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中共整顿民营企业的种种作为，其背后虽有政治上的考量，但若论政策逻辑，实则与官方欲调整初次分配的政策大环境有关。（汤森路透）

梁书瑗评论文章：2021年8月17日中共召开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为中央财委会第十次会议），会议主轴之一为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此次中央财委会会议中所提及的第三次分配，再加上近期中共打击民营企业的作为，外界一般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表示悲观。以下本文将说明中共提出“共同富裕”的背景，以及此次中央财委会的政策重点，藉此提供另一个观察中国民营企业经营困境的视角。

“共同富裕”为改革开放后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12）后，中共制定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企图带领中国摆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习近平宣布农村脱贫攻坚成功（2020/12），显示已完成胡锦涛脱贫攻坚的未竟之志—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接下来，习近平任内将朝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后一个阶段—人民生活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10）上，习近平藉说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确立未来中共施政将围绕“共同富裕”为主轴，其政策目标可浓缩为两点，一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二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共同富裕”源自于1980年代邓小平替改革开放所奠定的方向，避免中国走向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共语境里，“两极分化”具特殊政治意涵，不能任意使用。

一旦中国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表示中共推动的改革开放失败，在选择、落实国家发展路线时，扬弃了社会主义的信念，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失去了中共治下的制度优势。因此，中央财委会第十次会议才会依据过往的施政蓝图，视“共同富裕”为会议主轴之一。

中共视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方针

从今年中央财委会第十次会议的官方信息可知，中共欲藉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并非首次提及需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10）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决定〉），已指出改善三次分配的机制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在中共政治文件中所称之三次分配如下所述。

（一）初次分配：以企业为分配的主体，主要循市场价格机制决定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与使用者，应获取或付出的酬劳，如提供高技术劳动力、先进科技，资本的市场参与者便会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获得较高的报酬。（二）再分配（二次分配）：分配主体为政府，国家以税收、提供社会福利或公共服务调整初次分配所造成的差距，如政府提供全民义务教务，保障各阶层的受教权。（三）第三次分配：企业、个人基于社会责任，透过捐赠自身的私有资产，缩小社会财富差距。

“再分配”为今年中央财委会第十次会议的重点

虽然中共近年来对三次分配的机制都有所侧重，但从参与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部会（国发委、财政部、人社部、中央农办），及会后公开的资讯观察，相较之下会议的重点应为再分配的政策上，着墨较多的应为财税改革、强化社会福利与提升人力资本。下文将以城乡二元户口与农村高中教育普及度不足为例，说明中共为何需严阵以待再分配的问题，此困境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往上跃升的阻碍。

首先，中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户口制，户口又与地方政府所提供的社会福利挂勾，造成不同的户口享有相异的“再分配”红利，导致改革开放后，成为进一步扩大社会贫富差距之因。1980年代中共选择“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同时，也改变原本由中央一肩挑起提供社会福利的重担，深化居民福利与地方财政挂勾的程度。当城乡发展因经济政策而失衡的当下，也会带来社会福利不公的外溢效果。原意为调节“初次分配”的“再分配”，却因户口制度再度带来二度不公，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预计中共未来将加速推动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改革，持续撬动农村内需的潜力。

其次，中国的人力资本位处中等收入国家末段班，恐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阻碍。Scott Rozelle与Matthew Boswell指出，中国的人力资本现状，恐有碍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上跨进到高收入国家之列。其论述逻辑在于，一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若无法积累、提升，即使国家制订一系列推动产业转型的政策与投资优惠，企图摆脱劳力密集、低附加价值的产业结构迈向资本、技术与知识密集的高附加价值产业，也会因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劳动力素质不足以支撑产业所需而功亏一篑。现今正当中国开启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若不能保障境内高技术劳工的供给量，此经济产业目标无疑为空中楼阁。

政策因涉及“初次与第三次分配”需强化民营企业统战工作

据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想法，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以公有制‘占’主体”。然而，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得益于中共调整政府—市场关系的各项政策，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引擎。中共对此，提出“三个代表”，赋予非公有制市场主体意识型态的正当性，并演变成今日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立场。虽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受到不少制度歧视，但如近期一般遭受来自中央层级的全面整顿，也实属罕见。

近期，中共整顿民营企业的种种作为，其背后虽有政治上的考量，但若论政策逻辑，实则与官方欲调整初次分配的政策大环境有关。如为谋求公平分配原则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落实，国家监管单位以反垄断、保障各网络电商平台参与市场的公平性为着眼点，避免拥有庞大资本、消费者使用数据、掌握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企业扭曲市场竞争秩序，进而使初次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不断扩大。此外，引起外界议论纷纷的第三次分配，最早可溯及1985年邓小平提出“提倡有的人先富裕起来后自愿拿钱出来办教育、修路”的想法。

2016年中国《慈善法》上路，已出现重塑第三次分配的症候；十九届四中全会后也透过〈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决定〉，首次明确将第三次分配纳入收入分配体系。显见，关于第三次分配的政策源起、部署均有迹可循并非突如其来。

因此，中央财委第十次会议特别点出，“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与舆论引导，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此乃为慎防不利“共同富裕”的异见，以及安抚目前有如惊弓之鸟的民营企业之用。同时也安排汪洋（全国政协主席）出席会议，虽因新华社通稿的排名位于王沪宁之前而引起部分媒体议论，但本文认为，应与汪洋为分管统战口的政治局常委有关。传统上，中共对民营企业的工作便由统战系统负责。在中央连续重拳出击下，非公有制市场一时震动，一方面中共需强化民营企业统战，藉层峰组织（peak organization）系统传递中央的政治讯号，并修补党与非公有制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藉“建立政商清新关系”与“改变选人机制、宽大选人视野”为由，调整代表民营企业与统战系统建立政治连结的人选。

近日，阿里巴巴的企业基地杭州官场上卷起一阵政治风暴—杭州市委书纪周江勇被查，纪委系统宣布彻查杭州的政商关系。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央虽提供发展空间与调整意识型态，但事实上民营企业长期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盘根错节，得利于各地方政府“实质”的协助也非新鲜事。此举显示，中央已不满足于从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入手整顿民营企业，也要剪除支持民营企业路线不正确的地方官僚系统。未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及与国家的关系恐陷入剧烈变动期。

※作者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所博士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