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 郭广昌的创业兄弟，复星集团的“二把手”梁信军“意外”辞职多少让人唏嘘不已；但企业合伙人的“分手”问题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企业“兄弟”究竟能走多远？ 据郭广昌发布致复星同学的一封信称，一个多月前，和梁信军吃了次饭，聊了三个多小时。那天梁信军第一次向他提出：因为身体原因，想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他非常震惊，梁信军又再仔细地考虑和坚持，才有了今天他们共同的决定。并称反省对其过于苛责。 梁信军突然离职是否仅因“身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是20多年的“兄弟情深”如今在事业上分道扬镳，多少让人唏嘘不已。即便抛开梁信军离职的具体原因，企业合伙人“分手”问题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值得我们去深思：企业“兄弟”究竟能走多远？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创业初期，企业成功并不是因为团队结构有多优秀，团队成员间的齐心和信任感更加关键。在多数情况下，创业者会遵循非理性逻辑来组建创业团队，而不是团队成员的资源、能力及匹配等理性逻辑。例如微软比尔·盖茨和童年玩伴保罗·艾伦，惠普的戴维·帕卡德和他的同学比尔·休利特。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非理性逻辑的团队也会带来“非理性”约束。郭广昌与梁信军共同走过了25年“创业道路”，已经是“中国好合伙人”的典范了。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一句经典台词说：“千万别跟丈母娘打麻将，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电影中三位合伙人最后分道扬镳，而剧本的原型——新东方的三位创始人也以“分家”收场。万通六君子、柳传志与倪光南、真功夫内斗、国美之争、雷士照明等，曾经的好兄弟、好哥们“分手”，不乏剑拔弩张甚至牢狱之灾。 亲兄弟明算账，但在创业伙伴中，这个“账”不好算，主要原因就是将兄弟“私情”与企业经营的“明算账”混淆在一起了。这当然并不是说企业“兄弟”成败是一个必然“悖论”，也不是说非理性逻辑的“创业兄弟”不好。西方“企业兄弟”成为美谈的佳话远比我国多，这是因为西方虽然也讲究“兄弟”信任关系，但在具体企业经营中更多是奉行“普遍主义”，其行为法则遵循熟人、生人一个样，由客观“规则”起主导作用。 相对于西方社会的“规则”制，我国承袭西周以来的家长制，由血亲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促发了国人“人情”思想浓重。“人情”所代表的价值是金钱难以企及的，但其负面也导致了行为处事时难有客观标准，常是以不同标准对不同人。 然而，在历经全盘西化后，现代社会照搬西方社会“法制”制度，但内里却依旧以传统亲缘观念为重。由此造成了血亲下的“人情”与规则下的“法制”产生了冲突。具体到公司经营上，则是股权等法定关系一片“混乱”。当管理者之间本应平等相待，却碍于因人情，在股权、决策权的分配以情分深浅主导时，难免造成当事双方产生其他想法，分道扬镳也只是时间问题。由此看来，企业兄弟阋墙的本质，是法治背景下的人情定位。 因此，企业“兄弟”并非必然分道扬镳，而是要在具体企业经营中以“规则”为导向，分清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要想走得更远，就必须实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私人情感领域讲“兄弟”，但涉及具体经营管理如利益分配、决策权等，还是要遵循契约精神、贡献决定权益分配、控制权与决策权统一等“普遍主义”原则。 话也说回来，由于我们得到的信息并不完整，梁信军的离职是否如其所言尚难以判断，但这对“复星同学们”却未必是一件坏事，郭广昌的“震惊”也未必不是“客气话”。毕竟，尊重企业成员的个人意愿，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员工都有助益。 而具体到企业“兄弟”的问题上，我们终究期盼他们在创业道路上走得更远、更久一些，毕竟充满“人情味”的创业会更令人向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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