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大后 中国再次进入逃亡高峰

3月29日（周三），美国新闻网站Axios刊登了一篇名为“南部边境中国移民潮的内幕”，文章说，近几个月来，数以千计的中国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抵达美墨边境，与此同时，更多中国人在穿过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险恶的达连隘口丛林后，正在继续朝北方挺进。文章说，这是美洲以外的人通过跨越西南边境在美国寻求避难的另一个例子，反映了中国人对习近平严厉国内政策的持续而强烈的反弹。

3月上旬，大纪元时报层报道了一位原中共驻新西兰使领馆工作人员出逃的故事，中共外交人员的出逃，在近年并不多见，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和中国现在的政局变化又有什么样的联系？

大纪元资深编辑与主笔石山在新唐人《菁英论坛》节目中表示，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以后，中国不断发生逃亡潮，大概出现了五波逃亡潮。第一波的中国人外逃基本上是五十年代之前，主要是四九年中共控制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又要土改，又要杀资本家、反革命等等，造成了一大波人往外跑，其中逃往香港特别明显，当时跑了很多人去香港；之后的第二波逃亡潮发生在三年大饥荒时期，跑了几十万人；然后在文革是第三波，尤其到文革后期，又跑了一大波，叫红卫兵逃亡，包括陈独秀的女儿也是在那个时间，在文革的时候跑到了香港，再从香港跑到美国，后来在纽约一直住到高龄去世；在那个之后，就是8964的逃亡潮；再就是最近几年的逃亡潮，最近几年的这个外逃确实可以算作是一个高峰。

石山说， 20大之后，中共去年12月初解封了防疫封控措施，试图恢复濒临崩溃的经济，但是最近几个月，我没看到报复性消费，报复性旅游，我看到的是报复性出逃。

石山补充说，中国人现在如果是底层的民众，他怎么样往国外跑，往美国跑呢？他的模式是从澳门或者香港或者泰国，然后买机票先去土耳其，由土耳其再到中美洲的厄瓜多尔，然后从厄瓜多尔穿过哥伦比亚到巴拿马，然后再穿越热带雨林，就是哥斯拉黎加那一带，然后到洪都拉斯，再进入墨西哥，再从墨西哥走路，或者是搭摩托车或者是卡车到美国的南部边境，这个过程非常艰险。

电视制片人李军在《菁英论坛》中表示，中国人现在出逃主要是政治因素，就是国内的政治环境，他们不喜欢，很多人他出来目的是说，我就这个样子了，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这样，但是我可能正规的渠道出不去，那我只能用这种方法。那么到了去年，特别是20大以后，一下子就出现一个爆炸性的增长，仅仅三个月，美国边境保护局的统计数据发现，从美墨边境出逃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一下涨了百分之七百，就是七倍多，然后到今年还在涨，现在已经涨到了十倍了。李军说，那没被抓到的人数可能更多了，这是用这种不得已的方法过来的人就有这么多。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中指出，如果把各种方法都算上，这些年中国人出逃的数量，尤其是移民的人数，总的来说是非常多。郭君说，有钱人有有钱人的办法，穷人有穷人的办法，有钱人主要是通过投资移民，在最近两三年特别明显，包括中产阶级移民的数额大增。郭君说，我认识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不是富豪，是中产阶级，他们移民的原因不是经济原因，而是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想孩子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国家，所以有些钱呢，就用正常移民方式离开了中国。那当然穷人也有穷人的办法，比如在东南亚，通过柬埔寨，缅甸那条线，去到那个地方的中国人也比较多，也有的直接就是偷渡到美国。

郭君表示，国际上也意识到这个情况，像欧洲的那个黄金签证，最近各个国家陆续都取消黄金签证，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外逃的人数。另一方面，由于中共过去这几年在海外搞猎狐行动，就是从海外把外逃的人弄回国，表面上看，好像这些人都是经济犯罪，比如企业高管，但是有相当比例的其实是政治因素，上次国际上公布的一个数据显示，中共通过猎狐行动从各国弄回去的人相当多，这个猎狐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效果，所以官方人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在这些年的出逃，我们看到似乎就减少了。

3月13日，大纪元报道了一位工作人员从中共新西兰奥克兰领事馆成功出逃的事迹，这位男士四年前担心自己会因为宗教信仰遭受中共迫害，而从中共驻奥克兰领事馆逃离，近日做出决定，首次授权媒体公开他的出逃经历。新西兰梅西大学安全研究高级讲师瑞斯·鲍威尔（ Rhys Ball）表示，这是自 1947 年- 1991 年冷战以来，他所知道的第一起外国政府官员或雇员在新西兰领土上外逃的案件。

大纪元驻新西兰记者易凡在《菁英论坛》中表示，中共驻奥克领馆的这位员工叫董罗斌，他是领馆的一位后勤人员，从事包括开车、招待、清洁等工作，他是2018年5月7号从奥克兰领馆逃出来，在5月9号，也就是他出逃的第三天，对他进行了采访。

易凡介绍说，董罗斌的出走大概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家庭原因，他从小就是天主教教徒，他的这个教会属于地下教会，也就是不被中共官方所认可，所以他从小到大在成长过程中屡屡受到官方的打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觉得他在宗教中所接受的这种价值观，不能被中国社会所认可，感到受到非常大的压抑；还有就是他觉得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他在网络上在微信上发表的任何文章，都随时有可能会被删掉，哪怕自己写的文章都会被删掉，他早就有心想逃出来。

易凡说，董罗斌逃出来后，由于家人还在国内，多少有一些压力，因此当时没有接受媒体采访，现在好几年过去了，他已经与家人团聚。易凡表示，根据董罗斌的讲述，中领馆对员工的控制是方方面面，简直像天罗地网一样。从奥克兰机场一出来，他的护照首先就被没收了，这个护照藏在领馆里边的一个机要室，24小时有人把守，普通员工连进都进不去，这是一方面；那他到了领馆之后也没有人身的自由，他们必须要三个人以上，才能够一起出行，单独不能出行，两个人也不能出行，三个人出去还要互相监督，实际上他连三个人出行的机会都很少，都是五六个一群人；同时，他的思想也被严格控制，他们不能上当地的网络，不能读当地的报纸，他们的互联网设备都是领馆发给他们，包括手机卡，所以他无法与外界接触；此外，还有包括他的收入也不发给本人，都是记账的，回国之后一起发给他。

据大纪元报道，在董罗斌出逃六个月后，新西兰当局经过审查和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他回到中国，他的宗教和政治观点将会面临迫害，因此决定授予他难民身份。

2005年5月26日，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一等秘书陈用林逃出领馆，奔向自由，并于当年6月4日于六四事件纪念活动中在悉尼公开露面，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当年7月8日澳大利亚移民局给予陈用林及其家人政治避难类别的永久居留权。

陈用林近日在《菁英论坛》节目中表示，中共使领馆对馆员外出的限制，一直就很严厉，主要就是防止外逃，收缴护照是常规做法，只有使领馆人员回国时才能申领护照，用完后需要立刻上交。陈用林说，以前就有很多馆员逃跑，特别是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主要国家都有这种逃跑，所以防止逃跑的做法就是收缴护照，一般到澳洲的公务员访问旅游团也一贯是这种做法，我在悉尼总领馆的时候，外交官出席外事活动，通常做法是至少两人结伴同行。是在管理上大多数领馆人员基本上是集中居住，要歌咏比赛、体育比赛，歌颂党那种歌唱比赛，出钱搞活动，华人华侨搞家宴，搞那个扑克牌、麻将比赛，一般是在一有空闲的时候，甚至是晚上周末经常搞活动，吃饭娱乐，费用领馆都是全包。

陈用林说，在自己出逃以后，使领馆都加强了防范，就像新西兰或者美国的一些主要使领馆都加派了安全部的局级官员，主要是为了监控馆员，对馆员的监控是绝对增强了，通常要求馆员们配备一个公务手机不得离身，我想这肯定有一个方便定位的需要。

石山对《菁英论坛》表示，我以前曾经采访过一个早期的外交人员，他就说，每一个中国外交官在外面都有一个玻璃监狱，甚至派到外国学校去学习的时候都是这样，对于外国人，那外国的老师同学看不见你的监狱，但是他们可以感觉到，比如说有一条线，你们散步走到那一条线左右就要往回走了，他们知道你不能出去，等时间长了，别人可以感觉到。但是这是在文革没结束之前的事情了，没有想到中国这个文化大革命已结束这么多年，已经40多年了，到现在这个情况又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