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女孩讲述：父母漂洋过海在加拿大开餐馆

﹎小屁孩﹎

在"开心"餐馆的厨房里干了七年后，父亲遇到了弗兰克。
弗兰克自称Essex County拥有多处房产。
他告诉父亲，自己在安省Kingsville开的咖啡馆倒闭了，问我父亲有没有兴趣租下店面，开一家中餐馆?弗兰克说，这是摆脱打工生涯、自己当老板的好机会，能让妻儿过上更好的生活。
"想试试吗?"弗兰克问。
"想。"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他盘算着先试营业两个月，就算不成，还能回"开心"餐馆干活。
1992年开张那天，Kingsville的居民蜂拥而至。英文店名May May Inn下方"粤菜川菜"四个大字散发着浓郁的东方风情。(此后多年，总会有游客打电话来问："你们旅馆还有空房吗?")
当父母把"休息"牌翻成"营业"的瞬间，灾难开始了。本该来帮忙的朋友女儿睡过了头，在蘑菇农场干了十年的母亲根本不懂怎么点单。
更要命的是，他俩的英语都磕磕绊绊。
父亲成了唯一的救火队员。毕竟，是他把全家带上了这条贼船。那天他既是厨子又是跑堂，结账时英语数字说得手忙脚乱，整个人像着了魔似的被这个疯狂的梦想驱使着。
"那天下午馆子挤爆了，"他后来回忆道，"虽然搞得一团糟，但看到那么多顾客，我们就知道这事能成。那些乌泱泱的人头，就是我们的希望。"
当父母手忙脚乱地学习经营餐馆的诀窍时，我也在经历着特殊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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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明白，作为餐馆小孩，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独处——尽管总是感到一丝孤独。你要么得躲开忙碌的家人，要么在服务员得空时享受她们短暂的宠爱，要么和那些维系着我家生意的熟客们礼貌寒暄。生命最初的记忆，永远浸在餐馆嘈杂的背景音里。
餐馆永远是焦点，而你从来不是。这个空间迅速吞噬了你的整个世界。它从来不只是个餐馆——更是父母放弃一切换取新生活的见证。他们做到了。这家餐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餐馆就是我们的客厅。清闲时，厨房里的电视机总是大声播放着——要么循环放着爸爸最爱的《永恒火焰》MV(他每次都会跟着手镯乐队一起唱)，要么播着堆积如山的粤语剧录像带。"他在说什么?"我问道。父亲便在午餐与晚餐的间隙，叼着烟把粤语台词翻译成英语。我最爱这些安静的时刻，因为此刻父母仿佛只属于我一人，不必和五号桌等餐的客人分享他们的注意力。
有次店里空无一人，父亲突然问我："要不要骑大马?"我惊喜于这罕见的关注，忙不迭答应。可当短腿刚夹住他的脖子，我就慌了神。从小频繁住院的我，早忘了怎么像个普通孩子那样嬉闹。比起冒险，我更习惯安稳——双脚离地的瞬间，我死死揪住父亲的头发尖叫："放我下来!"连十秒钟都没坚持住。父亲大笑着把我放下，转身又钻回了厨房。
后来每当在父母忙碌的生活里感到自己像个幽灵时，我总会懊悔当时为何不好好珍惜那片刻温存。他难得把全部注意力都给我——毕竟厨房里永远有咕咾肉要炸，炒锅时刻都需要人盯着。在那些因父母缺席而心痛的夜晚，我多希望自己能重获勇气，紧紧搂住父亲的脖颈，相信他绝不会让我坠落。
可怖的是，餐馆也是父母的战场。后厨忙得脚不沾油时，谁都给不出好脸色。压力锅般的环境里，脏话脱口而出，再好的脾气也会磨光——而当你的配偶时刻在眼前晃悠时，这种折磨会放大十倍。他们永远得不到喘息。
他们面红耳赤地对吼，额头上青筋暴起。"去死吧!""你全家都该死!"母亲骂父亲混蛋，两人用最恶毒的话诅咒对方的家人，仿佛这些脱口而出的诅咒不会反噬到我们这个小家。
我和哥哥姐姐蜷缩在餐厅里。姐姐焦虑得浑身僵硬，恨不得原地消失;哥哥神经质地前后摇晃，左腿不停抖动。作为家中老幺，我被赋予了最艰巨的任务——用我的可爱和特殊地位去平息战火。"快去啊，梅梅!"哥哥姐姐推着我，"让他们别吵了!"
被推进风暴中心的厨房，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尖叫："别吵啦!中国都能听见你们吵架了!"——这招通常能换来短暂的和平，直到下一颗情绪炸弹被引爆。
可悲的是，我们不只是战争的旁观者。有时，战火会直接烧到我们身上。
有三个早年的记忆片段，我始终不愿回想——部分因为年纪太小，部分因为太痛：
那时我三四岁，父母刚当上餐馆老板不久。我拽着母亲系在腰间的黑围裙，想让她看看我的画作或是手指上的伤口。"妈妈，妈妈!"我锲而不舍地扯着围裙，每拽一下都能听见她疲惫的叹息。
突然母亲一把扯回围裙，攥住我的手腕厉声道："哎呀梅梅别闹了!"她转身继续淘米的背影，让我第一次明白：在父母工作时，我不该打扰。他们的注意力，从来不属于我。
另一个记忆碎片里，餐馆难得的清闲。父亲——那时我还叫他"爸爸"——看见我正抠着指甲玩。
"梅梅!别在厨房里啃指甲!"父亲突然喝道，"要剪指甲吗?"我倔强地摇摇头，他却已经叹气拽起我的小手："指甲都这么长了，走，爸爸给你剪。"
不知为何，剪指甲这个提议让我浑身发抖。"不要!"我拼命把手藏在背后，"我的指甲我做主!"父亲素来平静的面容突然变得陌生而危险——母亲常说范家人骨子里都带着阴晴不定的基因。
"不要?"他声音陡然转冷。我还来不及反应，火辣辣的巴掌已经落在屁股上。第二下更重的巴掌袭来时，我颤抖着伸出双手，疼痛瞬间瓦解了所有反抗意志。那一刻我懵懂地明白：在这个家，反抗永远要付出代价。
最后一个刻骨铭心的画面：父亲站在水槽前刷锅，蒸腾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轮廓。我仰着头望他，却被彻底忽视。突然间，一股不管不顾的冲动涌上来——只要能换来他的目光，哪怕就一秒钟。
"爸爸，我爱妈妈比爱你多。"我听见自己稚嫩的声音刺破水声。小孩子的残忍往往最锋利，而我也不例外。
这句话最终淹没在哗哗流水声里。父亲连睫毛都没颤动一下，仿佛我根本不存在。滚烫的自作自受感从脚底漫上来——原来最伤人的不是责骂，而是当你捧出全部的恶意，却连一个眼神都换不回。
这就是我的生活——永远徘徊在边缘。当12岁的姐姐林能熟练地在前台结账调酒，10岁的哥哥约翰负责炸物区时，我只能独自消磨时光。
从餐馆回我们三居室公寓要经过一段露天楼梯。实际上我们家并不在餐馆正上方，而是悬在隔壁"珠宝盒"店铺的顶上。我总在这家珠宝店度过漫长午后，着迷地看着橱窗里镶宝石的小玩意儿和瓷偶。店主玛丽阿姨从不责怪我在玻璃展柜上留下的小手印。
有天我问玛丽阿姨："你觉得我妈妈会喜欢这条'最佳妈妈'项链吗?上面可以镶全家人的生辰石。"她笑着说："当然会啦，你妈妈真幸运，有这么爱她的女儿。"我没告诉她——尽管母亲近在咫尺，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想念她匆匆记完六号桌订单，转身冲向炒锅时扬起的发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