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埃塞俄比亚隔离酒店的大堂，站满了等待回家航班的中国同胞。
在坐上回家的飞机之前，每一秒都是变数。3万多元的单程机票说取消就取消；为了赶一趟好不容易抢来的航班，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坐车穿越“死亡”公路；终于躲过熔断，扛过检测，又因为不靠谱的航空公司，被无限期滞留在中转国家……
“现在能回国，相当于中了彩票”，而更多人，可能连买彩票的资格都没有。
这是一场耗尽力气的回家之旅。然而，熬过这一劫，并不意味着结束。
晴天霹雳
所有人都沉默了。
就在几分钟前，Hola和朋友还在嘻嘻哈哈，挤在一起追剧、吃零食。看到消息的那一刹那，气氛瞬间降到冰点。众人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0月31日，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公布了回国新政：当地时间11月7日0时起，自尼出发搭乘直飞航班回国的人员，需要在登机前48小时内，完成核酸和血清IgM抗体的“双检测”；获得“双阴性”的证明后，向驻尼使领馆申领健康码。而对自尼出发，经第三国中转乘机回国的人员，需要分别在尼日利亚和中转地登机前48小时内完成相同的流程。
在此之前，多个驻外使领馆也发布了内容相似的公告。“双阴双检”，已成回国定局。
Hola回国的机票已在10月中旬买好。按照计划，11月19日，她会从尼日利亚的卡诺出发，经由首都阿布贾飞往开罗。在开罗机场中转5个小时后，她就能坐上回家的飞机。“双检”这一声晴天霹雳，让一切翻盘重来。
核酸检测是“老要求”，但原先的规定是在登机前72小时内出具阴性报告。新政不仅缩短了有效时长，还增加了IgM抗体和中转地检测的要求。
IgM是什么？怎么测？尼日利亚有没有检测机构？能不能在48小时内出结果？
核酸阴性，IgM阴性，代表被检测者是“康复者”或者“未被感染的正常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转地“双检”又该怎么操作？尼日利亚还没有开通直飞中国的航线，要想回家，必须中转。
原定的行程中，她只在开罗机场呆5个小时，任谁也无法完成“双检”要求。这意味着，为了检测，她必须入境埃及，在人生地不熟的开罗停留至少两天。
所有准备工作，重头做起。
政策在收紧，回家相当于“买彩票”，改签也没有那么容易。
为了回家，一股脑儿加了好几个票代和机票群。（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每周，埃及飞广州只有一班飞机，上座率不得超过75%，这是民航局的规定。
即便“中了奖”，抢到了票，也不一定能走。因为如果之前的航班，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达到5个，该航线航班将被熔断，暂停运行1周；达到10个的，暂停运行4周。
“双检”突如其来，政策说变就变。夹缝中的Hola觉着异常煎熬。她急着回国考试，如此一来，很可能被耽误。
Hola不敢和父母倾诉。她刚毕业，就不顾父母反对来非洲工作，现在发生变故，只能憋着，况且“告诉爸妈，他们只会更紧张。”
等待期间，Hola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一个念头在她脑子里盘旋，“还能回家吗？”
一波三折
11月4日，驻尼使馆公布了指定的“双检”机构。3天前，驻埃及使馆也公布了其认可的实验室与医疗中心。这意味着，Hola不必再为检测担心。
然而，同样是在当天，民航局发出了第十份熔断指令：埃及航空10月23日入境的MS958航班，核酸检测阳性旅客6人。自11月9日起，暂停该航线航班运行1周。
“是我的航班！”Hola心里一惊。
好在她足够幸运。成功改签后，她只需要提前两天到达开罗，进行二次检测，回国的航班还是19号起飞，那是MS958被熔断后复飞的第一班飞机。
她踩着点，得以“死里逃生”。相比之下，同事Rigin的运气就没那么好。她的航班在熔断期内，机票被取消了，只能等待票务安排。
截止至1月5日，民航局已累计向中外航空发出熔断指令147次。
11月5日早晨，6:59分，Rigin迷迷糊糊醒来，一看手机，票务在凌晨5点30连续给她打了7通电话。
“11月7日，MS878，阿布贾飞开罗。11月10日，MS953，开罗飞杭州。可以吗？”
“着急，速回我。”
“就一张票，让他们尽量留着，等你的确认。”
“你来得及吗？”
来得及吗？已经5号了，7号就要飞，她还得提前去阿布贾做检测。从卡诺到阿布贾也已经没有时间合适的机票了。倒是可以坐车去。但是尼日利亚治安复杂，长途车程一般要带上大兵。她一个女孩子，安全吗？
来不及也得来得及，不安全也得安全，Rigin还是决定拼一拼，赶这一趟。她赶忙联系司机，收拾行李。当晚，她从卡诺出发。
在浓郁的夜色里，车辆一路飞驰。路上车胎还爆了两次。在近10个小时的连夜跋涉后，她到达阿布贾，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熔断，是听天由命的事情。在此之下，幸运成为了一种比较级。对比起Hola和Rigin，乐乐的运气可能更差。
31岁的乐乐在埃塞俄比亚工作。8月，他买下第一张回国的机票。假如一切顺利，11月6日，他会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出发，经由迪拜中转，飞往广州。
进入10月，疫情反弹，频繁的熔断找上门来。
自10月末以来，EK362，这班本该载乐乐回家的航班，就被取消了3次。他反复改签，又反复失败。
最后，阿联酋航空直接告诉他，后头航班都没有位置了，请排队，无论是头等舱、商务舱还是经济舱，请等到2021年3月，“如果有人退票，我们会安排您优先登机”。
“你说，这个形势下，怎么可能有人退票？”
假是提前请好的，接班的人也到位了。行李收拾好快两个月了，却没机会上路。
11月14日，汉莎航空突然宣布，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设立快速检测中心，为赴华旅客提供“双检”。这本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奈何没人愿意冒险做“探路者”。
乐乐决定搏一搏，“闯，还有一线希望”。
行李收拾好3个月后，乐乐终于拖着它来到了值机柜台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他马上联系了票务，买下一张约3万元的机票。
16日，两天后，他从埃塞出发，飞往德国。路上，他心里有一丝丝忐忑，但更多是“无所谓”，“能走，是皆大欢喜。不能走，再另寻出路”。
他意识到，回家已然成为一场赌局，能不能“中奖”，不是由他说了算的。
17日，当地时间凌晨5点，他落地法兰克福机场。在疫情的影响下，这个全球第二大的航空枢纽也变得空荡荡。非申根转机区域的检测中心，可能是人流最密集的地方，站满了等待“双检”的中国面孔。
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旅客寥寥。（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1个小时后，乐乐带着“双阴”证明和绿色健康码，坐上了飞往沈阳的飞机。
终于，终于能回家了，他想。
乐乐飞离德国4天后，汉莎航空宣布，法兰克福机场内的“双检”中心不再接受自非洲始发的赴华旅客。
弹尽粮绝
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有中奖的运气。
37岁的红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躲过了熔断，扛过了“双检”，最后却因为“撒谎”的航空公司，被滞留在了中转地——亚的斯亚贝巴。
这座城市是非洲大陆连接世界的交通枢纽。每天，无数人经由此，飞进飞出。他却被困在这里。
超售机票的埃航把他的航班，优先安排给了此前滞留的华人。同红星一样的被“骗”的，还有经非洲各国来此中转的近170位同胞。
滞留第一天，绝望。防疫物资不太够用了。19号晚到埃塞首都，20号晚回家，这是原定的行程。随身携带的物资都是按照一天的用量来准备的。
好在女生们用自己的化妆瓶，去隔离酒店前台装了些免洗洗手液来，还能撑会儿。但防护服只剩一套了，口罩、一次性手套和酒精喷雾也所剩无几。
和埃航工作人员交涉总要先保护好自己吧？万一这期间感染了，就真完蛋了。
在亚的斯亚贝巴隔离酒店的大堂，被滞留同胞们等待埃航前来协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滞留第二天，绝望。
红星在刚果（金）工作，两年没回家了。好不容易轮到他休假，再迟疑一下，下一次回家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次回国，他没有告诉家人，想着圆满落地再和他们联系。妻子打来电话，要求视频，他害怕被发现，只好找一面白墙做背景，说自己一切都好。
滞留第三天，绝望。埃航不断承诺，优先安排红星这批中转人员坐下一班飞机走。那下一班飞机的同胞怎么办？他们也急，也是等了又等，也买了“高价票”的。中国人回家都不容易，他一点儿不想占别人的名额。这个座位，他坐着也是如坐针毡。
红星买到了一张“假彩票”，而对于另一些在非务工的华人来说，他们连买票的资格都没有。
在非洲3000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大陆上，在60个国家与地区中，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南非、卢旺达这5个国家开通了直飞中国的航线。对大部分在非华人来说，中转是他们必须要跨过的坎。
32岁的大表哥被困在佛得角。这个位于西非的国家漂浮在大西洋上，由10个大大小小的火山岛组成。在一张比例尺为1:1.3亿的世界地图上，佛得角被缩小为一些零星的小点，几乎不被人注意。
地图尺寸被缩小后，佛得角，成为了一个点。
要从佛得角回国，最方便的方法是经葡萄牙的里斯本中转，但现在这个计划已成空谈——里斯本机场不能做快速检测，也不支持落地签。
为了回家，他几经思考后，在微博上发出求助：“从普拉普（佛得角首都）-里斯本-迪拜-曼谷-广州，在里斯本和迪拜还需要做检测吗？”
2个月前，大表哥因外援项目逆行来到佛得角。工程现已结项，回国遥遥无期。工地上还有几十号期盼回国的华人劳工。
在一封求助邮件中，大表哥写道：“我们深知国内抗疫的艰难，也支持双阴检测的要求。但是请给我们远在非洲的劳务工人一丝回国的希望。”
“只要能回国，要付出再多也愿意”。
然而，现实是，政策正愈加收紧。自11月以来，国内几家航空公司也相继宣布暂停承运自非洲始发，经第三国中转赴华的旅客。
能走的路正越来越少。
何以为家
没有人会向往非洲的生活。
“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当红星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去非洲工作时，他这样回答。
刚果（金），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那里，红星的日子不算艰辛，但却比想象中要单调乏味许多。每天，宿舍、食堂、公司，三点一线。他到点上班，到点吃饭，到点睡觉。
“非洲不比国内的，这里不能逛街，也没有什么外卖。我们到了饭点就去食堂，去晚了就没有了”。
疫情肆虐，街边的小商铺也倒闭了不少。（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非洲生活，是没有任何娱乐和私生活可言。”
姚先生在安哥拉工作。他是外援项目的随队医生，驻扎在首都罗安达4年。在那儿，他见过设施简陋的生活区。罗安达，这座城市西临大西洋，每逢雨季，海风卷着水汽而来。工人们的洗漱棚又搭在室外，经常趟着水摸黑去上厕所。
一些当地人对华人也不太友善。疫情期间，她去超市囤货。排队时，人们都站得离她远远的。有人直接告诉她：“你不应该站在这儿（排队），你应该等大家都走了再去结账。”
疫情仍未完全消退，当地政治家却开始嚷嚷复工复产。Hola很害怕，还是老老实实戴口罩，公司的非洲员工却觉得没必要：“这里这么热，Corona早走了！Remove your mask！Forget about it！（摘下口罩，忘记病毒）”
防疫疲软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自3月13日，埃塞俄比亚报告首例确诊病例起，乐乐就预想到了疫情在这里的走向。当地政府确实做出了“努力”，封锁、颁布禁令，但是很少人遵守规则。
“如果不戴口罩要吃牢饭，埃塞的监狱估计不够用”。
9月，在累计确诊病例超过6万，每天仍有超过500例新增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迎来了传统新年。节日当天，当地人在各个地方组织起露天派对。
彼时，乐乐在园区，透过窗户看到楼下空地上扎堆的人群：坐在同一排的人们紧挨着彼此，手臂贴着手臂。前排的人稍微转个头，与后排鼻息相交，也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庆贺新年的当地人，排排坐，也不戴口罩。当天，埃塞俄比亚新增病例为789例。（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夜晚，巨大的火把被点燃。人们再次聚集，载歌载舞。他俯瞰着沉浸在欢乐中的人群。眼前的光景让他怀疑：疫情是真的还在吗？
只有每天更新的数据，能让他认清现实。
乐乐想回家了。
在外漂泊3年，回国的念头一直在心里生根发芽。眼看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治安越来越混乱，他对未来深感失望。
回国前，他正式递交了辞呈，辞去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回家吧，他对自己说。
航海梯山
终于落地了。
Hola脑袋嗡嗡地响。从开罗到广州，整整8小时39分钟，她没有摘下过口罩。
为了安全起见，她戴了两层口罩。外面一层N95，里面一层蓝色的医用外科口罩。机内空调的热风吹得人喘不过气，Hola感觉晕乎乎的，耳后根被口罩的细线勒得生疼，钢圈死死压住脸颊，给予她微妙的现实感。
回国，从头到脚全副武装才安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庆幸的是，她不太怕热。防护服虽严严实实裹在身上，倒没有特别折磨。同行的好些大叔早已满头大汗，呼出的热气喷在护目镜上，起了一层水雾。
更多是觉得累，又累又渴又饿。彼时，距离她出发已经过去近144个小时，一路坎坷。她有些委屈，“为什么回家会这么难？”。
离开尼日利亚的前一晚，在防疫健康码小程序上申报材料时，因为漏传承诺书，使馆直接给她下发了“红码”。
重新上传后，又因为网络问题，一直显示黄码。她开始急躁。一整个晚上，她都在为健康码烦神，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好。
凌晨2点，惊醒，黄码。
凌晨3点，惊醒，黄码。
几乎是每一个小时惊醒一次，反反复复，一直到天亮，还是“黄码”。
刺眼的黄色让Hola顿时丧失了食欲。草草扒了几口白粥后，她赶往机场，慌慌张张地连口罩也忘了戴。安检口偶遇的中国阿姨看到她，吓坏了，“你怎么能不戴口罩！”，一边唠叨着一边掏出自己的“库存”塞给她。
临登机前，Hola又尝试着上传了一次材料。候机厅的3G网差得不行，加载的圆圈转了又转。结果，使馆退回了“红码”。
“信息不全，审核不通过。”
“明明全了！”护照截图在，阴性的证明在，承诺书也在，明明都全了，Hola急哭了。都这个节骨眼上了，她还在不断碰壁，“大不了不回了，我不回了行不行”。
眼泪止不出地往外冒。登机口的中国同胞看她形单影只地站在那儿哭，一个两个都上前帮忙。幸运的是，刚好有一位大叔在使馆有认识的人，他直接联系了操作后台的工作人员。
几分钟后，码变绿了。
好不容易上了飞机，Hola却开始感到饥饿。封闭的机舱内感染风险高，她本是做好了全程不吃不喝的打算。“但我真的太饿了，特别特别饿”，早晨的几口白粥早在肚子里消化光了，她有些低血糖，连带着头也开始重起来。
飞机上发的餐食，一口都不敢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实在忍不住了，她拆开了飞机餐中的小面包，四周的中国乘客立马看向她。旁边的大哥连忙提醒：“姑娘，你胆子咋这么大，别吃了”。
不吃不喝似乎已经成为了国人回家的“基本常识”，乐乐的“战线”拉的尤其长。
从埃塞飞往德国时，他直接告诉空乘：“请不要给我派餐”。落地后，他又马不停蹄赶去检测。直到完成二次“双检”，他才在机场买了点快餐，就着水补充体力。
他也不敢买多了，怕吃多了喝多了会想上厕所。
受疫情影响，法兰克福机场不再允许餐厅堂食，只能外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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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0 10:0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