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和俄罗斯之间为何长期“互疑”和“互敌”？

　　乌克兰曝光布恰“人道惨案”，使得乌国内反俄情绪进一步高涨，西方社会加大对俄舆论谴责，俄军在乌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大阻力，在国际上也面临进一步被孤立的危险。俄方千方百计地否认乌方指控，利用各种渠道展示“证据”，或者向国际舆论进行说明，但因其过去不诚实的记录太多，不但未能说服舆论，反倒激起更多的国际力量，参与到协助基辅当局调查布恰事件的行列。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欧洲、美国和俄罗斯都长期“互疑”和“互敌”。尽管欧美和俄罗斯也有作为盟友的短暂时光，但更多时候，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带给欧洲邻国的更多是灾难和恐惧。一旦处于敌对状况，俄罗斯就会强硬反击，进一步强化西方已经形成对俄罗斯的负面印象。

　　莫斯科红场。

　　▌大俄罗斯主义根深蒂固

　　俄罗斯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了自豪感。不仅普通民众如此，知识分子甚至犹有过之。

　　俄国作家和哲学家恰达耶夫（1794-1856）称：“有一些民族注定要教给世界一些伟大的道理，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也声称“俄罗斯人的使命是拯救欧洲和全世界”。在俄罗斯人身上，深深渗透了“第三罗马”、“救世主”的观念和思想，俄罗斯历史文化中形成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认定俄罗斯将承担拯救人类的使命，是人类的救世主。

　　俄罗斯人一直认为，西方曾受惠于俄罗斯，俄罗斯曾三次扞卫西方，使之免于沦落。第一次是挡住了蒙古鞑靼。诗人普希金在论及历史时曾经写道：“崇高的使命落到罗斯的肩上：她那一望无际的平原耗尽了蒙古人的力量，使蒙古人的入侵就在欧洲边缘停住；蛮族不敢把被奴役的罗斯留在自己的后方，他们回到了自己的东方草原……”第二次，俄罗斯在1812年打败了拿破仑，俄军打出国门，解放了欧洲；第三次，苏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从纳粹手中解放了欧洲。但是，欧洲始终不愿善待俄罗斯，反而对其抱有深深的偏见，对俄罗斯不知感激且“忘恩负义”。

　　俄罗斯人在评价本国的国家形象时，首要因素是历史文化传统。俄罗斯列瓦达民调中心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2012年认为俄罗斯的民主状况令人感到自豪的受访人比例为31％，而认为国家整体形象令人感到自豪的比例为76％，认为国家历史令人感到自豪的比例为80％。俄罗斯的国歌，就是俄罗斯人这一情绪的最好说明：

　　俄罗斯，我们神圣强大的祖国，俄罗斯，我们可爱的国度。坚强的意志，无上的荣耀是你千载不变的财富!光荣啊，我们自由的祖国!世代相传的兄弟民族联盟!祖辈赋予人民的智慧!光荣啊，祖国!我们为你而骄傲!从南方的大海到北极边疆，我们的森林和田野一望无际。举世无双!唯你独尊!你是上帝保佑的唯一沃土!光荣啊，我们自由的祖国!世代相传的兄弟民族联盟!祖辈赋予人民的智慧!光荣啊，祖国!我们为你而骄傲!

　　无论是俄罗斯列瓦达民调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还是俄罗斯国歌，都不难看出俄罗斯人拥有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俄罗斯人坚信自己是上帝优选的民族，天生具有独特的命运，融合了东西方的优势，对人类历史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而这种弥赛亚意识是俄罗斯民族重要的种族特征之一，也是俄罗斯人共有的民族特性。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具有一种立体的、三维的结构模式，由三个层面组成：在宗教层面，俄罗斯自诩为东正教的继承人和拯救者；在精神层面，认为本民族思想是拯救世界的最佳武器；在政治层面(世俗)层面，俄罗斯试图解放全人类。

　　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人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别尔嘉耶夫认为，“在俄罗斯，取代第三罗马的是第三国际的实现。而且，第三罗马的诸多特点转移到了第三国际身上。第三国际也是神圣的王国，同样建立在一个正宗的信仰基础之上。西方人不懂，第三国际其实并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俄罗斯的民族思想。”“俄罗斯共产主义比大家习惯上所想的更具传统性，是古老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转化和变形。”打败拿破仑和希特勒，取得两次卫国战争胜利，两次充当了欧洲解放者角色后，俄罗斯这种全人类救世主的心态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3]。

　　然而，俄罗斯人的民族（国家）自豪感，呈现于族群之外的世界时，总是表现出极具侵略性和进攻性的大俄罗斯主义，而它又与俄罗斯一千年来不断的领土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彼得一世时代起，大俄罗斯主义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地发展成为一套思想体系，而且它所要提供的不是地域性蚕食思想体系，而是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它鼓吹俄罗斯民族救世主义和“帝国转移”理论，声称基于地缘安全和意识形态对抗进行的地理扩张具有防御性和正义性，谋求国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民族一致性，以期最终实现帝国的俄罗斯化。[4]显然，俄罗斯长期的对外侵略，侵占邻国土地更加剧了大俄罗斯主义的泛滥和深化。

　　按照学者闻一的总结，俄罗斯自古至今的发展，有着几个明显的特点：俄罗斯是一个在封闭的土地上不断向外膨胀的内陆国家；一个由内陆国家向海洋扩展和争夺的国家；一个在世界海洋上展示权威和霸权的国家；一个由地球上的争夺向宇宙空间争夺的国家；一个在霸权失落后重夺世界舞台话语权的国家。而在这根主线上，却耸立着一块共有的、标志时代风向的方尖碑——以领土的征服和兼并为起始，以语言和信仰的同化为手段，以权力的臣属和居民的归顺为桥梁，以君主的集权和帝国的霸权为最终目的。

　　在俄罗斯，最受崇拜的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是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扩大领土的佼佼者，两人也最受俄罗斯人崇拜。在外部殖民上，叶卡捷琳娜二世所强调的是无限制地扩张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对于她来讲，俄罗斯帝国的疆界再大也不算大，俄罗斯帝国的土地再多也不算多，她终身所追求的是一个版图更大的帝国，而这个帝国疆界的扩展应是永无止境的，帝国的膨胀是个永恒的规律。[6]她的那句名言揭示了她在“开明专制”下施政的实质：“要是我能活到200岁，整个欧洲必将置于俄国的统治之下。”

　　和俄罗斯的民族优越感并存的，还有一种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这导致了以大俄罗斯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西欧民族主义最大的不同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源于独特的民族心理和宗教文化，有着深厚的国家基础，它完全为整合帝国和对外扩张服务。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不只是在思想领域挑战西方文明的权威地位，还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中，发展成为一种融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为一体的进攻型民族主义。在15世纪80年代前，俄罗斯基本上还是一个被侵略和被征服的国家和民族，但从16世纪中期开始，新崛起的莫斯科公国开始逐步向外扩张，首先是向东越过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直抵太平洋，18世纪下半叶，则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西部和南部，先后控制了波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等地。l9世纪，沙皇吞并了中亚大片土地。短短几百年的俄罗斯历史几乎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进行征服和扩张。俄罗斯的民族优越感和救世意识为大规模对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而领土扩张的成功反过来印证了这一理念，俄罗斯的民族信心因此不断增强，扩张野心愈发膨胀。这也同时意味着，俄罗斯对外侵略更加肆无忌惮。

　　彼得一世塑像。

　　▌俄罗斯与欧美国家的“恐俄症”

　　俄罗斯上千年来通过对外战争实现土地扩张，这使得俄罗斯的邻国都不能不产生恐惧情绪。欧洲的恐俄情绪在16世纪就明显存在。当时立陶宛和波兰王国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以及天主教耶稣会会员都曾积极地进行过反对俄国的宣传。而这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土地争夺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土地争夺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是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斗争。真正成为体系的“恐俄症”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欧洲国家的“恐俄症”逐渐凝结在对俄政策中。1812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出动了64万大军入侵俄国，企图攻占莫斯科，迫使俄国降服，但在进入莫斯科之后却被严寒逼走。在俄法战争中大大获益的英国随后成为“恐俄症”的主要患者，它在殖民扩张和欧洲霸权争夺中视俄国为竞争对手，这种情绪愈演愈烈，到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的“恐俄症”达到顶点。

　　马克思曾在1856—1857年写出如下文字:“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它只是由于成为一个奴性艺术的大师才积聚起力量的。甚至在获得解放之后，莫斯科公国还在继续扮演着它那奴才兼作主子的传统角色。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如果说，主要借助于鞑靼诸汗以进行蚕食活动的莫斯科公国的沙皇们不得不使莫斯科公国鞑靼化，那么，决心借助于西方以进行活动的彼得大帝则不得不使俄国文明化。”

　　在历史上，波兰曾经是欧洲大国。由于领土多次被俄罗斯侵占，波兰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恐俄症”。波兰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斯摩棱斯克坠机事件之后，民众对于俄罗斯的憎恶又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恐俄症对于波兰安全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卡钦斯基执政时期，制造并利用恐俄症，并以此塑造了波兰的对外政策。但调查显示，偏执的反俄情绪也并非所有波兰民众所共有。整体上，波兰的反俄情绪是一种有理性的恐惧。精英在恐俄症的问题上看法也存在差异，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已经展示出更多与传统行动路径截然不同的倾向。但是，俄罗斯侵犯乌克兰显然加深了所有波兰人的“恐俄症”。

　　而德国的恐俄症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它发端于德国人对文化、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特殊观点，这种视角逐渐在浪漫主义思想和理想主义思想中形成。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将生态学原理运用到人类社会，为德国帝国主义奠定基础。拉采尔正是“生存空间”概念的始作俑者，后来，这种思想被泛日耳曼主义者和纳粹分子严重曲解。20世纪初，在德国积极宣传恐俄症的是史学家和政论家：西奥多•希曼、保罗•罗尔巴赫、马克斯•林茨、弗里德里希•梅因涅克、汉斯•戴尔布鲁克。弗里德里希•梅因涅克提出了“斯拉夫人的动物属性”的论题。据他看来，俄国由于在种族、语言和宗教方面的混杂性，堪称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帝国。卡尔•豪斯霍夫的地缘政治理论也被希特勒采用。希特勒利用豪斯霍夫的“生存空间”理论，重提“东进”战略。1945年，苏联占领了德国东部领土，在这种条件下，德国的恐俄症被迫深藏地下。但是，从1946年“冷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恐俄症以反共主义的形式重又活跃。认知不断变化，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警惕。

　　美国的恐俄症是法国的自由-民主主义恐俄症、英国的帝国主义恐俄症和德国恐俄症三者的动态合成物。在厌恶俄国方面，美国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美国的恐俄症肇始于1945年以后，在整个“冷战”期间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逐渐变成80年代与极权主义作斗争的命题。布热津斯基对于美国人的对俄观念影响很大，是一个坚定的反俄主义者，曾提议肢解俄国。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互联网和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各界对军事入侵比较反感，美国抓住有利时机，提出“软实力”概念，后又提出“巧实力”概念。美国的反俄游说集团数量巨大、能量强大，亲俄势力却几乎并不存在——尽管美国有几百万俄罗斯移民。每当俄美关系稍有接近，“军方鹰派”和东欧民族主义者就会联合反对。美国反俄主要体现在：将俄国视为美国的扩张对手，俄国“亘古不变的威权制度”、践踏出版自由和人权，俄国人的能源讹诈等等。此外，普京政府惩治寡头的举措遭到西方的舆论攻击：“霍多尔科夫斯基案”和“别列佐夫斯基案”成为反俄大辩论的论据。

　　无论是欧洲和美国的恐俄症，都不同程度掺杂着国家利益或地缘政治的因素在内。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成为英国、法国、美国的盟友，共同抵抗德国法西斯，欧洲和美国的公共舆论中就没有反俄情绪。当战争结束之后，“恐俄症”就恢复了。有人认为，每当西方出于某种政治目的针对俄罗斯时，反俄情绪就会增强；当没有这种需要时，就会模糊。

　　欧洲国家和俄罗斯邻国的恐俄症，交织着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原因。有些时候的恐俄，对俄罗斯并不公平。《致命的偏见》一书，就鲜明批判了西方仇视俄罗斯主要是因为种种偏见。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在侵占邻国土地、对外侵略时表现出的冷血和野蛮，以及1000年以来毫不留情地追求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足以让所有邻国忌惮和心惊。开疆拓土，建立军事强国甚至帝国，赶超西方，与西方强国争雄，是俄罗斯从不放弃的战略目标。[13]普京当政之后，这一追求更为明显。由于欧洲国家体量很小，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武力强大且从来不惮于使用武力的国家，焉能不防？而最近爆发的俄乌战争，恰恰显示了西方国家处理与俄罗斯关系是对于关系拿捏的谨慎：尽管出台了多种经济制裁并且支持乌克兰，但西方国家都没有出兵——既要表明态度，又尽量避免战争的进一步扩大。

　　叶卡捷琳娜二世像。

　　▌不可调和的价值观冲突

　　从彼得一世开始，俄罗斯希望融入欧洲。不仅在各个方面全力追赶西欧各国，并且念念不忘与之争雄。但是，从彼得一世开启的这项事业，迄今为止事倍功半：欧洲诸国长期都将俄罗斯看做“大门口的野蛮人”，与欧洲国家格格不入。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双方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价值观。

　　18世纪初期，彼得一世认识到了俄罗斯的落后，于是开始全力学习西方。但是，俄罗斯的现代化过程，在“以欧化俄”的同时，也在“以俄化欧”。

　　彼得一世学过一些德语，喜欢希腊神话和罗马历史。他穿西方人的服装，刮掉了络腮胡。1697年，俄国派出大使团出访欧洲，除了外交活动，还考察军政产业、招募专家技师、采购军需物资。彼得一世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随团出访。他在荷兰学习造船，在哥尼斯堡学会了制造大炮，在伦敦拜访了天文台、兵工厂、皇家造币厂和皇家学会。回国时，他高新招聘了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国的专业技术人才到俄国工作。

　　回俄国以后，彼得一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按照欧洲方式改造俄国军队，还在波罗的海创建了一支舰队，拥有数百艘战船。此外，他狂热开采矿藏，兴办工厂，俄国的纺织、冶金、军械、造船等工业迅速发展。他扶植商业，实施财政改革，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增加国家收入。他推动了对贵族阶级的正规教育，创办了各种世俗学校，并将贵族青年送到西欧学习，归国后严格考试。此外，彼得一世推动出版了大量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他亲手剪掉贵族们的大胡子，并征收胡须税，让全体居民剪掉胡子。他推动宗教改革，并使之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彼得一世的这些“以欧化俄”的改革，深刻改变了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

　　但是，彼得一世的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他是以东方式的手段使俄国西方化。因此，其“以俄化欧”的一面影响更为深远。在彼得全力学习欧洲强国之时，尼德兰和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彼得一世在“欧化”改革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利用西欧的技术、制度，物质与精神资源，构建出具有俄国特质的现代化样貌。17世纪末18世纪初，政治方面，西欧国家正在由绝对主义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而彼得一世通过“欧化”改革，彻底消除了俄国延续近80年的等级君主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把贵族制封建国家转变为君主制专制帝国；经济方面，西欧普遍已经废除农奴制，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机制运作百余年以上，而彼得大帝大大地强化农奴制，建立起生产要素权力配置的沙皇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社会方面，西欧市民社会发育成形，由封建等级社会向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转型，而彼得一世以农奴制为经济基础，用中央集权制国家取代社会，构建了官僚贵族主导的社会结构。彼得一世成了俄国现代化的初始符号，也规定了俄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彼得一世造就的俄国，既不是西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没有西欧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彼得一世的现代化举措，“化欧”的一面与“欧化”的一面同等重要，两者互为前提与结果。历史地看，彼得一世的逻辑是在现代化后发地域，以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推进现代化，用国家建设替代社会建设——而彼得一世的逻辑也是俄国现代化的逻辑。

　　其后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游弋于受到启蒙思想熏陶的贵族知识分子和农奴主撑腰的近卫军之间，将自己打扮成开明君主的形象。她继续了彼得一世开疆拓土的事业，使俄国的土地从1642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705万平方公里。她和启蒙哲人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等人通信，并以法律形式肯定宗教宽容、禁止刑讯、减轻刑罚，在地方官吏实施分权原则等等，并邀请狄德罗于1773年访俄。但是，开明专制毕竟不是民主，狄德罗在手稿中称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一个彻底的“暴君”，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因为愤怒而颤抖，她大吼道，“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并且认定那个她称为哲学家的人已经疯了。

　　不难看出，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仅限于军事、经济、教育等等领域，当西方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时，俄国抛出了“东正教、国民性、专制制度”的“三位一体”；当“人民主权”的观念在西方深入人心时，沙皇专制在俄国却成为冷酷的现实。俄罗斯与西方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别很明显，正如亨廷顿所言，俄罗斯文明与西欧文明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

　　按照美国媒体的描述，现代俄罗斯的专制主义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第一，政治领导人的家长式作风，其手中几乎集中了无限的权力；第二，机构效率低下，公民社会薄弱，法律形同虚设，侵犯人权的事件不断发生；第三，在外部和内部树敌，以维护政治精英阶层的合法性；第四，通过恐吓、逮捕和镇压来压制异议；第五，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利用新闻和电视进行内部和外部宣传；第六，国家侵犯商业权利和对经济的过度管制；第七，执法机构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在西方媒体看来，俄罗斯加强对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政治审查力度也是专制主义的表现之一。2016年春，俄罗斯《商业日报》负责人因调查普京女儿的生意问题而被解雇。《权力》周刊因2019年5月发布关于联邦委员会主席瓦连季娜·马特维延科政治前途的简讯而导致编辑部的政治室被解散。俄罗斯政府加强对互联网控制的法律规定，2018年４月即时通信软件“Ｔｅｌｅｇｒａｍ”的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与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之间发生冲突，这些事件被西方媒体视为俄罗斯专制主义得到强化的标志。[18]自然，俄罗斯对此予以了反击。

　　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西方媒体认为俄罗斯介入欧洲内政，在财政和政治上支持欧洲怀疑论者和激进的民粹主义者，试图通过其势力和“特洛伊木马”破坏西方民主国家。在他们看来，俄罗斯国家具有家长式统治的传统，国家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法律常常虚设，公民社会受到压制，人权受到侵犯，领导阶层不能容忍异议，经常通过压制手段来消除异议。俄罗斯的媒体听命于政治阶层，是国家的宣传工具。国家过多地介入商业活动，不尊重投资者和企业家的权利和利益，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客观地讲，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有时恰恰证实了西方的担忧，这是塑造现代俄罗斯形象的主要因素之一。确实，俄罗斯的整个国家形象与其对内和对外政策紧密联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治领袖的性格往往也成为识别一个国家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能会给国家的形象带来负面、正面或中立的影响。而此次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更使得美国和欧洲紧密团结在一起，一个“反俄联盟”或许就此形成，而它将长期影响此后的国际关系。

　　普京以硬汉形象得到了俄罗斯人的认同。

　　▌互相敌视，根源何在？

　　在看待俄罗斯的问题上，西方学者始终认为，“俄罗斯与美国在社会层次上是截然不同的国家”，“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具有强调专制而非民主，渴望有一个强硬的领导人的特征”；虽然俄罗斯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三权分立、多党制、选举制的制度构架，但俄罗斯的民主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主权民主”完全没有法治、少数民族权利、新闻自由、反对党、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等西方民主所包含的内容。在西方学者看来，俄“主权民主”有两大作用：一是给普京政府披上“民主”外衣，以便对内加强控制，对外减少国际批评；二是挑战西方民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普京完善和强化国家权力，重建中央垂直权力体系的政治举措被视为重回个人专制和集权。因此政治形象成为当今俄罗斯负面形象的主要影响因素。约瑟夫·奈认为，政治价值观的不同决定双方冲突发生的必然性。俄罗斯与西方之间这种存在于政治价值观上的结构性矛盾，招致西方对俄采取了一系列带有遏制色彩的行动，使俄罗斯的软实力构建面临国际环境恶化的不利条件。

　　美国学者认为，是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敌视西方”的世界观导致了“互疑”和“互敌”。马修斯写道，俄罗斯在国际舞台表面上的桀骜不驯并不单是邪恶或愤怒的体现，而是其特殊的世界观的反映。俄罗斯像一个“受伤的巨人”，多次受到如兵败阿富汗、苏联解体和经济瘫痪等灾难性历史剧变的重创，莫斯科认为遇到的所有障碍是外部力量的阴谋所致，因而形成了敌视西方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俄罗斯将持续多年的经济困局和政治混乱归咎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干涉，连戈尔巴乔夫都说：“民主化只是妄图干涉我国内政的一个借口。”俄罗斯的精英阶层深信，2003年和2004年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爆发的“颜色革命”并非民众起义，而是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政治剧，其最终目的是对付俄罗斯。在俄罗斯敌视西方的同时，西方也在随时警惕俄罗斯帝国野心的复活。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美国把俄罗斯加强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力的举措视为其准备扩张的表现，因而深感威胁，加强了对俄罗斯的遏制。

　　基本价值观的差异，制度上的区别，是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互疑”、“互敌”的根源之一。在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崇拜权威和强力是重要特征。俄罗斯的专制制度来源于拜占庭的君主专制主义（但沙皇是俄罗斯人自己的创造）和鞑靼蒙古东方专制制度，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俄罗斯文化特有现象，如国家至上、领袖崇拜、父权主义、奴役文化等等。领袖崇拜是俄罗斯村社意识的重要表现，认为领袖代表国家和崇拜“好沙皇”是俄罗斯民族固有的政治文化特性。在俄罗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俄罗斯人总希望出现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带领他们走向光明和天国。在早期的神话传说中，俄罗斯人把至善的道德理想，不仅寄托于超自然的神灵，而且赋予在民族的英雄人物身上。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土壤，一直是催生强人领袖的温床。成就了俄国霸业的帝王，如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等人，获得了后世的无限景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时代，俄罗斯人永远需要领袖、需要偶像，追求“好沙皇”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一旦出现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人会向他致以极度的信仰和崇拜。每当俄罗斯的发展处于低潮期，民众会更加强烈地希望出现优秀的领袖。“人们把一些人看成是领袖，只因为他们反映了追随者的需要与看法。”正是由于这样的民族心理，俄罗斯成为一块滋养强人的沃土，在俄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强人政治一再出现。

　　当代俄罗斯建立起的是一种“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超级总统制，总统位居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上，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任何重大的政策方针和行动都必须由总统决定。俄总统拥有相对于议会的绝对优势地位，议会无法对总统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议会获胜政党没有组阁权，总理由总统提名，总统还有权解散议会。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反映了俄罗斯权威主义的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的集权特征。由于政治体制的集权性和控制性，领袖可以在整个政治决策中充分贯彻自己的思想。在俄罗斯的权威主义政治体系中，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系于某一权威人物，国家的政治管理形式因此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形成了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人格化特征[23]。

　　俄罗斯学者弗·伊诺泽姆采夫因此视普京为“俄罗斯现代化道路上的阻碍”，“普京代表着特权制度，整个国家都因此缺乏现代化的意愿”。“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中，在权力的任何一个层次，在任何一个组织中，都在产生崇拜和崇拜者。领导人被看成是具有独特天赋的预见者，能作出唯一正确决定、能表达人民群众的内心夙愿和期望的人。而群众被教育出对待各级领导的近乎宗教似的诚惶诚恐和忘我的爱戴和忠诚”，俄罗斯着名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指出，这一传统导致的后果，就是“造就实际上没有任何制衡的集中垄断的权力”。

　　此外，英国学者奥兰多·费吉斯的《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一书显示，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俄罗斯就出现了以斯拉夫派为代表的反西方主义，反西方主义最初反对的是西方派崇尚的欧洲中心论、欧洲文明一流论、欧洲道路先进论，要而言之，就是反对欧化改革、反对抛弃传统文化、反对迷恋欧洲文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俄罗斯民族和国家认同中的“西方”概念发生了变化，范围扩大到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反西方主义的内容也随之延展，从最初的“反欧洲”逐渐演变到了后来的“反欧美”，并且由思想文化领域转移到了地缘政治领域，从反欧化改革、反欧洲道路变成了反政治干涉、反经济制裁、反军事扩张、反意识形态斗争，从一种纯粹的思想争论演变成了付诸行动的政治博弈。[25]无疑，它加深了俄罗斯和西方的“互疑”和“互敌”。

　　纵观俄罗斯的现代化历程，无不是以国家力量推动改革。但是，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到苏联时期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普京时期，俄罗斯都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这种价值观上的分歧，以及大俄罗斯主义之下长期形成的帝国思维，不仅让欧美国家对俄罗斯高度警惕，而这又将塑造俄罗斯人对欧美的看法。由于近期的俄乌战争，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互疑”和“互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很大程度重塑当下的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