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桐梓县有个小西湖,那里山清水秀、景致秀丽,是休闲旅游的绝佳地方,可是1946年的那个夏天,却有一个人每天都在想着何时才能离开那里,这个人就是张学良,而此时距离西安事变,已经整整过去了十个年头。 1936年1月4日,蒋介石无视诺言、背信弃义,一纸“特赦令”将张学良的人身自由彻底扼杀,后来随着抗战的爆发和发展,他一路辗转,并在1946年来到了桐梓。不过,与往年不同,进入1946年后的每一天,张学良都是满怀着希望的,当年军委会判了他十年“看管”,而今十年之期已到,在他看来,或许这样的日子总该结束了吧。 希望有时也是残酷的,因为它总会让人情不自禁的陷入幻想。这一年中,除了军统沈醉来过一次,告诉了他戴笠已经遇难的消息外,并没有再来什么人看望过他,更不要说那个让他高兴的“好消息”了,直到9月的一天,曾经的下属莫德惠的到来,才终于让他看到了一丝自由的曙光。 所谓“曙光”,并不是他自己凭空幻想的,莫德惠并不是第一次前来看望张学良了,却只有这次,他们见面是没有军统特务“陪同”的,而且,莫德惠最先就告诉过张学良,这次他是带着蒋介石的手谕来的。 这次见面,莫德惠的心情格外的好,两人刚一坐定,他就迫不及待的告诉张学良:自由在望了! 对于这样的消息,张学良不止盼了一天两天,于是他顿时便来了精神,不过也许是被“看管”的久了,他虽然兴奋却并不敢高兴的太早,只是让莫德惠赶快说的具体些。 原来,自从张学良被限制自由后,社会各界中就始终有人为他不时发声,特别值此“刑满”之际,唿吁还张学良以自由的声音就更加高涨。蒋介石迫于形势就表示同意将张学良解除“管束”,不过却要他先答应三个条件再说。 张学良默不作声的听着,莫德惠不紧不慢的说:一,承认西安的事是上了“他人”的当;二,交还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在南京给发给他的那封电报;三,自由后必须出洋。 听完莫德惠的话,张学良的脸色已经变的异常难看,他早想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他,条件也是可以谈的,却没想到蒋的条件竟如此苛刻,随后张学良几乎是不假思索的便向莫德惠表示了拒绝,并告诉他:自由与我无缘了。 对于张学良坚定的表态,莫德惠颇感意外,尽管他也知道张学良不可避免的要承受一些委屈,可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如果再过一个十年,张学良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便不停地苦劝张学良一定要从长计议。 张学良当然知道莫德惠的苦心,不过自他听了这三个条件,就已彻底的心灰意冷,为了使属下也能了解他的心思,张学良转而又开始开导起了莫德惠。 张学良告诉莫德惠,三个条件看起来容易的很,实际却是要他背叛良心、背叛人格。其一,事变之前他没有将消息透漏给杨虎城之外的任何人,纯属他的个人行为,栽赃的事他不能干;其二,早在1930年8月间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就电告他,称无论以后日军在东北如何挑衅,都不应予以抵抗。在九一八后的第二天,蒋又发来电报,告诉他日军在沈阳的行动,要作为地方事件处理,一定要力避冲突,避免事态扩大,那么蒋介石现在要回电报又是什么意思?其三,他已经交出了所有权利,为什么非要将一个爱国者驱逐国门?外人又会作何解读? 听了张学良的一番肺腑之言,莫德惠不得不中止了他的劝说,而张学良却仍没有说完,他继续告诉莫德惠,蒋介石之所以让他出国,无非是怕他召集旧部、重掌兵权。其实在这点上他早就表示过,出去后不带兵,不问政,只做个纯粹的闲人,哪怕做个教书先生也行,可现在来看,蒋介石连这点竟也容不下。 张学良唯一一次接近自由的机会就这样被他断然放弃了,之后两个人一直交谈了很久,从惋惜到理解,莫德惠的内心对张学良又多添了一分敬意,尽管他是高兴而来失望而归的,可此时他真正的失望,却已不再是对张学良而的了,或许他也会想,蒋介石这三个条件里,到底又有几分的诚意可言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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