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最花钱的科目，怎么突然不香了？

昶澤

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国学子为学英语付出了极高的时间与金钱成本，背了无数单词，报了无数培训，但英语显然没有给予中国学生同等的回馈。如今英语热降温，该反思的不是英语有没有用，而是如何让英语回归其语言本质，把它作为一门工具用起来。
如果把教育比作一种对于未来的投资，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最不划算的投资项目是什么？答案不言自明。
多年来，如果把中国学生花费在英语上的时间和金钱与其获得的回报相对比，其投资性价比足以让老股民笑出声来。
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国学子为英语付出的成本也是最大的，背了无数单词，报了无数培训，但英语显然没有给予中国学生同等的回馈。根据雅思、托福等英语水平测试的官方报告，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发挥稳定，常年稳居全球倒数。
我们还有必要花费那么多力气学英语吗？尤其是英语培训风靡社会以来，英语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成了很多家庭和孩子的负担，脱离了其语言和教育的本质。
“双减”之后，教育减负是大势所趋。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访谈了三位英语学习者，他们有的因为母亲是英语老师，早早体验了一对一的英语家教；有的虽然是出身小城的做题家，却在小学时享受了堪比一线的英语教育环境；有的经历了疯狂英语的年代，但对那种英语热心生怀疑。
在吵闹的舆论场之外，学生和家长还在为了破解26位字母组成的密码游走于课堂、补习班和家庭教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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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妈也救不了我的英语

“双减”政策规定，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此外，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
但减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竟其功的。目前补习的刚需仍然存在，被包装成“新家政”的住家老师已经开始出现。据媒体报道，住家老师不仅要帮助孩子学习英语，协助进行家校联系，还要负责生活起居和生活习惯的培养。
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陈卓觉得有点儿好笑：“这是什么新家政，这不是我妈吗？”
陈卓的母亲是一名初中英语老师，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高考走出农村到城里当了英语老师。在陈卓小时候，母亲会给她放一些英语动画《芝麻街》的光盘，并教她学习音标。因此陈卓对英语的最初印象并不是某个单词，而是“元音、清辅音、浊辅音”这样的抽象概念。除此之外，母亲并没有让陈卓比别人更早地正式接触英语。陈卓说：“我妈可能老觉得她是英语老师，不着急。”
直到小学毕业，陈卓考上了市里最好的初中，母亲才借来了初中教材，赶在开学之前给她填鸭式恶补了一些英语知识，并且主要是一些需要背诵的语法知识和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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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班上其他同学看来，有个一对一的专属英语老师，陈卓的英语没理由不好，然而只有她自己知道，母亲并没有教授她什么学习英语的独门秘籍，只是把原本对着班上几十个人讲的英语考点，又给她单独讲了一遍。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这让陈卓很快对英语考试得心应手，对她来说做英语题的快感和玩儿开心消消乐没什么不同，即使看不懂文章，也能根据搭配选出那个正确的答案。
上大学以后，陈卓裸考过了四六级，有了想出国看看的念头，但是嘴里念叨了无数次的雅思却迟迟没有去考，原因仍然是口语。
“只要还在把英语作为一门考试而不是语言来教，别说什么小班教学或者一对一家教了，亲妈都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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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语巅峰是小学”

口语，往往是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短板，哑巴英语几乎是中国学生的通病。如今在国外留学的江岳觉得，自己现在的口语可能还比不上小学时的水平。
直到1984年重新被纳入高考主科，英语才重新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找回了自己的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位于应试教育末端的小学教育也迅速作出反应。当时按照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一般三年级才开始学习英语，但部分发达地区的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
为了比学赶超，来自四线城市的江岳一年级就被送进了双语班，因此在七岁时就拥有了自己的英文名字，并一直沿用到现在。
双语班一年要比普通班多交8000元学费，在2002年，这笔钱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江岳的父母尽管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仍然坚信这是一笔高回报的投资。
当时江岳所在的小学仅两个双语班，每班人数三十六，是普通班的一半，课桌椅均为金属材质，配备投影装置，但最大的区别仍然是英语教学。
不只是提前两年学英语，江岳的英语课本也全部采用了进口教材，十几年过去了，江岳现在都记得开学时拿到课本的情形，“从头翻到尾，一个中文字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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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老师在义务教育阶段总是校园时尚的引领者，而江岳觉得他小学时的英语老师简直是小城里的时尚风向标。在江岳小学六年的生涯里，经历过两个英语老师，最初的英语老师休产假时，一位男老师曾带过他两个学期的课。江岳对于这位男老师尤其印象深刻，金黄色短发，戴金属细框眼镜，穿破洞牛仔裤配纯色T恤，“他不让我们叫老师，而是叫他周Sir”。
小学时，江岳最喜欢的课就是英语课，长大以后江岳看到一些有关大城市素质教育的报道，提倡寓教于乐，江岳没想到身为小镇做题家的自己也体验过素质教育。在江岳的印象里，小学的英语课就是玩儿着玩儿着把英语学了。给英文电影配音，学唱英文歌，双语班还会专门组织节日活动，“吃着火鸡唱着歌，就把英语给学了”。
最重要的还是交流，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就使用全英文教学，也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用英文交流。“小时候胆子大，中文都说不利索，说错了也没人笑话你。”小学毕业的时候，江岳的英语水平已经远超同龄人，碰见外国人也敢主动上去搭话。
然而进入初高中后，英语课开始变成应试的一部分，江岳很快丧失了对英语的兴趣，吃了六年老本。如今苦于语言障碍的时候，江岳总是会想起小学的日子，“早知道当时留级多读两年小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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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英语，平凡梦想

一纸高考试卷显然尚不足以赋予英语超然的地位，语言的特殊意义往往在语言之外，九十年代的市场化让社会陷入英语热，其模式却也为日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1993年，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热映。“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的台词让人们纷纷做起了赴美淘金梦。同年，俞敏洪在自己的宿舍创办了新东方。三年后，另辟蹊径的“疯狂英语”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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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和疯狂英语的出现激发了全民的英语热情，无论你出于什么目的学英语，总有一碗量身定制的鸡汤。与此同时，二者作为中国英语培训市场化的先驱，也创造了中国英语培训的基本元素：成功学、感恩教育、高度组织化、封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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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英语培训班坑过的大学生活是不完整的，新生们的英语焦虑，是最好的商机。
如今已经研究生毕业走入工作岗位的筱婧回想起大一时参加的英语培训课程仍然引起不适。交完高昂的学费，她被拉到一个远离城市中心的封闭的校区。训练营里随处可见创始人头像的海报，上面还用中英文标注着花样迭出的励志标语。
训练营规矩繁多：白天学员们需要按要求上交自己的手机和相关电子产品；在食堂、教室、操场等公共空间必须用英语交流，违反的人要罚以两元的处分；老师提问要积极举手发言，不积极发言的要上台用英文表演节目......如果按照现在的性格，筱婧觉得自己肯定会投诉，“我是消费者，结果花钱买罪受，也就是忽悠刚上大学的小孩儿”。
接下来几天，学生们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始跑步，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学到的课文。每节课上课之间，都可以看到学生三五成群地聚在操场上，手上拿着包装精美的教科书大声念诵。
这样的氛围下，即使是本来安静而羞涩的学员，也逐渐在老师提到感恩，给父母打电话说“我爱你”的时候哭得声嘶力竭，筱婧一度怀疑自我：“为什么融入不进去，是我太冷血了吗？”
但她也慢慢发现，同学们每天起早摸黑背单词的背后，是一个个平凡中国人的梦想。有人出生在西南的县城里，考上985大学，穿衣朴素，敏感而害羞，来这里是为了将来在外企找到一份好工作，想把父母接到大城市来。有人是销售经理，想练好英语方便和自己的外国客户交流。有人高考失误，被调剂到不理想的专业，想学好英语通过研究生考试改换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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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学生应该很难想象，英语培训曾经如此疯狂。/纪录片《疯狂英语》
随着中国的发展，外国、外企不再是最佳选择，仅凭英语就能改变命运的故事也越来越少见。对于英语教育的质疑也开始出现在舆论中。
2019年3月，作家花千芳就曾在微博上称英语是一件废物技能，全民学英语是极大的浪费。郑强教授虽然肯定英语的作用，但也表示中国的英语教育“过分夸大了英语在成长中的分量，英语耗费了中国青年宝贵的时光”。
近年来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发展，也解决了相当一部分英语应用场景的需要，不熟谙英语的中老年人到国外旅游，能够通过手机看懂标识，甚至与外国人实现简单的对话。在不远的未来，通过智能设备实现同声传译，应该不是梦想。
但语言是复杂的，经常是随机无逻辑的，而人工智能必须有清晰的逻辑和算法。语言是人类文化的总成，在日常交流中，有相当多的文化和情绪是机器无法翻译的，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精准的外语表达更是必不可少。
因此，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至少目前来看，英语课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即使从功利角度来看，现在谈告别英语也为时尚早。英语教育的确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因噎废食并非可取之道。正如经济学家梁建章所说，弱化英语教育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平，因为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在校外甚至家庭中学习，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将永远失去接触英语的机会。
当英语热降温，该反思的不是英语有没有用，而恰恰是如何让英语回归其语言本质，把它作为一门工具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