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拉里眼中 习近平强势是一种必然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凭借家族先天的政治资本，以及其主政国务院和服务于国会期间在华府自由派、保守派中积累的政治人脉，极有可能战胜党内外对手，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作为同中共高层打过交道的强硬政客，希拉里宣布参选时称要做一名“斗士”。当然，按照语境，这里的斗士是为国内中产阶级而战的“斗士”。其实，在外交及国防层面，希拉里也充满“斗志”。在今后的竞选岁月里，希拉里肯定少不了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再定位。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希拉里的“知名”莫过于其担任国务卿期间频繁指责中国人权和一党体制，以及对抗中国核心利益。但是，从个人性格和领导风格来看，希拉里无论竞选还是当选，都会延续过往言行风格和对华激烈措词，让中美“不舒服”。但从民主党政府执政功绩和务实特点来看，这种不舒服应该是“阵痛式”的，中美关系不会像外界想象地那样，变得糟糕。

　　希拉里曾是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对华关系的掌舵人，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刺激。在担任国务卿4年间，她在人权、网络安全与自由、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贸易政策以及南海等领海争端和叙利亚危机等国际问题上多次发表针对中国的偏激言论。也正是在她的作用下，奥巴马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先后经历了“重返亚洲（back to Asia）、转向亚太(Pivot to Asia)、亚太再平衡（rebalanced Asia）、亚太全面再平衡”的一个过程。这四个过渡性阶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奥巴马任内中美关系的温度变化或对抗程度，也见证了美国高层对双边关系的及时纠正。

　　“重返亚洲”（2009年至2010年）在奥巴马上任伊始就被口号式地抛出，国际性宣传效果大。为了具体执行，希拉里担任国务卿后便首先访问了亚洲，宣布美国“回来了”（America is back）。在这一阶段，希拉里和她当时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负责策划入亚战略和对华关系。奥巴马当时对中国尚处于“学习”处理对华关系阶段。由于当时全球刚刚遭遇金融危机，他只将中国视为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合作对象”，仅此而已。

2012年2月14日，习近平前往国务院会晤希拉里

　　“转向亚太”（2010年至2011年）的标志性事件是希拉里2010年在《外交政策》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America’s Pacific Century）的文章。“pivot”一词开始被外交官频繁使用。在此期间，中美在东海、南海和中东的“利益对抗”最为突出。在南海，希拉里2010年7月首次将南海定性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极力拉拢东盟或菲律宾等个别国家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在东海，希拉里借巩固盟邦和美国利益，暧昧地表态称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在中东，借力当时多个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希拉里多次指摘中国一党体制，并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和中非关系上制造舆论，抹黑中国。这一时期，希拉里无论在国防还是外交，都表现出了极强的鹰派色彩。但由于中国的主动出击和战略部署，希拉里主导的对华围堵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增加了中美的摩擦和战略互疑。2012年中美权力更迭之际，白宫开始主导对华外交，积极构建中国新领导班子的良好关系。

　　“亚太再平衡”和“亚太全面再平衡”（2011年至今）是奥巴马第二任期伊始为缓冲对华刺激而进行的一次战略重调，具体表现为“军力再平衡”、“经济再平衡”和文化软实力的再平衡，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习近平2012年访美前，白宫前国安顾问多尼伦发表的亚太政策演讲。通过这次演讲，白宫以“全面再平衡”（Overall Rebalancing）定调亚太政策，并强调了中美军事关系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前任防长帕内塔2012年在香格里拉会议宣布美国海军军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区域的部署分配比例将由五五开调整为四六开。在这一时期，希拉里在对华关系布局中的角色相对而言开始弱化。2011年1月胡锦涛对美国事访问后，副总统拜登（Joe Biden）替代希拉里开始领导对华关系，并通过访华铺垫了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奥巴马主动认识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中美关系进入增信释疑的绝佳机遇期。

　　由此可见，就“重返亚太”战略的执行而言，奥巴马给足了希拉里发挥空间。无论是推行 “巧实力”（smart power）外交和价值观外交，还是宣扬太平洋世纪或全球领导地位等，希拉里基本上将“重返亚太”战略发挥到了极致，最大程度地激化了中国周边矛盾。不过，从美国国内来看，希拉里是一位合格的外交执行者，并保持了同奥巴马的默契姿态。即便在诸多外交事宜上存在分歧，希拉里和奥巴马还是避免将分歧公开化或最大化。

　　现在，奥巴马主导外交，白宫在外交辞令方面已不再使用一些希拉里的具体提法。比如，希拉里和她的外交官频繁使用的“pivot”一词曾引起军方的不满。军方认为这个词有很强的误导性，暗含顾此失彼或转移工作重心之意，更有针对中国的意味，不利于军方同解放军发展合作。所以，白宫才有了后来的“再平衡”（Rebalance）。现任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接替希拉里之后，首次出访选择了欧洲，且很少使用“pivot”一词。克里作为一名犹太后裔和越战老兵以及长期在国会观察外交的资深政客，在很多方面都没有效仿或延续希拉里的做法或外交作风。和希拉里不一样，克里的工作重心在中东，就对华关系而言，克里注重在伊朗核、朝鲜核、乌克兰危机和打击ISIS等领域同中国的外交合作。

　　要想观察希拉里的“对华思维”，只要看她最新写的《艰难抉择》（Hard Choices）一书就会略知一二。这本书不属于政策或战略思维的阐述，而是她国务卿生涯的一次叙述。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她不惜大篇幅讲述了如何“解救”中国盲人律师陈光诚。对于中国的全面、战略性崛起，希拉里并未过多着墨。可以说，“人权”（或女权）或意识形态差异占据了希拉里对华思维的重要部分。由于美国及其他西方政客整体上对中国人权一直都存在“关切”，所以希拉里在这方面的“作为”往往会成为西方舆论判定她能否成功“应付”或“应对”中国的一大标准。所以，今后的希拉里，无论是竞选还是当总统，都会少不了对中国人权、甚至民主体制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对中美关系都不会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只是制造一些噪音，让中美关系在“感官上”不舒服。正如拜登所暗示的那样，提人权只是一种“政治”，中国大可忽略即可。

　　当然，希拉里也有尊重或看重中国的时候。希拉里在国务卿任内至少7次访华。她上任伊始曾提出“同舟共济”和“殊途同归”形容美中关系措辞。卸任前，她曾迎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观点，认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而且，希拉里和现任中共高层习近平和王岐山、汪洋等也都有过接触，基本上对中国领导人的治国方式有过探究，深知治理一个大国的不易。在希拉里眼中，习近平的强势是一种必然，符合中国国内民情和社会现状。如果希拉里当选，她也会寻找方式构建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

　　相比过去8年间的两次大选和中期选举，2016年大选打“中国牌”的恶习只会更激烈，因为无论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重塑还是金融秩序重构，中国已经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引领力量。为了“忽悠”或“吓唬”选民，一些极端候选人难免发表一些过格或无知的言论。克林顿（Bill Clinton）当初竞选总统时就曾攻击过北京，但后来被评为最亲华的（民主党）总统。希拉里今后为了选举需要也难免会作出一些涉华表态，做做表面功夫。一旦胜选，希拉里还得回到中美关系稳定与合作的基本盘上来。而且，中美关系30多年来的发展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修正和自我认识的过程。当前的中美关系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领域的利益重叠度都很高。希拉里入主白宫，中美舒适度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双边务实合作的基调不会改变。至于她的领导风格和决策如何影响中美关系，那就要看希拉里选择当政客还是政治家。　(皇金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