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高校都是“三无大学”所以厉害

恋玉

导游手记之四四：三无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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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伦多大学是一所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创办二百多年来，培育英才无数。校友中有四位加拿大总理，十五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人民熟悉的白求恩，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笑星大山，影星林志玲都是多大校友。老唐根据自己的留学经历和几年来当导游的经验，总结出加拿大的高校都是“三无大学”：无校门，无围墙，无党委，多伦多大学就是三无大学的典型代表。对于老唐这一重大发明创造，达总一如既往地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说老唐胡乱归纳，不着边际。
       

        一八二七年，英王乔治四世（维多利亚女王的伯父）颁布皇家宪章，正式创立“国王学院”，隶属圣公会。一八四九年国王学院脱离圣公会，改名多伦多大学并沿用至今。现在多伦多大学的规模和影响力在加拿大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除主校区外，还有士嘉堡和密西沙加两个校区，它们和主校区之间每天有多班校车穿梭往来，这些校车都是用中小学使用的旧校车改装而成，显得有些寒酸；学校有十二个本科书院，七万名本科生，近两万名研究生。学生中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国际学生， 其中来自两岸四地的华人留学生占了六成。
        这些都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和中国高校近年来以特殊政策，用豪华奖学金招揽的“外国留学生”截然不同。多大附中（UTS）紧邻主校区，是加拿大最著名的高中之一，已经有两位毕业生获得诺奖。多伦多大学有着世界排名第三的图书馆体系，藏书量近两千万册，在北美仅次于哈佛和耶鲁，这些书籍分布在三个校园里的百十座分馆之中；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在北美仅次于哈佛大学，论文引用量位居世界前五名。
        多伦多大学也是美国大学协会中仅有的两所非美国高校，另一所就是位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科研也是多伦多大学的强项，学校设有一百多个研究中心和研究院所，百余个博士项目，十所附属研究医院，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教学、科研系统。
        和绝大多数北美高校一样，多伦多大学根本没有像模像样的校门。学校的三个校区中，位于市中心的圣乔治校区最大，也最好。很多客人来后非要让老唐找到学校大门拍张纪念照，证明自己到此一游。老唐只能带他们到“书院街”路北的那几个大柱子处，那上面镌刻着“多伦多大学，2003”，彼时多伦多大学建校都快二百年了。
        老唐想起山东的聊城大学，拥有号称耗资八千万人民币建造的宏伟校门，比多伦多大学这几根不起眼的门柱壮观百倍有余。有次刚好接待聊城大学的领导，老唐忍不住问起校门之事，领导说那个校门实际费用是三百万人民币，分两层，二层是个校史展览馆，并没有像网上渲染得那么昂贵。其实国内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门都比多伦多大学的校门雄伟大气得多。
        多伦多大学的士嘉堡校区，密西沙加校区由于成立晚，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等相对集中，更有些校园的样子。而主校区则因城市发展，跨越了几个街区，和周围的居民区，商业区混杂在一起，其间并无明显分界线，也无围墙可言。老唐在北京念书时，学校围墙环绕，门禁森严。
        老唐念的是师范院校，女生多，女生宿舍又有专门的围墙，每天晚上女生宿舍关门前都别有一番景象。大门口遍布一对对相拥相抱、生离死别般的情侣，每每看到这种情景，都让老唐这种单身狗羡慕嫉妒，恨不能变身女生宿舍的围墙，誓死保卫美女同学们。以前学校某楼门前牌子上写着几个不大不小的字：保卫处。“平暴”之后则换了块崭新的巨大牌子，上书几个仿宋体大字“党委保卫部”，由“处”直接升级为“部”，凸显保卫工作之重要性，不过保卫部显然不是用来保卫女生的。
        除了校门和围墙，中加大学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的大学里党无处不在，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遍布上下，级别分明，党组织外围还有团组织，依然是团委，团总支，团支部排列下来。有歌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虽然多年不唱，老唐依然朗朗上口，可见早已是牢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了。
        加拿大的党派松松垮垮，不成系统，远没有浸润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没有侵蚀到大学的日常运转之中。说到诺奖获得者，真要论起来，老唐的母校也算有俩，一个是首届写作研究生班的山东老乡莫言，另一个就是想把牢底坐穿的刘晓波。老唐虽然和莫言同一年毕业，却从未谋面；倒是听过几次刘晓波的演讲，内容早忘了，只记得他好像讲话有点结巴。比起老唐的母校，多伦多大学是真正的无校门，无围墙，无党委的“三无大学”。
        多伦多大学的几处校园的环境都不错，新老建筑交相辉映，绿树草坪交错其间。当年钱伟长先生毕业照背景中的那棵树至今犹在，当年树并不大，现在则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多大校友中，老唐最佩服的就是白求恩和钱伟长了。
        作为当时加拿大收入最高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历尽艰难，从平安舒适的加拿大来到战火纷飞的晋察冀边区。他婉拒留在延安总部的安排，坚决要求到前线救护伤员，要求把自己当成一挺机关枪，而不是一只花瓶。他为伤员做手术不幸感染，引发败血症，终年还不到五十岁。老唐接过一个离休军医团，团长的老师就是白求恩亲自指导过的军医。
        参观白求恩故居时，这位军医政委看到白大夫年轻时的照片，健壮魁梧，全然不似印象中的枯瘦，感到很奇怪。老唐解释说白求恩身体非常好，当过伐木工人，担架员，爱好运动。到中国抗日前线后，日夜超负荷工作，加之严重缺乏营养，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些主要由沙飞拍摄的照片上，白求恩的形象都是头发稀少，身材消瘦。
        白大夫曾经创下至今无人打破的纪录：连续六十九小时完成了一百一十五例战地手术，撇开医术不谈，其惊人的体力也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正因为这样，白求恩成为中加友谊的天然桥梁，在中国人民心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最年轻的就是班廷爵士了，他是加拿大第一个荣获诺奖者。班廷发现的胰岛素，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他拒绝为胰岛素申请专利，虽然这可以给他带来无穷财富。班廷是白求恩在多伦多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毕业后曾于一九三五年同赴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使白求恩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后来成为加拿大共产党党员。
        了解到苏联的“社会化的医疗制度”，白求恩开始有了公费医疗的最初设想。班廷并不认同苏联的体制，对共产主义丝毫不感冒，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医学上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在二战期间设计的战斗机飞行服十分经典，还致力研究芥子气的解毒剂。班廷因飞机失事身亡时也不满五十岁，和白求恩同样年纪。带团时，老唐常对客人讲起白求恩和班廷两人，政治倾向不同，却都颇有建树，同样造福人类，殊途同归，不失为真正的同学。
        除白求恩外，多大校友中最能引起客人共鸣的就是钱伟长先生了。一九三九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三千多考生，录取名额只有二十几个，钱伟长所考专业本来只有一个名额。结果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三人成绩完全相同，最后三人同时被录取。
        因为二战爆发，德军对英国狂轰滥炸，这批人无法赴英学习，改为加拿大。临行前大家发现自己的中华民国护照上都有日本签证，赴加拿大途中要在日本横滨停靠三天。当时适逢抗战，大家义愤填膺，纷纷把护照撕毁扔到黄浦江中，带头的就是钱伟长。负责中英庚款的英国人深怀歉意地表示自己不了解中国人的爱国心，答应另想办法。此事一直拖到四〇年八月，一行人才乘坐“俄国皇后号”邮轮赴加拿大，成为首批来自中国的研究生。
        钱伟长等三人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的辛琪教授，入学后仅一年时间，钱伟长就和老师合写了一篇论文，与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刊登在同一本文集里，其出类拔萃可见一斑，最后不到三年就获得博士学位。老唐回想起自己来加拿大留学时，因为没有直航班机，要在日本停留一天，免过境签证，老唐顺便去横滨拜访了娶了日本太太的师兄。那天适逢“八一五”，日本各大电视频道里都在播放原子弹轰炸后的惨状，全然不提当年日军的暴行。
        扪心自问，老唐是绝对没有勇气撕护照的，应了那句“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浪迹大学十二年，老唐总是得过且过，混字当头，最终也没拿个博士学位。和钱老等前辈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云泥之别。
        莱布尼兹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树叶尚且如此，何况人的思想？大搞一言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完全背离科学精神的。五四运动之民主与科学息息相关，没有充分的民主，何谈科学之发展？民国时期精英荟萃，高手云集，令老唐十分景仰。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山河破碎，这些都没有影响大师们的争奇斗艳，堪称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学术辉煌时期，甚至可以媲美先秦诸子百家时代。
        千百年的皇权轰然崩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胆怀疑，独立思考奠定了大师辈出的基础。这些大师是真正的民族栋梁，五十年代时他们都正值盛年，只是因为耿直忠言，便遭受疯狂迫害，许多人不幸丧生。钱伟长任清华副校长兼教务长时，说了句“共产党不懂业务，不能领导”，结果被打成右派，而且属于极右分子，别人都是最晚一九八〇年就“平反”了，钱老的右派问题却一直拖到八三年，足见其右！
        钱伟长和钱学森同是“航空航天时代科学奇才冯·卡门”的亲传弟子，钱学森晚年多次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细究起来，此问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充满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深切关怀和殷切希望。凭老唐的简单头脑，都觉得大学行政化，官僚化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绝顶聪明的钱学森对此不可能没有答案，老唐甚至怀疑钱老是明知故问。陈寅恪先生终身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根本无法在高校立足。现在别说是胡言乱语，就是胡思乱想都不行，热衷于“L家河大学问”的却大有人在。
        温元凯曾假想高薪请一批诺奖获得者到中国当大学校长，每人给三个亿的经费，但他马上意识到一个重大难题：书记往哪里放？中国国内大学要做到“三无大学”的前两无已经非常艰难，做到第三无更是毫无可能，“钱学森之问”会长久地持续地问下去，而且也只能是问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