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马来西亚反华大屠杀内幕

老钟

1969年马来西亚反华大屠杀内幕

□ 李元新

　　马来西亚自1963年建成联邦后,严重的族群撕裂就开始困扰这个国家。华人控制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命脉,而马来亚人生活水平较低,生活状态较原始,但在政治上拥有特权。1964年双方因经济差距所导致的关系紧张酿成了一场暴乱:马来亚人在新加坡举行游行纪念自己信奉的“先知”,却触发了与当地华人之间严重的暴力冲突,导致36人死亡。为了防止事态扩大,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决定将新加坡从联邦中开除。新加坡就是在这种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获得独立”的。

　　1964年的暴乱后,马来亚人的民族主义急剧膨胀,在“马来亚人第一”“马来亚人的马来西亚”等口号下,政客们不断地操弄族群议题,试图赢得选票。而华人政党也针锋相对。1969年,马来西亚再度举行大选,竞选活动从一开始就显得火药昧十足:由“马来西亚全国巫人统一机构(巫统)”和“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等三个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遭到强力冲击,观点更为激进的“泛马来西亚伊斯兰党”指责“巫统”向华人出卖马来亚人的利益;民主行动党指责“华人公会”出卖华人。在冲突中,“巫统”的一名选举工作人员遭到一群华人武装暴徒杀害,而一名马来西亚劳动党的成员在甲洞镇遭到杀害。这给大选蒙上了一层不祥的血色。

　　1969年5月10日,选举正式开始。以“巫统”为代表的执政联盟保住了政权,但激进的反对派所获得的议会席位大幅增加。激进华人他们所支持的两个政党“马来西亚人民运动党”和“民主行动党”在选举中表现极为出色,分别成为议会中的第三、第四大党。

　　以华人为主体的反对派支持者于是决定在吉隆坡举行游行庆祝。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要求地方当局不要批准游行的申请,以免发生暴乱。但此时“巫统”内部正酝酿着阴谋,游行最终被时任地方当局负责人的阿卜杜勒·拉扎克批准。

　　5月12日,大批华人在吉隆坡走上街头欢呼胜利。在阿卜杜勒·拉扎克等人的煽动下,“巫统”决定也举行一场游行,作为对“华人挑衅”的回应。

　　“巫统”的游行很快演变成一场屠杀。5月13日,吉隆坡街头出现头戴白色布套、装扮得如同死神的凶徒,他们挥舞着利剑和匕首冲入华人聚居区烧杀抢掠,8分钟内导致45名华人被杀。随即大街上的轿车也成为袭击的目标。很快,不甘束手就屠的华人开始拿起手枪和散弹枪展开还击。

　　吉隆坡市内火光冲天,巨大的黑色烟柱直冲云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亲眼看到一名男子试图逃离一辆已经被点着的轿车,但他被一群暴徒凶残地扔了回去,最终惨死在车里。吉隆坡总医院的太平间很快“尸满为患”,大量装在塑料尸袋中的遗体被挂在天花板的吊钩上。

　　局势迅速失控,此时阿卜杜勒·拉扎克等人宣布在吉隆坡及马来西亚全国多地实施“紧急状态”。马来西亚官方称,此次暴乱中共有196人死亡、149人受伤、753栋木质房屋被焚烧,另有211部车辆被毁。但这一数字一直遭到强烈质疑,美国《时代》周刊统计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一些西方驻吉隆坡外交人员认为,此次暴乱的死者中绝大多数是华人。如果是这样,那么此次暴乱对华人的戕害程度,并不亚于1998年的印尼反华暴乱。

　　最大的受害群体是华人,然而“紧急状态”实施后,当局抓捕得最多的也是华人。阿卜杜勒·拉扎克等人宣称,这次暴乱是共产党人挑起的“恐怖活动”,而共产党中有很多是“中国人”。这与1965年印度反华(反共)大清洗的逻辑如出一辙。

　　以阿卜杜勒·拉扎克为代表的“巫统”中的派别是此次暴乱的最大获益者。“紧急状态”期间马来西亚的议会停止运转,成立了国家行动委员会作为看守政府。反华大屠杀爆发后一年,阿卜杜勒·拉赫曼被迫辞职,阿卜杜勒·拉扎克成为马来西亚总理。

　　阿卜杜勒·拉扎克上台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旨在遏制华人企业的发展,将马来亚人拥有企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从2.4%提升到30%。同时,公立大学的名额根据族裔比例进行分配,马来亚人获得的名额要多于华人和印度裔。这种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政策不但遭到外界严厉批评,而且在马来西亚国内也遭到越来越多人的抨击。

　　“5-13”反华大屠杀以及“新经济政策”也导致马共的实力再次膨胀。马来西亚共产党于1968年第二次发动武装暴动,并组建“马来西亚民族解放军”。大屠杀后,活跃在乡村和中小城镇的马共地下人民抨击政府的反华政策以及“新经济政策”,其武装人员数量从1000人迅速膨胀到1600多人,其中华人占主导地位。

　　(梁衍军摘自《上海译报》2013年3月21日,图/樊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