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出生的余光中：茱萸之谜

　　1928年重阳节，诗人、散文家余光中出生，所以他自称“茱萸的孩子”。

　　余光中

　　茱萸在中国诗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屈原在《离骚》里曾说：“椒专佞以慢幍兮，榝（shā）又欲充夫佩帷。”显然认为榝是不配盛于香囊佩于君子之身的恶草。榝就是茱萸。千年之后，到了唐人的笔下，茱萸的形象已经大变。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都是吟咏重阳的名句。屈原厌憎的恶草，变成了唐人亲近的美饰，其间的过程，是值得追究一下的。

　　重九，是中国民俗里很有诗意的一个节日，诸如茱萸，菊花，登高等等，都是惯于入诗的形象。登高带茱萸囊的传统，一般都认为是源于梁朝人吴均《续齐谐记》所载的这么一段：“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红）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根据《续齐谐记》的说法，登高带茱萸囊，饮菊花酒等习俗到梁时已颇盛行。吴均虽是梁朝人，相传桓景和费长房却是东汉人。《西京杂记》中也有记载，汉高祖宫人“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据此推测，重九的习俗起源则在东汉乃至汉初了。有意思的是，重九吟诗的传统中，从东晋至南北朝，却唯独少见咏茱萸之作。

　　到了唐朝，情形便改观了，茱萸已为诗人所乐道。王维所谓“遍插茱萸”，说明佩花之盛。杜甫所谓“醉把茱萸”，可能是指茱萸酒。重九二花，菊与茱萸，菊花当然更出风头，因为它和陶渊明缘结不解，而茱萸，在屈原一斥之后，却没有诗人特别来捧场。虽然如此，茱萸在唐诗里面仍然是很受注意的重阳景物。杜甫全集里，咏重九的十四首诗中便三次提到茱萸。李白的诗句“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说明此树的红实熟于重九，可以插在鬓边。佩戴茱萸的方式，可谓不一而足，或如赵彦伯所谓“簪挂丹萸蕊”，或如陆景初所谓“萸房插缙（jìn）绅”。至于李峤“萸房陈宝席”和杜甫的“缀席茱萸好”，则是陈花于席，而李乂（yì）的“捧箧萸香遍”该是分传花房或赤果。

　　佩缀茱萸之风大盛于唐，大概是宫廷倡导所致。当时每逢重阳佳节，皇帝常常率领一班文臣登高赋诗，同时把一枝枝的茱萸分赠群臣作佩饰，算是辟邪消灾，应付桓景的传说吧。

　　茱萸辟邪除害，并非纯由传说，乃有医学根据。我们统称为“茱萸”的植物，其实更分为三类：山茱萸属山茱萸科，吴茱萸和食茱萸则属芸香科，功能杀虫消毒，逐寒去风。李时珍《本草纲目》里说，井边种植此树，叶落井中，人饮其水，得免瘟疫。至于说什么“悬其子于屋，辟鬼魅”，自然是迷信，大概是取其味辛辣性烈之意。其花、茎、叶、实均可入药，还可制酒。白居易所谓“浅酌茱萸杯”，恐怕正是这种补酒。

　　然茱萸何以独独见鄙于屈原呢？可能茱萸味特辛辣，不合屈原口味，甚至引起过敏之症，也未可知。曹植诗句：“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也许正说中了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