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恶评如潮

　　不久前，《人物》杂志的一篇报道把先锋派作家马原推上了风口浪尖。

　　“弑子”罪名一出，连带着被翻出来的“旧账”还有“弑妻”者顾城、“弃疗女儿”的周国平。

　　许多人借此剖析了中国部分文艺男作家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自私、自怜、自恋，在文艺幻梦中画地为牢。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以至于在组建“世俗婚姻家庭”时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周国平的《妞妞》曾令无数读者动容落泪，但随之而来的谩骂也可谓是铺天盖地。

　　大众责备其放任女儿病情的发展只是其一，更有人认为作者在写作该书时怀有一种“对新生命临死时的凄美”的自怜式把玩。

　　其实早在马原事件之前，网上对周国平的评价也一直在走下坡路。

　　上世纪末的大学校园，“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这句话流传甚广，王、周二人曾一度被文青奉为精神偶像。

　　但随着时间流逝，王小波的口碑稳健上升，广受当代青年和学者们欢迎，周国平的口碑却从云端跌落谷底。

　　而在不久前凤凰网推出的一档节目中，面相温和儒雅的周国平谈到近年来遭受的谩骂与攻击，却只是将其归结为：

　　“互联网时代乌合之众的聚集”、“民主的暴力”。

　　1945年，周国平出生在上海虹口一户普通家庭。

　　周母怀孕时临近抗战结束，日本飞机频繁轰炸虹口，隆隆的警报声和炸弹声使其常处于极度惊慌之中。这种特殊的“胎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后来敏感的天性。

　　周国平性格随母亲，好静、内向、不爱出门也不善于交往。

　　周国平与兄长父母合影

　　小时候看连环画，周国平喜欢的多是《红楼梦》《西厢记》这类以才子佳人凄美爱情为题演绎的作品，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英雄好汉题材却不感兴趣。

　　周国平承认自己性情更接近女孩子，但又绝非“性别错位”，而是始终把自己带入“才子”的位置去倾心“佳人”。

　　后来周国平在《乖孩子的劣迹》中回忆起少年时观剧的一幕：

　　有一回，在上海大世界的一个剧场，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那位佳人，心中充满不可思议的冲动，想挤到台前去，让她看见我，注意我。有时候，我自以为佳人的眼神与我相遇了，在对我眉目传情，她的唱词都是向我而发，便感到无比甜蜜。散场后，我怅然若失，好几天缓不过来。

　　这种难以理解的自恋，少年时便可见一斑。

　　这些性格上的特点周国平自己也相当清楚，在其自传中也并不刻意掩饰。

　　周国平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其中周国平因敏感病弱，一直居于最受宠爱的地位，

　　自传中他写道，“这使我形成了一种狭隘的优越感，霸道，自我中心，受不得一点委屈。”

　　有一次和妹妹吵架后受到母亲责备，小周国平躺到地上哭闹打滚，见没有人理睬，便走到镜子前，看见自己一副涕泪满面的面容后越发自我怜悯，于是掀起新一轮的号啕大哭。

　　特殊历史时期照片

　　初中三年级，正值大跃进时期，镶着两颗金牙的班主任王一川担任周国平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因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王一川动员全班同学一起创作歌颂“三面红旗”的打油诗，周国平则成了他最看重的约稿对象。

　　于是周国平买了个小本子，一天写一首打油诗，竟坚持了一学期。

　　虽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但也确实是周国平最早的创作活动。

　　高中时期，周国平成绩优异，但性格孤傲、不合群，几乎没有玩伴。写日记成了周国平忍受孤独的最好方式。

　　幼年周国平与兄弟姐妹合影

　　彼时的周国平已经不再写喊口号的打油诗，诗句里充斥着的是叹生忧死的思虑——

　　“一夕可尽千年梦，直对人世叹无常”

　　“无疾不知有疾苦，纳世雄心竟入土”

　　“十六少年已多病，六十难逃灰土行”

　　周国平在青少年时代常常在半夜醒来，头脑中饱受两样东西的煎熬。

　　一是性，二是死。

　　1962年，周国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哲学系。

　　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哲学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课堂上灌输的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解释，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非哲学性的。

　　现代西方哲学被判为反动思想，周国平是在好友郭世英的引导下才开启了真正的哲学启蒙。

　　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儿子，大学期间与周国平相交甚好，因为其父的地位，郭世英常常能搞来当时的许多“禁书”，萨特的、弗洛伊德的、尼采的……

　　周国平第一次接触到尼采，就是在郭世英床头翻到他的那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多年后，周国平以国内研究尼采最出色的学者这一身份而广为人知。

　　周国平在北大一共生活了6年，只有前两年在学校上学，农村四清耗费两年，文革又两年。

　　农村四清时，工作组长用三个词评价周国平：

　　敏感、脆弱、清高，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小资产阶级”。

　　此小资非彼小资，特指不能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行为和情感上的个人主义，缠绵悱恻，顾影自怜。

　　1967年，郭世英的弟弟郭民英在海军部队开枪自杀，郭世英在第二年被造反派组织绑架关押，在狱中，年仅26岁的郭世英坠楼而死。

　　郭世英

　　郭世英被关押期间，郭沫若曾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本打算对周说起这件事，如果周亲自出面干预，郭世英也许就能得救。

　　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开口。

　　据说，郭世英死后，得知噩耗的郭沫若用颤抖的声音说了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

　　对于郭世英之死，周国平久久不能释怀：

　　“我从他的面容上看世界。他转过脸来，脸上是痛苦的表情。于是，我以为这个世界也是痛苦的。世英看了这篇短文，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现在，这个人影消失了，但我并没有看到世界的真相，反而觉得世界空了。”

　　北大毕业后，周国平被分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一待就是10年。

　　先是在洞庭湖农场体验了一年半真正的农民生活，后被分配到广西资源县当小公务员，职位是宣传部干事和党校教员，配合形势做一些政治宣传。

　　也就是在农村，周国平开始了与第一任妻子敏儿的相交往来。

　　周国平在农村

　　大学期间，两人曾匆匆见过一面，周国平对敏儿并无太多印象，只记得个高儿，长得蛮漂亮。

　　离开学校来到农村，周围的同学朋友们都急于恋爱、娶妻、生子，而一向清高浪漫的周国平却傲娇地盼望着等着属于他“茫茫人海中的唯一”。

　　但在资源县呆了一年，寂寞无比的周国平还是动摇了。

　　敏儿常给周国平写信，从信件中，周国平并没有感受到所谓心弦被拨动的感觉，但敏儿对周国平的热情恰巧填补了他此刻的空虚寂寞，加上周优柔寡断的性格作祟，两人便稀里糊涂地约定春节在北京见面、筹备婚事。

　　婚后周国平回到资源县，敏儿不久也从西藏调到资源，二人过上了看似和睦平静的婚姻生活。

　　敏儿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周国平，尽力扮演着好妻子的角色。

　　但在周国平眼里，这只是一种“母性的关爱”，并不具备他所期望的作为恋人的女性的魅力。

　　当回忆起二人在资源县同甘共苦的岁月，周国平用的是“感激”一词。

　　周国平

　　1977年恢复高考，二人都报考了北京的研究生，但敏儿遗憾落榜，不得不继续留在资源县，周国平则顺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时隔10年，重回北京的周国平激动无比，但也没有忘记广西大山沟里的妻子。

　　起初为了防止敏儿寂寞，每隔四五天，周国平就给她寄出一封厚厚的信，分享自己当下的点滴生活。

　　但多情浪漫的周国平没能战胜天性，面对崭新的北京生活，周国平的心最终还是逐渐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雨儿。

　　几番相处，年轻又活泼可爱的雨儿很快占据了周国平的全部身心。

　　周国平在文章中写，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尝到爱情的滋味。

　　因为对山里独守空房的妻子感到愧疚，6年时间，周国平和雨儿约法三章，二人只做情人，不考虑结婚。

　　1987年敏儿从广西调到北京，周国平随之与她办理了离婚协议，次年和雨儿正式结婚。

　　婚后不久，周国平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妞妞。

　　不幸的是，妞妞被查出患有先天视网膜母细胞瘤。

　　医生当时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做手术摘除双眼摘除遏制癌细胞扩散、延续生命；要么就是放弃手术和化疗，减轻痛苦，等待死亡。

　　周国平和妻子无奈选择了后者，怀着悲痛的心情迎接了女儿的死亡。

　　妞妞

　　但在与女儿的朝夕相处中，爱意随时间加深，周国平对保全妞妞性命的念头愈发强烈，但比起给妞妞动手术，周国平却还是更寄希望于所谓“奇迹”——

　　到处寻访气功师和中医，企图让妞妞在保全眼睛的同时保全生命，至于给妞妞动手术的念头则是“时隐时现”。

　　此时的妞妞动手术，据医生说20岁之前应该不会复发，但周国平和雨儿两人迟迟下不了决心。

　　理由是“不忍心女儿在最美好的年华再次遭受癌症的折磨”。

　　一拖再拖后，医生的话变成了“动了手术也活不到五年，动了手术也是不死不活，你们有的是罪受。”

　　这番话让周国平“心里反而平静了”“当天下午就叫出租车回家，并无悲剧感，倒有喜剧感。”

　　妞妞死后，周国平表示，自己常常为没给妞妞做手术而感到万分悔恨。

　　此间故事及种种心路历程后来被周国平记录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中，该书面世后随即走红，一版再版，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周国平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

　　但不久后，少年作家子尤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又迅速让周国平“父亲”的角色重新回到大众的审视之中。

　　在文章《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中，子尤毫不客气地指出：

　　周国平在书中缅怀女儿，不过是惺惺作态、自我开脱。

　　得知女儿患癌后，他从未想过要真正帮助女儿延长生命、战胜病魔，挂在嘴边的都是“我的女儿注定活不了”“我们救不活她”。

　　而在《妞妞》一书中，周国平也曾坦白道，自己“起初并不想给妞妞做放疗和手术”。

　　因为他“不肯接受有一个残疾女儿的事实”，他想要的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宁馨儿”。

　　在南方都市报的采访中，周国平反思道：

　　“作为父母，怎么能有权利去替孩子做抉择呢？孩子未来自己的意愿是怎样的？或许手术后的20年对于她，不是痛苦的？”

　　“如果当初做了手术，就一定是妞妞自己愿意要的吗？她长大后会不会也怨恨我替她做了这个选择？”

　　子尤与妞妞同年同月生，14岁时被检查出癌症。

　　面对与妞妞相仿的痛苦际遇，子尤在阅读《妞妞》一书时，把自己代入妞妞，坚信妞妞与自己一样也能用坚强乐观与病魔对抗、带着残疾快乐生活。

　　周国平笔下的妞妞也的确看起来充满对生的渴求。

　　妞妞喜欢听音乐，鼻咽腔内充塞着肿瘤，呼吸说话都困难的妞妞还是要求妈妈“放音乐！跳跳舞！拍拍妞妞！”

　　肿瘤压迫神经，遭受非人的折磨时，妞妞大叫“磕着了，跳跳舞！”

　　I少年作家子尤

　　但青少年对珍惜生命的感悟与一岁半幼儿的求生本能，毕竟不能等量齐观。

　　就像近年来在互联网常见年轻人面对原生家庭充满戾气的言论“与其现在让我活得那么痛苦，当初为什么要生我？”

　　哪怕周国平言语间充斥着对当年不负责行为的开脱，但救或者不救，都是个难解的命题。

　　然而，对于妞妞的死，周国平“刽子手”的帽子又不仅仅体现在放弃为妞妞做手术这一件事上。

　　《妞妞》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曾引发读者联想：

　　“要是四川姑娘没有打来不合时宜的电话，要是雨儿孕期和我互相宽容并不为此赌气……要是医学博士没有一再用X光对她做不必要的检查......妞妞就不会患上绝症……”

　　读者由此推断，周国平极大可能是在雨儿怀孕期间出轨，雨儿生气伤身，加上本身又感染了流感，才在医院一次又一次的X光检查中损害了妞妞的健康。

　　如今这段往事真伪再无可考，但婚内出轨对于周国平来说，的确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周国平一直以来信奉开放的婚姻观念，认为健康的婚姻理应包括“和异性正常交往乃至偶尔调情的自由”。

　　放眼文学艺术圈，此类婚爱观并不鲜见，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周国平的言行不过是用文学上的浪漫为自己生活上的不检点、不负责遮羞。

　　失去妞妞后，周国平能通过写作宣泄情感、逐渐从失去女儿的悲伤中走出来，雨儿却不能。

　　面对沉溺于悲伤的雨儿，周国平鼓励雨儿多出去与人交际，从社交中忘记痛苦。

　　在周国平的表述中，雨儿听从了周国平的建议，却在与异性朋友的交往中发生了较严重的出轨事件，周国平万分难过，此后便与小自己20多岁的记者郭红开始了新恋情。

　　无论两人出轨谁先谁后，总之在妞妞走后，雨儿和周国平各自都有了新的恋人。

　　周国平与妻子郭红

　　即使二人曾经海誓山盟、共同度过了最甜蜜和最悲痛的岁月，旧爱也敌不过新欢，两人依旧走到了离婚这一步。

　　但回望与雨儿共同走过的岁月，周国平认为这爱情依然是“成功”的：

　　我不想以成败论爱情。衡量一个爱情是否成功，长度不是惟一标准，更应该看它的质量，是否对双方的人生发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我相信，事实也是如此，无论对我还是雨儿来说，我们的相爱都是人生中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失去妞妞的第7年，周国平迎来了和第三任妻子郭红的女儿——啾啾。

　　啾啾从出生到小学的成长故事，都被周国平悉心记录在了《宝贝，宝贝》一书中。

　　健康可爱的女儿成了周国平家庭的稳固核心，用周国平的话来说：

　　“一切诱惑退避远处，围城成为我的天堂。”

　　“此时此刻，啾啾就是我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孩子，就像那时候妞妞是唯一的和一切的孩子一样。”

　　周国平一家

　　很长一段时间，不论是赴宴还是旅行，周国平都习惯带上母女俩同行，似乎已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恋家的男人和父亲”。

　　如今的周国平很少再参加社会活动，也逐渐远离热闹的聚会，只是潜心读书、写作、享受小家庭的平静与温馨。

　　在其自传《岁月与性情》结尾，周国平对自己“多情”的天性做出如下反思总结：

　　现在我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我和妻子女儿过着和睦的生活。那么，我对别的可爱女子不再动心了吗？那倒未必。上帝给了我一副易感的天性，这天性不是我自己能够改变的。然而，我已经完全看明白，风流和爱情事实上不可兼得，那些想兼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失败告终的，因而做出了坚定的选择。我宁愿与走近我的每一个可爱女子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以友谊的方式享受女性的温馨。

　　我确实感到，只爱一个人，同时保留其余一切可能性而不去实现其中任何一种，这是我与异性世界之间能够具有的最佳格局。事实上，我借此而得到了最多，所有未实现的可能性都在丰富着我的生活的色彩，倘若我贪婪地想要得到更多，结果却会是毁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