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今何在？好死不如赖活着

　　匡互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他打开曹宅大门，点火烧房子。有人说放火的是梅思平。

　　梅思平有没有点火无据可查，第一个点火的肯定是匡互生。 他从小习武，武功高墙，爬窗户，徒手砸烂玻璃，徒手弄弯钢筋，跳进去，再打开大门。这种技能，普通人是没有的。

　　匡互生有一个铁哥们，叫周予同。

　　周予同说，游行队伍逼近曹宅时，“互生兄首先用拳头将玻璃打碎，从窗口爬进，将大门洞开， 于是大家才一哄而进。”事后返校，周予同“见互生兄正在盥洗室洗手，两手满染着鲜红的血，我问他怎样，他说没有什么，只是在打碎玻璃窗的时候，受了点微伤。”

　　匡互生的另一个同学张石樵称，匡互生一拳打破窗户跃身而下，然后打开门杠，放学生们进入，张本人也随着匡互生从窗口跳入。

　　对于爱国反帝反封建之类的话题，我兴趣不是很大，作为prepper的鼓吹者，我想强调的是：学武术，会爬墙，练习翻越、攀爬、 破窗，都是很有用的技能。 同时，火烧赵家楼这件事也提醒大家一个道理：房子的安全一定要做好。和平年代，你住宅别人不敢进入，到了非常时期，什么都可能发生。窗户是房子最薄弱的环节，曹先生并不穷，不应该在窗户的铁栅栏上省钱。若是他舍得花钱，有一点prepper思维，怎么可能让人徒手就从窗户进屋了呢？

　　学生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找不到，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放火。游行领袖段锡朋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可见匡互生是有备而来，随身带着火柴。随身带着可以点火的东西，经常可以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一个prepper的求生背包，甚至EDC小包里，都会随时放一块打火石。也有人喜欢把小块打火石挂在钥匙串上。

　　他们纵火的细节，据北大学生肖劳回忆说：“两位穿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他们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燃，霎时浓烟冒起。”

　　这说明他们非常懂行，首先，他们带来煤油助燃。其次，他们把地毯折叠起来浇上煤油，火可以烧得更厉害。为了便于空气流通加 大火焰，或者为了让火可以更快烧到地板和天花板，他们还把地毯叠放在方桌上。这就是专业精神。 随身携带火柴和煤油，说明纵火是有预谋的，绝不是到了现场才意气用事烧房子。

　　有些事情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站在学生的角度，这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正义凛然。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绝对解恨，还振奋民心，甚至带来一个国家的巨变。 但是站在曹先生的角度看，就是一群人闯入住宅，砸烂各种东西，打人，放火。其中还有曹先生的老父亲和其他家人，也承受这般惊吓。

　　事后军警抓了来不及逃走的32人。匡互生认为打进曹宅和点火都是他做的，想要去“自首”以换出被抓的32人，经过周予同等人力劝乃止。

　　劝阻的理由是：这是集体行动，如果你一个人去坐牢，等于抹杀了大家的功劳，所以要让大家捆绑在一起。 这个道理，也符合生存哲学：一个人是很难生存的，要打造自己的团体，把大家捆绑在一起。 匡互生虽然有血性，却不是革命家。他主持湖南一师的时候，破格提拔一个小学老师来任教。这个小学老师，叫毛泽东，后来成为 一个革命家。

　　周予同是匡互生的好友。他既没有砸窗，也不放火，也不打人。但是他是五四运动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之一，学生领袖这个身份，还是逃不掉的。

　　五四运动的大多数学生领袖最后都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周予同作为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北高师的学霸，却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当官从政。1937年，在一篇面对中学生的笔谈中，周予同希望青年一代可以摆脱“士大夫的末运”，“变为知识分子或生产技术人员，对于国家 民族有所贡献”，而且痛切于自己一辈人的堕落：“眼看见一批一批的青年们以革命志士的姿态踏上抗争的路，而终于以腐败的官僚、政客、土劣的身价送进坟墓里去。甚至于借着一切可利用的幌子，在任何机关里，进行其攫夺的私计。变了质的士大夫的丑态 真可谓扮演到淋漓尽致了！” 跟中学生说这种话，等于是指着民国那些大员的鼻子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和谐。

　　为了避免这种变质士大夫的丑态，周予同大半生都小心翼翼避免介入实际政治。 周予同有厌世心态。比如说1933年，匡互生死后，他写过悼文。 “这样的局面，活着也是苟生，死了似乎倒反干净些——悲愤之下，有什么话可说呢？……这几年中国社会大转变的时期，有朋或 认识的，闻名的青年不知有多少遭了横死。……这样不长进的野蛮民族，不整个毁灭是没有天理的。……我们所把握着的，不是比死更难堪的幻灭吗？ 这种话，充满了负能量，颇有抑郁症患者的风格。还可能会鼓励青少年反社会、自杀。尤其是其中称某民族为“不长进的野蛮民 族”，甚至诅咒“不整个毁灭是没有天理的”，若是放在今天，他遭受的应该是网上正义人士和后浪铺天盖地的谴责。

　　周予同同情革命者，他本人却逃避革命事业。当傅斯年、罗家伦、梅思平、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这些五四青年都踏上各不相同 的政治道路，周予同却选择远离。 匡互生虽然崇尚“西洋社会主义”，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另一个无政府主义青年巴金，以匡互生为偶像，视 为指路明灯。

　　作为匡互生好友，周予同其实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没像匡互生那样早早病死，反而像巴金一样苟活多年。1962年在山东举办一次孔子研讨会，周予同主持，据说说了几句颇有才子风格的话。四年后，红卫兵决定挖掘孔子墓地，要找个 最能代表孔子孝子贤孙的人过来，于是就把周予同抓过来，逼他站在孔子墓边上，看红卫兵一铲一铲地挖坟。 周予同的致命错误，是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坚挺吴晗，怒斥姚文元。这注定了他接下来十几年的命运。 周予同是史学家，对历史当然是了解的，也努力避免卷入政界，但是他依然无法逃离被批斗学命运。 因为性格决定命运。他无法抑制自己说话的欲望，骨子里是还个老文人。

　　从生存狂的角度来说，他是不合格的。 周予同有一个有趣的观点（迷信）：一旦提倡读经，一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徐世昌主张读经，就有了袁世凯称帝。教育总长章士钊主张读经，就有了三一八惨案。 如今，国学又开始盛行，大家又读经，还让小学生学中医，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事。无论会发生什么，都应该时刻准备着。

　　这个人，绝对是人才。五四时代，他被选为演讲部主任，因为他的演讲宣传很厉害。后来他成为史上最牛创业团队的创办人之一， 名列三大合伙人。 他不仅仅只是一个文人，也是武将。带领军队打过很多仗，手下有不少杰出将领，他掌控的军队，曾经占整个共军的一半以上。张国焘带领这样一支军队，历经创业团队内部的各种纷争，分裂，反目，另立中央，又试图穿重新团结。但是在陕北要清算他的错误时，他又亡命投靠国民党。他和国民党也不是一路人，最终孤零零住在香港。

　　张国焘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也具备警惕和冷血的警觉性。肃反杀了很多人，许多他亲信的下属，忽然被怀疑为特务或革命立场不坚定，就被杀了。 张国焘疑心病最重的时候，看到某人写标语书法特好，或者文笔一流，马上会怀疑这人不是工农阶级出身，可能来自地主家庭，于是就会去查他的出身，一旦确定是地主家的孩子，就会怀疑他革命立场不坚定，就可能杀了他。

　　于是，那些字写得好的，文章写得好的人，都不敢露才。 但是，这个对阶级出身如此敏感的张国焘，其实自己也来自官宦世家，家里还有钱庄。

　　至于这个富家子弟是如何走上和原有阶级决裂道理，成为一个执着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很少有人说明白。 张国焘的西路军被全军覆灭后，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张国焘头上。 百度百科这样介绍张国焘： “毛泽东甚至在延安公开羞辱张国焘。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 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 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道：“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

　　面对这些羞辱，张国焘痛苦不堪，心灰意懒。” 这时候，王明从苏联回国，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罪名是“托派”。张国焘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后来张国焘决定叛逃了。

　　自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大约有接近一亿个党员。这一亿个党员里，张国焘是唯一一个见过列宁同志的。

　　张国焘的故事说明一个人即使能力极强，即使曾经创办最强创业团队并且执掌最高职位，也可能最终离开叛逃，因为那个团队已经不是当初的团队。 或者等着被宰割，或者放弃名节叛逃保命，总得选一个。

　　张国焘选择了后者。 其实张国焘曾经想潜心学哲学，立志做一个著名学者。但是由于他政治上有问题，没法继续学业，只好改行成为一个革命家。

　　梅思平也是个慷慨激昂的人，跟匡互生、张国焘一样满腔血性。他也曾想当一个学者，曾经跟周予同一样当过商务印书馆的编辑。 梅思平是个好编辑，这点毫无疑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现代丛书《万有文库》中的《中国革命史》一书，就是由梅思平编辑， 蔡元培校对的。 梅思平也当过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大学教授。他当政治系主任的时候，兼任了江宁实验县县长。这个实验县，用现代的话来说，就 是体制改革的特区。 梅思平是个政治理论家和实践者，他是国民党的体制改革先锋。后来又成为汪精卫和日本和谈的先锋。

　　梅思平和蒋委员长不一条心，却和汪精卫穿一条裤子。汪精卫政府和日本的协议，《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就是梅思平和潜入上海的高宗武签订的。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刊登了梅思平的13岁的女儿梅爱文的署名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文章写道：“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此文轰动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 梅思平写给女儿的遗书是“努力读书，忠贞报国”八个字。 梅思平当年的文章和政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大多数人只记得他是个大汉奸。作为汉奸，《狱中自白》是他是最后一篇作品。 这篇文章文笔甚好，值得一读。但是汉J文章不宜多读，读多了你可能会被洗脑，觉得汪精卫那群汉奸个个都是慷慨激昂的革命志士。 甚至南京审判汉奸时，也遭受如此困境，尤其是审判陈公博辩护时，旁观的市民竟然喝倒彩，说陈公博无罪，反而嘲讽抗日民国政 府。

　　其实不是南京市民不爱国，实在是国民党太腐败，法币跌价几千万倍，所有百姓的存款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如果读经热会带来什么大事，不知道会不会是钞票数量又多了xx倍。

　　五四运动时候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要的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他们中间，有些成为共产党创始人，有些成为无政府 主义者，有些成为国民党权贵骨干，有些试图做个纯学者，有些变成大汉J。但是，当年他们确实是团结在一起，闹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什么？说不清。反正那时候他们觉得这社会不好，得变。曹、陆这些人不好，得揍。为了把事情闹大，还得放火。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无党无派无纪律，就是脑袋一热，血气一上冲，就去干了。 也有一些当事人羞于谈论当年的事，他们说：五四运动，爱国固然爱国，可是非法入侵，打人放火，这把整个法制都破坏了，开了个坏头。

　　但是带头非法砸窗入宅、带头蓄意纵火的匡互生，却是大家都称道的正人君子。他后来办学，可谓鞠躬尽瘁，为人师表，有圣徒风范。 而且他的学校，废弃自己校长身份，改为民主的校委会，一切按照契约条例，这是何等的法治精神。

　　所以，五四我是看不懂的。我能反思的，就是去搜索那些人后来的生活轨迹，想想应该采取怎样的人生态度，才能生存得更好。 我又想到了《绝命毒师》。很多时候，你的人生道路是莫名其妙一步步被拐带进去的。你的未来无法预料。很多时候你做的一 切，只是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