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习近平的一场豪赌

　　就在特朗普总统拒绝了巴黎气候协定之后，其他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在应对全球变暖上处于领导的位置，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正大力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中国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许可证交易市场。

　　今年晚些时候开启的中国全国碳交易市场已经筹备了好几年，但随着习近平对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做出重大政策反应，这个市场开始成形。中国政府周三公布的温室气体政策通知说，该交易市场将在2017年按时启动。

　　但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高度引人注目的高额赌注。习近平似乎急于在贸易、多边合作和气候变化等方面夺走美国的领导地位。尽管习近平在环境和市场改革方面的记录有好有坏，但中国的碳交易计划并不是一个既定成功的赌注。

　　欧洲和加利福尼亚州已经采用这种限额和交易市场，为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了上限，让企业购买和出售排放许可，希望以此释放市场竞争，推动节能和清洁技术的使用。但是，还没有人在中国政府设想的规模上进行过这种尝试，中国是世界上一个主要的碳排放国。

　　让碳交易顺利进行可能会需要几年的时间，并将检验习近平扩大市场、限制污染行业的誓言。新的碳交易市场如果遭受巨大挫折，可能会让中国尴尬，并削弱全球对使用限额与贸易措施来减少导致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支持。

　　王毅说，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一些实力强大的公司和行业协会更加不愿意接受减排交易，这可能也会拖累中国扩大排放交易的行动。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稳步推进、不能失败的原因。如果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失败，不仅对中国，对全球碳市场都会是一大打击。”

　　制定上限和进行交易的理念是减少排放的公司得到奖励，而落后者将付出更高的代价。政府规定污染物排放量的上限，并把这个量用排放配额的形式分配或者出售给企业。参加交易的制造厂、电厂等企业可以根据各自的配额进行排污；如果削减了污染，就可以出售余量，或是把它存起来备用；如果用尽了现有配额，那就需要购买更多的配额，而购买价格通常具有惩罚性质。

　　随着时间推移，政府可以降低排放量，让配额更加稀缺，加大价格压力，从而促进企业减排。

　　“每一吨排放量都意味着潜在的金钱损失。”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亚洲区副总裁杜丹德(Daniel J.Dudek)表示，“它改变了人们对曾经基本上免费的东西的想法。”该协会一直就碳交易市场为中国政府提供建议。

　　在杜丹德开始和中国合作之前，他为美国政界提供用上限和交易来限制污染的建议已有数十年时间，其中包括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他用这种方式来减少二氧化硫和一氧化二氮，这些污染物所致的酸雨对森林造成了危害。

　　但创建政府指定的市场从来都不容易。即使是成熟的经济体，也在制定温室气体市场的规则时遇到了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已经研究了欧洲和加利福尼亚的做法，后者在2013年推出了排放交易计划。

　　而且，中国的工业部门相当庞大，由国有企业集团主导，这些集团有些时候比监管机构更强大，对法律采取无视态度。官员干预市场已成习惯。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会阻碍国内竞争，污染和能源数据可能并不可靠，或者干脆造假。

　　“他们遇到的麻烦之一，就是如何获得真实的数字，”保尔森基金会(Paul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向中国官员提供关于气候友好型金融政策建议的戴青丽(Deborah M. Lehr)说。“要采取排放交易行动，你就需要有真实数字，以便弄清如何给这些排放定价。”

　　中国的政策顾问表示，如果克服了这些问题，中国就会超过欧盟，创造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市场，而且还有可能深化中国在发展新能源技术上的影响力。

　　在碳市场问题上为政府建言献策的清华大学教授张希良表示：“碳市场的成功启动，将大大提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地位。”

　　中国官员目前已经放弃了一开始宏大的目标，打算从相对较小的规模起步。

　　2015年后，习近平宣布了一项国家排放交易计划，作为和奥巴马政府一起正式承诺的支持新气候协议的一部分，当时北京的决策者提出的碳市场计划包括八个部门，比如钢铁、石油化工和建筑材料等。

　　据参与规划的专家们说，几个月前，为碳市场做准备的政府机构国家发改委认为仍然缺乏很多可靠的行业信息。

　　根据专家和地方政府筹备工作组的说法，发改委把一开始很有可能加入市场的行业骤减至三个：燃煤电厂、水泥和铝。这些行业的生产流程相对简单，收集数据更容易。航空业也可能会被包括在内。

　　Carbon Pulse联合创始人、位于北京的斯迪安·瑞克勒夫(Stian Reklev)表示：“从少量行业起步，虽然和原计划不同，但却是一个好主意。”这个机构提供温室气体市场和气候变化政策方面的信息。”

　　“要让其发挥效果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说。“如果你觉得中国的方案从一开始就能有效地大幅减排，你会失望的。”

　　不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2015年，中国的企业和其他人为活动释放了约104亿吨气体。杜丹德表示，即使是缩减之后，这个新兴市场的排放量也会达到该数字的一半。

　　基本挑战之一就是说服数以千计的中国企业把信任和资本投入到这个规模有限的二氧化碳市场上，其中大多数企业在排放污染物时都没有权衡过环境成本。

　　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开展了七个碳交易试点项目，地点包括北京、上海和中部的湖北省（东部沿海的福建省去年宣布推出第八个项目）。

　　一些观察人士说，即便进行了这一连串的试点，中国不严格的统计数据和执行不力依然可能束缚全国市场。但其他一些人表示，交易本身会放大获得可靠数据的压力。

　　“你开始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私营部门的其他领域创造出提供准确数据的确定权益，”北京观察排放交易的团体——中国碳论坛的研究和项目经理休·斯莱特(Huw Slater)说。“在中国，不能真的等到掌握了精确数据再开始，因为永远等不到那一天。”

　　但一直在为政府官员提供建议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教授王克说，即便是现在，试点项目之外的很多公司高管对这个市场将如何运作知之甚少，并可能对相关文书工作和用来监测排放情况的检查不快。

　　全国市场正式开启后，一直到2020年前后更多的将是实验性质，而官方和企业则会确定如何分配许可证和管理这个市场。起初，企业可能会分到富足的排放许可，这意味着它们只用购买或竞拍一小部分的排放额度。

　　几名担任中国政府顾问的专家说，官方不愿在目前公众对税负颇为不满之际提出碳税。去年，中国立法机构批准了一项新的环保税，将从2018年开征，但政策制定者反对把明确许可征收碳税纳入其中。

　　“政治进程的现实是，碳税短期内不太可能出台，”王克说。“在政治上，这比成立碳市场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