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为二的“再全球化” 世界更不可测！

俄乌战争不仅影响了21世纪地缘政治的深刻变化，也改变了既有的国家性质和集团组织的特性。其中尤其以欧盟与北约的转型与质变最为显著和重要。传统的“单一主权国家”发生了质变，一种我称之为“复合国家”（multiple states）的型态开始形成；另一方面，传统的“区域安全”体制，也转向具备外溢性、延展性的“跨域联盟”（cross- region ally）的型态。在国际体系的重构之后（建构主义观点），未来将形成二元阵营对抗（自由vs.专制）的框架，推进所谓“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 的新格局。

G7已从一个应对经济危机的内部平台，转变为应对“非民主势力”的多国战略协作平台。（美联社）

　　G7（七大工业国集团）在经历了日本广岛峰会的洗礼与蜕变之后，已经不再是一个原先七个国家（德、法、英、义、日、加、美）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对策与产业创新等等）所组成的内部沟通平台，而是升级并进化为一个介入和回应全球经济安全的战略协作团体。换言之，G7已经“转大人”，脱胎换骨，走向一个新的“G7 plus”（G7+）。换言之，G7不再是一个小型的“富人俱乐部”（Rich Club），而是一个“民主俱乐部”，并以“自由对抗专制”为主轴，转向共组“全球抗共”统一战线的新结构。

　　已这次G7广岛峰会为例，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极具战略眼光的安排下，作为东道主日本，邀请了多个G7成员国之外的国家或元首出席，包括印度、巴西、韩国、越南和澳大利亚，以及“非盟”轮值主席国科摩罗（Union of the Comoros）、“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国库克群岛、“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等。如果加上“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二个常设非正式成员，再加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自与会，实际上已经成为“G19”，涵盖了“欧盟”、“东盟”、“非盟”、“南太平洋”以及“美盟”（美国与其亚太盟友）的大型集团组织，像似一个“小联合国”。在可预见的未来，G7将取代“G20”，并排除中共与俄罗斯的参与。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G7正处于“规范重建”与“制度重建”的过程中，换言之，G7已从一个应对经济危机的内部平台，转变为应对“非民主势力”的多国战略协作平台。

　　G7已从一个应对经济危机的内部平台，转变为应对“非民主势力”的多国战略协作平台。（美联社）

　　1，建立“反对中共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以及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特别是台海现状）的共同纲领。

　　2，确立“不脱钩，去风险”（not de-coupling but de-risking）的战略共识，以之作为应对非民主阵营的一致性立场。

　　实际上，所谓“脱钩”，包括全面脱钩、选择性脱钩、战略性脱钩三种型态。全面脱钩是指全面性的禁止进出口，但是对欧盟来说，考虑到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各国自身的经贸利益，在“选择性脱钩”方面涉及民生与服务性经济领域，实际上不需要全面脱钩；需要脱钩的是战略性脱钩，也就是对中共“打蛇打七寸”的战略锁喉。未来，G7采取的是一种“去风险的脱钩”，也就是在战略性脱钩中取得自身的优势地位。

　　以上两项质变，说明了G7已从内部经济对话平台，转向于专注经济安全、区域稳定、全球供应链管理、人工智能的开发与管理、应对能源危机、降低对非民主阵营的市场依赖和抵制经济武器化…..等等。换言之，G7已经通过规范与制度的重新建构，完成了自身的转型与质变。

　　同样的，北约也开始转型，从主导欧洲集体安全事务转向印太安全协作，我称之为“北约东进”，以呼应美国“印太北约”框架的建构。换言之，“北约”将从“北大西洋公约”转向“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的新结构。两国框架的结合，其实力之增长，绝对不容小觑。

　　日本外相林芳正2023年5月10日证实，北约（NATO）有可能在东京开设办事处，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指标和风向。林芳正指出，俄乌战争证明了安全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欧洲边界，日本必须重新思考区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高度重视俄乌战争对全球的警示作用，一再宣称无论在世界任何地区，企图用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都是不被允许的。实际上，岸田文雄是一位有序的、渐进的将北约力量导入印太地区的关键人物。可以预见，除了日本以外，北约将进一步与印太地区的伙伴如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地缘政治上合力对付中国。

　　早在2022年4月，北约外长会议就邀请了亚太地区伙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外长参加会议，其中日、韩两国都是首次参加。会议提出了《战略概念》，强调必须解决俄罗斯与中国在国际秩序与民主价值上咄咄逼人的安全后果。显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所说的“安全后果”，已经超出了欧洲边界，北约的“集体安全”也不只限于欧洲安全。未来，面对中国的全球性威胁，北约必定深入亚太。

　　依据“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理论，国际社会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宏观层次/国际格局：单极（一个超强）、两极（两个超强）、多极（多国竞争）。

　　中观层次/国家间关系：合作、竞争、冲突、对抗、战争（光谱分布）。

　　微观层次/外交行为：互助（友善）、协调（争议）、对立（恶意）。

　　在当前局势下，世界格局已在中观层次与宏观层次之间，增生了一种“盟－复合国家”的层次，一种主要以“盟约”（commitment）而非“主权”（sovereignty）为定义的集体行为体。所谓“复合国家”是指国家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主权国家”，而是处于复杂关系下的“关系中国家”（state in relations）。举例来说，乌克兰已不仅仅是一个“东斯拉夫族的国家”，它不仅受制或牵连其他利害相关的国家，也影响并塑造其他国家的立场与政策。例如日本也不仅仅是一个“大和民族国家”，而是处于印太关系网络下与其他国家“互为形塑”的国家。简言之，未来不再有所谓“单一国家”，只能是“复合国家”；其外交行为固然还有少许的主动性，但更多的是互动性或“牵制性的受动性”。

　　基于地缘政治的差异，传统的集体安全组织多以“区域”为范围，并以区域内国家成员为组合。但是在未来世局的变化中，区域安全组织将跨出边界，从内聚转向外联。换言之，无论区域安全组织的规模与力量，都已无法孤悬在“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的网络之外，所谓“中立国”已经不在可能，这就是“跨域联盟”的出现。欧盟转型、北约东进、美盟（美日安保、美韩/华盛顿宣言、美菲/领导人联合声明）的强化，都是这种跨域联盟的体现。

“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登场。是中共在俄罗斯陷入俄乌战争泥淖之中而无暇东顾之际，试图填补俄罗斯所留下的“（中亚）权力真空”。

　　2023年5月19日，“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登场。这是中共在俄罗斯陷入俄乌战争泥淖之中而无暇东顾之际，试图填补俄罗斯所留下的“（中亚）权力真空”，也就是乘虚而入。这既是中共向欧亚大陆的陆权扩张，也是中共向中亚推行“能源新殖民主义”的战略图谋。无独有偶，普京于5月24日也在莫斯科召开“欧亚经济联盟”第二届“欧亚经济论坛”。在此会议中，普京提出所谓“欧亚一体化”，并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实现所谓“大欧亚伙伴关系”。换言之，已中共和俄罗斯的跨境联盟也在形成中，从而进一步推进“全球阵营对抗”的态势。

　　尽管俄乌战争打乱了全球供应链，西方与中国持续的经贸与科技对抗，以及独裁者野心的深不可测，一种敬而远之的“脱钩”应运而生，使得全球化有提早终结的迹象。实际上，全球化并没有结束，而是由原先的一体化转向了自由与民主两大阵营对抗下的“再全球化”。这种二元分化的再全球化，将在各自阵营内实现滴水不漏的“内在全球化”，以及逼使敌对阵营无路可逃的“逆反全球化”。世界将被划分为两个辩证对立的平行世界，进入也许既安全又危险的局面。换言之，世界将更清晰，但也更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