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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前笔者曾发表研究认为已有的中国崛起观几乎全是错误的 前不久本人发表了一篇研究，题目为《中国崛起首先要具有正确崛起观正确崛起方向否则无法真正崛起》，文章中本人得出结论认为已有的中国崛起观其实就是处处跟着外国屁股后面、跟着西方价值观发展观世界观后面学、打算紧紧追赶西方追赶美国文明的方式；其特征是只注重经济、军事和科技的发达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人类第一次文艺复兴以来所赋予人类的所谓“新价值观”，正是这种“先进的价值观”造就了现在的环境污染、生态灾难、人们的金钱至上、色情泛滥。。。直至出现了恐怖主义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现在人们并没有从这种造成巨大灾难的人类第一次文艺复兴所赋予人类的“先进的价值观”中吸取教训，相反还认为这种“先进的价值观”体现的不够表现的还不够，于是就热切期望出现又一个“崛起的中国”继续掠夺世界能源和世界矿产资源、继续疯狂破坏环境、继续疯狂追求经济产值和军事强大等等，继续把整个世界弄得纸醉金迷和不夜城到处都是等等：于是人类就更加疯狂的消费和享受经济发达科技发达带来的欢乐了！当然环境污染、生态灾难、人们金钱崇拜、色情泛滥。。。等等就让他们去继续污染和泛滥好了！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仍然在那里为获得更高的物质享受和富裕而期盼与努力。人们似乎认为这样的文明道路人类将长期走下去；人类的财富将愈来愈多、愈来愈丰富。 可是笔者在这里却要给这样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们泼一盆冷水：这样的“文明”其实是野蛮；因为这样的经济发达带来的是环境的大量被污染，山清水秀的环境已经被破坏的满目疮痍。 另外这样的所谓文明，大大刺激了人类的贪婪和征服的欲望，再加上工业的生产力量的巨大带来的大量战争武器的迅速制造，结果导致几次世界大战，几乎毁灭人类。现代大杀伤武器的威力，使战争中的屠杀造成血流成河，数以亿计的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因此严复深感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灾难，进而起来反对先前他对之非常崇拜的西方文明了。 另外人们普遍认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消极影响是：文艺复兴运动在传播过程中因为过分强调人的价值，在传播后期造成个人私欲膨胀，物质享受和奢靡泛滥，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而现在的中国崛起，难道就是要继续推波助澜的鼓励这种“造成个人私欲膨胀，物质享受和奢靡泛滥，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的“经济发达和科学技术辉煌”、给人类带来无限物质享受欲望的“先进价值观念”么？ 如果中国就是如此这般的沿着上述的崛起道路崛起了，那么我知道整个世界将更加混乱了：因为将有两大超级大国在那里争夺世界老大的地位了。而又因为美国早就是世界老大了，所以中国再想获得世界老大的地位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我认为整个世界大概也不欢迎这样的中国崛起的。 而实际上的这样的“中国崛起”却是中国完全迷失了自我、中国完全被西方的所谓文明迷惑了。而没有了自我、迷失了自我的中国“崛起”又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那不过是证明了西方的文明是最有生命力的文明而已。这样的崛起与其说是“中国崛起”还不如说是“西方文明再次获得了辉煌的成功”罢了：中国人还是要当西方文明的实践者和西方文明永远伟大的证明者而已。这样的“中国崛起”其实和中华复兴丝毫也没关系，说确凿一点应该是“西方文明再次复兴”而已，中华能算老几？ 如果未来中国真的取得了如此的崛起，那西方人就可以骄傲的说：中国人的实践再次证明了我们西方文明的巨大威力：因为我们的文明已经再次征服了中国，整个世界都被我们西方文明征服了！ 因此本人得出结论说：如果中国就是如此这般的崛起，那么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功和复兴，而是证明了西方文明的成功与西方文明具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最后本人认为已有的“中国崛起”观几乎全是错误的。 二．现发现中国战略家金一南将军分析大家普遍认为的中国崛起真的是问题多多 金一南，男，1952年出生，江西永丰人，1972年入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正军级，教授，战略学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金一南将军在题目为《金一南将军：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文章中认为中国目前的天大问题是政权失去人心失去号召力思想匮乏缺少大威力的“新主义”失去话语权的问题：而正在这样的时刻中国人却热切的期望起“中国崛起”来了。于是金一南将军就兜头给现在鼓吹“中国崛起”、“中华复兴”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 在上述文章中金一南将军总结：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美国的围堵，也不是日本的挑衅，更不是诸如达赖、热比娅等跳梁小丑导演的闹剧，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失去人心失去号召力思想匮乏缺少大威力的“新主义”失去话语权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邓小平的说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今天，我们总强调要掌握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发展经济、保持增长外，我们共产党人还有没有其他理想？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 金一南说过去我们在国内为底层老百姓谋利益国际上主持正义所以我们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的支持；但现在早就远远不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失去了影响力和号召力：“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追求和坚持的社会正义，应是今天我们捍卫话语权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思想武器”。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追求正义而奋斗吗？”“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从带领亿万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今天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共产党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这是建党之本，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民心、夺取胜利的精神“圣地”和力量“源泉”。 今天，我们总是在讲话语权的问题，掌握话语权当然需要具备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我们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还需要在面对原则问题时决不让步、毫不退缩、岿然不动的坚定性和政治立场。今天，有些人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好像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金一南说当今中国政权失去人心失去号召力思想匮乏缺少大威力的“新主义”失去话语权的问题不能用发展经济来解决：““一切问题都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提法和观念近年来大行其道，包括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增大投入、促进发展这固然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来摆平？我觉得不行。”“今天，我们总强调要掌握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发展经济、保持增长外，我们共产党人还有没有其他理想？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 金一南尖锐的指出那种动不动就从西方搬来时髦的“新思想”、“新理论”的做法不可取，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新思想自己的新理论：“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有的地方，党委书记工作的重点也放在了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记信仰、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讲过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的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但缺乏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势如破竹。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问题的办法。今天，我们“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再高深的思想也没有力度。” “今天，我们“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再高深的思想也没有力度”：金一南的批评是不是触及到了今天中国那些时髦的千方百计的在引进当代西方的哲学西方的思想来拯救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的痛处了？即使现在不是依然还有体制内的专家在能那里津津乐道的“从现代西方思想宝库中寻找中华复兴的思想武器”吗？ 金一南指出中国政权的只注重经济的“发展”却忽略所有其他特别是忽视思想建设忽视正义的后患无穷：“这些年来，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够为我所用、用之管用？”“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首先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有没有正义感？有没有原则？能不能坚持这一原则？国际国内都是一样，你不主持正义，没有原则，谁愿意跟你走？前几年，国际上很多小国家不愿意跟中国走，不再拥护中国，就是觉得中国人没有原则，关键时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和勇气。讲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自身正不正，有没有一股正气。” 金一南指出政权放弃思想制高点放弃道义制高点所以造成政权失去人心失去“登高一呼、云集者众”的号召力：“执政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稳定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干部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潜台词是：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在替谁说话！如果，共产党人今天真走到了这一步，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已解答过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就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关键之时金一南指出目前中国最缺乏的是思想乏力理论乏力即缺乏具有大威力的“主义”的问题：“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在他的家乡检讨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老蒋打了一辈子仗，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可最后他自己总结的失败教训却全都是政治因素。他在离开大陆前，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劣势加以对比，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条：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蒋介石在大陆全盘失败后能够作出这样的一个反思和总结，说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家。”“这些年来，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够为我所用、用之管用？” 最后金一南指出已经精神垮塌精神萎靡灵魂空虚缺少思想制高点更无道义制高点政权失去了人心失去了号召力思想匮乏缺少大威力的“新主义”失去话语权的当代中国，怎么可能这个样子的情况下实现“大国崛起”呢：“就如同今天的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这些年来，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够为我所用、用之管用？” 在这种上访民众铺天盖地的的涌向北京出现了李旺阳雷洋到处都是强拆警察随意欺凌人民大肆抓捕维权律师山西奴工钳制思想家钳制人民言论封网一边宣扬伟光正电视报纸到处充斥着“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豪迈声音同时环境污染雾霾遍地的情况下，我们继续高举“发展生产力”、““一切问题都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提法和观念近年来大行其道，包括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增大投入、促进发展这固然重要，“用钱来摆平一切””。。。。。。 金一南的整个思路非常清晰：以前中国共产党主持正义、有“主义”领先即我们有思想理论制高点又有道义制高点所以中国老百姓拥护国际拥护所以我们所向披靡打败蒋介石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获得世界的赞成；而今天我们却完全丢掉了思想理论制高点丢掉了道义制高点，我们原先的打败蒋介石获得人民支持的“主义”现在已经需要升级换代可是我们却拒绝进步、我们失去了道义制高点失去了思想理论制高点却企图用封锁网络禁止知识分子言论来强压之、用“发展经济”来摆平一切！而真实的事实却是人民和知识分子根本不吃我们这一套！经济发展无法代替“主义”无法代替信仰无法代替道义！ 这样的已经接近溃败的中国社会不管你怎样发展经济大概也是无法实现“大国崛起”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经济制高点根本不能代替思想制高点不能代替道义制高点的：继续追求GDP至上经济至上“发展就是硬道理”其实已经被证明和中国崛起是南辕北辙的！ 应该说金一南的整个分析是非常客观的、是冷静的、不带偏见的。真不愧是一代战略家：金一南的分析确实是大视野、大胸襟、是大见识。这样的声音这样的见识比高呼“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对中国共产党有用处一万倍。 可惜象金一南这样的真知灼见这样的大见识这样的振聋发聩，却登不了大雅之堂：《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不会刊登，电视上也不会宣传的。 但什么叫“忠言逆耳”啊？ 金一南这样的大见识这样的振聋发聩就是真正的“忠言逆耳”！但在非常“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并认准了GDP至上经济至上的大氛围下却成不了气候。 三．金一南的见识具重大价值中华复兴必须是出现巨大价值的新思想新主义的伟大复兴，舍此之外根本无别的道路 现在回到本人原先的总结看看。 在《中国崛起首先要具有正确崛起观正确崛起方向否则无法真正崛起》中本人总结：那种以为中国的经济达到世界第一了、军事强大到世界第一了、科技也世界领先了。。。最后中国超过美国超过欧洲而获得了世界老大地位的“中国崛起”，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观点，而且那样的中国崛起也未必最后真的能实现。 这种处处跟着外国屁股后面、跟着西方价值观发展观世界观后面学、打算紧紧追赶西方追赶美国文明方式的人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反以为自己很时髦很先进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赶上最发达的美国了吗！而实际上的情况却是他们完全迷失了自我、他们完全被西方的所谓文明迷惑了。而没有了自我、迷失了自我的中国“崛起”又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那不过是证明了西方的文明是最有生命力的文明而已。这样的崛起与其说是“中国崛起”还不如说是“西方文明再次获得了辉煌的成功”罢了：中国人还是要当西方文明的实践者和西方文明永远伟大的证明者而已。这样的“中国崛起”其实和中华复兴丝毫也没关系，说确凿一点应该是“西方文明再次复兴”而已，中华能算老几？ 如果未来中国真的取得了如此的崛起，那西方人就可以骄傲的说：中国人的实践再次证明了我们西方文明的巨大威力：因为我们的文明已经再次征服了中国，整个世界都被我们西方文明征服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中华到底是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悲哀啊？难道证明了西方文明远远高于中华文化就是我们要的中华复兴吗？ 所以我们这里总结之后，不如说迄今为止的上述所有“中国崛起观”都是实际上不合适的、不进步的、实际上是错误的“中国崛起观”罢了，或者说中国人还未找到正确的中国崛起方向和正确的崛起道路罢了。 什么是正确的中国崛起方向和正确的中国崛起道路？正确的中国崛起方向和正确的中国崛起道路应该是中国将在人类社会新文明方面有大建树而非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获得世界第一了、超过美国了等等：中国应该依据中华文化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有大价值的、大进步意义、有巨大价值和意义的新的人类文明，使得不但中国而且整个人类都能消除战争、消除核武威胁、消除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消除人类精神空虚灵魂堕落。。。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并争先恐后学习中国效仿中国：这样的中国崛起才是真的中国崛起才是真的能做到和平崛起！ 真正的中国崛起应该是中国在新的文明方面有大建树并给整个人类树立了新的文明榜样新的文明方向的崛起，而不是什么GDP等方面的崛起。 宣昶玮以前根本不知道中国有个金一南；更没有看过金一南的什么文章。但当宣昶玮看到了金一南的上述观点后发现：原来金一南的观点和宣昶玮竟然是完全一致的！原来中国早就有人看到了相同的问题，而且还大致的和宣昶玮的看法很是一致呢！ 这种情况证明了什么呢？其实就是证明了宣昶玮的有关中国崛起中华复兴的结论和观点都是正确的和非常有价值的。 而如果按照战略家金一南将军的逻辑，则中国崛起、中华复兴必须是中国有了非常有力量的什么“主义”、和中国已经非常高度的主持了国内的和国际的正义——即中国完全以绝对的优势占据了国内国际的思想理论制高点与社会道义制高点之后，获得了国内人民和整个世界的支持，到那个时候才是真的实现了中国的“大国崛起”，也即真的实现了中华复兴。 经济发展达到世界第一，和中国以绝对的优势占据了国内国际的思想理论制高点与社会道义制高点相比，是并不怎么重要的，军事和科技的发达也一样的根本无法与占据思想理论制高点与社会道义制高点相比。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在经济发达军事发达科技发达的情况下在加上铁腕反腐打造廉洁政权就能赢得民心和获得世界赞成；但问题是保持政权的持续正义持续廉洁靠的是什么啊？就全部靠一个千古卓绝的政治家吗？就靠党纪国法吗？靠共产党员和干部的“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吗？和靠“党员干部的个人自觉自律”吗？大概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些吧？其实要保持政权的持续正义廉洁也要靠体制、靠思想、归根结底还是靠“主义”吗！还是归结到依靠新的文明新的制度上去了。还是单纯的依靠经济发达军事发达科技发达是完全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的吗！ 因此中国国内现在的那种企图继续沿着经济高速发展军事和科技也高速发展以达到最终中国“大国崛起”、“中华复兴”的崛起观和复兴观其实都是吃错了药了。 那种以为中国有了几个钱，腰包已经鼓起来了，于是就以土豪的气势到处挥金如土一番到处表演一下一个暴发户的自豪，并以为这样就是中华复兴了就是“大国崛起”了的心态其实只是土豪的心理。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被世界各国打心底里尊重的：谁会打心底里尊重一个土豪啊？连自己国内的人民都会对这样的“崛起”冷嘲热讽的。 其实我们去看看中国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土豪，有许多人也在试图学习高雅：他们还弄几张名人字画，把孩子送到世界名校去镀金呢。这就说明连中国土豪都知道仅仅只有金钱是不够的，还要有点层次。可我们的众多体制内的专家和学者却怎么只知道在那里嚷嚷着“大国崛起”就是“发展经济”呢？ 我们如果自己冷静下来自己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中华思想家 宣昶玮2016年6月17日整理于南八公山下之茅草屋中 微信号：laotianjiaan Skype: xchwei QQ：2395438716
（附） 金一南将军：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2016-02-29理想国在线
摘要：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美国的围堵，也不是日本的挑衅，更不是诸如达赖、热比娅等跳梁小丑导演的闹剧，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文：金一南】
金一南，共产党员，少将军衔，教授，战略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这个问题是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听完我的课后提出来的，他对我说：“金教授，刚才听你讲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美国的围堵，也不是日本的挑衅，更不是诸如达赖、热比娅等跳梁小丑导演的闹剧，而在于我们自己。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邓小平的说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今天，我们总强调要掌握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发展经济、保持增长外，我们共产党人还有没有其他理想？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
第一个问题：关于话语权
先讲个例子。去年，由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军队正军级领导干部组成的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班，与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外军军官组成的“拉美班”举行座谈会。其间，一名哥伦比亚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使我们深受其害。中国现在发展很快，也有钱了，不应该对哥伦比亚多给予一些补偿吗？”
他的问题提出后，我方学员一时哑然。的确，如果顺着他提问的思路去寻找答案，将很难给予恰当的回答。他讲完后，我说：“首先，我们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放眼世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
20世纪初，联合国成立时，成员国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联合国成员国已经增加到190多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
今天在座的很多外军军官，你们的国家与我们中国一样，都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我请问刚才提问的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曾支持过哥伦比亚游击队，可你知道中国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
今天，曼德拉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声名享誉全世界。但当年，这个南非非国大党的青年领袖、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支持他、帮助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恰恰是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在干什么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终身厌恶曼德拉；美国则给当时的南非政权提供情报，导致曼德拉被抓、在监狱关了27年。
除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美国当年还支持过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这些人都是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声名狼藉的独裁者。美国当年也实行过种族隔离政策，被美国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还跑到中国来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上学。
应当说，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愧对时代，没有愧对世界，我们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我们曾支持过的一些人，后来干了其他什么事，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应由自己负责，与我们当时支持他们的初衷毫不相干。今天的中国，仍然支持世界上所有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艰苦斗争的人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中国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
我讲这些的时候，提问的哥伦比亚上校手扶着下巴，听得很专注，还频频点头，没有继续再提问。座谈会结束后的晚宴上，他过来跟我握手，说很感谢我，他从来没有从我讲的角度思考过那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追求和坚持的社会正义，应是今天我们捍卫话语权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思想武器”。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追求正义而奋斗吗？时代发展到今天，很多人从思想上对此发生了动摇，甚至开始琢磨“忏悔”，还要出“忏悔”的书。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妄图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散布所谓“两头真”的“阴阳怪调”——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这一段全是假的。
有的刊物还与这些错误思潮和不良言论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搏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的心态，哪里还能让人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从带领亿万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今天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共产党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这是建党之本，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民心、夺取胜利的精神“圣地”和力量“源泉”。
今天，我们总是在讲话语权的问题，掌握话语权当然需要具备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我们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还需要在面对原则问题时决不让步、毫不退缩、岿然不动的坚定性和政治立场。今天，有些人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好像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最近，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有一个典型人物，是原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样一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讲台上。翻看王三欣的一些档案材料，不禁让我思索，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他年轻时多次重复讲过的那些话里，“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
反观今日，“路见不平、掉头就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拔刀相助的事却越来越少见！换句话说，就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在全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淡薄。今天，我们富起来了，物质条件好了，但是内心却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虚弱。老一辈共产党人那种惩恶扬善的历史担当、对平等正义的追求与向往，曾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共产党人一旦失去了这种英雄气概，必然会失去担当精神，也就会逐步丧失正义感，继而失去对社会正义的向往、追求和坚持。
2008年6月底，“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省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生后，石书记第一时间赶到前方处理突发事件去了。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上任7年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可谓成绩显著。据说，当石宗源书记追究责任找他谈话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群众给烧了？
我觉得，瓮安出了那么大的事，王勤被追究责任时之所以还感到“冤”，反映出其错误的政绩观和社会正义感的缺失。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
“一切问题都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提法和观念近年来大行其道，包括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增大投入、促进发展这固然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来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丧失了坚定性。导致在内部，一些群众对我们产生了疑问、失去了信任；在外部，我们也失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一段时间里，我们致力于搞大国关系，想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真是岂有此理！
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一件事。参观期间，时任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上甘岭战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我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这两个高地你们当时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们当年只靠两个连守卫这两个高地，但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的斗争也如同争夺“高地”，我们还有没有如此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高高擎起阵地上的旗帜？
然而，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动放弃了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就是我们放弃坚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恶果。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也是对这种放弃所作的世俗注解——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稳定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
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干部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潜台词是：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在替谁说话！如果，共产党人今天真走到了这一步，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已解答过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就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两会”上，军队一位领导参加他们小组讨论，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就是《红岩》的内部版本，讲的是革命年代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最后出卖了基层组织。他推荐大家一定认真看看这本书。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每人买了一本。可是，如今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问题，这让我如何给干部、战士们解释？”他问得很直率、很尖锐。
一个人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在监督机制、权力制约机制都尚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内心的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一步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上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从纳粹德国搜到的许多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据为己有。克格勃因此向斯大林举报朱可夫贪污。斯大林便派朱可夫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其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检讨过失、沉痛不已，最后落款都不敢署上苏联元帅、陆军总司令的军衔和职务，只写了“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当他身处的环境中缺乏权力监督机制、制约机制，一旦权力过于集中、欲望膨胀之时，就出现了贪污腐化问题。
就如同今天的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
这些年来，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够为我所用、用之管用？就如同中科院的一位领导同志所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难道就能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了？这不科学，也不严谨。然而，对这样一本并不十分严谨的书，我们的重视程度甚至让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呢？我想，不结合中国实际而一味“山寨”别人的思想，是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正义
正义离不开精神“高地”，离不开捍卫这一“高地”的斗争精神。我们共产党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争精神，不是维稳压倒一切，不是只讲和谐、不讲斗争。
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在他的家乡检讨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老蒋打了一辈子仗，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可最后他自己总结的失败教训却全都是政治因素。他在离开大陆前，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势、劣势加以对比，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条：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
蒋介石在大陆全盘失败后能够作出这样的一个反思和总结，说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家。而我们，更应当珍视老蒋给共产党总结概括出的这七条优点，因为这是对手所概括的共产党的力量：一种真正的力量、最强大的力量。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丢掉了这些优点，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力量。
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时，当时在香港“呼风唤雨”、胡作非为的一些人都望风而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太厉害，害怕被“收拾”。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根本没什么大动静，原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又陆续返回香港。香港回归祖国多少年了？我们经营香港多少年了？应当首先明确和强调的是，“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但恰恰我们有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却忘掉了“一国”。
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这个工作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做好。“去殖民化”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世界上，任何一个曾经被别国进行过殖民统治，重获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进行大量、细致的“去殖民化”的工作。
看看印度的“去殖民化”，看看韩国的“去殖民化”，你再看看老蒋到台湾后所进行的“去殖民化”。印度独立后，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全部将名称由原先的英式拼法改为印式拼法。老蒋败退到台湾后，立即进行“去殖民化”工作，取消日语教育，停用日式教材，禁止使用日本名字。李登辉原来就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政男”，老蒋到台湾后不让他叫了，只好又叫回李登辉了。
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蔡英文，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谁让他们讲的？老蒋让他们讲的。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的都是国语教育。这就是老蒋当年强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
而在回归后的香港，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今天还叫“麦理浩道”。香港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我们一项都未触及。我们总提坚持“一国两制”，可这是“一国两制”的实质和精髓吗？就算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体制也要对其进行“去殖民化”啊！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没有通过，为什么通不过？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国家分裂啊！国民教育教材无法实施，放眼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国民都必须无条件接受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难道就你香港特殊？
可以说，每一个被殖民统治过的国家和地区获得独立和解放后，都必须进行的“去殖民化”工作，我们在香港却基本没有做。以致于，近年来香港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打着前殖民地旗帜游行的队伍，这对我们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这一奇景在香港出现，让人思索殖民地意识的“老根”，也让人思索如何拔除这一“老根”。我想，必须从最基本处入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类事情也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应。国外媒体都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强的新闻管控能力，可是，从某些电视台播送的一些节目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和领导很外行，总以“维稳”“和谐”为最高追求，导致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拱手相让。
由此，联系到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的问题。有的地方，党委书记工作的重点也放在了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记信仰、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讲过一句话，很深刻。他说，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的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但缺乏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
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势如破竹。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问题的办法。今天，我们“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再高深的思想也没有力度。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点燃人们大脑“火炬”的这种工作。
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今天，我们有些人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
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首先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有没有正义感？有没有原则？能不能坚持这一原则？国际国内都是一样，你不主持正义，没有原则，谁愿意跟你走？前几年，国际上很多小国家不愿意跟中国走，不再拥护中国，就是觉得中国人没有原则，关键时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和勇气。讲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自身正不正，有没有一股正气。
今年初，我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引用了在抗日战争最黑暗、最困难的时期一位学者说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优秀分子。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带领全民族前进，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一个政党真正的生命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进步中国
从进步中国来说，我们今天的机遇前所未有。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是国力的全新起点。
2004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连续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历史性的变化。
1978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想筹5万美元都很难，银行费了好大劲才筹齐。1988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问上海的领导同志财政节余还有多少？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实实在在地回答：“还有30亿。”邓小平说：“好，我全拿走。”朱市长当时就急了，说：“小平同志，你全拿走，我们上海春节怎么过？”邓小平说：“你过不了春节，你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个省市过不了春节？”所以，从中就可以看出，1978～1988年间我们国家的财政状况。而今天，每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都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中国的这种飞速发展、全面变化，毫无疑问构成了我们今天国力的全新起点。
其次是军力的全新起点。
富国强军，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曾经，我们“家底子薄”，国防建设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长期在低水平循环。邓小平当年设想，什么时候我们GDP达到1万亿美元，可以拿出100亿美元投入国防建设，就能大大改善装备、提升部队战斗力。现在，我们的国防投入已经超过邓小平当年设想的10倍还多。
毛泽东设想的富国强军、邓小平设想的富国强军，当年都没能实现，关键是当时我们国家不富，强军只能是梦想。而这些设想，今天正在实现。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我们已经迈过军队建设的“瓶颈期”，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人待遇显著提高，军事能力逐步增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林左鸣董事长讲：“从前，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相比可以说是望尘莫及，差距太大。今天，中国空军的实力可以说望其项背了，与美国空军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再用20年、30年，我们要努力争取实现与其并驾齐驱。”这是中国航空人的雄心壮志，也是今天中国国力、军力发展的真实写照，这更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跨越与进步。再举个例子，十几年前，轿车进入家庭还是梦想，而今天，各大城市每天车水马龙，私家车已驶入千家万户。
回想一下，北京长安街上的自行车“洪流”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当年，我也曾是自行车“洪流”中的一员，而现在，自行车大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或许也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侧影”。虽然，今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各种问题，也存在各种弊端，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是无可否认的。
再次是国际关系的新起点。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中心，中国的经济状况、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股市行情、金融政策调整等，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进程。今年“两会”期间，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中央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字斟句酌、谨小慎微，为什么？因为，今天中国的央行行长哪句话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中国股市，从而影响全球股市，继而影响世界经济。这是中国今天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直接反映，也说明中国今天具备塑造国际环境的强大能力。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当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巨大的风险。我们就像一个攀岩者，已经攀得很高了，但是还要奋力攀过一个反斜面，才能登顶。所以，我们今天讲问题中国，决不否认进步中国，我们的进步是历史性的。今天思想解放的进步，也是历史性的。过去，我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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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7 21:5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