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外交下，看秦刚事件

中国人大常委会正式罢了秦刚的官，这位刚进入国家领导人之列的外交部长，被全球追踪了四个星期，算是露出一点行迹……出了什么事？仍然费猜测。在此不妨斗胆说一句：秦刚犯了错误，而且是不轻的政治错误。不关绯闻与其他，也不是外交工作上的失误或权力斗争。人大罢官表示了相当的严肃性。

这要看看中共的外交背景。在中国庞大的官僚体制中，外交部是很特别又敏感的一个衙门。因为七十多年的“闭关锁国”，它成为一个最重要甚至权威的对外机关。毛泽东早就为外交工作制定三项纪律——“外交无小事、外交授权有限，不得里通外国”。这三条文革后曾被外交界批判过，指不合外交惯例，也不利外交工作。（另有三原则，也遭到非议：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房子再请客。因涉及面广，此处不论）。

据报道，三原则、三纪律都是毛一手制定。至今未得到中共正式的否定、改正。其实，三原则已随毛成为过去。但三条纪律依然奉行如故。都反映毛遗传至今的皇权专制主义，外交大权独裁。这种状态和所谓“改革开放”是本质上对立的。大家记得，“开放”正是戈巴乔夫“新思维”，和赵紫阳政治改革“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的标志。

从历史上看，尤其是“里通外国”一条，不知害死多少人！又对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因为里通外国完全没有界限，彭德怀、刘少奇、阎明复……都由此而罹重罪。毛在文革前说过：“外交部三千人，要减少十分之九！”很不满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干部。当然，八十年代以来，恐怖程度有所下降。但是有权有势的高级干部又当别论，在习近平上台强化极权主义的高压下，人人谨小慎微，胡赵时代的对外开放气氛不复存在。那么，在毛铁板一块之下，尚有副统帅投奔敌营的壮举，今天面对俄乌战争、台海危机、反美狂潮这些具有极高争议性而当局一意孤行的局势下，我们能够设想在权力的某个角落没有人在俯首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