正好赶上那轮改革。我学习虽不是那么刻苦,但在男生里面算学得不错,基本上在班级前五徘徊。为了提高升学率搞好重点中学,学校组织年级开设“快班”,从每个班级抽出四五个人学习较好的,上午学完下午还要继续学,很不幸,我被抽中了。
  当时国家正大力发展重工业,大家喊的口号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男生如果学了文科,感觉有点耻辱似的,总觉得只有学不好数理化的才去学文科,于是我也随大流学了理科。

  这是高中时我与父亲的合影,父亲是在我成长路上的启蒙老师。

  1985年,我参加高考,发挥得还不错,但对于各类专业的认知比较模糊,压根不知道学什么好,只能瞎报,最后我被东北工学院机械工艺与设备专业录取了。
  八十年代上大学还是挺难的,升学率很低,好不容易度过每天早起晚睡的高中,我一进大学就放松了。大家普遍都是很自由的状态,在学生中甚至还流行60分万岁的潮流,考试只求及格。我在大学也比较散漫,机械虽然是工科最基础的专业,可学校的实践机会不多,我在大学那几年其实学得并不深。

  上大学时,我(左一)与同学在东北工学院图书馆前的合影。

  1989年,我大学毕业了,一毕业便被分配到沈阳变压器厂。那会儿电力系统赶上发展红利,电视行业也进入大踏步往前迈的时代,沈阳变压器厂作为全国最大的变压器厂,可以说是沈阳最吃香的企业。
  进厂意味着抱上了铁饭碗,可以说一辈子都没啥后顾之忧了。国家干部最低24级,而我是大学生,一进厂就可以享受23级的国家干部待遇。

  我和妻子是在大学认识的,毕业后我们都进入国企成为工程师,1992年我们结婚。

  大学生刚进厂需要实习大半年,下车间跟工人一起干活。我特别喜欢跟工人在一起,因为我们之间没什么利害关系,工人们对大学生也都高看一眼,大家在一块混得挺好的,我反倒和自己的领导相处不来。
  我一个刚从城里毕业的大学生,相对来说不那么踏实,不那么听话,更不愿意讨好人伺候人。那个时候流行论资排辈,能说会道的、跟领导关系好的,将来肯定会发展得好一些。也许是我骨子里的叛逆心理还在,大伙越爱干的事我越是敬而远之,不那么听领导的话,总有自己的小想法。

  在沈阳变压器厂车间工作时,我(三排右二)和技术科同事的合影。

  我整天吊儿郎当的,领导也没法开除我,就不太愿意带我。我是个不安分的人,他不带我,我自己跑去参加了厂里去日本研修的选拔,虽然没被选上,但这事把我的瘾勾出来了。一条路走不通,换条路不就行了么?没多久我自己联系上外面的一家机构,如愿得到出国研修的名额。
  1994年1月,我第一次出国来到日本,学了半年机械后又开始在厂里实习上班。我什么都想学一学,什么都想干一干,但后来发现,实际上还是很难学到真正核心的技术。我本想学好技术回去好挣大钱,既然学不到,那不如去打工。
  九十年代中日的工资差距还是挺大的。我先是找到了一个日本温泉,白天我在工厂工作,晚上十点半温泉关门后,我就去清洁两小时的浴室。除了温泉,我还在外面的工厂、饭店打过工。每月可以挣十万日元,相当于一万人民币!在来日本之前,我每月的工资不过两百多元。
  在日本的两年,我变踏实了许多。原先我总是眼高手低,总想着这活儿啥时候能干完呢?干着干着就干不下去了,人比较浮躁。但到了日本之后,我发现日本人都挺认真勤劳的。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久了,我渐渐明白:只要一个一个来,不着急不求快,实际上一天也能干完。后来不管干什么活,我都一点一点认真干。

  1994年,我(右一)在日本山梨电子工厂研修。

  1995年10月,等我从日本回沈阳的时候,已经攒下了二三十万的打工钱。回来我就从沈阳变压厂器厂离职了,也可以说我是被开除的。那时我刚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回来后在工厂的工资太低了,心里有落差,觉得继续这么干没什么意思,整天赖在家里不愿意上班。因为这件事,我和家人朋友起了很大的争执。
  我这人非常犟,也能听取别人意见,但一旦是我认定的事,就不会被任何人左右,只对自己负责。最后,因为旷工太久,我被开除了,成为同学们中最早一个离开国企的人。
  1996年,大量日资、美资等外资企业开始涌入中国市场。因为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日资企业更了解些,我在人才市场找到了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日企技术员的岗位。入职时月薪八百,后来很快涨到了两千,可能因为我本身比较活跃,干了三个月就被提升为科长。这么短时间内被提升,我真的完全没想过。

  在日企工作时,我还获得过单位的乒乓球冠军。

  我从小家庭条件不错,所以并不是很专注于升官发财,对权财的欲望不高。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进取心不够。一般人当上科长后就应该努力当部长,之后再努力当厂长。我却依然像以前一样不会来事儿,其实也不是不会,而是不愿意,总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文艺青年的清高。
  有次一个经理的女儿结婚,公司的人他谁也没告诉,事实是谁都知道,我也知道,结果所有人都参加了婚礼,唯独我没去。我实际就是看不惯他,我的原则是你告诉一声,我肯定会去的,你不告诉我那我就不去,不想这么装。这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人情世故,但一次次被我搞砸了。也因为这些,后期我在日企干得并不痛快。
  2003年,我已经成为生产部门的中层管理,部长再往上升便是副总经理级别。然而在外资企业,这类岗位通常由外国人担任,我遇到了上升瓶颈。那时我36岁,想着既然干得不那么痛快,不如自己闯一闯吧,看看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与日企部分员工的合影,第一排右一是我。

  考虑到自己在机械方面的技术一直不是很好,但对生产劳动成本控制还是有一套方法,于是我出资拉上哥们一起创立了一家保洁公司。结果和我预期正好相反,自己做老板并没有更逍遥自由,除了顾客以外,还有各类政府部门、一堆管理我的甲方要对接。各种交际与应酬让我很排斥,公司大概运作了四年便停掉了,没赔也没赚。
  创业失败后,我有了换个环境生活的想法,其实更多是因为我女儿。我初中以前过的是自由放养型的校园生活,也想给女儿小卡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基本上没怎么抓她的学习。但到她上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察觉到苗头不对了。
  她这个时代,竞争比我们当时激烈多了,和别人相比她差了好些,重点中学肯定没戏,更别说考上好的大学了,如何接受好的教育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女儿小卡变得越发不自信。我想,给她换个环境或许会好点。

  我对女儿一直以一种比较自由宽松的教育方式 ,不想给她太大的压力。

  2007年,我去咨询了移民中介,他们问我你学过啥,我说学过英语,对方便跟我用英语交流,我习惯了说日语,情不自禁用日语回答,才意识到英语已经忘光了。没办法,我只能重新开始学英语。
  学了大半年雅思后,我考了5分,终于达到了最低要求。我申请技术移民的时候将近40岁,已经算是岁数很大,成功与否完全是碰运气。一旦失败,我在沈阳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对我自己是个非常尴尬的阶段。

  移民前期,我报名了外教课学习口语。

  准备出国的时候,我媳妇已经是一名高级工程师了。她和我的性格正好互补,我爱闹腾,爱追求新鲜玩意,她则更想留在国内,不太愿意冒险。可一旦我认定了的事便很难改变,为了女儿的教育,为了一家人待在一起,她最后只能妥协,好在我们最后都申请成功了。
  来到加拿大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送外卖,之后还做过送快递、开校车等等兼职。政府为了招揽劳动力,会为我们免费培训英语,学好了再去找工作。刚到加拿大的两个月,我超常发挥通过测试考上了语言课程班,拿到政府提供的资助金上学。为了缓解生活压力,我边上学边兼职送外卖,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后来我发现在这里很难再找到工程师、技术员这类工作。有国内的学历也没用,除非技术很好,和老板好好沟通才可能得到一份工作,可我的英语水平和技术水平都达不到标准,这个途径不适合我。另一种方法是花两年时间在加拿大考个中专,重新学习机械,然后一步步提升为工程师。我不太情愿这样,再重新上学又得耽误多久呢?
  基于现实考虑,我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不做工程师,直接当工人。为此我学了重型机械操控,还考了一个卡车司机的驾照,这样就有了两个职业备选。当时也是想,开重型机械这活相对简单,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到处玩玩、回国看看,做做自己喜欢的事。

  2013年夏天,我考取了加拿大重型机械操作的证书。

  加拿大的体力劳动并不累,入行之后,我彻底体会到了中国老话所说的 “磨洋工”。老外干活节奏非常慢,属于按部就班的类型,不急不火的,要是在中国这样干,公司早完蛋了。但说实话,他们的工作质量确实不错,很细致,很规范。
  比如他们要求干活时必须穿一个铁头靴子,能保证锤子落下去砸不疼脚趾头。这样有点影响工人行动,很难有效率,但它讲究的是质量和安全。?如果工人觉得工作环境不安全,甚至可以拒绝工作。
  和国内一样的是,在这里干活儿流动性也很大。可能只有政府职员这种工作比较稳定,像我这种搞建设的,哪儿挣钱就去哪儿干,完全是双向选择。有工友介绍更好的我就去,反正工程车都是公司提供的,我只要人过去就行。
  到了冬天,加拿大冰天雪地的,厚厚的雪把地面弄得非常实,不适合开展基建。所以不管是修路、盖房子还是建油田什么的,到了冬天就都没法开展工作了,这段时间我就歇着,等到开春才去干活儿。

  我在工地负责开挖道路、平整土地、铺草坪这类活儿。

  不干活的时候,我每月可以领两千加元的失业保险,相当于一万人民币,怎么都够我一家的生活了。干活的时候也就收入六七千,换算成人民币是三万左右,交完税之后也没有差特别多。其实冬天我也可以干别的活,但我就是不想干,觉得没必要牺牲生活去赚钱。
  挣那么多干什么呢,买房买车吗?我现在开的是丰田,这边的奔驰宝马也不是那么贵,但对我来说普通车和豪车没太大区别,都是稀里糊涂开着就走了。再说买房,如果能买一个小城堡当然好了,但人睡的也就是那张床,房子里有八个屋还是两个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觉得都差不多。我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就行。

  我(左二)和工友们在工地修路。

  对于女儿,我也没有要求她必须取得多大的成就,我希望的是她能够自立、自强、自信且快乐地生活下去。小卡出国后没有经历太多的不适应,为了更好地融入到加拿大的生活,小卡还是决定在当地再读几年高中。
  加拿大的高中和国内完全不同,更像是预备役大学,她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帮助她们寻找未来的方向。这里的竞争压力整体要小一些,不唯分数论,原来学习普普通通的小卡,在加拿大也属于学习中上等行列。
  她的课程压力并不大,每天上四节课,下午三四点放学,还有大量的课余活动。每到万圣节或者是圣诞节等节日,小卡会和当地的学生一样,盛装打扮后去学校上课,生活非常丰富。高中毕业后,小卡还成功申请到世界排名前100的阿尔伯塔大学,整个人自信了很多。
  平时有空她会去做家教、超市、前台等等兼职。她曾经在一家诊所的前台打了一年工,这个过程不光是接待客人,还要安排管理针灸过程中各类细节。店长对她的表现非常满意,说小卡是他见过的所有的前台人员中最优秀的,如果学经济管理类一定很不错。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发现小卡显露出这方面的能力。
  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更适合中国,有的人可能更适合加拿大,只是土壤不同,每个种子结出来的果实也不一样。至少我很欣慰的是,以前非常不自信的女儿发现了更多可能性,也因此找回了自信心,现在的她已经完全有能力独立生活下去了。

  媳妇与孩子在路易斯湖前的合影,我很欣慰,现在的小卡开朗自信很多。

  而我的性格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心态比较放松,爱玩。我的同学一直挺羡慕我,觉得我很能玩。以前我就喜欢踢球、健身、摄影,围棋下得不太好,但乒乓球还不错,还经常和一帮哥们一起去爬山。我也在坚持健身,希望自己能够有点肌肉线条,保持一个比较硬朗的状态。

  我在健身房健身,从大学学习健身开始,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来到加拿大后,我又学会了滑雪、打枪,还参加过埃德蒙顿市的业余足球联赛,这些都是爱玩的。我还想开发一个新的项目——打猎。在加拿大是允许打猎的,这并不是说我想去杀生,只是想尝试一个新的运动,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我觉得自己还蛮感兴趣的。
  我喜欢玩很多的东西,并不属于始终热衷一行,但对于未知我总是保持着很大的兴趣。钱挣多挣少不重要,生活还是得过得乐呵一些。

  来到加拿大,我学会了滑雪,2019年冬天我(左一)与朋友在红鹿滑雪场。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买了辆房车,可以在冬天一家人一路向南开,开到美国玩去。中国跟美国面积大致相当,加拿大比中国还大,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已经够玩一辈子了,回国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去日本、东南亚这些地方玩,真的足够了。
  我还喜欢玩摄影,每次旅程,我总爱记录点什么。在我看来,人文摄影师作品最重要的其实是定格时代的记忆。一年前,我开通了西瓜视频账号“加拿大老卡家”,开始在上面分享日常的vlog,记录我们一家在加拿大的生活与成长。
  网友们就像我的朋友一样,他们都习惯叫我老卡。我是一个比较开朗快乐的人,看到发布的视频能让大家笑一笑、评论几句,就觉得记录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的西瓜视频主业,基本上每天都会发视频。

  在加拿大,我也会时常会想念家乡。我以前喜欢到北京爬野长城,那里和城市完全不同,只有从残败感中才能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感觉到大自然的广阔和自己的渺小,我更喜欢以这样的方式去享受旅途。
  每年回国,除了回家乡沈阳和熟悉的北京,我还会去浙江、上海、江苏这些地方,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待上一个月,感受当地的生活。可惜疫情发生之后,这些计划都中断了,将来我还要继续下去。
  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觉得自己也并不是追求万里挑一,只是想追求有趣的生活。人生路上的风景各不相同,作为普通人,我在这个世界上也留不下什么,做不到破万卷书,我可以走万里路,让自己尽可能活得充实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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