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的这几年，我常常觉得被困住

　　邵逸夫医院急诊中心的门口有几排木头长椅，供家属抽烟休息。现在想来这个设定倒是非常的合理和人性化，毕竟谁不需要从浑浊的抢救大厅掀开重重的塑料门帘出来透口气呢。

　　春天的杭州就算是在深夜气温也不能算太凉，我盘腿坐在椅子上吃已经凉掉的汉堡和冰已经化掉的可乐。不断有人从陪护区走出来抽烟。杭州这个季节的雨下个不停，毫无规律可言。急诊部巨大的，从几公里之外都能看到的灯牌倒映在潮湿路面的积水里。

　　推着爸爸的急诊轮床做完所有的急诊检查，等来报告已经过了零点。当天晚上住院部已经没有床位，只能先在留观室过夜。我送走了一起跟着救护车来的我妈和亲戚们。点了那份汉堡外卖，从我被从加班会议中叫回家，整整六个小时过去了。

　　黑暗中，在只有监控仪上的曲线和数字在跳动。我不断调整坐姿，一会儿把腿架在他的床尾，一会儿趴在床边的小桌板上，企图坐在椅子上眯哪怕连续15分钟，却一直被隔壁床位不停咯痰的大爷吵醒。帘子掀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从被单里露出来的双脚，像枯枝般安静而毫无血色的垂在雪白的床单上。

　　六小时前，我赶回家的时候，爸爸已经侧躺在书房地板上无法动弹。我跑下楼去小区门口接救护车，开始下小雨了，一点点打湿担架上的一次性床单。

　　医院的急诊SOP让人眼花缭乱，医护人员给的指令简短又模糊。为了节省时间，保证我不在跟急诊医生沟通的过程里被打断，我把所有想要问的问题写在备忘录里，不断增加，不断修改。把手机屏幕按灭又刷开。我在并不大的急诊大厅来回快速穿梭，排队检查拿药缴费，在20几度的天气里竟然也走出一身的汗。

　　检查结果出来，初步判断不是血栓问题，而是耳蜗神经失调导致的严重眩晕，这让我多少松了口气。

　　他酗酒30年，我经常开玩笑说他一定最后会丧命于此。

　　“你小心嘴歪眼斜护工打你哦。”我说。

　　“臭丫头，“他一边喝酒一边说，”你嘴真是不饶人。”

　　好了，我咬下一大口已经冷掉的汉堡心想，至少这次我们还算是走运。

　　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个朋友在群里发了个星座专家分析的2023年星座运势。我打开滑到了双子座那一块，专家说，我上半年的日子没可能没那么好过。但是也没说，这么不好过。

　　距离春节还有两天，妈妈说她偏头痛。痛得厉害，口服了所有我为新冠准备的止痛药还不见效。我当她是操心操的。姥姥姥爷开始行动不便，他们兄弟姐妹直至那天，还没决定谁去陪伴。这是几乎每年她都会烦心的事情。好像去年，前年，大前年也是这样。只是今年更严重一点。

　　我侥幸地希望可以全家过个顺利的春节，让我在经历了近一年996的日子能睡个懒觉。结果在除夕那天，我被从床上叫起来，她头痛到在床上打滚尖叫。

　　在所有三甲医院马上放假之前，我在互联网医院挂上了专家号。“考虑带状线疱疹”，多亏了这位远在外地过年的医生说的这六个字，我抓起钥匙下楼，跑遍了附近所有药店，拿着这张处方凑齐了药品。

　　我眼睁睁看着她对身体失控的焦虑和情绪的崩溃。我自责，明明不久前刚看过关于带状线疱疹的科普，甚至楼下快递柜上有一整面墙的宣传广告。但又深感失控，我的能力太有限了。我怎么也跑不赢时间。我躺在她卧室外面的沙发上陪护，每一个小时起来喂药，倒水，切水果，热那一锅一次只能喝一点的粥。讲讲我最擅长的笑话。

　　每一种药都不一样，有白色的黄色的粉色的，一天一次的，一天三次的，有只能吃7天的，有需要递增服用，到峰值的最大药效之后再依次递减的。我提前分好这些药片，再在固定的时间递到她手里，看她吞下去。在这个场景里，好像我是那个妈妈了。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真的挺幸运的，陪床的日子从除夕到初七。从放春节假期到直接无缝上班，至少没让我过上更加让人头疼的，一边上班一边陪床的日子。只是这份幸运没延续太久，我妈给我发来了速回二字的微信，这次爸爸紧急住院了。

　　有些事情我有点搞不清楚。

　　我16岁离开家，19岁出国上大学，再过了整整8年后才回国与父母同住。过了这些年，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角色是什么，因为看上去，好像这八年间我们并不彼此紧密需要。他们把我当高中生，我把他们当作，尚未开始衰老的中年人。

　　在这熬人的求医时间里。在邵逸夫门口的长椅上，在住院部等漫长的电梯时，在睡在沙发上陪护的时间里。我感受到身体里的变化。我听到自己在不受控地蹭蹭长大。这不是青春期的那种不顾一切横冲直撞的成长，而是另一种，伴随着击打声和钟声的变化。

　　经过这次项目管理，我好像升职了，从家庭基层升职成为了拥有一些决策权的管理人员，拥有了我从再次和父母同居开始就想要的一些话语权。只是我当时绝对没想到，这伴随着父母永不回头衰老的开始。

　　他们开始听我的意见，去哪个医院，挂什么号，什么时间复查。医院复杂的操作流程和下不完的app小程序给与了我某种特殊的权力。

　　“能不能麻烦你，给我或爸爸挂个号。”妈妈说。她的眼神变得温和。她从前不是这样的。从前我希望她温和，现在却又不想要了。

　　十年前我在上新闻学院的时候好像的确学过什么“媒介即信息”，“掌握了媒介的人就有了统治权”这类的概念。只是没想到现在才彻底理解了，更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场景下理解的。

　　五月底我过生日，melody和cello，我从高一就认识的好友，特地从外地赶来为我庆生。

　　“把蜡烛吹了，庆祝我们又长了一岁。”

　　“虽然坎坷，但是长大总是值得纪念的嘛。”melody说。

　　半个小时之前，她俩偷偷计划着给我买了个蛋糕，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都是16岁离开家，早已习惯独自一人面对生活。谁还没过过几次无人记得的生日。

　　我们拎着蛋糕从商场走出来。melody去接她妈妈打来的电话，她爸爸的心脏搭桥手术定在了下周。

　　“好好，你放心，我知道。”她说。

　　“没事的”cello说，她爸爸刚在去年做了类似的手术。“你信我。”

　　“我信你我信你。”她拍拍cello。

　　我坐在旁边看着她们，我的好朋友们，两只手无处摆放，觉得安心又酸楚。安心的是我们早已是父母的依靠。酸楚的是，我们也都不得不成为父母的依靠。

　　16岁我们壮志未酬，想着大学，想着未来成为大人的生活。现在没想到谈的最多的，却是这个话题。高中毕业后我去了加西，花了8年时间在太平洋边上的城市里，最终回杭州定居。cello本科去了加东，又辗转香港读了研究生最后入职北京的银行总行。Melody则在美国读完本科后去了澳洲读研，在回国和移民之间摇摆不定，现在暂居上海。

　　没人开口说，但是我们都清楚的知道，这种陪床的日子对我们来说显然只是个开始，必定之后还要面对越来越多类似的日子。

　　“我现在最擅长的我跟你说。“cello吸了一口饮料。

　　”都不是我那银行的工作。”

　　“反正协和和积水潭的号我是很会抢的。”

　　“嗯，”我看着盘子里的蛋糕说，“显然以后这技能，肯定还要不少用上呢。”

　　这面前的蛋糕，与其说是庆祝我们出生长大，还不如说庆祝我们一步步成为了专业陪诊项目经理人。不但会在凌晨时分医院刷新系统的时候快速抢号，还会在小红书看各类疾病案例分析，把自己的工作迅速调整为陪诊状态（我们戏称这是work from bedside），甚至知道，病房的那张折叠床，穿什么样的衣服躺下最舒服。

　　“的确好像也没人告诉我们这些奥。”我拨弄着纸盘子里的蛋糕说。

　　“那还能都告诉你？那可怎么活啊。”melody说。

　　“是哦。”这话说的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复。

　　今年我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一个纹身，纹身的针在我皮肤上碰撞发生滋滋的声音，听得人可怕。文完了，发现竟然也是我妈妈的名字中的两个字。

　　从纹身店出来，五月末的上海已经是夏天了，我因为忍着疼痛低血糖的厉害，跑到一家奶茶店点了杯饮料。刚坐下，收到家族群里的微信，妈妈再次住院。她四个月前长了疱疹的那一侧大脑，有了血栓。

　　我打开手机开始看改签的高铁票，melody对我说没事，我说嗯没事。

　　她拍拍我。“真的没事。”

　　我去她的衣柜照她列的单子收拾住院所需的东西，她的衣帽间里环绕着她的味道。是就算过了20年，我依旧记得的，我小时候她陪我睡觉时头发上散发的味道。我缓缓坐在那间小屋子的地板上，把头伸进她的外套里，企图获得一点儿时的安全感。

　　关于陪护的体验，与叹息生命脆弱和衰败并列的，是对时间本身的全新感受。这里有无尽的等待，等待是最磨人的事情。床位要等，电梯要等，查房要等，检查要等，化验结果要等。为了等待查房时跟负责医生聊上两句，我从8点开始等待，直到12点。

　　眼看我宝贵的上午就要在等待中度过，我又愤怒又焦虑的在走廊里踱步了整整四个小时。我向同病房的其他病人抱怨，他们点点头，却好像并理解。是啊，时间哪里比得上身体的病痛更让人焦虑敏感。

　　可是我却在这折磨的四个小时里暗下决心。既然时间宝贵，必定更加珍惜。珍惜每一次可以出去玩的时光。珍惜每一次可以出国，可以走远，可以体验更不一样的事情的机会。

　　从邵逸夫到我家不用出地上出口。一条地铁线允许我可以直接从医院门诊大楼直通小区车库。听说这几天外面下暴雨。我却什么都听不到。回家倒在床上听不到任何电话。也不做梦，也无梦可做。

　　我不是个称职的女儿，我抱怨，我焦虑，我变得非常有控制欲，我和还在病中的他们吵架。我无法考虑周全，我既幼稚又极端。我的能力太有限了。我根本搞不定这一切。

　　挺好的，我自嘲。

　　“现在你知道当家长多麻烦了。”

　　很难说是谁真的需要谁，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彼此互相需要，但是又没必要扛着“这里没有我不行”的担子。我们彼此承担，难道不就是为了让对方轻松一点吗？觉得自己最重要其实是一种不自量力，何尝对其他成员的一种轻微的否定和不了解。

　　我去拿药，每个取药窗口上挂着一大块无边际的屏幕， 我在一排大屏幕上找到她的名字。站在对应的窗口排队。药剂师跟我核对姓名，然后把所有的药放在台子上。我打开帆布包把一盒盒的药往包里放。足足五分钟，她还没放完，我的包要塞满了。那是足足接近一个床头柜那么多的药盒子。她一边往外拿我越来越紧张。在那漫长的一分钟里，妈妈在旁边看着我，看着那小山一样的药盒。

　　这次之后，我妈妈需要终身服药了。这句话从医生嘴里说出来，极其平静普通。

　　道谢之后，她挽着我的手臂等电梯。

　　她说，“我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

　　我说“只是慢性病，控制好就没有问题。”

　　她说，“那我就不自由了”。

　　我说“是啊，我知道，可是没有关系”。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好像被是什么东西抓住了。却又觉得感受到了一种像徒步很久之后终于脱下两只厚靴子那样的轻松。

　　我爸爸从小叫我“独根草”。我崇拜凯鲁亚克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最好是可以随时随地拔腿就走。我是宇宙的女儿，世界的公民，我没有身份，我不允许自己有标签。

　　回国的这几年，我常常觉得被困住，被时间，被工作，被这个女儿的身份。但奇怪的是，这种感受却在渐渐消散。

　　我不得不被迫面对我一直不想面对的问题。反复思索，究竟我是害怕被困住，还是更期待能力更大，可以保护家人的自由？

　　我像一只气球，缓缓地落在我家的院子里。和南瓜，爬藤上的豆角，番茄，大葱，茄子。还有刚刚降落的我。那只一直悬空的脚，在某一天早上突然踩在了地上。我面对门口转过身，发现其实身后并非束缚，而是新的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