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着名核武器专家走了 中国核武咋办

本周，曾经在中国氢弹核武器开发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和物理学家于敏去世，在举国哀悼的同时，有关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程、现状以及核战略的许多话题又引发了不少的讨论与思考。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提出了新一轮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蓝图”，对于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毫无疑问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作为曾经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着名核武器专家，于敏的事迹曾经被国内外媒体广为报道，而在之前的几十年里，于敏又被作为中国核武器技术的“最高机密”长期保密，不仅无法出国进行学术活动，甚至连国内知道他的人，一度也是屈指可数。

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上世纪60年代于敏在氢弹理论领域的巨大突破，也许中国会长期被卡在掌握氢弹的国家行列之外。在上世纪60年代初，如果说中国研制原子弹是一项“工程技术攻关”的话，中国研制氢弹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更像是“科技探索”。

在当时，由于美国对外公开了不少资料，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和大致结构已经不像二战时那样的神秘，特别是1957年以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部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技术和设备，让中国在技术原理和具体实现方式两个领域都有了方向。也正因如此，中国在启动“596”工程之后实际上并没有在原子弹技术原理领域纠结太久，在相关技术产品以及高浓度的核材料相继到位之后，中国很快就展开了原子弹的制造，并且在1964年试验成功。

但在氢弹领域，虽然有关聚变反应的基础原理并不复杂，但关于氢弹的构型，各国至今都对其有着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以至于除了五常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至今想要掌握氢弹原理依然是困难重重。美国在当年研制的过程中，使用大量昂贵的核材料对不同的原理猜想进行试验，而当时的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条件，用类似试错法的方式，耗费巨资将所有的疑问再来一遍。

尽管共产党人从来强调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这个时候，改变中国氢弹研制历史的，毫无疑问就是于敏和他那旁人无法企及的天赋与才能。正是于敏利用杰出的理论解决了氢弹原理中的一系列可行性问题，才让中国在短时间内找到了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封闭的氢弹之路。而在1967年中国的氢弹爆炸成功之后，中国依然成为与美苏英等量齐观的核大国。

经常能听到所谓氢弹的“于敏构型”与美国的“T-U”构型孰优孰劣或者是否相似甚至相同的争论，但实际上在各核大国严格保密氢弹构型的情况下，外界连这两个构型分别是什么样都不知道，更遑论比较异同甚至优劣。

不过对于核大国而言，大家只关心你有几颗什么样级别的核弹头，至于他的构型，多数时候并不重要。

自联合国五常相继拥有了核武器之后，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又相继拥有了核武器，包括以色列、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但他们的核武器多数只达到了“威胁地区和平”的水平，而根本没有办法与五大国“维护世界稳定”的核武器相提并论。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是否拥有氢弹这种“高级”的核武器。这些国家中，尽管印度一直宣称本国在1998年的核试验中成功爆炸了氢弹，朝鲜也反复试图向美国证明其已经拥有热核武器，但无奈都是“自我宣布”，也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承认。

核武器的力量在于对手相信产生的实际威慑，而非自吹自擂

于敏对于中国核武器工业所作出的贡献，其实远不止他对氢弹的研制所做的贡献，他在80年代中国核武器发展上的贡献，某种程度上甚至与他攻克氢弹原理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发展上，笔者觉得核武器部分的发展有三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发展也有三个相对应的阶段：其一自然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两弹试验，原子弹、氢弹试验及其后续的试验，让中国在上世纪70年拥有了实战型的原子弹和氢弹，并且初步实现了氢弹的小型化。

这一系列突破伴随着中国弹道导弹武器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当初钱学森提出的“八年四弹”构想中的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导弹、东风三号中程导弹、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和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全面研制成功。

第二个里程碑，则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于敏和邓稼先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得益于这一波发力，中国在90年代全面停止核试验之前掌握了世界先进核武器技术的绝大多数“得分点”，并且成功研制了第二代实用的小型化核弹头。

这种小型化的核弹头不仅是类似东风5B这样的导弹能实现多弹头分导能力的前提，也是中国新一代的战略核导弹可以采用机动式快速发射的关键。伴随这一系列核弹头的，是以东风21系列和东风31系列（包括海基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为代表的中国的第二代核弹道导弹武器的发展。

由于中国经济能力的限制和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目标要求，当时的中国还有数个设计指标同样不俗的导弹最终宣告下马，这其中就有液体洲际弹道导弹东风22和固体中远程弹道导弹东风23这样已经取得部分技术成果的项目。

第三个阶段，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中国战略核武器发展。由于在核武器领域的高度保密，外界对这一阶段中国核武器的状况仍然无从了解，只能从相应的新一代战略弹道导弹一探究竟。包括外界热传的东风-26远程弹道导弹、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新一代的大型液体洲际弹道导弹、空射弹道导弹以及其他一些我们目前尚不知晓的战略导弹武器。毫无疑问，这一系列武器将成为未来几十年里中国战略核武器的中坚力量。

不难看出，前两阶段中国的核武器研发中，前两代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系统的研制中，都是核武器部分基本准时按计划完成，而弹道导弹系统，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却严重滞后，客观上影响了中国战略核威慑能力的形成。

1965年制定的“八年四弹”计划尽管启动时间在1965年，但因为其主要产品的完成时间都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常被误认为是这一时期的成就而加以宣扬，但实际上因为“文革”的干扰，这一项目大幅拖延了至少10年，使得中国实际在技术上构成对美战略核威慑（没有发射井的东风-5导弹在核大战中的生存能力极低）也要到80年代中后期，东风-5号完成地井发射试验，导弹和核弹头详尽设计定型之后，才开始形成。

80年代以后，由于国民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整个战略核武器研制发展的战略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一方面国家坚持投入，保证了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系列核试验和核武器技术验证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在战略核武器的研发上，则采取全面“缩短战线”的形式，将主要的资源投入到代表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固体洲际弹道导弹东风-31上来。

在这一考虑之下，一方面当时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理论上也更容易实现的东风-22液体洲际弹道导弹计划下马（该导弹的“精神续作”就是朝鲜现在对美威慑所使用的火星14和火星15弹道导弹），而性能尚未完全达标的东风-5则在少量部署的同时，通过长2C运载火箭发射检验对东风-5的改进技术，以实现对东风-5弹道导弹的增程改进。

这一发展策略保证了中国在整个90年代一方面始终保有一定数量的洲际导弹能够对美威慑（也就是西方的报告中“永远的20枚”能威胁美国本土的核导弹），一方面能够以较小的投入，顺利实现东风-5弹道导弹增程型（东风-5A）和多弹头型（东风-5B）的研制定型和列装，同时保证了进入21世纪以后，以东风31为核心的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能够顺利成为新一代战略核威慑的重要支柱，避免了核威慑出现时间过长的“断层”。

到了东风-41、东风-26等新一代战略弹道导弹扛大梁的新时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发展目标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核战略也要在传统的“最低限度核威慑”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修正和调整，而无论是核弹头技术的发展更新，还是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推进，如今都仰赖于新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们。对我们而言，这样的时刻，缅怀那些曾经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奠定关键基础的先辈们，对我们走好未来的核威慑发展之路，毫无疑问有着重要的意义。

面面俱到？面面难圆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月17日前往五角大楼，并在那里对外发布了《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和调性其实和大多数为了争取预算而制作出来的报告类似，基调都是对手的威胁如何如何强大，我们的现状如何如何的与应对威胁有差距，所以我们需要增购哪些装备和部署，同时还要在科技树上研制哪些哪些新一代的装备……千言万语，最后自然是汇成一句话：

这份报告公布之后，自然遭到了包括中俄在内国家的强烈愤慨与反击指责。毕竟这些国家发展弹道导弹武器的原本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抵御美国的威胁，而如今美国人“倒打一耙”指责他们威胁了美国，虽然这在美国人眼里看起来理固宜然，但对于当事的其他国家自然是不能接受。

从报告里汇总的各国情况看，这一报告的水平依然停留在美国大多数国会和国防部的对外公开报告的层次上，对于这些国家的导弹核武器也主要采用简单汇总的方法，所以在统计朝鲜的战略导弹的时候，早已停止发展的火星-13被和实际投入使用的火星-14和火星-15弹道导弹被相提并论，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造诣和进展也因此被描述得要比俄罗斯人要落后，因为俄罗斯“已经实际部署”了所谓从高超音速武器，而中国还只是在“试验”。

报告的公布时间也是颇为有趣，这份报告其实早在2018年5月就打算发布，但由于当年6月，特朗普与金正恩要在新加坡举行会面，而在此之前的美朝双方接触其实并不是特别顺畅，为了避免报告里的内容进一步刺激朝鲜取消会谈，导致美国总统“颜面无存”，这份报告因此被雪藏了数个月，直到今年才正式发布——这样看来，这份报告本身其实也并不迫切，8个月的时间说拖一拖也就过去了。

虽然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刚刚赴美，美朝第二次“金特会”筹备正要进入“快车道”，但第一次永远是最可宝贵的，在美国政府都关门快一个月的当口，进一步作出改善美朝关系的姿态和与金正恩会面，对于特朗普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诱惑了。

实际上报告中提到的各种应对措施本身也同样缺乏新意。无论是增加部署海基“标准-3”反导拦截弹，还是增加天基反导预警系统（当然用基于商用平台这一点确实算是一个创新），乃至在美国本土部署第三处GMD拦截导弹系统，本质上都是延续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发展本国反导系统的惯用思路。

至于F-35承担反导作战任务的想法里，用战机攻击导弹发射车的设想属于传统的隐身战机运用方式之一，冷战时的B-2就曾被计划用于深入苏联国土猎杀弹道导弹发射车；而在战机上装备反导拦截弹，则该机的平台条件其实可能还不如F-15这样适合挂载大尺寸武器的传统飞机；至于高能激光武器拦截导弹什么的，作为一个远期愿景自然是很好，但如果想要在几年之内就投入实用，也许特朗普总统应该少看几部《变形金刚》的电影比较好。

这其中相对比较危险的，是所谓的“天基拦截系统”，展望中提到的拦截系统，是一种能够携带10枚小型火箭，根据传感器信息自动拦截来袭导弹的拦截卫星。美国人也坦言这将不会是目前反导武器系统的重点，而是一个现在仅仅预研，计划在下一代反导系统时加以实践的计划。

这款产品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是将类似目前的陆基反导拦截弹发射到太空中，并在那里构筑一个天基拦截阵地。从技术的角度上看，只要解决了导弹在太空中经年累月储存之后的可靠性问题，由于在太空执行拦截不需要漫长的助推上升段，导弹的拦截反应速度会更快，导弹本身的成本也会更低，比起使用激光拦截弹道导弹那样的“科幻”，这一计划的可执行性反而更高。

天基拦截的技术并不难，难的是道义

不过在政治上，由于这种反导系统需要在太空中长期部署反导拦截弹，毫无疑问将实质性地实现太空军事化，这自然意味着各国在1967年签署的《外层空间条约》将被美国公开破坏。当然对于当下的美国来说，毁约什么的已经是家常便饭。

不过为了减轻这种“毁约”带来的形象上的损毁，美国也可能像目前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一样，实现发起大规模的舆论战，指责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破坏了《外层空间条约》，并诬称中俄部署有太空武器，届时媒体之间攻伐的理由往往会荒谬而可笑，但对于铁了心想要增强本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美国来说，每一条可笑的理由，都会被他们当做十足的借口。

不过从这部美国时隔8年才提出的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来看，对于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美国虽然已经加以注意，但这仍然是基于传统的将各类弹道武器用于对地攻击的思路而来，对于高超音速武器在战术武器上的运用与其可能引发的战场形态剧变，则要么因为报告主题不同未予提及，要么因为美军认为这不足为患而加以忽视。无论如何，美国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提及这一问题，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就不会在相关领域做出回应。

自然，所有的一些，都回归到巨大的开支上来。反导装备因为属于高精尖产品，其价格也不能小觑。举例来说，目前美军订购的标准-3反导拦截弹的单价都接近1000万美元，这还只是目前的Block IB型的价格，而未来性能更加先进的SM-3 block II系列的价格自然要更加水涨船高。如果这些导弹只是用于防御美国本土，那么其装备数量总体上也相对有限，但如果要像现在这样，在美国全世界的盟友领土以及本国海军的驱逐舰上部署反导导弹，其价格和数量毫无疑问就要变成一个天文数字。

对于连政府开门都在纠结的美国来说，这一串“买买买”的唿吁最后能有多少付诸实践，也许同样值得我们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