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孩出国读中学： 比国内压力大很多

湿太

　　中国学生的“洋高考”

　　摘要

　　高考之外，中国父母和孩子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上国际班、申请国外大学或者直接去国外读中学。如果说高考应试体系是一条中国主流成长之路；那么这些孩子则进入了一个“非主流”的成长路径。他们将按照西方大学入学要求学习、考试，安排社会实践。选择意味着机会也带来苦恼。无论能力还是观念，他们必须适应一个新的体系。

　　好运气

　　睡觉前，媛元想着，明天早上要去买糖吃。第二天上午有一次数学的日常测试，在考前买糖吃是她的习惯。她还有一些神秘的小习惯，比如：考试前不要剪指甲；省同考不能使用字典，但她也会把字典塞在书包里，沉甸甸的才感到心安。她相信这些毫无关系的癖好会给她的考试带来好运气，至少也是好的心理暗示。

　　今年17岁的媛元，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亚历山大麦肯锡中学读11年级。这是她在加拿大的第二年。两年前她初中毕业后，她便来到了多伦多。对媛元来说，加拿大的学习并不轻松，甚至比国内压力还要大很多。平时成绩占到总成绩的80%权重，而期末考试只占20%。“所以每一天，每一次考试都非常重要。”媛元说。日常考试的形式也非常多样，有随堂测验、单元测验，还有课堂演讲、表演，以及项目考核。所以她必须每天都打起精神，每次考试都全力以赴。

　　媛元从来没有在国内的公立学校内上过一天课。她3岁上私立双语幼儿园，进入私立小学便开始住校，初中在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完成。初二暑假，她参加了一次英国游学团。这20天的旅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路径。她去了剑桥大学，被安排在当地一户居民家中住宿，有剑桥的老师给她们上课，她发现每一节课都像一次大派对，虽然不一定都听得懂，但气氛非常好。她还参观了很多地方，包括莎士比亚故居，自己坐公交车，迷路的时候遇到热心人带路。

　　“我原来打算国内读完高中后再出国，但经历了游学团后，我就不想再等了。我想更早地出去，我对外面的世界更感兴趣。”媛元说。回国后，她就向父母提出去国外读高中。初三读完后，她便申请进入了加拿大的中学。

　　每天早上，父亲开车把媛元送到学校。第一堂课在8点40分开始，中午会有1个小时的休息，下午15点左右下课。每周的一、三、五放学后，媛元还要再坐40分钟的公交车去补习学校上课，直到晚19点结束。这类学校一般被称作“私校”，有为中国学生开设的中文课程，其学分也被承认。一般情况下，中学毕业需要30个学分，中国留学生由于出来的时间较晚，语言障碍也较大，所以他们多在“私校”凑学分。不需要去私校上课的日子，媛元也会到市图书馆自习。

　　加拿大中学，学习有充分的自由性。学校里有40多门课可以选择，除了数学、英语等必修课外，还有一些以兴趣、职业为内容的课程，甚至包括烹饪、育儿等。媛元选了有学分的三门主课，数学、英语和会计。学会计是为了以后大学读金融做准备。前一年她还选择了一门美容美发和化妆的课程，今年选了吉他课，并且提前选修了12年级的体育课，主要内容是运动康复和营养学。

　　在加拿大两年，语言依旧是她面临的一道障碍。上课和笔记都没有问题了，但更深层次的沟通却依旧困难。“有时候老师讲课，突然哄堂大笑，我还木呆呆地坐在那里，完全不知道笑点是什么。”媛元说，这也阻碍了她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交友圈子。“我们没有班级的概念，每门课都没有固定的同学，到中午大家就各自吃饭去了。和当地同学我不知道聊什么，他们看的电视和漫画我都没看过。”而她新结识的朋友也主要是来自亚洲的孩子。

　　千里之外，19岁的孟根屹也面临着语言的挑战。2012年9月，他从深圳的一所国际中学毕业后，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生物专业。“最大的压力来自用英语写长篇大论的专业文章，尤其是生理学和细胞学，每次作业都要求学生把掌握的知识用逻辑严密的语言表达出来。”孟根屹说。别人一份作业写了三页，他才写了一页多。他看一页书，同学已经看了四五页。“我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这让在国内一路凯歌的孟根屹有了强烈的挫折感。在进入剑桥前，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成为前20%的优秀学生，这样可以获得校方的奖励，直接减免部分学费。他甚至希望拿到足够的奖学金，支持他读完硕士和博士。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付出更多。他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开始上课。由于学校食堂不提供早餐，所以每天早上要自己做一个三明治。配料可以直接在商店里买到，他会买烟熏三文鱼、新鲜生菠菜和全麦面包，再配上羊奶或者牛奶。

　　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孟根屹都有2个小时100多人的大课。上完大课后是实验课，经常要到十七八点钟才结束。没有实验课的时候，就要到图书馆看书。“老师讲课会涉及很多知识点，要覆盖到这些知识，就必须自己去找书看了。”孟根屹说。中午午餐的时间很短，15～20分钟的时间完成。他要赶在前面去食堂吃饭，如果去晚了就要排队，一旦排队学习时间就不够用了。19点左右晚餐结束后，他要立即完成当天的作业，一般要到晚上23点后才能伸个懒腰，放松一下。

　　对小孟而言，作为剑桥里的fresh-man（新鲜人），国外教育的新鲜感足以冲淡他的疲劳。孟根屹所在的耶稣学院有十几个生物系的学生。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只有两三名学生。每周他们都要上4次小课。每次小课是一位任课教师指导这两三名学生，回答疑问、讨论学术。学生有充分的时间提问，老师也可以深入了解每一名学生的状况。“如此细腻的教学，在我们国内的大学恐怕很难做到。”

　　小孟的梦想是做一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化合出新的物质”。他喜欢和同学们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奇思妙想的发明，这时候便不存在语言沟通的困难，“因为科学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父母的选择

　　媛元的父亲大邵，两年前陪女儿一起来到加拿大，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现在他后悔没有出来得更早一些。“我觉得上完小学就应该出来读书了，初中三年被浪费了。我曾经问女儿，初中有什么收获？她想了很久后回答我：交了个好朋友吧。”大邵说。

　　媛元家在河北省石家庄。她的外公是一位着名的中医，来找他看病的人太多，后来就开了一家私立医院，由子女们经营。外公的医术高明，医院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每年春节在医院吃饺子的病人就有两三千人。

　　幼儿园，大邵选择了附近的一家私立双语幼儿园，有外教老师带着读英语。该上小学时，心仪的学校太远，他们又选择了附近的一家私立小学，每年学费五六千元。小学毕业，上本市的重点中学很难，况且还有几年后高考所牵涉的学籍问题，大邵就想彻底放弃国内高考这条路。正好有亲戚在北京的一所私立中学读中加班，学习国际课程，高中毕业后可申请加拿大的大学。于是他就带女儿进入了这所私立中学，明确了以后出国读大学的方向。每年的学费2万多元，在私立学校中并不高。

　　大邵也从石家庄搬到了北京，在望京买了房子，开了一家中医按摩院。他对于媛元的未来并没有成龙成凤的目标。“我在医院看到很多生病的孩子，他们连病房都出不去。父母只希望他们能健康地活着。所以对于女儿，我只想她能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感受新鲜的世界。我没有要她考过多少分，但就是不许作弊。”大邵说。

　　初二参加游学团后，女儿主动向家里提出，高中就想出去读。这获得了父亲的支持。对于家庭而言，钱不是问题。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医院的事情交给妻子和亲戚，大邵随后陪女儿出国陪读。在多伦多的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花了59万加元在郊区买了一栋独立屋，车库可以停3辆车，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做健身房。媛元的学费每年折合人民币约10万元。

　　尽管女儿在出国问题上具有主导意见，但大邵个人的成长经历也使他更坚定地放弃了国内教育。他在中学的时候就酷爱运动，并且具有良好的天赋，但他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和很多学校一样，学习好是唯一的标准。他现在40多岁，仍旧保持着健壮的身材，几乎擅长所有的球类运动，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以及高尔夫，每项运动都能很轻松地上手。在国内时，周末他经常开车两三百公里去参加一场比赛。“现在我常常感到遗憾，如果当时学校有教练指导，也许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至少这是我愿意走的路。”大邵说。

　　学校的教育并没有给他的特长提供发展空间。中学毕业后，大邵参了军。从军队转业后，被分到了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家里医院发展起来，他便辞职回家帮忙。“从银行出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干，学校没交给我什么谋生的技能。”大邵说。

　　在加拿大，大邵的事情就是买菜做饭、接送上下学、晚上和女儿讨论学校的课程。时间长了，他也感受到了中西方两种教育模式的种种不同。最大一次震动，来自女儿的一次英语项目测试。

　　老师把两三名同学分为一组，学习一篇英语文章，然后小组成员共同上台完成演讲、解说和表演。媛元的组内有一名经常逃课的俄罗斯同学，这让她很苦恼。她想能拿个好成绩，而不希望被别人拖后腿。然而俄罗斯同学不仅没有完成她的任务，还临时打了退堂鼓。媛元去找老师，希望退出测验，或者更换成员。但老师没有同意，要她去说服俄罗斯同学。

　　回家后，媛元感到很委屈。而大邵则认为老师的要求是正确的。他和女儿谈心：“老师希望考察的不仅是单项能力，也包括团队的组织、协调能力。虽然你们的最后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但老师还是给了你还不错的分数。”“国内的教育更看重结果，学生在意的是分数，而在加拿大老师会更多地考察过程。”大邵说。

　　孟根屹的母亲胡萍是一名儿童教育专家。儿子上小学三年级，她就辞了职，做了一名陪读妈妈，陪着儿子换了3所学校，也辗转了3座城市。她对儿子培养，是一个现代版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根屹的第一个小学是在昆明一所重点学校。二年级的时候，他的体育没有及格。胡萍去找老师了解情况，却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合格了。体育老师解释说，他们采用的是比赛标准，给学生更高的要求。但胡萍却认为，校方的做法违反了孩子的成长发展规律，“把标准定得这么高，他们会因此而害怕体育产生负面情绪，甚至会影响他们未来对运动的态度”。校方并没有按照胡萍的建议调整，胡萍认为家长的发言权被学校漠视。“学校会说，我们的升学率有多高，但被淘汰的孩子，对每个家庭来说就是100%的损失。”

　　儿子上三年级的时候，胡萍根据报纸上的一则广告，把儿子转到了成都一所着名的私立小学。她也辞去了大学老师的工作，跟儿子去了成都。胡萍毕业于重庆的一所医科大学，做过儿科医生、医药代表以及医学院老师。但这些都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在某种层面上，她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传统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很长时期，我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兴趣，或者被压制着。我曾想学翻译，但父母让我学医。我也曾是个很叛逆的人，曾经有一年住在亲戚家，而不愿意回家，甚至没和父母说话。”胡萍说。

　　她在儿子学校里当了一名校医，后来给孩子们讲授生理卫生课，这时候她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做儿童教育的研究。“我都38岁了，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善于做什么。我不想儿子像我这样浪费生命。”胡萍说。

　　孟根屹小学毕业后升入了另一所成都着名的中学，因为走出了“哈佛女生刘亦婷”而名声大噪。但胡萍感到，儿子与国内主流应试教育的冲突越来越多。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而她发现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数学偏才，“他的思维结构从小就是理科的，数学式的”。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来找胡萍，说她儿子的作文很差。当时老师布置了一篇描写高楼的作文，结果小孟全部用数字来描述他想象的一座高楼：总的高度有多少米，共有多少层，每层有几米，间隔有几米，每层的窗户有几米高。每一句都有数字，内容枯燥单调。胡萍向老师解释，这就是儿子智力结构，是一个典型理科思维方式的孩子，从小就不愿听童话故事，而愿意听《十万个为什么》。

　　最后老师虽然接受了她的说法，但对小孟的作文水平感到忧虑，也为这样的母亲感到不解，认为胡萍对儿子要求不严。

　　胡萍则认为，在现行教育体系下，她一直努力保护儿子的天赋和个性，免于被标准化所打压。儿子做不好语文的阅读理解，她告诉孩子不要在意标准答案，只要他讲得有道理就好。“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为什么我们却要求对每篇文章的解释都要有一个统一答案呢？”她不要孩子做暑假作业，而是以旅行日记或者课外实验代替。她认为假期作业会破坏孩子的学习兴趣。

　　初中毕业时，胡萍和儿子便决定放弃国内高考，直接去国外读大学。她也成为中国教育的尖锐批判者，她说：“中国的老师认为考第一才是有价值的，而且要永远考第一。但学业和幸福有直接关系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培养能健康生活的人。他们要有自己的梦想，有健全的人格，懂得如何追求幸福，而不是只会考试。”

　　当时她正好有一个去深圳的工作机会，经过一番考察后，她选择了一所深圳的私立国际中学。打动她的，是这所学校的一份毕业生名单，有的学生进入了牛津和剑桥大学。“我们以前觉能去香港上大学就很知足了，儿子突然发现他通过努力完全是可以去剑桥读书的。”胡萍说。另一个吸引小孟的因素是，在这所学校不用上政治课。

　　于是，胡萍和儿子又从成都去了深圳，进入了这所每年学费8万元的国际学校。小孟在这里完成了英国高中课程（GCSE）以及A-level课程的学习。凭借优秀的成绩，他成功申请了剑桥大学，而且独自一人去英国完成了面试。在校园里散步时他还遇见了霍金，看到霍金用电脑打字说话感觉很新奇。他回来有些得意的告诉母亲胡萍：“据说能遇见霍金的人，最后都能面试成功。”

　　经常有家长问胡萍：如果你的儿子学业上不优秀，你怎么想？还是这么宽松的教育理念吗？胡萍说，儿子喜欢烹饪，爱好做西餐，将来当厨师开个餐厅，也觉得很好。“实际上，他现在虽然在剑桥念生物，但是心里还有一个开餐馆的梦想。他还想着将来自己种菜、养牛，开一个米其林餐厅，各国总统都要排队去吃饭。”胡萍说。

　　低龄留学潮

　　北京四中校长助理安迎过去把出国读本科的学生叫“捣乱分子”。六七年前，这一群体还多是年级里一些中等或者中等偏下的学生。他们不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于是选择直接出国读大学。“因为高考跟他们的关系不大，上课的时候就自己抱着本托福单词书看，中间还要请假，去香港考SAT。到了高三第二学期，他们的offer都拿到了，只是上学拿最后一学期的考试成绩，可普通学生都在高三冲刺。”安迎说。

　　起初，“捣乱”的群体只有零星几个人。到了2009年，北京四中出国读大学的人数开始一下子增多，达到了20～30人，而且这部分学生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好学生越来越多。“在四中。成绩在前100名的学生是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的，这里面有人开始选择出国，就意味着能去清华、北大的孩子，不去了。”不得已，北京四中在高三原来12个班级之外，把这群孩子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13班。自2009年以来，这个班的阵容一直在滚雪球，从20人、50人到70人不断扩大。到了2012年，四中约450人的普通高三年级里，放弃高考的有78人，还有许多未被统计的孩子在高考之后选择了出国。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中谈到，近年来国内高考弃考人数的不断升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国留学。2009年我国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2010年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

　　根据2012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1年，在美读本科的新注册留学生为84543人，增长6.5%，2012年为90903人，增长7.52%，虽然读研究生的新注册留学生人数多于本科生，但增长率却低于本科留学生。

　　还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直接去国外读中学。2005至2006年度，中国赴美读高中的学生人数只有65人。而2010至2011年度，这个数字已经达到6725人，5年激增了100倍。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学生占19.8%，而2011年中国仅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就占中国总留学人数的22.6%。过去，中国的年轻人习惯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现在，更多的人开始从高中甚至初中就选择出国留学。留学低龄化成为这波留学潮的新特点。

　　于欣欣就是在这股热潮中加入留学中介市场的。在洛杉矶做了十几年物流业后，最近几年她发现街头年轻的中国面孔迅速增多，而她的侄子也是其中之一。3年前，因为侄子成绩不好，于欣欣与家人只用了十几天，就“连推带搡”地把这个刚读高一的男孩从大连弄来了美国。本来以为自己很有先见之明，等孩子到美国她才发现，从高一开始留学，学生无论适应性、考试能力，甚至大学申请上，都已经慢了一步。她意识到中学留学是一片“蓝海”，整个流程“也没那么难”，于是干脆自己转行做起了中介。

　　如果想绕过高考，直接在美国读本科，目前国内中学生最常选择的有两条路线：出国班与高中留学。于欣欣所在的博洋国际教育机构目标群体是后者。他们在国内设置代理人，招录中学生源进入美国中学。于欣欣负责为他们寻找寄宿家庭或寄宿学校，并作为驻美的管理者，负责照顾这些孩子9～12年级的生活起居。

　　由于美国的公立中学不接收长期留学生，所以通过这种途径出国的孩子，所持有的F-1留学签证必须在美国的私立高中就读。于欣欣告诉我们，私立学校中走读学校的学费每年1.5万～4万美元不等，寄宿学校则要在4万～5万美元。由于学校床位有限，近年来中国孩子的涌入让寄宿学校的学费还在飞快上涨。算上孩子们每月1500美元上下的生活费，一年下来，每名高中留学生要用掉20万～40万元人民币。完成美国的四年高中，需要100万～160万元人民币，这基本与在美接受本科教育的花销持平。

　　“前途出国”美国本科部副总监闫晓哲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做讲座，她明显感觉到，近年来，全国高中留学的热度在持续升温。其中一线城市发展较早，近年开始减速增长，持续膨胀的是顶尖优秀学生的数量；二线城市中各大省会城市开始了“狂热增长”，成都、重庆是新热，东部沿海、南部沿海最热，东北三省刚刚起步，像唿和浩特、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只要信息到了，反应就非常热烈”。

　　这名哈佛教育学硕士回国之后就加入了留学顾问这一行当，反复为“名校背景做中介是不是浪费”的问题说No。她很满意于现在的工作状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不再是因为“混不出头”，越来越多的学生是为了追求更优质的教育。在她的微博上经常会提到，又有某学生、某某学生拿到了哥伦比亚、耶鲁、斯坦福的offer。

　　闫晓哲告诉我们，传统的申请服务中介市场也在不断细化，从最开始的文书撰写、申请投递之外，还加入了教育规划、留学导师、兴趣活动策划等等方面。

　　在传统申请服务之外，跟随着留学热潮不断发酵的还有短期游学团、一年交换项目等。STS国际交换教育基金会的王英凯告诉我们，许多不确定是否要出国的孩子会选择寒暑假的短期游学团，用夏令营的形式去国外度过三四周时间，参与短期英语培训课程、国际学生互动活动和旅行。

　　欧洲的夏令营收费2.8万元上下，美国则要3.5万～4.2万元。许多参与过夏令营的孩子会确定自己的目标，继续选择申请J-1签证，去美国公立学校参与8.5万～12万元一年的交换生项目，或者直接去美国读高中。王英凯总结，从夏令营、到一年交换、再到四年高中项目，目标国家的范围在不断地收缩，有些中国孩子甚至会选择去马耳他这样的小国家参与夏令营。但到真正读高中，最常选择的还是教育资源最优质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四个国家。

　　政治因素也在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去国外接受教育。近年来中国孩子的教育签证通过率正在逐步提高。奥巴马一改布什政府的保守政策，持放宽性的留学政策。“美国鼓励签证官多给中国学生发签证，而且年龄越小签证越容易。”于欣欣说，她经手的学生里，除了由于家庭的历史问题，很少有学生被拒签。

　　2012年2月，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宽签证策略，试行免面谈审理策略。2012年3月，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了简化学生签证的细则。这项新政降低了签证风险等级，免除了学生签证的担保金。符合相关条件的学生签证申请人，只需提供一份经济担保声明书。声明自己或经济担保人有足够资金来支付申请人在澳期间的学费、生活费和旅行费用等即可，申请人无需提供任何经济担保证明材料。

　　于欣欣感觉，身边的中国留学中介公司越来越多，如今这波中国潮正在重复之前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留学热潮。“都是先来大学生，再来中学生。中学生里先做夏令营项目，又渐渐扩展到整个高中留学。”她总结，“日本经济衰败后，留学潮开始减退，现在韩国已经进入了广泛的高中留学阶段。而中国正从夏令营、交换生、高中留学开始重新再走韩国几年前的路径。”

　　“甘蔗没有两头甜”

　　安迎把出国班称为“不归路”，从高一入学开始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只能向着国外大学出发，而无可能再参加高考。学习的内容和准备方式都不一样。

　　申请美国大学需要的五大硬件资格：一是托福、SAT标准化考试成绩；二是学生高中阶段的各学期成绩（GPA）；三是社会活动记录，包括参加竞赛、公益活动、社区服务等等；四是学生的个人自述；五是至少三封推荐信，一封来自升学指导顾问，或者班主任、校长，还有两封来自学术老师。虽然不再一条路走到黑地挤高考的独木桥，但在两年多时间内完成五大指标，其压力决不比高考小。

　　随着申请人数逐年递增，五个硬件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五六年前申请学校只需要托福成绩，但近年考取110分以上的高分学生比比皆是，美国高校又添加了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一些有条件的国内出国班在这二者之外，还开设了AP课程，即美国大学先修课程。学生在高中选修部分大学课程，用考试的分数为申请增添筹码。

　　在北京四中国际部5月份的家长会上，有家长忧心忡忡地提问：大家都开始选修AP课的数理化时，自己孩子还有优势吗？选一个冷门的美国历史会不会更好些？安迎安慰这位家长说，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学到AP课程。另外，虽然跟美国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实际上中国孩子学起美国历史这样深入的文科课程，无论是学习还是最后的考试，其实都十分艰涩。

　　“选修AP的课程数量不起决定作用，不是越多越好，美国大学更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这场暑假前的家长会上，安迎的语气跟高考班的老师并没有多大区别，“假期要好好学习英语和数学，回来我们要进行分班考试，英语也要坚持阅读训练，”但在内容上还是有所不同，“千万不要把假期变成单纯备考，职业实习、公益活动一定要坚持，每人至少要完成10天的志愿者活动……”提起一位孩子“反倒羡慕国内高考班的同学”的抱怨，安迎的评价是：“大家对高二的艰巨程度还是认识不足。”

　　闫晓哲认为更难的还有课外活动这一项。申请的人一多，就出现了明显的扎堆儿现象，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为期一到两天的社区活动，学校唿啦啦一下子把孩子们拉到孤儿院、老人院，联谊一天就匆匆结束；第二种是模拟联合国活动，模仿联合国及相关的国际机构，依据其运作方式和议事原则，围绕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召开会议。作为参与人数最多的语言类活动，三五年前，“模联”还是颇有新意的实践经历，但现在已经贬值成申请的标配。只有参与过“哈佛模联”、“全国模联”，才能脱颖而出。最后一种社会实践便是学生会，很多学生没有什么亮点的经历，所提到的“纪检部部长”，可能只是每天去检查眼保健操。

　　在这种情况下，闫晓哲会很实际地劝告学生：“别人有的东西你也要有，不能因为‘模联’很俗就不做了。但如果不是真心特别喜欢，就不要花太多精力，可以再想想自己喜欢什么，再别出心裁地做一个。”她接触过一些真正个性的兴趣活动，曾经有一个去了美国最好的艺术学院学设计的孩子，高中时就自己经营淘宝网店，售卖自己设计的衣服。闫晓哲在哈佛的一个同学，录取的加分项是她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有6年主持经历。此外，国际学术比赛、全国物理化学一等奖，都是申请中的硬通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实实在在地持续了很多年、在社会上有一定认知度”的课外生活，学生们只能挖空心思去推陈出新，结果却是衍生出新的俗套去孤儿院换成救助流浪猫狗；模联是标配，就参加有含金量的国际性辩论赛；学生会人多，就想办法从活动参与者变成核心组织者。游学团已经不再稀少，就变成参加summerschool，即美国大学的官方暑期课程，去哈佛、耶鲁提前拿学分。

　　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学生的自述文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女孩在自述里都会写到钢琴九级十级，男生都会说自己喜欢打篮球，申请官都腻歪了。”闫晓哲建议学生把自己刻章、游泳、学习第二外语的经历都列举出来，“有个男孩也写了打篮球，他提到自己身上有很多伤疤，每个伤疤都跟一场比赛有关系，都教会了他一个人生道理。”这个心灵鸡汤的故事最后打动了申请官，并迅速变成了一个新的录取模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生在当下，还不太明白美国大学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孩子。

　　即使是推荐信上，现在标准也在水涨船高。一般情况下，一封推荐信来自班主任或校长，另两封来自不同的任课教师。如今家长们各显神通，从自己的人脉关系里找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帮忙写。但他们对孩子毫无了解，讲不出除了孩子性格、交往之外真正过硬的案例。闫晓哲不建议大家写这种推荐信。她去年曾帮助一名学生申请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系入学，那名学生连续几个假期都在哈工大的实验室里做物理实验，最后的推荐信出自实验室教授之手，有力地提供了他的实验报告和真正的学术评价。但反过来说，并不是谁都有机会去大学里做实验。“除了特别优秀的孩子，在中高端层次也不能完全避免‘拼爹’”，闫晓哲说。

　　钱是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家长必须要承担未来至少7年（高中加大学）的持续投入，与国内高考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负担每年10万元左右高中的学费，参加标准化考试的费用也是不菲的支出。无论在国内还是美国就读，中国籍的学生们如果申请美国高校，必须有托福和SAT考试成绩。在2012年11月的新一轮上调之后，托福考试每次收费1500元人民币，SAT1国际考生收费为81美元。按照每门考试参加两次计算，学生最低花费4000元人民币。但SAT考试大陆没有考场，考生必须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参加考试。

　　两门考试背后还有全民参与的辅导班。以北京新东方的定价为例，中学生参加托福辅导，大多选择25人左右的中型班级。参与基础、强化、精讲精练三个教程，每个教程7280元，学完要2万多元。如果选择一对一的VIP课程，每小时价格从550元到900元不等，价格随课时数量递减，最低档次为10小时，9000元，最高可到200小时，十几万元。

　　闫晓哲所提供的留学申请服务，是国内中介最主要的服务内容。以申请美国高校为例，每所大学的申请费是50～100美元，一个学生要申请10～12所，就要花上1000美元。此外中介机构会收取名校选校费，去100名之外的中低端学校，申请费用在3万元以内。在100名、50名以内的院校收费5万～7万元不等。至于选择最顶端的哈佛、耶鲁等高校，由于需要外籍顾问修改文书、提供面试指导等等，每名学生要花去8万～10万元。

　　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本科留学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风光，不仅道路艰辛，甚至连前途也未必光芒万丈。况且人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哪怕一个能考上四中的优秀学生，从初中到高中、从中国课程体系到美国课程体系，也未必能一直优秀下去。也许家长花了30万元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孩子申请不到什么好的大学。此外，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出国留学的热度不断升高，没有人能预测到申请人数到3年后会膨胀到什么程度。竞争范围也不再是一省一地，而是全国一起竞争。最后是外交风险“万一不给中国人办签证了呢？”

　　危险的夹缝

　　在经过了四五年的考察和纠结后，张健放弃了让孩子提前出国的想法。他也没有把儿子送进国际学校，而是继续读公立高中，参加国内的高考。

　　张健毕业于一所师范大学，曾经在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儿子小时候，和很多家长一样，他对孩子的兴趣教育做了多种投资和尝试，包括美术、珠心算、游泳、轮滑、少儿英语等。4岁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去学了钢琴。这段经历并不成功，老师不懂方法，家长一厢情愿，孩子硬着头皮，“于是一种以兴趣为基础的学习，再次成为强迫性的任务”。张健得出了一个教训：“不好高骛远，不攀比，尊重孩子实际，尊重孩子心理。”

　　上小学后，张健发现儿子的性格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儿子以前爱说爱跳，每天下楼都有小伙伴围着听他讲故事，他还站在小区花园的石凳上指挥着小伙伴们玩各种游戏。但到了三四年级，儿子却变得特别沉闷，唯唯诺诺。张健去学校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儿子在学校管理体系中遭遇到了一系列打击。他刚上学不久因为站起来举手回答问题而被罚站，一次因为上课和同学传递作业就被轰出了教室。“在惩罚中，儿子逐渐了解了学校的规矩。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活泼和快乐也消失了，他在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习机器转化。”张健说。

　　作为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张健并不认为我国的应试教育一无是处。“绝大多数老师们都很敬业，甚至可以说卖命。所以，从知识点、基本功和思维深度的培养，我们的基础教育是有优势的。”但孩子在学校的变化却让他很痛心，“儿子正在缺失自信，丧失开创勇气，即便上完大学，会不会也是个社会边缘角色？更何况我们的大学教育可能质量上还比不上基础教育”。从那个时候，张健产生了让他离开传统教育体制的想法。

　　张健的想法是，到高中时，把儿子送到国际或私立学校，学习国外课程，参加一系列的考试，与国外大学的申请要求接轨，然后直接出国读大学。从费用来看，读国际高中每年10万～15万元，大学阶段每年30万元，总体费用应该在200万元之内。这笔钱家里还出得起。

　　如果参加国内高考，他就要考虑高考移民，把儿子户口办到竞争压力小的省份。“先不说有没有能力办成，但标价是现成的，北京户口40万～60万元，天津买房给蓝印户口，不用托关系，但底线是40万元。而新疆、青海、广西等偏远省份虽然费用不高，但存在一定被举报的风险。”张健说，两相比较，他还是觉得直接去国外上大学性价比更高。

　　他随后开始考察私立和国际学校。这时候，一个做工程的朋友劝他要慎重考虑。朋友的儿子上的就是国际学校，但缺乏自制力，考试成绩也不理想，尽管如此也申请进入了一所澳大利亚大学。孩子刚出去的时候好像懂了点事，但一年后就向家里要钱买了辆好车，结果还被“劫持”了一次，吓得朋友夫妇马上飞过去处理。随后的学习以失败告终，回来一年后，孩子又闹着出去，结果也就坚持了一年，自己就学不下去了。

　　自从有了送孩子出国的想法后，张健就一直注意观察、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和适应性。他觉得儿子自信不足，做事缺乏主见，最重要的是容易被环境干扰。而这种状况又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初二下学期的时候，张健才跟儿子提出送他出去读书的事。但没想到遭到了儿子的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并不喜欢英语课。儿子希望在国内上大学之后再决定是否出国。几番沟通之后，儿子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张健还是决定尊重孩子的选择，重新回到高考的主流路线上来。他不想再像孩子小时候，像学钢琴那样逼着儿子出国。一脚踏空，就很难从头开始了。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锰认为，很多家长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非主流”教育的风险。“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不好，转到国际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能学好，然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便一路坦途了。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李锰说，“而且国际学校一点都不能给孩子减负。比如我们的IB课程，它是141个国家承认的国际课程，其中数理化的难度很大。”

　　李锰看到很多孩子的结果并不风光，甚至没有那些在国内参加高考的同龄人走得稳健。“我们总是听说哪个孩子又被送出去读中学了，好像挺神气，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读书，根本不适应，又回到中国。公立学校他们回不去了，因为已经没法去竞争高考。可是我们国际学校对孩子英文程度和学习程度要求也高，他们进不来，就好像掉进不同系统的缝隙中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李锰说。

　　最近收到的两个小学生简历让李锰印象深刻。两个孩子都是外籍身份，小小年纪却已荣誉众多，“不仅多才多艺，全国比赛得过好几个第一，还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各种荣誉看一遍都要花10分钟。我都纳闷，这怎么培养的呀，真是神一样的家长”。但最后，李锰的学校并没有录取他们，主要原因在于英语成绩偏弱。“因为西式教育强调公平，如果一个孩子英文水准低于这个班的普遍水平，老师就得花大量精力去提高他的水平，这对其他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如果英文水准不够，我们一定不会收。”李锰说，“但从这两个孩子身上，已经可以看出这条道路的竞争状况了。”

　　另一方面，中国家长喜欢将孩子进入某所大学作为成功的标志，但实际上美国大学宽进严出，并不好混。“美国总体的大学毕业率只有57%（这与很多学生半工半读有一定关系），哈佛本科生的毕业率也只有88%，所以有些中国孩子虽然进了美国名校，但是最后还是读不出来。”李锰说，“这部分孩子是沉默的，不被大众关注。这就越发让那些进入国外名校的孩子们光环闪亮，而更多的家长则备受鼓舞。”

　　于欣欣发现，在美国，中国孩子跟寄宿家庭的来往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密，大部分中学生还是习惯于掩藏个性，不多说话，吃完饭就回到卧室。长期下来，孩子英语水平并不像家长设想的那样很快提高，双方的沟通也不顺畅。来美国的孩子90%不适应饮食，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吃不下东西，最后患了胃病，住院一个月。当他在病床上讲出原因后，美国房东才恍然大悟，连声道歉，承诺以后改进。

　　此外，能接受寄宿生的美国家庭一般都是普通的家境，并非像大家想象中的豪车洋房，很多还不如学生在中国的房子宽敞舒适，国内的中产家长抱怨寄宿家庭条件差，但条件优越的美国人又不会赚这点费用。

　　需要思想独立的还有家长，家长们不懂英文，没法跟学校、寄宿家长沟通，同时又摆脱不了遥控孩子的习惯。“既然让孩子出国，就应该放得出去。”于欣欣说。有的家长因为微信联系不到人，就心急火燎地打电话让她帮忙寻找，结果打了一大圈电话，最后寄宿房东发现孩子就在家里睡觉，是手机忘了充电。

　　穿新鞋、走新路

　　2011年，北京四中与美国布里斯中学合作开设了中美高中课程暨AP课程实验班。这个目标直指美国大学的中美课程班，每年学费为10万元。安迎在第一次招生咨询会上向家长们承诺：“招生分数线，不会低于四中普通高中班10分。如果只有一人上线，就给一人开班。”换句话说，四中不会降低生源的素质。进入国际班的学生，同样应该具有冲击北大、清华的实力。

　　实际的录取结果，与四中分数线基本持平。学生除了要参加中考外，还要参加英语口试，甚至面试。这种变化在于，以前成绩不好的学生才会花钱择校；但现在尖子生也愿意多花钱，为自己选择一条新的成长之路。

　　安迎并不希望把国际班办成参加“洋高考”的另一种应试教育。“在这里的学生，我们不是为他们准备托福和SAT成绩。我要发现他们的兴趣，建立他们的人生价值。而且他们要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去付出，这些都是他们升入知名大学的条件。哈佛不仅仅要托福和SAT的高分，更要有梦想、有兴趣并为此奋斗的人。”安迎说，他在家长会上强调，“美国大学升学体系的好处在于，其评价体系是多元的，成绩不是唯一标准。即使SAT拿了2400的满分，也有被哈佛、耶鲁拒绝的案例。”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应试教育与西方教育的重要区别。高考分数今天仍是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尽管在基础教育中，课程改革、兴趣教育、社会实践的努力从未间断。但由于与升学无关，这些教育内容仍不断被边缘化。“中国基础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用一个目标高考分数代替了教育的全部过程，而且这还是一个很短期的目标。但是办学校和办培训班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国际学校。”安迎说。

　　他以前带高三毕业班时，经常听到学生对家长说：“考多少分是我的事，报什么志愿是你们的事。”这样的孩子进了大学后，热爱他的专业吗？从事这样的专业他会幸福吗？有多少人是因为热爱而选择这个职业呢？“我们培养了很多学生，但他们的幸福感却不强。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每次升学都意味着一次失落，去美国大学也有这样的状况。所有对教育的宣传甚至都是功利性的成功学，写的升学目标如何实现走进哈佛，走进耶鲁进了之后就结束了。以后呢？生活幸福吗？学习优秀吗？没有人关心了。进去后，就完成了任务。”安迎说。

　　安迎发现，中国孩子在高中很少有自己的理想，分数是唯一的目标。但是在美国大学，他们希望看到学生自己的想法和发展倾向，看到学生为此的努力和坚持。所以中国学生的“非主流”成才之路，首先要改变的依旧是家长和学生的教育观。换新鞋，才能走新路。

　　在国际班中，安迎竭力推动孩子们的兴趣发展，以及领导力的培养。“在主校区我们国际班大概有60多个高二学生，四中全校1500多人。学生会里有一半干部都是国际班的学生。四中二三十个学生社团中，也有一半负责人出自这个班。”

　　而另一方面，中国应试教育与学生管理方法的优点也值得重视，“中国孩子毅力强，能忍耐枯燥，美国大学都爱招中国的研究生，因为中国学生能吃苦，做事专心致志”。

　　在学生管理上，中国是以班级、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西方则强调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个性强的学生往往受到影响，但集体也可以给个人发展有力的支持和推动。所以，优秀班级的学生总是成绩更好，进步更快。

　　去年，安迎的女儿去参加了一次戈壁行走的学生活动。安迎后来问女儿：一个人单独走和几个人一起走有什么不同？女儿回答说：“一个人走得更快，效率高；而几个人一起走，则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