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陪读家庭是一个被贴上众多标签的群体，人们认可其经济实力，但往往质疑其目的。（图 / 视觉中国） 海外陪读妈妈是一个特别的群体，相较其他陪读妈妈，她们大多不必围着生活的柴米油盐转。选择送孩子出国读书的家庭，基本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做支撑，条件更好一些的，会有保姆或助理来帮助陪读妈妈打理日常生活。
陪读妈妈等等在落地新加坡不久后，就找到了中意的菲佣，“当地的菲佣成本很低，一个月就700多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4000元左右”，因为完全解放了双手，所以等等并未在身体上感受到独自带娃的操劳。最难过的关，往往在精神层面。
需要陪读的孩子，年龄几乎都不大，正处于人格发育的重要阶段，在这时突然离开原有的生活，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对孩子而言是一场考验，很容易产生焦虑情绪。陪读妈妈要做的不仅是让自己快速习惯在异国的生活，还要妥善地疏导、引领孩子。另外，夫妻长期分居、事业与社交受限等，同样是海外陪读妈妈要面对的难题。
海外陪读家庭是一个被贴上众多标签的群体，人们认可其经济实力，但往往质疑其目的。在这一群体中，虽然难免有人觉得“国外的月亮更圆”，但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只是在认真衡量环境与孩子的适配度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吴大彬曾经在马来西亚陪读了五年，她做出带宝妮去马来西亚读书的决定时，宝妮还在上幼儿园。让吴大彬萌生这个念头的，和教育、语言环境都无关，而是因为宝妮的身体不是很好，每年冬天都会不停地咳嗽。医生告诉吴大彬：“孩子的咳嗽没办法治，你要么找个空气好的地方让她生活，要么就让她吃些抗过敏药，等她长大后慢慢习惯。”
后来在和朋友聊天时，吴大彬了解到了马来西亚的槟城国际学校，她第二天就订了机票，决定和先生去实地考察。到槟城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空气测量仪，在马路边、房间里进行测量。吴大彬和先生对测量结果很满意，所以即便觉得槟城的基础设施很破旧，她还是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动身前往槟城前，吴大彬算了这样一笔账：宝妮在槟城最贵的国际学校读低幼班，每年学费是人民币6万元，再加上生活开销，一年30万元足够了，而她在上海看中的双语幼儿园，一年光是学费就要20万元。宝妮就读的是英式学校，所以她的英语口音很纯正。
经常在户外上课、运动，也让宝妮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提高。不过随着宝妮年龄的增长，吴大彬逐渐发现马来西亚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基础教育的薄弱。“国内的基础教育非常强，如果在国内读完中学，再去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就可以秒杀所有的学生拿奖学金了。”
再加上疫情影响，回国变得困难，吴大彬因此决定带宝妮回到上海继续读小学。“我们打算让她把国内的基础教育先走完，之后的路就让她自己选择吧。”吴大彬说。
刘女士和等等之所以选择送孩子去海外读书，则是因为她们清楚孩子并不是“学霸”类型，所以想在能力范围内，让孩子活得更轻松些。刘女士是一名医生，在国内有自己的事业，送孩子去澳大利亚读书这件事，是她丈夫一手规划的。不过她和丈夫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要等孩子在国内读完小学三年级以后才出国，他们并不想因为所谓的语言发展关键期而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
“她必须要懂中文，打好这个底子才行。”刘女士说。2020年以前，每次放假，刘女士都会带孩子回国，澳大利亚的课程并不紧张，所以刘女士每次都会多请假：“比如一个月的假期，我会请到一个半月，这样我回去能多上几天班，她也能多在国内待一段时间。”
等等起初并没打算出国，她计划让女儿糖糖读双语幼儿园或国际幼儿园，但在实地考察时，等等却发现杭州的双语幼儿园没能达到她的预期，国际幼儿园又有一些限制，像德威、UWC等学校，只接受拿着绿卡的孩子，中国国籍的孩子只能去读它们的姊妹学校，但等等不想将就，所以就产生了去海外陪读的念头。
等等有一些朋友在东南亚国家陪读，她们告诉等等，“如果你先去东南亚还是首选新加坡，它的低龄教育是全球领先的”。等等在做功课的过程中，发现新加坡的国际学校是双语教育。“会同时监督孩子的中文和英文，而且新加坡有75%以上的华人血统，小孩在这里读书，会最大限度保证她不会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无论如何，在国外生活都会更辛苦一些，我从来不觉得国外的月亮会更圆。”等等说。
吴大彬刚到马来西亚时，当地的陪读妈妈们还没有形成“圈子”，她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在马来西亚陪读这五年，吴大彬一直在学校里做中国代表，组织中国的家长做活动，再加上她经营着图书和玩具的生意，经常会有陪读妈妈通过网络找到她。
久而久之，她和许多陪读妈妈都熟络了起来。“我去了以后做了一个陪读妈妈的沙龙，成立了一个社群，有千人左右，从我们生活的城市逐渐延伸到周边城市，大家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互帮互助还是蛮好的。”在此期间，吴大彬经常会收到一个妈妈的求助——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
“这两个孩子特别叛逆，完全不听妈妈的管教，甚至对妈妈大吼大叫，因为他们妈妈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这两个孩子还有点看轻他们的妈妈。”吴大彬说。这并非个例，在海外陪读的妈妈大概率会独自面对孩子的叛逆期，受海外环境、家庭分离等因素的影响，如果妈妈的独立生活能力并不强，往往会让孩子的叛逆期加速到来。
试想一下，在异国他乡，一个整日围着孩子打转、心态常常失衡却无处依靠的母亲，会在家里形成怎样的低气压。等等在刚到新加坡时，也曾产生过焦虑的情绪——在糖糖入学的前三个月，等等经常会收到学校的邮件，基本都是不好的反馈。
糖糖是班级里唯一的中国人，余下的同学里只有一个中英混血的孩子会讲一点中文，因为语言不通，糖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想要干什么，所以经常会表现得毛躁和愤怒，老师告诉等等，糖糖在学校很叛逆。刚开学没多久，等等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说糖糖在学校把别人给打了，她急忙赶了过去，把糖糖从副校长办公室接了回来。
糖糖经常犯错误，以至于后来等一看到学校的来电就会非常紧张。坐在副校长办公室时，等等的心理压力很大，她会不断问自己：“是不是我做错了决定，却要女儿来承担这些事情？”为了让女儿更快地适应，等等会特意在家里多讲英语，女儿却不高兴，噘起嘴巴问她：“你为什么老是和我讲英语？我在学校已经听够了。”
等敏锐地感受到了女儿的孤独，有大半年的时间，她都把重心放在了引导女儿去适应和跨越语言障碍上。等等每天都挖空心思想带女儿去哪里玩，消耗一下她的精力，以至于后来女儿已经有些厌倦了，问等等：“妈妈我们能不能回国啊？这里太小了，好无聊啊。”
但好在半年后糖糖已经可以用英语和朋友们无障碍交流了，等等e86736">等等也没再被学校请过家长。后来再到节假日，等等就会把糖糖送到当地的夏令营玩上几天，而孩子也已经能应对自如了。孩子们从不缺乏在陌生环境重新开始的勇气，但他们需要依附于“掌舵的人”为他们扫清障碍，建立新的社交圈，才能不偏航地走下去。 
来到澳大利亚的前几个月，刘女士一直在寻找生活的平衡点。她几乎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操心，家务由保姆打理，出国时丈夫不放心她和女儿在陌生的语言环境生活，索性给她请了一位生活助理处理在海外的琐碎事情。给孩子报兴趣班、送刘女士去上英语课或陪她去买菜等，助理都事无巨细地参与了进来。
突然停止了工作，处于全职陪伴女儿的状态，让刘女士有些不适应，她经常会惦记国内的工作，丈夫有时候会对她说：“你要是不想陪也没关系的，我们常年雇着保姆和司机就好了，你想回来就回来吧。”但女儿太小了，刘女士舍不得让她一个人在海外。
后来刘女士发现了让自己静下心来的好办法——当时女儿正在学钢琴，有时会和她抱怨内容枯燥，为了激发女儿的兴趣，刘女士决定和女儿一起学，“尤其是乐器类，家长要肯下功夫，不然孩子很容易半途而废，你自己都不会弹，打她骂她她都不会信服”。去年冬天，刘女士已经和女儿一起考完了澳大利亚AMEB的Grade 4。
女儿学什么，刘女士就一起学什么，下了英语课后，她和女儿一起弹钢琴、学马术、去摄影，每天乐此不疲。刘女士的丈夫经常会开玩笑说：“我看出来了，两个人都培养出来我看希望不大，但至少把她妈培养出来了。”刘女士不再认为来到澳大利亚完全是为了陪伴孩子，在步入中年后，能完全放下工作，远离人情世故，全身心地投入自我提升中，是极其幸福的。
对她而言，这样的自我成长所带来的欣喜感，不亚于青春年代。等等在来到新加坡后，也很快融入了当地的陪读妈妈群，经常会参加读书会、徒步等各项活动。她也很快感受到了文化差异对自己原有知识体系的冲击。有一次，女儿在学校对一个印度小朋友说：“我不喜欢你皮肤的颜色，我不喜欢黑色。”
老师很严肃地打来了电话，和等等认真探讨在家庭内部有没有可能存在着种族歧视的想法，“这些都给我带来了思维上的变化”。把女儿安置妥当后，又开始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雅思考试上，在分数出来后就提交了MBA的申请，顺利进入了新加坡管理大学，明年1月就要毕业了。
家的投资公司也在新加坡注册了主体公司，她会做日常的管理和运营，寻找好的创业项目。吴大彬说：“去海外陪读的家长一定要把自己作为中心去考虑，不要只考虑孩子，因为一旦出国，家长就是孩子的所有，你首先要考虑到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保护伞，家长好的情绪、坏的情绪都会传递给孩子，孩子在国外活得好不好，其实基于家长活得好不好。”
至于长久的异国生活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三位陪读妈妈的态度则完全一致。她们不否认聚少离多的生活让夫妻关系存在着风险，但又对另一半有足够的信任，她们不认为自己是孩子的附属、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所以有足够的底气去面对未知的风险。
“我不建议那些预算有限、对孩子要求很高的家长走这条路，因为你已经孤注一掷了，某一天你可能会不受控制地对他说：‘我这么辛苦把你带出来，还不是为了你？’这对孩子来讲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不是孩子做出的选择。”等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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