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样的修身养性

牛角芝麻

另样的修身养性

―― 《最终的解脱》2010版中译本序

1991年秋天，无意中读到一则消息:“A book giving guidance on suicide becomes a best-seller on New York Times.”(一本提供自杀指导的书成了《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 。那时候正在忙着毕业论文，无心顾及这类“身外事”，只是闪过一念，“就像嬉皮士，同性恋，变性人一样，美国什么事不会发生？”
几十年过去，在人间的风雨中，自己也到了秋凉伴鬓霜的时候，无意中又见到了那本昔日最畅销书的新版本，德里克·汉弗莱著的《最终的解脱》2010版（Final Exit， by Derek Humphry，2010）。这一次我是认真地把它读了。读后的感觉十分特别，没有感到这样沉重的主题通常所带来的阴暗恐惧的压抑情绪，倒是模模糊糊地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快感，觉得在自己的精神的储藏里似乎多了一点东西。什么东西呢？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位罹患重病，濒临死亡而没有办法挽救的人，如何有尊严地使自己得到解脱。”
这个问题重要吗？其回答重要吗？
当一个人不再具有生存的意义时，他被盖上一层床单，在那里等待着。他身边的人们忙着表同情，想后事，在悲伤情绪笼罩下，按世俗的流程做那些应做的事情。然而对床单下面藏着的那团生命，很少人真正愿意去探索去理解。《最终的解脱》试图揭开这层床单，思考那里的问题和各种可能性，并试图在道德和法律的框架下，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
有人把《最后的解脱》看作一种“死亡保险”，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想法。保险，就是风险管理的方式。人们说，“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那么死亡还有什么风险呢？死亡的风险是糟糕的死亡，即无助的，拖延的，痛苦的，无尊严的死亡。海明威说，“死亡，只有在拖延时间、痛苦之至、令人难堪这点上才是坏事。”(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
我的姨夫患肺衰竭，去世前曾对亲戚说，“你们每天来看我，见我还活着，心里会感到满意，但是你们是不是知道，我一天也不愿意这样活在世界上。”我想，此时他是多么希望有一种死亡保险，在自己处于这种困境的时候，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解脱。
《最终的解脱》的作者德里克·汉弗莱先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亲身经历，使他一直走在追求合法安乐死和有效的临终关怀的前沿。他多年从事媒体工作的职业敏感性和广博性，使该书不仅仅是一本穿越死亡之门的“操作手册”，它充满了对生活哲学，人性，道德，社会学观点的探讨，它力图检视人处在濒临死亡而又无法挽救的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各种生理情况，心理情况，意志状态，道德处境，并寻求与之对应的最合理的，对当事人和家人冲击最小的解决方式。在以往，这类思考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那些人会面临的，最深层的，最难于直视的恐惧和心理挣扎，这本书却是勇敢无畏的直视它们。例如，夫妻俩都同时陷入了如此的境况，怎么处理比较恰当？临终时应该对人们说些什么？临终的人有隐私吗， 如何看待这些隐私？如果你想用饿死或冻死自己的方法去解脱自己，会出现些什么后果？.....对这类问题，作者都在悯天忧人的道德基调中进行了设身处地的认真思考和研究，向读者提供了在其他地方难于获得的有用知识。
我曾经向一些60多岁的人谈起这本书的内容，不少人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不想这些！不想这些！”。
为什么人到了这个年纪还不愿意把这种问题认真思考一下?
我想首先是因为人对死亡天生的的惧怕，最好永远都不要面对它，这是一种生物的本能。
其次，在人的潜意识中，总觉得死亡出现在自己身上是一个偶然事件，即使到了老年也是如此，在死亡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还希望死亡的概率之剑，不一定会立即劈到自己头上。
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人普遍缺乏一种清晰地，客观地认识死亡的教育。回顾一下我们所接受过的，和现在学校的授课大纲，那里没有这种教育的位置，家庭教育对此更是避犹不及，因而人们从来不会从这些教育中得到像读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后对死亡的那种真实感觉。
前两个原因，是出于人性和人本能的情感，是先天因素，后一个原因则和社会有关，和个人的认识有关，是后天因素。
很显然，并非《最终的解脱》试图解决的问题不重要，而是人的本性和人的认知局限造成的，与这个问题的真实的或想象的距离感，使人忽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时候，再次琢磨自己阅读该书后的那种感觉，便有点明白了，那是一种洞悉事物和获得支撑的感觉，脑子里闪过了“修身养性”这个词。
人怎么会从对死亡的探讨中作到修身养性？
修身养性，意思是通过对自己直接的经历与间接的体验的深入体察，反思，达到一种对人生意义的高层次的领悟，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和肉体获得最佳状态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人欲求达到这种完美的境界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并非为完美而完美，而是为了能妥善应付人生的所有可能的境况。
人一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他就被附着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指标，例如我们说，他的事业会成功，他的事业会失败，他会生活幸福，他会遇到灾难，他会有美满的家庭，他会有出息的后代...，在未成为现实之前，所有的这些指标都是不确定的，确定的指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会死亡。然而在现实中，人们一生都在兢兢业业地为那些不确定的指标潜心修炼，却对着那个无法逃避的指标茫然。这是不是人精神追求的一种缺陷？
修身养性的圣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显然他对死亡教育轻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的终极目的，在这位修身养性大师备受推崇的论述中，也未曾见到过有关普通人应该如何看待死亡的议论。倒是艺术家木心先生晚年说了这样一句话：“要经常想到死。”（《陈丹青回忆木心》）我认为这种想法具有更高的境界，为人们的修身养性添加了十分有益而必要的内容。
毫无疑问，“经常想到死”，会给人以某种程度的恐惧感。当一个人把死亡和自己或自己的亲人联系到一起时，出现的恐惧感，厌恶感，与每天充斥媒体的那些看起来更为真实的凶杀和死亡完全不同，它不是一种娱乐或间接知识，而是一种严肃的精神体验，它会触发人深层次的思考和情感变更。谁没有亲人离去？谁没有老和死？因而这种精神体验是无法逃避的，不是现在，就是将来，人都必须面对。你要明明白白地生活，就必须克服那种恐惧感。当人克服了那种恐惧感后，“经常想到死”在其他方面对人的影响应该都是十分正面的:
因为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人生苦短，好日子不是没有尽头的，人会更认真严肃地对待生活，更好地享受人生，更珍惜时间；
这样的精神体验，会增加人的怜悯心和对弱者的情怀，更能设身处地，友善地对待周遭的人，犹如经历了一次痛苦或灾难，而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
对自己，对亲人的生活目标，前途期望，会抱有更清晰更现实的态度。这是对教育后代，敬待老人的很有益的思想基础；
更能感受到宇宙间的公平。
《最终的解脱》把这种“经常想到死”的精神体验具体化，细致化，增添了人们应付那种最不愿意遭遇的事情的心理准备和必要的知识，它不仅仅使无望地濒临死亡的人得益，也使数量大得多的健康人因更深刻地领悟人生而得益。《最终的解脱》能成为畅销书，拥有十二种语言的译本而在世界范围传播，正是因为这本书具有超越了“自杀指导书”的意义。


(2021年5月)

附录 1： 《最终的解脱》的扉页

最终的解脱

临终者自我实施及辅助自杀的实际操作

（第三修订版，2010年）

德里克·汉弗莱 著

怡光 译

我在黑暗中倾听，多少次

我几乎爱上了安详的死亡

我用沉思的韵律呼唤着他柔和的名字

求他把我的一息融入空茫

如今我会比任何时候都死得更富丽

在午夜时分溘然魂离人间 •••

约翰•济慈

1795 - 1821

附录 2： 《最终的解脱》内容目录

序言
第一版序言

最困难的决定
寻找合适的医生
法律上的考量
临终关怀的选择
氰化物之谜
好莱坞的死亡风格
奇异的死亡方式
严重残障人士的困境
饿死和脱水
死亡的意愿和“奇迹般的治愈”
谁应该知道
人寿保险
自我解脱之后
隐私事宜
临终者的生理支持
需要写的信
一道离世吗
什么时候离世
您如何获取“魔药”
药品的储存
死在自家车中
使用塑料袋自我解脱
更快的方式：惰性气体
一个清单
最后的行动
危险药物
医生协助的和非医生协助的自杀

附录




附录 3：2010年版作者序

序言

即使一个人身患致命疾病并希望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死亡也不总是那么容易的。影视制作行业常给人灌输的那种快速的，通常是无流血甚至总是无痛的死亡，使我们为之洗脑，以至于我们对死亡行为的整体理解变得如此简单而平淡。不论是因枪伤或因患病而亡，演员都只是翻转倒下便完事。我们非常希望这是真的，因而并不质疑它。
我曾经有一次不幸的经历，在洛杉矶大街上看到一个男人，头部被近距离射击而至死。当子弹射入头部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但他仍然在大喊：“你在做什么啊？”他的死亡之痛持续了几分钟，接着便跌倒进了排水沟。真是可怜。您是不可能在屏幕上看到这样的场景的。
在我二十年与死亡相关的领域里的工作经验中，我听说过不少“美好的死亡”，即那种迅速，平和，被爱的氛围包围着的死亡。当然，还有一些就不是很好了，其特点是拖延，因而造成亲人们的痛苦，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糟糕。有的时候，那些不想忍受痛苦而急于死亡的患者，在几天后却又苏醒过来了，这类情况大多发生在某些医院的精神病房中。
有分析认为，“好的死亡”与坏的死亡的区别，几乎总是归结于事先的周详计划，对细节的关注，以及外界帮助的质量，这些条件对于按照本人的愿望而顺利地终止生命至关重要。其中涉及到的那些细节和指标同样适用于自我解脱（个人自己采取行动而自杀）和医生协助的自杀。
垂死的人是否应该快速结束自己的生命，取决于他所遭受到的难以置信的痛苦的程度，他或她的良心感受，以及对他人感情的考量。如果这本书的读者愿意虔诚地从神性中去获得所有这类指导，那么继续以下的阅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想对那些认为任何形式的安乐死都是不道德上的人说，你们应该宽容并理解另一些人，他们希望有权在自由社会中选择对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处置方式，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在面世的最初十年中，这本书偶尔会被那些情绪低落的人，或精神病患者所使用，这并非本书的写作意图，我对这样的滥用感到遗憾，但我却无能为力。自杀在人类社会中一直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中的一些人在不具备情感和智力方面的足够能力时，又想去处理人生中那些实际的或想象的困境，很可能会选择死。身体健康的人的自我毁灭，永远是对生命的悲剧性浪费，并且会对幸存者造成伤害。但是生命是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作出决定。
幸运的是，只有很小部分美国人选择自杀，其数量大约每年31,000 人。自从本书出版以来，这一统计数字并没有增加。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有些人选择了像本书为患绝症者所建议的那些方式，寻求自我的解脱。如果这意味着，那些出于心理原因而寻求自杀的人，在本书的影响下而采用了比较少的暴力和令人震惊的死亡方式，那么这是我可以接受的。我呼吁所有正在考虑使用《最终的解脱》作为逃避精神疾病或临床抑郁症的工具的人，应该先寻求医疗方面的帮助和咨询。
对于因心理原因而导致的医生协助自杀的情况，我认为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人的心理还是没有足够的了解。尽管在荷兰有少数情况允许这样做，但我也听到有些人对此进行过争论。毫无疑问，某些形式的精神疾病就像无法消除的癌症一样，对人是一种可怕的折磨， 我就有一些朋友是死于这类疾病之手。也许摆脱这类疾病带来的痛苦，或者是对其治愈，将在本世纪晚些时候出现也说不定。
自1976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为那些希望在患绝症的最后阶段减轻痛苦的成年人，和那些因患不可逆转的疾病而导致长期的无法缓解的痛苦的成年人提供帮助。这必须是自愿的，合理的死亡请求，这种请求经常不断地发生，并已经被见证和记录下来。

当《最终的解脱》于1991年初首次发行时，媒体，评论家，伦理学家都认为它不值一顾。我向他们分发了数百本该书的免费复制本，但是传统的“否认死亡综合症”却大行其道。我在1980年成立“铁杉学会”（Hemlock Society）时（注1），大约有一万名感觉敏锐的成员购买了这本书。然后，在下半年，纽约的一位对本书感兴趣的朋友，第一次发表了对本书的介绍。文章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本教人“如何自杀”的书，因而引起很大争议，有些人对本书表示了强烈反对意见。结果是，媒体发现了因该书引起的那场激烈的争论，随后又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宣传，致使《最终的解脱》一夜之间成为了畅销书。在接下来的18周里，该书都是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最畅销书籍榜单上度过。那年秋天，可以说这是美国最受关注的一本书。专家们也无法理解，一本提供自杀指导的书的需求量如此之大。他们问，美国发生了什么事？
简单的答案是也许包含在我在ABC电视台的夜间联线（Nightline）节目的回答中。芭芭拉·沃尔特斯问我：“为什么它是一本畅销书，汉弗莱先生？” 我的回答是：“因为每个都会死。不管这件事是如何地私密，几乎每个人都想要知道，死亡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临，而人们也想了解最终解脱的各种选择。”
我认为另一个妥帖的答案，可能是来自在书店要求我为该书签名的一位读者，他作了这样的评论：“对于一种可能发生的糟糕的死法，这是我所买过的最好的保险。”

没有一家出版商有胆量第一个在美国，澳大利亚或英国发行《最终的解脱》，所以，我是在我自己的组织“铁杉学会”的财政支持下自己出版的。铁杉是一种毒素，但对该组织来说，却变得十分幸运，它为他们获得了将近一百万美元的利润，而这些利润本来可以让那些发行商们赚去的。
一旦打破了在商店和图书馆中购买这种终极“操作方法”书籍的禁忌，其他出版商便蜂拥而至。现在可以通过整个英语国家的正常图书交易渠道进行销售，并且可以在十一种世界主要语言的不同翻译版本中自由阅读。              
这本书为“铁杉学会”赚取的大部分金钱后来被用于资助华盛顿州（1991），加利福尼亚州（1992）和俄勒冈州（1994）的公民投票活动。 其中的前两个州的提案是寻求使主动自愿的安乐死和医师协助的自杀合法化。 由于基督教宗教势力在投票之前的强烈抵制，两个倡议案都以微弱劣势落败，仅获得46％的选票。（在加利福尼亚州，46％的选票相当于450万张票，几乎不是少数。作为比较，通常总统选举得票的比例更要少。）              
回顾前两次失败后，俄勒冈州改变了策略。这次投票活动的是寻求选民批准一项较宽松的法律，允许医生协助自杀（由医生提供病人食用的致命药物），并且明确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安乐死（通过医疗注射死亡）。尽管主流教会坚决抵制，但这项法律以51％的选票获得通过。
有人认为这次成功是因为该法案的范围缩小了，但是我相信胜利是由于遇到了时机。这是由于对勇敢的密歇根州医生杰克·科沃尔基安（Jack Kevorkian），以及另一位有些胆怯但更为主流的医生蒂莫西·奎尔（Timothy Quill）的大规模宣传，以及《最终的解脱》在书店和图书馆的火爆的事实，使选民受了教育，并对合法的辅助死亡的想法感到了习惯。 在纽约州，奎尔博士在享有盛名的医学杂志上透露，他不仅相信自己在某些情况下实施会辅助自杀，而且他本人也实践过自杀。
但是俄勒冈州通过的法律并未立即生效，因为国家生命权委员会收到了法院的禁令，阻止其实施。该国家生命权委员会是从一个旨在阻止妇女合法堕胎的机构中分离出来的。只有一名法官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有关这项法律违背宪法的论点，但该项判决已成功上诉到高级法院。
对提案的投票和法院案件的审理并不是改革辅助死亡法的唯一尝试。在1990年至1996年之间，美国16个州的立法机构考虑了允许医生协助自杀的法案。它们虽然都没有通过，但是很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新被提交出来，直到它们通过为止。面对体制上的反对，像这样的突破性的社会改革需要坚持不懈。
令大多数人惊讶的是，接下来的一个解决安乐死问题的地方会于1995年出现在澳大利亚北部领地。该州以其庞大的丛林和鳄鱼而闻名，而不是由于社会改革的热情而受到关注。 这项法律由该州当选的代表通过，批准了身患绝症的人可实施自愿安乐死及辅助自杀，并于1996年7月生效。一年之后，联邦政府又一次重申了这条法律，但只有四个垂死的人实际使用了这条法律。
当然，世界上所有形式的安乐死测试实验室都在荷兰。自1973年以来，荷兰医疗界，律师，思想家和政治家一直在认真地，一步一步地制定出富于同情心的，合理的辅助死亡的指南。详细的调查，研究和报告从荷兰倾泻而出，引导我们这些人越过为这类新的复杂程序布满岩石的海岸。 2002年，安乐死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在哪里成为法律。
安乐死的反对者经常声称，加速死亡的进程会剥夺患者和家人的亲密关系，失去自然死亡的安宁。他们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了人们选择这种死亡方式时的真实境况，无视了这种选择是当事人对自己的一种满足，也许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垂死的人认为：“这应该是我离开世界的时候了。” 通过诚实地接受死亡的必然性和妥当的时间安排，家人和朋友可以公开地作出最后的道别和必要的感谢。
这是另一种生存权，它应该这里来理解：信仰自决权利的人一旦得知自己患有绝症，可以立即自杀。事实上，死亡权的支持者对生命的热爱与其他任何人没有两样，并会愿意坚持到最后一刻，但有些时候，坚持的时间太长了，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境况失去控制。
我经常被问到，如果我患了绝症时是否会自杀。我的回答是： “我会观望一会。”如果我的垂死状态是可以忍受的，痛苦得到了很好的处理，我的自我控制和尊严没有受到损害，那么我将坚持并等待自然死亡。但是，如果我是遭受极为不幸的少数人之一，那么我将会决定迅速离世。这本书应该适合那些与我有相同想法的读者。

的确，我在创建和成立“铁杉学会”的同时就树立了死亡权运动领导者的声誉，但我于1992年便从该组织退休。2003年，“铁杉学会”因合并而消失了。与其相应的组织已变成为一个巨大的行政杂务摊子。在我生命的秋天，我更愿意成为沟通者而不是组织的主管。
今天，我是一名全职的志愿者，负责有关的活动，写作，演讲和一个小规模信息组织的运行，那就是安乐死研究与指导组织（ERGO）。如果您处于某种境况，与本书所介绍的那些情景相似，并想按本书指出的方法来处理与你生命有关的问题，但仍然对某些项技术感到困惑，请随时与ERGO联系以进行讨论。有关如何获得ERGO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书后面的附录。您必须首先仔细阅读它们（也许两次）。要想经历好的死亡，需要勇气，外界的支持，和对细节的严格关注。享受好您的余生！

德里克·汉弗莱      
俄勒冈州尤金
1996年8月
2010年更新




注1：
（铁杉（Hemlock）是一种高毒性的植物。根据前“铁杉学会”前会长费耶·格什（Faye Girsh）的说法，铁杉协会成立于1980年，其名称是参照苏格拉底决定通过喝铁杉毒液来结束他的生命，而不是屈服于他无法忍受的苟且偷生。在公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因鼓吹被认为与雅典政权相反的思想来腐败雅典的青年而被定罪。尽管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他本可以选择流亡，但他选择死刑，这被许多自杀的支持者视为端庄而高尚的行为。（译者注）




附录 4： 第一版作者序

第一版序言


当我的第一任妻子再也忍受不了病情恶化引发的身体痛苦，及癌症带来的艰难生活时，她要求我帮助她结束生命。这是既合乎逻辑又令人发指的要求。
我应该怎么办？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药剂师，要用其他方法去终结一条生命，例如枪击，刺杀或勒死，对我来说是深恶痛绝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作为报业记者的三十五年的生涯中，经常接触到这类终结生命的丑恶结果的缘故。
“请医生给我服用过量的致命药物，”吉恩（Jaen）恳求道。无法忍受观望到她的痛苦和看到她提出要求时的平静态度，我当时便决定为她提供帮助。
我可以问谁？首先想到了三位以高超的医术和奉献精神对待她的医生。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照顾她，尽管他们当时已经意识到，并向她和我都公开地表示过，死亡正在一天天走近，然而他们对此也没有对策。
说实话，我当时的想法的实质，是让这三位高级的专业人士之一去犯罪：协助自杀。刑法不会考虑到一个人的死亡愿望，也不会考虑到死亡有多近和死亡的不可避免。如果其中的一位被发现帮助我妻子死亡，他将受到起诉，并被取消执业资格。
我决定不问他们。 但是我仍然需要帮助她，我是她的唯一依靠。
我想起了我多年以前见过的一位年轻医生，当时他为我的报纸写医学报道。
我打电话给这位“乔医生” ，问我们是否可以见面，他邀请我去他的诊室。他是当时一位卓有成就的医生，尽管他已经拥有了很好的声望和能力，他并没有失去我早些年注意到的同情心和人性。我告诉了他吉恩病得很重，以及她想快速结束自己生命的的愿望。他详细地向我询问了病情，疾病对她的影响以及她接受治疗的情况。
一听到吉恩的骨头会因突然的微小运动而折断时，他就停止了谈话。
“她很难再恢复有质量的生活了。”他说。他从办公桌上站起来，大步走到他的药柜前。
乔医生制作了一些混合药丸，然后把一个小瓶递给我。他告诉我，用时将胶囊中的药混入甜饮料中以减少苦味。
“这完全是你我之间的事。”他直视我的眼睛说。
“我向你保证，没有人会知道你的参与。”我答应道。我感谢他，并离开了。
几个星期以后，吉恩感到自己的时间已经到了，她问我药品的事。尽管无限的纠结，我还是不得不按照她的想法去做。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早上，回忆我们在一起的22年。然后，我将药片溶解在咖啡中，我们说了最后的再见。我看着吉恩拿起咖啡并喝了下去。在睡着之前，她用剩下的一点点时间喃喃道：“再见，我的爱人” 。五十分钟后，她停止了呼吸。
我的妻子按自己的意愿和应得的权利于1975年离开了世界。但是，为了这件事，有两个人犯下了罪。
首先，乔医生为没有在他的诊所注册，而且他自己也从未见过的病人开了药，这是违法的。另外，因为他在知道药品的作用的情况给出了致命药物，这是协助自杀。
其次，我因为协助自杀罪，在英国（当时是我住在英国）会被判14年监禁。虽然此事当时发生在英国，即使是发生在我现在居住的美国也是一样的，因为美国和所有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的法律几乎完全相同。在加利福尼亚州，我的这项罪行会被判5年监禁。
如果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乔博士和我是否真正的犯下了重罪，应受惩罚吗？ 这些陈旧的法律难道不准备改变以适应现代的道德观念吗？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拥有这样一位医学界的好朋友。而且，为什么像乔医生这样有爱心的医生必须承担如此惊人的风险呢？
如果我在当时接受有关吉恩死亡的侦询采访时崩溃了，没有守住我的承诺而透露了乔医生的身份，他将遭到起诉，他的职业生渊将被摧毁，或者发生其他难以想象的事情。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当局是从我1978年为吉恩写的传记《吉恩之路》（Jean’s Way）中得知了吉恩之死的情况。这本书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使他们感到不得不审问我。警察来找我面谈时，我立即向他们供认，并愿意在任何审判中认罪。但是，几个月后，我收到了检察官寄来的的一封信：他决定不起诉我。
自从1980年以来，出于健康原因而自杀的禁忌已经被打破。现在人们看到，老年人自杀已经很普遍，尽管这些情况可能需要根据社会和保健政策加以解决，但不应该习惯性地加以谴责。有证据表明，公众和法律都对出于怜悯而协助自杀的境况表示同情。有些陷于绝望中的人，独自协助亲人死亡，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唯一富有同情心的事情。诸如亚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布鲁诺·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之类的知识巨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并没有遇到像神学家皮特尼·范·杜森（Pitney Van Dusen）在1975自我解脱后所造成的震惊和批评风暴。
1990年，杰克·科沃尔基安博士（Jack Kevorkian）选择帮助珍妮特·阿德金斯（Janet Adkins）在阿尔茨海默氏病的早期阶段自杀，尽管有些心理学家和自以为是的伦理学家提出了一些批评，但他表现出的同情心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
在所有开明的国家里，在合理的情况下医生协助自杀合法化的时间表仍然遥遥无期。 迄今为止，只有荷兰，瑞士和比利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社会的进展。
1981年，我首次独立出版了与自我救助有关书，《让我在醒来之前死去》，没有主流出版商去碰它。尽管受尽了批评和虚伪的评论，它还是卖得很好（超过13万份），无数人从它那里得到信息的帮助，以结束由于医学原因使他们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苦。不可否认，也可能有人滥用这本书。试想，当北美大约3亿人都可以买到这种样的产品时，谁能够保证每一个死亡的原因是与它有关或无关。当然，记录滥用的情况仍是需要的。在其更新的版本中，《让我在醒来之前死去》继续争取自己的读者，因为它关注的是自我救助，它影响着个人和家庭。在这方面，它是永恒的。
现在是更进一步的时候了。《最终的解脱：临终者自我实施及辅助自杀的实际操作》，是着眼于现和将来的一本书。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前进了。通过电视，杂志和书籍，当今人们非常了解医疗问题。有关人身安全和个人自主权的问题已经在公众的想象中占据了上风。 许多人对南希·克鲁赞（Nancy Cruzan），凯伦·安·昆兰（Karen Ann Quinlan），罗斯威尔·吉尔伯特（Roswell Gilbert）以及其他与死亡权有关的名人案例都持有自己的见解。现在，医师更可能被视为“友好的身体技术员”，而不再是每条建议都必须被解释为命令的人体健康的统治者。
《最终的解脱》的终极目标，是在于帮助公众和卫生专业人员有尊严地为那些希望为之作规划的人实现死亡。
德里克·汉弗莱      
俄勒冈州尤金
1996年8月
2010年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