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到西方，信仰追寻空梦一场

夕月

　礼拜开始了，教堂里的人全体起立。庄严宏伟的管风琴奏响的那一刻，我突然心口一热，眼里掉下泪来——那是多年以前我刚到美国的第二天：一大早，我的房东太太就把我带到了教堂。其实，到教堂来寻找上帝本来不是我出国的目的，我当初拼死要出国的唯一念头，就是要离开那片伤心之地，彻底改变自己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悲惨命运。

　　没想到在这里，一曲圣乐就让我心灵震撼泪流满面，好像过去所有人生的委屈都在这里找到了倾诉，所有痛彻心扉的伤痕都在这里得到了安抚，所有被褫夺的爱都在这里得到了归还。就是在这里，好象我得到了重生——我突然发现，其实我漂洋过海追求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为无论是哪一种生活方式，它的灵魂实质上还是一种精神的，非物质的东西，而那种东西,也包含了信仰。


　　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第一次让我灵魂震动得流下眼泪的时刻，是我还在上初一的时候。那一天，学校把我们全校的学生都集合到大操场上去开革命誓师大会，当时因为学生太小太多，整个操场秩序混乱人声嘈杂，突然，头顶上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人们，起来......”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有的孩子已经在跟着旋律唱了起来。当曲子放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操场上所有人的声音都汇集在一起，全场高歌起来——我年轻的热血也终于沸腾起来，一边唱，一边留下了滚烫的眼泪。

　　国际歌以前听了无数次了，为什么这次会让我流泪？那是因为就在学校集会的前一天，我父亲，一个最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被军用卡车送走了，送去遥远的农村劳改了，在临上车之前，父亲还转过头来对我们几个女儿说，“无论我发生了什么事，你们都不要怀疑党，不要怀疑组织，对马列主义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

　　这是我爸爸一生中给我的最悲壮的嘱托，因为那时候我才13岁，还差不多是一片白纸，马列主义、共产精神、革命理想，从那一刻起，就在我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当我在操场上再次听到国际歌歌声的时候，那，就变成了我的信仰：我信仰了无神论，信仰了共产革命和马列主义，信仰了天安门城楼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此，我再也不信那些庙里的，天上的，土里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菩萨皇帝，不信神不信鬼，更不信什么救世主——那个让整个西方人顶礼膜拜的上帝！

　　文革结束以后，父亲从劳改地返城，随后就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流，我父亲凭着他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成功地将固有的马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在共产理论上的正确性，很快，他就成了大西南理论界的一面旗帜，他的理论宣讲会动辄就有几千人，甚至还有上万人参加。

　　当时有长辈叔叔私下问我们：“你们可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你们知道吗，当初你爸爸跟我们一起在农村劳改的时候，他的裤子兜里永远都揣着一本马列的书，一到休息时就坐在田坎上拿出来读。”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成功，父亲的贡献，就在于他对他信仰的执着和热爱。

　　别人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女，的确是那样。我跟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还不到十七岁，我就开始向组织递上了入党申请书，向党表示要做一个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战士。当时，就是党要叫我去抛头颅，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脖子伸出去的！可惜入党申请书一直递到我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好多年，我还是被党不加任何理由地拒之门外，终不得其门而入。

　　如火如荼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一晃而过，大批的知识界、文艺界甚至理论界的人士都前赴后继纷纷下海捞钱去了，好像改革开放最终开始往另一个主义的道路上走去了，而并没有按照我父亲的设想和信仰来走。在最后写了几篇连我读来都觉得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文章之后，父亲终于黯然退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当时，在大潮流的冲击下，我也渐渐的对我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

　　在我产生信仰危机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父亲还会不会再次对我说，“不要怀疑党，不要怀疑组织，对马列主义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那样的话呢？

　　结论是没有。我从此再也没有从父亲那里听到类似的话。父亲用他的行动向我展示了他信仰的没落，从他房间里每天传来的都是邓丽君的歌声，各种各样版本的从路边摊上买来的邓丽君录音带，在劣质的放音机上，那些靡靡之音听起来是那么地荒诞和凄凉，就像我父亲一样，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让那些歌声一截一截地磨去自己精神的嵴梁。

　　邓丽君之后又是徐小凤，徐小凤之后又突然发现了各种气功，于是父亲从此跋涉山川、云游四海遍寻气功大师取经，最后弃世而去——从此，我也不再有任何信仰。那就是为什么当我第一次站在教堂里时，我会在上帝面前哭，不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我父亲，为我们两代人而哭。

　　上帝说：“我是光，来到世上，为要使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上帝还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彼此相爱，爱人要真诚，要厌弃邪恶，持守善良，要以手足之爱相亲相爱。”那一段时间里，我疯狂地接近西方人信仰中的上帝，因为那个上帝让我在生活的黑暗和压迫中看到了光，看到了爱，每当我一想到爱这个字，想到人类能彼此相爱而不是相互斗争的时候，就忍不住热泪盈眶，当时我觉得我从马列主义的信仰穿越到对基督教的信仰是那么地轻而易举，就像轻舟划过万重山那样。

　　然而，我那光明中的黑暗又出现了。在我去的教会里有个叫迪娜的白人大姐，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迪娜都是一个上帝派来帮助我的天使，每个礼拜天，她都来接送我去教会，带我去超市买菜，给我好多生活中的必需品，像锅、盘子、衣服裤子什么的，每次我对她说谢谢的时候，她都说，“这些都是我乐意为你做的，因为我们是姐妹，彼此相爱的真正的姐妹！”我心里也是绝对把她当好姐妹的——除了她的外表之外：她总是戴着那种男士鸭舌帽，穿着马裤马靴，像一个十分英俊的英国乡村绅士。

　　有一天在教会组织出游的游船上，我们俩单独在船尾的栏杆边坐着喝咖啡，她突然轻轻地抓住我的一只手然后开始抚摸起来，同时还朝着我挤眉弄眼，我胃里一阵痉挛，有想吐的感觉。我立刻把手抽回来转身就走，她还在背后对我说:“你不要走，是上帝派我来爱你的！”

　　好久，我都再没有去教堂。几年之后，当我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以后，我又开始去另外的教会，因为我最终说服了自己，我绝对不能让迪娜成为我追寻上帝和追求信仰的障碍。上帝就在那里，在生命隧道的某个地方等着我，他要给我爱和光明。

　　于是，我开始参加读经班，并且积极地参与教会的各种活动，做了很多义工，直到牧师有一次亲自问我：“我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你要不要受洗？”

　　我感到我生命的光就在眼前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却犹豫了，我开始静下心来仔细地梳理我自己，因为在追寻上帝跟接受洗礼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之间差别还是很大的，这真是一个与灵魂有关的严肃问题。

　　在这个自由的国家，自由的门向我大大地敞开，人生中的各种选择全在我自己的一念之间，选择信仰的自由——这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亿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可当它摆在我面前时，我才觉得，过多的自由反而让我失去了自由；过多的选择反而让我失去了选择，因为只有在这种彻底的精神自由的状况下，我才能真正地做到对自己灵魂的忠实。

　　结果我灵魂给我的最终答案竟然是“NO”——我自己亲手将上帝为我打开的那扇门关上了。

　　我去了好些个教会，我虔诚地学习了圣经，我热情地遵照上帝的指示去生活，我还在学校专门选修了有关宗教的课，但是无论如何，我在心灵深处还是不能相信上帝的真实存在，我觉得在基督教里，那些富有哲理的关于爱的教义，我是能够百分之百地接受的，那是一种非常崇高的境界，也是我们人类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然而那部分关于上帝存在的训诫，却让我很难认同，我一直坚持不懈地追寻着上帝，但上帝仍然是个那么抽象的意象，没有血没有肉，看不见摸不着，我只能从想象中去勾画它的存在。我有时候甚至还在想，如果基督教把神的部分去掉而只作为一种哲理或主义而存在又会怎么样呢？是不是会有更多象像我这样的人去信奉？

　　如果这个天上人间真的有上帝的话，我对他犯有最深的不可饶恕的罪孽，因为他如此地爱我们，拯救我们，而我，却甚至还不相信他的真实存在。我早已摒弃了我父亲和我那种共同的信仰，但是国际歌和共产主义在幼年时强加给我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却最终阻止了我对神的追求，并且也让我决定不要从小对我女儿进行任何关于信仰的输入。现在她长大了，成年了，仍然没有任何信仰，但是我能深深地感觉到她在灵魂深处跟我一样的寂寞。

　　这么多年来，我最好的朋友们先先后后都受了洗礼成为了真正的基督徒，每当他们被上帝温暖的双臂揽入怀中得到灵魂的安慰和父亲般的慈爱的时候，我却是满心酸楚：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可以真正地相信有那么一个全能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他们无条件地信着他，爱着彼此，幸福满足地生活着，为什么我就不能？是不是因为我心里有太多的顾虑和障碍？是不是因为我过于强调自己的那份真心？我想如果我只是出于一些眼前功利的目的也去投入上帝的怀抱，那才真正是对上帝和对基督教信仰的一种亵渎。

　　然而，在一个以信仰上帝为主流的文化里，置身在这个文化之外却是多么痛苦和悲哀的一件事。朋友，最好的朋友，大家曾相濡以沫地度过了留学初期最艰难的那些日子，彼此发誓要一辈子依靠着走过余生的朋友啊，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朋友在自己的信仰上作出了选择之后就渐渐离我远去，因为她们的喜怒哀乐从此有教会的姐妹们一起分享。每当又一个朋友欣喜地告诉我她终于见证了上帝成为了基督徒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可能在尘世间又要失去一个朋友。

　　上帝的力量不是我们这些凡人能够想象和与之比拟的，在和上帝的竞争里边，比赛还没有开始，我就已经是输家和失败者了。上帝揽走了我的朋友，让历尽沧桑的朋友们都找到了回家的路，只剩下了孤独的我。而我，我感觉到上帝无与伦比的力量，但是，我仍然无法看到他，无法去真正相信一个我眼睛看不见的神。这，就是我最大的伤痛。

　　从东方到西方，从父亲到我，信仰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空梦一场，而我，唯一比父亲有点进步的地方是，虽然没有了一种崇高的信仰，但我仍然还有生命和灵魂，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让自己做个社会认可的好人，我的行为准则只有通常老百姓说的那两句简单的话：己所不为勿施于人；乐施好善助人为乐。”

　　也许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有信仰也很难当个好人；而在一个充满信仰的国家，没有信仰也是可以当个好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