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烟头致全楼验DNA？！案例太多，已成大患

8月25日，郑州市某小区内，一名四个月大的女婴的颈部被高空抛下的未灭烟头烫伤。婴儿母亲黄女士当场报警，并将烟头保留。8月30日晚，属地派出所给全楼居民采集了血样，做了DNA鉴定，目前，已经锁定嫌疑人。

多年来，随着城市高层建筑的日益增多，高空抛物、坠物事件频繁发生，不仅造成了公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甚至发生多起伤亡悲剧，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然而，此类伤害却屡禁不止，如何保护我们“头顶上的安全”，一直是公众期待解决的公共治理难题。

2015年，北京市一居民小张被高空飞来的不明物砸中导致死亡，这起案件法院已经作出了一审判决并且执行完毕，但八年来至今也没有找到真正的肇事人。

2018年，东莞市三个月大的婴儿被一个高空坠落的苹果砸中头部，经医生诊断，该婴儿有重型颅脑损伤、顶骨粉碎性凹陷性骨折等症状，不得不进行风险极高的开颅手术。

2023年6月，一女子在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夜市小吃街被一块高空抛下来的砖头砸中，不幸离世。

类似的悲剧一直在上演，对于高空抛物的伤害程度，相关数据显示：一块巴掌大的西瓜皮从25楼飞下，如果击中头部可致人死亡；鸡蛋从25楼抛下，冲击力足以致人死亡；铁钉从18楼抛出，可插入骨头……

解决高空抛物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事先预防，二是事后到底该怎么追责。

我国《民法典》施行之前，整治高空抛物，一直是社会治理的痛点和难点。

2021年之前，针对高空抛物行为，在民事领域只能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来处理，但是该条文中“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规定较为宽泛，对相应侵权责任的举证主体规定的不够科学，加之现实中高空抛物通常是难以确定真正肇事者的类型，且大部分住户根本无法提供自己没有实施高空抛物的证据，从而导致此类案件受害人的损失，通常只能由全楼住户共同分担。这样的规则虽然救济了受害人可以依法获得补偿，但是很难保障法律的公正性，更会引起涉案非加害群众的反感与抵触，社会效果较差。

特别是针对后果严重的高空抛物情形，如高空抛物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民事法律不足以解决争议，而刑事法律又缺少足够的适用依据，迫使受害人只能无奈地接受民事赔偿而草草了事，这就使得《刑法》中故意或过失伤害的刑事责任被架空，大大地弱化了法律应有的威慑力，增加了侵害人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对司法机关而言，由于法律上规定了由可能加害人集体给予补偿的责任兜底机制，客观上也容易淡化其执法意识，对于找出真正侵害人的动力不足，从而难以杜绝和稀泥的倾向。

为了解决相关问题，《民法典》的颁布和《刑法》的修订，分别从民事和刑事基本法的角度，完善了高空抛物预防与责任划分的规则。

首先，作为事先预防，《民法典》的规定强调了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并将相关规则确立为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做到了与《刑法》高空抛物罪的有效衔接，保障了法律规则的连贯性。

其次，《民法典》在承继了以往《侵权责任法》保护受害人的立法思维基础上，又尽可能地避免在法律上施行“连坐”，其对高空抛物责任的查明、侵权责任人的确定、事后追偿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更为合理的规定，在保护受害人的基础上力图避免无辜者受到牵连。

再次，《民法典》还增添了相关保障措施，引入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的责任规定，要求他们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事件的发生，若其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还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最后，就实践中最难的侵权责任人如何确定问题，《民法典》规定了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介入，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这一前置程序的要求最大化地解决了高空坠物“调查难”“取证难”的现状，充分利用公安机关的专业性，尽量还原事件真相，避免“一人抛物、全楼买单”，使违法者不能逃避法律制裁，这也是“烟头”案例中公安机关可以及时介入，通过DNA分析，及时查明罪魁祸首的原因与法律依据。

图/视觉中国

此外，《刑法》也相应地增添了高空抛物罪，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司法实践中，高空抛物是否属于入罪的“情节严重”，一般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结合物品坠落地点的人流量、抛物的高度、物品的重量与硬度等，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并全面考量该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来确定。

目前正在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中将高空抛物列入行政处罚行为，这将进一步完善针对高空抛物的法律保护措施。这是因为，我国《民法典》和《刑法》虽然对高空抛物违法行为已经有了相应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在实施时也有“空当”。

我们知道，承担民事责任需要有原告来主张，而有时此类不法行为并没有直接伤害到个人的权利，而是损害了公共利益，比如高空抛掷的啤酒瓶在人群边上落地，并没有砸到人，可能无人会去追究肇事者的民事责任。同样，要按照《刑法》规定去追究高空抛物不法行为的刑事责任，必须认定违法“情节严重”，而在情节轻微的情况下，是不能追究违法者刑事责任的。因此，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增设对“高空抛物”的规定，补上了对该不法行为的管理漏洞。

一直以来，找到肇事者都是治理高空抛物的难点。虽然《民法典》将禁止高空抛物从道德约束上升为法定义务，高空抛物还被写入《刑法》，规定单独的高空抛物罪，释放治理者运用刑罚威慑高空抛物的强烈信号，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如何真正实现治理高空抛物，更多地还在于法律的实施，在于如何创新治理方案，起到真正根治高空抛物的作用。如果找不到肇事者，无法固定相关证据，那么一切的法律条文都没有办法落地生根，追究抛物肇事者的责任也会落为空谈。

这次高空抛烟头烫伤婴儿事件，让我们看到，公安机关正在不断创新办案模式，相较于查监控、走访调查等传统的调查方法，通过DNA检测锁定抛物者的破案手段，不但能够快速准确地锁定抛物者，也能避免无辜人员受事件牵连，减少了矛盾冲突与无辜人员的抵触情绪，更有利凝聚起民众抵制高空抛物、守护公共安全的共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DNA检测技术只会运用于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它展现出强大的侦破力量。近年来，这一技术也越来越多地用于其他案件，尤其是在高空抛物的案件中发挥出关键的作用。2022年，苏州市姑苏区的一个小区内，一名女子被30楼扔下的一盒麻辣烫砸晕，警方就是提取了遗留在外卖筷子上的DNA，通过比对锁定了嫌疑人，并以高空抛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观点认为，DNA检测体现了公安机关对高空抛物零容忍，但是应用这种高科技手段，筛查肇事者是不是“大炮打蚊子”？毕竟DNA检测成本较高，普适性也不强，不是每个被抛掷的物体都可以检测出DNA。在我看来，采集整个单元住户DNA，通过检测寻找高空抛物元凶，看似是小题大做，其实展现了公安机关打击高空抛物行为的坚定态度。通过DNA检测找元凶，也是一种特殊的警告方式，虽然执法成本相对较高，但获得的社会效果远远高于成本投入。换句话讲，只要能够清除公众安全隐患、减少“头顶上的威胁”，较高一些的成本投入是值得的。

目前，有部分物业公司也在创新高空抛物的治理模式，通过安装专用的高空抛物动态检测摄像头，不仅可以实现轻松察看整个高楼的全貌，一个摄像头就能完整地监控整栋楼；而且，通过升级的高空抛物检测算法，在保护住户隐私的前提下，能够检出自由抛物物体，并绘制检测线，从而实现检测、报警、响应、存储的完整配套方案。

治理高空抛物，更需要公众的自我约束。事故发生之后用法律怎么追责，逝去的生命也无法再挽回。高空坠物，害人害己，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头顶上悬着不可知的“利剑”，只有当我们共同抵制这种不文明的危害行为，才能一起守护“头顶”的安全，不再担心“飞来横祸”。对高空抛物的治理，不仅需要法律的制约和技术的加持，我们每个人，更应当充分认识到高空抛物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同时，也要积极发挥社区公共平台和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加强法治宣传，不断提高居民法律意识，防治高空抛物。

只有大家共同提升文明素养，社会各界齐抓共管，在法律规范、社区宣传、自我约束的合力下，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头顶上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