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薪、解职、边缘化：中国职场妈妈生存困境

　　这些女性的指控一度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热议。中国一家大型物流公司的三名员工说，怀孕后，老板不是让她们走人就是给她们减薪。

　　在一个案例中，中铁物流没有派代表参加仲裁程序。该公司随后走上法庭，对这名女性获得的赔偿提出质疑。但随着媒体关注的加大，加之金额实在太小——不到5000美元，遂放弃。

　　“可能觉得金额小吧，不折腾这事儿了，”该公司的律师对一家官方报纸的当地记者。

　　中国领导人正在鼓励女性每样都不要落下：事业和更多的孩子。而实际上，中国女性正在对雇主提起诉讼和寻求仲裁，她们称雇主无视让母亲留在工作场所的法律。

　　中国有禁止性别歧视和怀孕歧视的法律，还有确保98天带薪产假的生育政策，但执行力度不够。因不公正的对待而寻求法律救济的女性往往只能得到微薄的补偿。她们担心一旦发生冲突，不管是怎样的冲突，都会毁掉她们再找其他工作的机会。而且，她们也害怕公开发声会遭到报复。

　　以中铁物流为例，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经营着5000个仓库。那三名女性表示，她们失去工作时，不是在怀孕就是在哺乳。她们把自己的案子变成了一场罕见的协同行动，在法庭文件中，用的是她们的名字缩写和姓。现在她们都不愿意谈论这起案件。

　　但是李晓萍这样的女性想要说出来。她称，在透露自己怀孕后，她被一家电子公司解雇了。“女人就应该回到传统的妻子角色，生完孩子就被社会拒之门外吗？”她说。

　　33岁的李晓萍说，她的前雇主青岛麒麟电子向她索赔131652元，相当于她52个月的工资。该公司称，索赔是因为她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她表示，是公司不许她进厂上班。

　　李晓萍在仲裁中胜诉，但在公司上诉时败诉。她正在对抗这一指控，以及另一场法律纠纷：该公司起诉了李晓萍、她的丈夫、一名中国记者和一家报纸，要求获得约700万人民币的损害赔偿。

　　麒麟电子的总经理李伟反驳了李晓萍的说法，称其“完全与事实不符”。“在过去三年里，公司有11名女员工生了孩子，”李伟说。“这就是我们善待女员工最好的证据。”

　　在中国，职场母亲的日子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面对人口老龄化，政府已经废除了独生子女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延长了产假或考虑减税，以鼓励妇女生二胎。

　　但专家认为，中国的做法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人口减少，它需要更多的孩子，并表示希望女性工作，但没有为职业母亲提供多少激励措施。自1990年代以来，女性在劳动力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男女工资差距也在扩大。

　　中国和美国一样，不补贴产假。企业往往将产假与收入损失等同起来：当母亲休假时，他们什么也得不到。母亲们提起的法律诉讼表明，地方当局没有调查有关偏见或解雇的报道，尽管国家本身似乎也在重新考虑某些工作场所的标准。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一个名为“平等就业权”的案由，允许女性报告性别偏见。一小部分孕妇正利用这一点提出索赔。

　　“有法律，但没有执行，”为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研究孕期偏见的王亚秋说。“如果你去劳动仲裁，看看委员会的组成吧：一个是公司的代表，一个是工会的代表，第三个是政府的代表。”

　　歧视通常是从求职开始的。

　　在中国，雇主询问女性的婚姻状况或生育计划是违法的，但许多公司仍然这样做。一些公司甚至强迫新员工签署怀孕协议。刘洋这样的女性，正在重新思考，早些时候遭到降职是否公平。

　　42岁的刘洋在济南倍舒特公司工作了八年，销售卫生巾和孕妇用品。她说，2014年生第一个孩子时，她是副经理，回来后遭到降职。月薪从1120美元降到了980美元。

　　刘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歧视。

　　“我也就忍了，”她说。“公司对我们不公平。当时不太懂法律。”

　　她说，其他孕妇也遭到降职，还有一位被解雇。当她再次怀孕时，倍舒特将她的工资削减到630美元，她说。她没有得到产假工资。她回来不到一周就被解雇了，公司的理由是对她的工作不满意。

　　“我感到很无助也很委屈，”刘洋说。目前她和丈夫要抚养两个孩子，还要供养两位祖父母。

　　她寻求仲裁，要求得到10.5万美元的未付工资、加班费和赔偿金。她获得了2.5万美元。她正在提起上诉。丈夫王广辉和她一样，决心让公司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

　　“社会有法律和规则，他们不能那样欺负我们，”王广辉说。

　　倍舒特不愿回应有关此案的问题。记者发给该公司的电子邮件没有回复。法务部的一名代表在简短的电话采访中说，公司没有解雇刘洋。他拒绝透露详情，只表明姓彭。

　　在2017年涉及中铁物流的案件中，一名客户服务经理表示，她在生完孩子后被降薪。在法庭文件中，她用了Y.W. Wu的名字，主张5600美元的赔偿。由于公司未派人参加仲裁，她在对方缺席状况下获胜。中铁物流在法庭上提起上诉，称经济损失和重组是她被降薪的原因。这家拥有5万名员工的公司未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这三名女性总共获得了约1.7万美元的赔偿。他们的律师黄沙表示，如此少的赔偿金几乎不会激励企业遵守法律。

　　“女性权利不能只是宣传，”他说。“政府想要保护企业但是又想鼓励女性生育之间，这是有矛盾的。”

　　现年41岁的学校保安范惠玲（音）发现自己第二次怀孕时非常兴奋。但当她遵医嘱，向雇主珠海英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请几天假时，却被告知不要再回来了。她的东西被堆成一堆，放在学校外面。

　　她惊慌失措。“没有了这份工作，”她说，“我没有了生活的保障。”

　　范惠玲在网上寻求建议，并走访了一个又一个政府机构寻求帮助。她最终申请了仲裁。第二天，医生告诉她，她流产了。她以新的“平等就业权”的案由提起诉讼。

　　在简短的电话采访中，珠海英利的一名经理反驳了范惠玲的指控，称公司还有其他怀孕的员工。“我们不想再对此事发表评论了，”该经理说，她拒绝透露全名。

　　10月，法院判范惠玲胜诉，要求该公司向她支付2000美元——相当于四个月的工资，并正式道歉。

　　对于所有为怀孕歧视寻求帮助的女性而言，也有人在工作岗位上保持沉默。她们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并继续寻找遵守法律的雇主。

　　当李容花生完孩子后回到苏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在线零售商苏宁的旗下企业，她说自己因每天两次离开办公桌挤奶而受到批评。在一次会议上，高管们以她为例，说明未经允许就离开岗位的坏员工。李荣花说，人力资源主管后来告诉她，她应该辞职。该公司没有回复记者的电子邮件和电话。

　　现年36岁的李容花后来在一家小型金融租赁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她说，在求职面试中，她经常被问到是否打算生育二胎。

　　“胳膊拧不过大腿，”她说。“后来也是慢慢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