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晓庆 在宣汉当知青

下乡前的刘晓庆

　　1965年10月，我和重庆育才中学的四十多名同学，从学校毕业后便主动申请，奔赴四川宣汉县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占领山头”，创建社办林场。

　　宣汉县位于四川东北边陲的大巴山南麓。1933年，红军曾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里山高林密，云雾缭绕……

　　春天，杜鹃花红了；冬天，竹山白了。冰雪化尽，东南风开始变得缓和。我们就像大巴山上的丛丛茅草，顽强而杂乱地成长起来。

　　“文化大革命”的鼙鼓敲响，各社办林场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用二胡、扬琴、三弦、手风琴组成极不正规的乐队、声不成声，调不成调的，凭着学校节日舞台上学来的那唱唱跳跳的几下子，居然演遍了宣汉、开江、达县一带，颇受农民欢迎。

　　那时候，节目的好孬主要看革命的火药味是否充足。

　　说来惭愧，我出生在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全家无人与音乐有缘。 不知怎么回事，被安排在宣传队里，我居然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歌唱演员。赶场途中，农民们总要拦住我，齐声强邀：“今天要唱一个才走得脱路！”

　　那时候的人，脸皮也真厚。站在田塍上，略微拿一下架势，便扯开喉咙唱将起来。那曲目不过是《太阳出来喜洋洋》之类，说不上有啥艺术性，只要嗓门高，声音大就行。农民评歌的标准是：音调越高越好，所以那年头我们这里的歌手们，脖子上老鼓起一条青筋。观众还使劲鼓掌，手拍红了也无妨。

刘晓庆（前）和宣传队员坐拖拉机

　　有一天，宣传队一位拉二胡的朋友告诉我、宣汉城关农场来了一批新知青，其中有一位女知青特别出众，吹拉弹唱都不错，尤其是表演，绝了。

　　下午，我和几位朋友进了城。宣汉县城多为青瓦屋脊的瓦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县城只不过是一条傍河修建的主街，最热闹的地方，也不过是文化馆所在地，点上灯管的夜光球场。

　　此时，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人们仿佛过节一般，潮水似地向灯管球场涌去。顺着人流，我和朋友也来到着县城的中心地带，尽管已是秋风习习，汗水却把内衣都湿透了。

　　“革命的同志们，请大家赶快到灯光球场去呀！”去听党的公报，去看县农场宣传队的演出呀！”是文化馆刘馆长的声音。瘦猴似的刘馆长，其貌不扬，脸上长几颗麻子，热闹倒是挺善良热情的。他打一面铜锣，扯开嗓门汗浸浸地吆喝着。

　　我和朋友们好不容易挤进人丛 选了个高地势，场景便尽收眼底。只见一位身材适中的女知青，扎着翘松鬏，穿一身红卫兵的绿军装，拴着军用皮带，挺威风地宣读党的公报。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她戴好军帽，向四周的观众敬了军礼。报幕员出来了，人们安静下了。在一阵简易乐队的伴奏声里，女知青翩翩起舞。嗬，那身段，那眼神，那舞姿，令宣汉观众大开眼界。

　　宛若大巴山上的松涛，掌声顿起。空旷的灯光球场也变得不再空旷，到处都充满着欢腾。

　　女知青舞毕，随即又是一段扬琴独奏《欢乐的草原》，一段“样板戏”清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观众沸腾了，掌声不断。

　　朋友们告诉我：“看，那就是刘晓庆！”

　　晚上，在县曲艺队办公室，我们见面了，县农场宣传队的刘晓庆、李贵森、裴寿宣等人都来同我们握手。

　　朋友们要我唱一曲，推脱不过，加之刘晓庆主动提出为我伴奏，只好硬着头皮唱了一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接着，朋友们纷纷献艺，唱的、跳的、拉的、敲的，小小的曲艺队办公室，被人们搅成了一锅粥。

刘晓庆的知青时代

　　有人说，刘晓庆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是一个每天都有新想法的人，此话不无道理。

　　记得有段时间，她一会想开拖拉机，一会想当打鱼郎，一会想当医生。

　　那年头，赤脚医生是很吃香的。背个红十字包，里面不过是些红药水、碘酒、阿斯匹林之类，有的箱里还多几根扎针灸的银针。这种医术极平庸的医生，吃香就吃香在它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那时候，赤脚医生往任何农民家中一坐，一大碗香喷喷的腊肉鸡蛋面就端上来了，这是当地人待客的最好食品，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刘晓庆断定自己能当个好医生，她天天哼着《千年铁树开了花》这支歌，一本《农村医疗手册》被她翻得稀烂，到处拜师学艺，到处给人扎针，甚至卷起裤管，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一条腿全扎肿了。农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刘医生。

　　五妹是个天真活泼的农家小姑娘，她很钦佩能唱会跳的刘晓庆，亲热地叫她“刘姐姐。”她常来晓庆处玩，来了就入神地听晓庆练扬琴。晓庆也很喜欢五妹。有一次，人们停机她在屋里头开“独唱独奏音乐会”，推门一看，观众竟只有五妹一个人。

　　不久，五妹不知咋搞的，老喊肚子疼，刘晓庆真像大姐姐似的，劝她，哄她。又打开药箱，念了一段“最高指示”，然后让五妹躺在床上，蛮有把握地替她扎银针。

　　五妹不哭了，五妹不疼了，刘晓庆兴奋异常。她想，我的医术是顶不错的。

　　第二天，有人告诉她，五妹回去后，当天晚上就小产了。天啦！犹如分开八瓣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水，刘晓庆的心顿时一下子凉了。她赶紧翻开《农村医疗手册》，那上面赫然写着：孕妇禁忌。

　　刘晓庆呆了。她怎么也弄不懂，五妹那年才十四岁，为啥会有小孩？天啦，她自己还是个小孩啊，是谁干的这种鬼事情？

　　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刘晓庆却再不想当什么赤脚医生了。直到她离开宣汉农场，参加了民兵团宣传队，那只红十字药箱仍孤零零地被遗忘在床脚。

刘晓庆（前）与知青战友

　　在刘晓庆漫长的知青生涯中，和她最接近的，在一起时间最长的男同志，莫过于李贵森了。

　　贵森是成都知青，毕业于省川剧学校。下乡以前，因为刘晓清所在的川音附中与川剧学校毗邻而居，所以他们有过接触。

　　1970年，刘晓庆川音附中毕业到宣汉城关农场落户。不久，李贵森也来到宣汉。本来，贵森应分配到离县城百多里远的山区农场。没料到，他在县城与刘晓庆邂逅。

　　刘晓庆热情地帮他打通各个关节，贵森终于转而分到了宣汉城关农场。从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帮助。一会，贵森替晓庆管饭票，晓庆管外交；一会，贵森替晓庆铲地，晓庆替贵森洗衣缝被。

　　久而久之，他们像一对亲兄妹。当然，两人都是文艺演出的多面手。演样板戏，二人配合默契，十分得体；演对口词，二人一问一答，非常和谐；晓庆独唱，贵森为她伴过奏；贵森跳舞，晓庆为他敲过琴……

　　李贵森个子在男子汉中不算高大，平平常常的长相，记得他是一副娃娃脸，但并不天真，反倒显得憨厚而朴实。

刘晓庆和知青战友

　　1988年元旦，社里安排我到宣汉采访，在县人民医院工会见到过他。他现在已是院工会主席，成天为琐事所缠，已是一位孩子的父亲了。岁月在他前额刻下了几许皱纹，人也长胖了许多，且变得有些矜持。

　　然而我们的交谈是爽朗热烈的，谈起当年，谈起朋友们，谈起刘晓庆，他立即显得年轻活跃起来。打开相集，回看许多当年珍贵的照片，也真有他的，这么多年了，演出生活颠沛流离，居然还能完好地保存这么多照片是很不容易的。

　　听说我有可能去北京出差，有可能再见到刘晓庆，贵森禁不住拿出纸笔，花了半天时间，给晓庆写了一封长信，托我带去。并说：“见到晓庆，就告诉她，希望她有机会能回宣汉来玩……”

　　从成都到宣汉城关农场，从农场到县宣传队，从县宣传队到襄渝铁路民兵团宣传队，从民兵团宣传队到达县军分区文工团，贵森除了最后这次因机遇不佳没能从军外，其余时间都同晓庆朝夕相处、情同手足。

　　这么长时间来，他们没红过脸，没吵过嘴。

　　刘晓庆喜欢和贵森开玩笑，那是在襄渝铁路民兵团宣传队时的事了。一次，晓庆约了一帮女子宣传队员，“咬”好了耳朵，见贵森从窗外经过，晓庆故意高声大叫：“不好，我的语录本掉床下了！”贵森闻讯，急忙跑来问：“怎么，掉哪儿了？”晓庆说：“在床下，我刚洗过头，怕给弄脏了，帮忙钻下去找找吧！”

　　女队员们忍住笑，见老实巴交的贵森果真爬到床下去了。他找来找去，弄得满身尘土，床下哪有什么语录本？外面却传来女队员们吃吃地笑声。贵森欲钻出来，见四周都是棍子，扁担封锁了出路，而此时刘晓庆正洋洋自得地高声独白：“哼！我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今天老子就是不会出来……”贵森情知上当，真是哭笑不得。女队员们在贵森的告饶声中你捶我捣，乱作一团。

　　在襄渝铁路民兵团里，刘晓庆是分管女队员的副队长，李贵森是分管政治学习和排练工作的副队长。那时，每天晚饭后都要进行2小时的政治学习。一天傍晚，李贵森到队长王永芳处请示晚上政治学习的内容。

　　推开门，见一位军人正同王队长商谈什么。那军人见到贵森，就站起来向他打招呼。贵森十分奇怪，问道：“您认识我？”“哈哈哈，我不仅认识你，还了解你哩！你们还有位女队员，名叫刘晓庆，对么？”贵森更纳闷了，他正打算同那军人摆谈下去，王队长却对他挥挥手：“今晚继续学习老三篇，快去组织学习吧！”

　　贵森只好退了出来。临出门，他见那军人神秘人一笑。

　　有什么新消息或是解决不了了的难题，贵森总喜欢去找刘晓庆商量。说来也巧，刚出来，就看见刘晓庆站在路旁向他招手。贵森把刚才的情况一说，刘晓庆却告诉他早知道了。原来，上午那位军人就单独找过她，并告诉她，达县军分区文工团决定招收他们俩入伍。入伍！参军！

　　刘晓庆和李贵森高兴得差点蹦了起来，这些少年时代就曾有过的幻想，如今竟有可能实现？可是，军人接着告诉她，民兵团宣传队坚决不放人。刘晓庆央求他多做做王队长的工作，那军人说，已经磨了一天多了，若是今晚上王队长还不松口，这事就不好办。

　　说到这里，贵森一切都明白了。但是，他只能陪着刘晓庆着急。是啊，老实巴交的贵森有什么办法呢？转过身，他闷闷不乐又略带几分兴奋地组织学习去了。

　　机遇，不啻是人生的转折点，这一次却幸运地让刘晓庆碰上了。

　　第二天，时逢民兵团争取了许久的乐器款落实了，准备派人去成都选购一批新乐器。刘晓庆自告奋勇，要求派她出这趟“美差”。理由很简单也很有力：第一，她家居成都，情况熟悉，第二，她毕业于川音附中，认识音乐学院的教授，可以请他们帮忙选购。

　　没说的，王队长批准了她的要求。当晚，刘晓庆同贵森到小河边散步。夜风轻拂，流水淙淙。晓庆悄悄告诉贵森，这一去，她也许永不会再回来了。她的计划是，利用出差机会，先到达县军分区文工团去表决心。贵森答应保密，还答应负责保管好刘晓庆留在民兵团宣传队的行李。想起明天即将分手，两人心中都思绪纷乱。贵森虽是男子汉，感情却来得比晓庆快，不过当他用泪眼看晓庆时，发现刘晓庆的眼圈中也闪着泪光。

达县军分区文工团时的刘晓庆

　　第二天一早，刘晓庆搭上一辆过路车到达县军分区。在这里， 她唱啊跳啊表演啊，一股脑儿将所有的本领全献了出来。人们被她非凡的艺技征服了，被她参军的决心感动了。文工团破例收下了她。于是，她成了一名没有任何关系的“黑兵”。

　　刘晓庆的“破釜沉舟”之举成功了。由于襄渝铁路民兵团宣传队坚持不再放人，贵森始终没能参军。从此，刘晓庆和李贵森，这一对相处了几个春秋的伙伴分别了。

　　当年在宣传队的知青们，如今皆已天各一方，但大部分人还在宣汉。1988年元旦，我在宣汉同他们欢聚一堂，谈起刘晓庆，当年的襄渝铁路女民兵连连长、现宣汉县委组织部干事邓姐说，那时候，十多岁的晓庆尚未脱完稚气，排练演出之余，常到女兵连去玩。女兵连吃自己烧的“塌锅饭”（即有些人叫的焖锅饭），开饭时，她们邀晓庆一起就餐。晓庆也不客气。邓姐发现她很少吃饭，专门拣“锅粑”。以后，每次晓庆来女兵连，邓姐总得设法给她留一点“锅粑”。交换条件是，必须表演一个节目。

　　“叫唱就唱，叫跳就跳，大方得很哟。”邓姐这样说。

1974年刘晓庆（右3）在成都

　　襄渝铁路民兵团宣传队长王永芳，是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小个子男人，现任宣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谈起刘晓庆，他立即来了兴致。

　　“嘿嘿……”他颇有几分得意地说：“若不是当年我把她硬要到民兵团宣传队，她还不一定有今天哩！难啦，我要她是担了风险的。那时民兵团进个人，首先是政治条件，讲出身，晓庆的出身有点‘问题’，若是政审，她就当不了民兵。还是我胆子大，没政审就把她调来……”

　　他叫孩子拿来台录音机，放了一支刘晓庆当年唱过的一支歌：铁路修到了我的家，人人心中乐开了花，千言万语说不尽，只有一句心里话。卡秋莎、卡秋莎，千言万语说不尽，只有一句心里话……

　　放完，他说：“就凭她自编自唱的这支歌，我就要了她……”

　　往事一晃五十余载，当年十几岁的知青娃娃如今都已六七十岁了，他们中有的闯荡天下，成了世人瞩目的人物，有的还在生活的重负下打发着艰难的时光。五十年前，他们聚在宣传队吹拉弹唱，在田垅里跟农民学着吆喝耕牛，或者，在一个风雨黄昏，饥肠辘辘地围缩在闪动的灶火边哼一支哀伤的歌曲时，大概都没有猜想到五十年后各自的命运……

刘晓庆的青春素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