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绝世界，走在危机四伏的道路上

由于掌舵者的盲知与误判，中国这一艘千年古船，在继毛泽东之后，再度迷失在国际潮流与文明演进的道路上。我关注的不只是新的国家领导班子谁上谁下、谁留谁去的权力过渡问题，而是中国在一个视野偏狭，权力欲望遮心闭眼的领导人手上，正走向死亡的幽谷、灾难的断崖。

一个向全世界喊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习政权，除了满足一种逞凶斗狠的莽夫性格，塑造举国暴戾、全民阴狠的国民气质之外，对中国一无是处。在2012年习近平掌权之前，中国一直奉行和谐国际、睦邻外交、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努力通过国际合作与全球化利益连结，来创造中国发展的机遇。然而，中共党内这一珍贵的“邓小平遗产”，今日却遭到习近平无情的、鄙视的抛弃。战狼外交取代了睦邻外交，万国对抗取代了国际合作，八方树敌取代了广结善缘，例如所谓“小粉红”不断在全球网络中制造敌意、酝酿是非，减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面印象和道义支援；又例如中共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殴打抗议者”事件，中国公使竟宣称“打人是外交官的职责”，事虽微小，却尽露大国之病、官员之残。以此下去，中国必将成为多国围堵下的国际公敌，全盘失去中国继续崛起、向前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契机。

习近平在20大政治报告中，一再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高质发展等等路线选择，但实际上，这些主张恰恰反映出中国处于当前“全球围中”的情势下，一种无奈与无力的“抵制性选择”。换言之，一个孤立而自大的国家性格，一种闭关锁国的发展路线，在国际厌中的巨大压力之下，既不可能继续维系中国的崛起，更不可能实现民族的复兴。换言之，自立与自主，只是对国际压力和反中情势的退缩与逃避，只是一种孤绝与自我边缘化。

国际现实主义理论固然作出大国竞争必然走向对抗与战争的悲观论定，“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更指出大国对抗终将走向生死交战的境地。但“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而且必须避免，而中国的智慧就在于如何避免陷入此一陷阱之中。然而，习近平领导的当代中国，一再拒绝向国际社会，特别是至今依然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释出任何善意与友谊，主动选择一条“中国特色的脱钩战略”，主动断绝与美国的各种对话、协商与沟通管道，粗率选择一种“遏制/反遏制”的路线，而不是一条“迂回/智取”的聪颖策略，这必将使中国走向仅仅专注于自身发展与国家利益的孤立之路，必将使中国脱离全球市场与价值共享，失去获取世界友谊的“和平红利”，最终只能在孤立中陷入窒息与衰败。

面对超过70个城市、覆盖3亿人口、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清零封城政策，习近平宣称绝不改变、绝不动摇。显示当前这位最高领导人，完全无感于庶民生活之痛苦，无知于经济凋敝的危机四伏。一个案例显示，在北京一份月薪一万元人民币的工作，一天之内就收到超过一千份的求职信，这显示中国已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据统计，2022年9月中国16-24岁城镇青年的失业率达到20%，创下历史新高。除此之外，中国正面临“多发性的经济风暴”，从大量失业、企业裁员、商家倒闭、消费萎缩、金融脱序、财政亏空、外企撤离、外资流出等等，自称伟大的习近平，完全没有提出有效的对策，甚至完全无视问题、规避真相，乃至宣称所谓“中国特色的防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个领导者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苦民所苦”，但习近平却“虐民以乐”。在习近平眼中，“保党”重于“利民”，红色江山胜于庶民百姓。在此情况下，被自家人吹捧上天，被愚忠党员、无知粉红伏跪在地的中国共产党，不止于表现少数统治集团的专断性，更是被一个人的野心与傲慢所驱动的政治机器，无情地吞噬和碾碎草芥不如的中国百姓。

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最高愿景：中国式现代化，但随即定义其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既非西方社会以科学、理性、民主为要素的现代化，也不是以儒家伦理、亚洲价值为内涵的“东亚现代化”，其本质就是“专政的现代化”，一种共产党恩赐的、许可的现代化，一种没有民间自主发展、没有公民社会自发参与，没有个人自觉创造的现代化。换言之，习近平号称“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高品质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这一连串华而不实的梦幻词语，实质上是“习近平定义的现代化”，是习近平高调宣传的美丽辞藻，习近平自己编造的抽象形容词。这种自以为崇高的现代化，既与中国人民与中国社会毫不相干，也和世界文明与人类进化无所关联。

10月23日，中共20大公布了新任的政治局常委，分别是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和李希等七人。这些人物的出线，完全反映出习近平“用人唯亲”的原则，以及一种宫廷政治的特色：

•绝对效忠习近平，不动摇、不怀疑、不变心，也就是一种“裙带/跟班”的特性。

•长期以来坚决执行习近平的政策，甚至懂得为习近平的政策错误背黑锅。

•具备斗争精神，要为习近平敢于斗争、敢于亮剑。

除此之外，新任的政治局常委多属“权力官僚”（power elite）而非“技术官僚”（technocrat），这就使得“权力生态”与“职务分工”之间产生严重的失衡，表现出习近平只重“统治”，忽视“治理”，完全无力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危机与人民生活问题。例如李强，既缺乏国务院副总理的历练，也无耀眼的政绩，如此人才若能越级晋升总理职务，根本违背了政治责任与伦理；又如蔡奇，在北京执行“清理低端人口”问题上，表现出对底层庶民的残酷无情，此人也可进入常委圈，只能证明习家班是一个必将走向衰败的冷血政权。

在20大召开前后，整个中国大地充满着吹捧文化、“舔习”声浪和拜神运动，实际上，习近平把自己捧上权力巅峰，却把民族与国家推向断崖边缘。20大以后，中国将走向一条“文明退化”与“价值蒙尘”的路线。所谓“文明退化”，可以从他对“国家安全”的极度偏执，对“敢于斗争”的强调，对意识型态的极端化与冒险化，对地缘政治的全面控制，就可以看出一切只为保党、保江山，而非致力于人民的安居与幸福；所谓“价值蒙尘”，则是指只有“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唯一的真理，其他的价值一概一文不值，这是对人类价值的逆反而行与粗暴独占。

无论从世界的哪个角度来看，中国已成为一个史瑞克（Shrek）动画下“远得要命的王国”（the kingdom of far far away），其虽自称强大，却远在人类文明边界之外，遗落在自我吹嘘的歧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