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移二代：国内这几样物价真便宜！

西门孤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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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似乎是越来越多移二代、CBC们面临的问题。
　　最近，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讲述了Andrea Yu的故事。
　　“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融入”
　　Andrea在加拿大出生，Aurora长大，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加拿大人了，但她自己却并不这么认为。
　　“坦白说，我眼中典型的加拿大人，就是白人孩子、白人家庭，特别‘白人’的兴趣爱好和出身背景。”
　　“而我，没有。”
　　学校里只有三个华人孩子，她就是其中之一。在其他孩子看来，他们三个是一样的，却和其他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以为我们是兄弟姐妹。”
　　“我总是极力掩饰这种‘不一样’，到后来自己也有些厌倦。”
　　于是，Andrea迈出了改变自己的第一步。大学第一天新生登记，她写下Andrea Yu，故意“漏填”了自己的中文名。
　　“这是极少数我自己能控制的事情。终于，我丢掉了我整个人最‘中国’的一部分。”
　　令Andrea完全没想到的是，机缘巧合之下，她大学毕业后却回国了，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一所学校里教英文。
　　出发前，Andrea的脑海里有许多种假设。来到一万多公里以外的完全陌生的国家，她已经做好了成为一个“外国人”的准备。
　　然而一切却出乎她的意料。
　　“有一天，我走在国内的大街上，突然间，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融入’——周围的人和我一样，不仅长得一样，而且文化、习惯和背景都相似，我并不是一个局外人。”
　　“以前，我很努力地摈弃自己身上‘中国人’的那一部分，真的回到中国后，我逐渐开始因为这一部分而感到自豪。”
　　出国后，我们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出国二十几年后，Andrea再次体会到脚踩在大地上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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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这两样消费太便宜了!”
　　2001年，当时才7岁的秦海随父母移民来到加拿大 。十几年后，他就读多伦多大学期间，有机会回国在复旦大学做交换生。
　　当飞机在浦东国际机场降落的那一刻，他再一次感受到了那种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
　　“一出机场我就马上感受到了上海的7月酷暑，看着四面八方的车和人，身不由己地开始相信，我已经来到了大洋的另一方。在奔向复旦的公交车上，一开始，我发现上海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现代化，一路上的住宅和公寓也很平常无奇。也许是我原来的期望有些高。可是我脑海中的高楼大厦都去哪儿了?直到我去了外滩，走过南京东路，逛过豫园，吃过南翔小笼包以后才终于感受到大上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中国短短的几星期中，我发现我接触的中国人大多数很朴实，勤劳，技术精湛。开公共汽车的司机能闭着眼睛从车水马龙的上海路上奔走如飞。打饭的阿姨和修自行车的师傅也许不会对你笑容满面，却会把你的饭打得满满的，把你的车修得比买的时候还要运转自如。也许这是一种中国人的生活态度，直接了当不含糊。从他们身上，我深切地体会到：吃苦耐劳的精神才是中国几千年在世界上一直保持着辉煌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中国两项基本的消费便宜，那就是吃饭和坐公交车。吃一顿可口的午饭才15人民币，折合加币才3块，但在加拿大至少得10块加币。中国著名的“X家”连锁便利店简直是物美价廉，东西全而不贵。为什么加拿大就没有这种连锁店?作为一名懒得做饭的学生，在多大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因为花样太少，总感觉没什么可吃的。到了复旦还是不知道吃什么，但这却是因为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上海七月天气酷热，从校门这头走到那头我就得出一身汗，一天要换3次衣服。但洗衣房一次要20元，而我又不想花时间洗衣服。后来我索性直接坐公交车，才2元一趟。而且中国公交车需求量大，等一辆车才1-2分钟，不像在加拿大有时候甚至要等半个小时。”
　　“虽然我在中国只待了短短几个星期，但是我能感觉到中国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无论从哪一方面，中国和加拿大从教育，文化以及人们的观念，差别真的是很大。我不能说哪一方更好，我只能说她们各有各的特色。有时，我觉得如果能把这种文化差异的精华相结合的话就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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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的是共享单车和移动支付。”
　　章承业1987年出生于香港，四五岁时就随父母移民加拿大。今年8月，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他分别在香港、上海的留学咨询公司工作。和记者交流时，章承业不太会说普通话，但可以说粤语和上海话，能识并写繁体字。
　　“amazing、astound、fantastic!”，在采访中，章承业连用几个英文词感叹上海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他直言：“上海留给我的最深感受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网上购物，让生活变得很方便。香港与多伦多在这些方面完全没法和上海比，超出想象。”他喜欢上海便捷的公共交通、无处不在的商店。他前几天去宝山区，看到一个文化广场旁边咖啡店、羽毛球馆、电子游戏厅应有尽有，文化和商业气息很浓，充满活力。公司所在的虹桥地区变化更是让他感慨上海各种软实力的提升，相比多伦多，他认为上海的前景更好。
　　章承业在加拿大的亲友对他决定来上海发展都很支持，没有人给他“泼冷水”。他们中有的说：“你太幸运了!我们也很喜欢上海，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他觉得很多纯老外朋友“被国外的生活束缚”，缺少像他一样随意求职的自由。
　　尽管远离家人，章承业表示在上海一点也不觉得孤单，只是觉得最大挑战是普通话还说不好。他说：“会有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移二代’选择到中国工作，我们有着中国的背景，在西方长大、接受教育，但在向前奔跑时，我们也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根。只有牢记自己从哪里来，才能更明确要走向何方。”谈到他的教育理念，他想让中国学生能跳出“只能选标准答案”的框架，引导他们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思维，帮助他们在申请国外高校时能脱颖而出。
　　“凌晨三四点走在国内街头都觉得非常安全。”
　　上世纪80年代末，窦溪溪的父亲去纽约大学深造，母亲随后也到了大洋彼岸。5年后，6岁的窦溪溪也到美国和父母团聚，成为美国公民。“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想出国，觉得国外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感激父母给了自己一个不一样的成长经历。”但在她的讲述中，也能看到那一代移民海外的中国人非常艰辛：“不适应的地方肯定有，但好在家人都在一起，并不会觉得太孤单。”对聪明伶俐的窦溪溪来说，从小接受的是美式教育，但母亲让她坚持每周和国内亲人打电话时说中文。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在纽约的亲戚们也会庆祝一番。“长辈们告诉我们中国的礼节习俗，让我不要忘了自己来自何方。”
　　2000年，借着中国即将“入世”的东风，在美国从事进出口生意的窦父果断转回国内发展。2010年，大学毕业的窦溪溪也在母亲的安排下回到中国。说实话，一开始对于“被回国”的决定，窦溪溪内心是拒绝的。她依稀记得1999年第一次回国时的感受——街上又脏又乱，到处人挤人，和纽约相比，差距挺大。
　　不过，听父母的话，窦溪溪还是回去了，先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几个月的中文，接着去一家外企实习。今年已经是她在国内生活的第7个年头，今年还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中国变化太大了。上海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街道完全不是记忆中的脏和挤，到处整洁有序。”尤其是中国良好的治安令窦溪溪印象深刻，凌晨三四点走在上海街头都觉得非常安全。她表示：“在纽约可就不是这样了。晚上很难说不会突然遇到流浪汉、醉鬼，而且有的身上或许还有枪。”
　　另外，高铁、共享单车、发达的物流网络、无处不在的电子商务……这些都让她对国内的生活充满好感。“美国几乎没有高铁，相比之下中国的高铁真是太便利了。”窦溪溪说她至今记得自己2011年第一次在上海乘坐磁悬浮时的感受，“我满脑子都是‘哇!好快!’”从那之后，但凡有国外的朋友来上海，她都会特意带他们去乘坐磁悬浮，感受一下“中国速度”。
　　如今，窦溪溪在一家外企的上海办事处做市场方面的工作，身边有许多和她一样回国发展的海外华人青年。
　　这是一个有着特殊优势的群体，既能说流利的英文，熟悉西方商界逻辑，又有中国的根底，深谙国人处事的言行思维。和他们的父母当年不一样，在这些“移二代”眼里，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近年来中国经济腾飞，让无数国外知名企业愈加重视中国市场，而这群有着中国血统的年轻精英自然成了重用的首选。“我周围有着类似背景的朋友，现在很多都回国发展了。”窦溪溪笑着说，“假设父母再让年幼的我移民，不确定我还会不会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