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上世纪80年代母亲在接受广东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晚年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她说：我很佩服卢梭，很佩服卢梭敢讲真话的勇气。所以也打算把自己的一生，尽可能大胆地写出来，以一个真实人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愿意像有些人那样总把自己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实际上，一个人总是有很多缺点的，有很多内心不一定是很健康的东西。
可是因为年迈体衰，身体多病，母亲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母亲去世10周年前夕，我放下了手中的其他稿件，花了一年多时间，集中精力完成了这部书稿，概述了母亲的一生，算是对母亲的一个怀念。
我遵循母亲的愿望，尽量客观地把母亲一生中我所认为的重大经历记录下来，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但碍于年代久远和自己的视野所限，在事实和看法上难免会有不足和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将来再版时补正。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
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 老 鬼
1.缺少温暖的家
1914年8月25日（阴历七月初五），母亲杨沫生在北京，原名杨成业，在家里排行老二。哥哥杨成勋，长杨沫12岁。二妹杨成亮，小杨沫4岁。三妹杨成芳，即白杨，小杨沫6岁。
杨沫是个圆脸，大金鱼眼睛，扁鼻子，阔嘴，胖乎乎的。自幼有点“笨”，3岁才会说话，少哭少笑，安安静静，外号“老乖子”。
杨沫的母亲叫丁凤仪，湖南平江县人，出身书香门第，曾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俊美出众，懂诗文，远近闻名。
杨沫的父亲叫杨震华，湖南湘阴人，出身农家，中过举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商科，先后创办新华商业讲习所、新华商业专门学校和国内第一所私立大学——北京新华大学，并任校长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新式商业金融人才。他头脑聪明，又懂商业，通过办教育为名，募集到一大批捐款，低价在热河省滦平县买了不少土地，收取农民地租，以此维持学校的运转，他自己也很快发达起来，成为大地主。之后，渐渐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管全家老小。
很多人都羡慕大户人家，其实大户人家的孩子并非个个都幸福。
杨沫虽然有亲生父母，事实上却好像是个孤儿。衣服破了，没人缝；生病了没人照料；身上长了虱子，没人管；季节变化，该换衣服了，没人提醒……平时吃饭、睡觉都和佣人在一起。她衣衫褴褛，处境还不如阔人家里的一条小狗。
杨沫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父母不和，他们都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儿女。我幼年虽然生活在这个大学校长的书香之家里，家中有时还有几个佣人，人们还管我叫着大小姐。可是，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袜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脓血。浑身长满虱子，成天和街头捡煤渣的孩子一起玩，一起在寒风中乱跑。夏天，母亲嫌我麻烦，把我送到舅舅家里去寄养，表兄弟多，他们欺负我没人疼，骑着我，打我，唾我，骂我是杨老狗。”
这些孩子还像踢皮球一样地踢着弱小的杨沫，恣意取乐。
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温暖的，光明的，舒服的场所。但对杨沫来说，却是个冰冷的，阴暗的，不堪回首的地方。
她下学回家，母亲丁凤仪总不在，即使在家也冷冷冰冰，不理睬她。
她得了痢疾，拉肚子拉得面黄肌瘦，母亲无动于衷，不闻不问。还是嫂子悄悄用自己的钱托人买药治好了她的病。
父亲杨震华有钱之后，整日出没于娱乐场所、妓院、百货店，并娶了姨太太。但丁凤仪很厉害，不断跟他争吵，还一个一个打跑了他的姨太太。那些姨太太都是杨震华用很高的价钱，从当时有名的妓女中赎买出来的。但丁凤仪打跑第一个，杨震华再偷着讨第二个，打跑第二个，再讨第三个……反正他有钱，这位大学校长风流成性，后来干脆搬到外面居住。
家里除了哭喊就是吵骂，逢年过节也如此。
到讨了第五个名叫红凤的姨太太时，丁凤仪没力气管了，杨震华就长久留下这个女人。为丈夫的行径所寒心，丁凤仪心灰意冷，她想你既然不管家，凭什么我管？气愤之中，她整天与一帮阔太太们打牌、看戏、串门，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对孩子完全撒手不管，还常常动手打。
她把孩子当成出气筒，懒得费口舌，说打就打。用苕帚疙瘩、鸡毛掸子打或者手拧，甚至牙咬，因为咬比较省力，又解恨。她相信“棍棒出孝子”的古训。
三个女儿之中二女儿杨成亮最漂亮，最受丁凤仪疼爱，可也免不了挨打。这个妹妹性格刚烈，挨打时拼命反抗，不惜伤痕累累。一次，当着母亲的面，客人问她胳膊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她瞪着母亲说：“是狗咬的。”
杨沫挨打时虽然一声不吭，非常温顺，也照样被咬。一天深夜，杨沫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剧疼惊醒。原来丁凤仪正在她的小腿上使劲拧，大骂：“小兔崽子，谁让你把我的花瓶送人？”
这花瓶本是丁凤仪的一个好友拿走，保姆不敢阻拦，当丁凤仪来问时，为推卸责任，保姆就说是大小姐杨沫送给那人的。
丁凤仪怒火满腔找大女儿算账，狠狠拧着杨沫的肉。
幼小的杨沫哭喊道：“不是我送的，我没有送！”
但她母亲掐得更狠：“好，你还敢抵赖！”
“真的不是我送的啊！”
“我让你嘴硬！”丁凤仪暴跳如雷，双手抓起杨沫的小胳膊就咬，把孩子疼得尖声惨叫。
杨沫的腿上、胳膊被掐得红肿，留着一个个大牙印。
“虎毒不食子”这句话在丁凤仪身上不灵。母亲的严酷无情给童年的杨沫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当时，丁凤仪晚上常常出去打牌，留下杨沫一人守在那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个深夜，杨沫已上床睡着，被开门说话的声音惊醒。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见丁凤仪正要向外走，急得哭了起来。她不顾一切地跳下床，追了过去，要跟妈妈在一起。年幼的她害怕黑暗，害怕妖怪。可万万没料到，丁凤仪却狠狠抽了她两个嘴巴，怒吼道：滚回去，睡觉！
……
她名为大小姐，实际上远不如有母爱的穷人家孩子幸福。她穿得破破烂烂，身上又脏又臭，虱子把她咬得全身一片片红，却没人过问。望着那些有母亲疼，可以偎依在父母膝盖上撒娇的孩子们，稚嫩的杨沫非常羡慕，常常黯然神伤。
这个家是个破碎、畸形的家。
因为杨震华不给生活费，丁凤仪常常缺钱花，不得不当东西，可她自己不好意思去当铺，就让大女儿去。杨沫年纪很小时，就已经熟悉了当铺。
父亲看破红尘，在外面花天酒地，沉溺于脂粉堆，根本不管家。
为了生存，丁凤仪只好和杨震华打官司，老公不得不同意从滦平的农田中划出一部分，给了丁凤仪，以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
大约1924年以后，也就是杨沫10岁时，这个富裕家庭开始衰败。滦平的农田不断变卖，家里不再租包车，佣人也逐一辞退，宅院不断出卖，变得越来越小。到后来连白杨奶妈的工资都无法付，只好让奶妈把白杨带到她昌平小汤山农村的家里寄养。那时候，白杨才4岁。
所以杨沫后来填履历表时，“出身”一栏中总填破落地主。
奶妈家是个佃农。白杨在这个佃户家里整整呆了5年，完全变成了一个农村土丫头。父母对她不闻不问，几乎把她忘记。
这个缺少亲情温暖的家唯一的好处就是藏书很多。
孤寂的少女杨沫，识字之后，就用看书来填补精神的空虚和情感的冷漠。
最初看的都是武侠小说，如《七侠五义》、《峨嵋剑侠》、《江湖奇侠传》等等。
杨沫有个毛病，特别容易被书感动，特别轻信。看了《红楼梦》，她难受了好一阵子，还给自己起了个“野鹤”的绰号。读了《水浒》，她就幻想自己练出一身好武艺，去闯荡江湖，杀富济贫。她看武侠小说时，总是一拿起书来就放不下，非要一口气看完，顾不得吃饭睡觉。
受武侠小说影响，她立志要当个侠客。于是来到鼓楼附近的四民武术社，拜著名武术家邓云峰为师，习武学艺。大师哥吴子珍也常常给予指导。在四民武术社，杨沫还认识了另一位武术师的女儿杨斌贞，很快成为朋友。其父杨德山原是位镖师，后成为太极拳名家吴鉴泉的大徒弟。母亲也向这位老镖师学过武功，为了学习刀术，还特地请老镖师代她选购了一把好刀。
镖师的女儿经常到杨家来玩。一来二去，就与杨沫的大哥熟悉了。那时大嫂刚刚病逝，大哥非常痛苦，遇见了这位镖师的女儿之后，情绪才好了一些，不久结为伉俪。
可以说，大哥的婚姻，还是杨沫练武术带来的。
每天放了学，杨沫都步行到四民武术社，压腿、踢腿、蹲桩、冲拳……苦学六合、太极、八卦和形意。并在腿上绑沙袋，练轻功，希望能飞檐走壁。她还练过飞镖和弹弓，企图练出百发百中的本事。就这样她坚持练了三四年。后来去英国定居的同学李绍强是她练武的师妹，她们兴致勃勃，不论酷暑严寒，坚持习武，为当剑侠，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因为练武，杨沫身体健壮，在中学拔河时，三四个同学都拉不过她。人们再也不叫她“老乖子”了。
都说峨嵋剑侠厉害，杨沫动了心思，想去峨嵋山学武功。但她身无分文，峨嵋山在四川，路途遥遥，怎么去呢？她就偷偷和李绍强商量，想出了要饭去的办法，这不用多少钱，只要有个饭碗和打狗棍。
碗和打狗棍都准备好了，但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有个亲戚突然去世，家里让杨沫第二天前去看望，并在那里住了几天。这桩乱哄哄的丧事才打消了她去峨嵋山的行动计划。
白杨9岁时，大哥向父母提出：爹好歹是一个大学校长，你们把三妹扔在农村不管，会让人笑话的，该把她接回家念书了。
父母无言以对，这才把白杨接到北京城里上学。
白杨刚从农村接回家后，土里土气，什么也不懂。二妹杨成亮经常欺负她，又骂又打。杨沫看不惯，就站出来保护小妹妹，成亮则转而攻击大姐。丁凤仪的娇宠，养成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打起人来，又撕又咬又踢，凶猛无比。杨沫心慈手软，跟二妹撕打，很难占到便宜，虽然练武几年，还是打不赢。
有一次，娇小的妹妹竟把胖胖的杨沫推了个大跟头。两个人扭成一团，在地上滚来滚去，把个小白杨吓得目瞪口呆。
母亲杨沫后来在文章中说：当她压住二妹时，白杨敢上来帮助她，踢二妹一脚。但当二妹压住她时，小白杨就躲得远远，恐惧地望着她们，不敢靠前。
丁凤仪知道她们打架后，首先惩罚，挨打挨骂的是杨沫。
老牛会用舌头一下一下舔自己的犊子；大鸟会嘴对嘴地喂雏鸟；鳄鱼会把小鳄鱼含在嘴中；母狮会让小狮子踩着自己身子嬉闹……可杨沫却还不如这些动物的小崽子们幸福。她对童年的记忆是悲惨的：寒冬腊月，穿着破棉袄，全身污黑；脚腕上的冻疮流着脓血，走路一跛一跛；天气炎热了，还趿拉着一双破棉鞋，露出脏脏的脚趾头；动不动就挨打挨骂……
除了这些片断的画面，再无别的印象。
破裂的，冷酷无情的家庭环境，养成了她的敏感、多疑、忧郁，不重亲情的性格。
从我记事时起，母亲在提到她的父母时，从没说过他们一句好话。
2.抗婚与失业
大哥为人厚道，自从与镖师的女儿好了之后，母亲丁凤仪极力反对。她鄙视练武术的，认为这些人又穷又没地位，因此，她把大哥骂得狗血淋头。大哥一气之下，带着女友离家出走，他看不惯父母的行为，又不满母亲干涉他的婚姻。以后无论生活怎么穷困，也咬牙自己忍受，绝不回家。
杨沫对大哥充满同情和尊敬。
1928年杨沫14岁时，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中。那年全校共招生22人，编为一班，均住宿。校址在温泉村的一座庙旁。
这时候，杨沫对武侠小说的兴趣淡漠了，而更喜欢读中外新小说。最早读的是郭沫若用书信体写的小说《落叶》，一个中国男青年和一个日本姑娘的恋爱故事。此后又读了不少郁达夫的小说。这些书籍更贴近现实生活，更能引起她的共鸣。特别是日本文学作品对她影响很大。芥川龙之介的感伤小说让她流了不知多少泪。小林多喜二的左倾作品则激发了她对革命，对动荡生活的向往。
因家境的衰落，生活越来越窘迫，杨沫回到家中，常常是有一顿，没一顿，饿肚子习以为常。有时候，家里根本不做饭，上街买几个烧饼，就着酱萝卜，打发了事。等1931年上到初三年级时，父亲为躲债，逃之夭夭，全家更加贫困。
为减轻家里的负担，母亲打算把大女儿嫁给一个有钱的军官，这样既省了一笔开支，家里又能有个依靠。一天，丁凤仪突然打电话把杨沫叫回家说：“孩子，咱家现在维持不下去了，你父亲跑了，就剩下咱们母女几个。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说着哭了起来。
杨沫的心情也万分沉重。
过了一会儿，母亲说：“好孩子，你也老大不小，该嫁人了，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给我说说。”
杨沫回答：“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只想上学读书。”
母亲脸上露出了平日少见的笑容：“现在有个机会，你可以嫁个军官，不愁吃，不愁穿，有房住，有钱花。咱们家的生活也能有个依靠，你看行不？”
杨沫说：“不，我还要念书呢。”
丁凤仪说：“那我实在没力量供你上学了。就剩下那么两个钱，我还得留着养老呢。”
杨沫说：“哪怕借钱，我也要熬到毕业。”
丁凤仪说：“为了全家的生活，我才给你找个有钱的男人。嫁个军官多好，薪水高，不受欺负，全家都能沾光。你听妈的话，去学校收拾收拾东西，回家来结婚吧！”
杨沫头脑发懵，久久说不出话来。
此时的杨沫，已经读过不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个性解放的小说，如冯沅君的《隔绝》等等，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大哥勇敢抗婚的举动也直接给她做出了榜样。她鼓起勇气，对母亲说：“不，我要念书。我不嫁人。”
母亲没料到女儿竟敢跟她顶，生气地说：“这不能由你，我到哪儿给你弄钱念书？”
杨沫天真地说：“找人借。”
“到哪儿借？”
“反正我不嫁，我不当小军阀的老婆。”
丁凤仪勃然大怒：“不嫁，你就别再进这个家门！好，你上学去吧，从此以后，你的饭费学费，我概不管！想一辈子当大小姐让我养着呀，没门儿！”
杨沫愤然返回学校。
一向温顺的杨沫，几乎逆来顺受的她，这时候竟跟自己的母亲顶撞。她哪儿来的胆子，敢不听母亲的话？
——都是那些争取婚姻自由的小说给了她力量和勇气。
她曾有个很要好的女同学，也喜欢文学，两人经常在一起聊世界名著。可惜这姑娘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当了军官的姨太太，最后沦落风尘，下场悲惨。这件事对杨沫刺激很大，知道自己绝不能重蹈她的覆辙。
最初杨沫以为母亲不会真的不给自己饭费，这只是她的气话。某日，她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声明从此她上学的一切费用自己解决，家里不再管。
受此突然一击，杨沫当场昏了过去。
1931年暑假前的几个月，杨沫的饭费是同学们自发地捐钱提供的，其中有个失恋的音乐老师也曾给过她资助。
杨沫暗恋这个音乐老师，可音乐老师却热恋着另外一个女同学。
杨沫跟那个女同学很好，常帮音乐老师与那个女同学搭线，然而那女同学偏偏不喜欢这个音乐老师，让老师伤透了心。杨沫常常安慰痛不欲生的音乐老师，为他出谋划策，照顾他，陪他说话。老师很感激杨沫，却始终没有接受她的感情。
解放后，这音乐老师还来看过杨沫，早已没有当年的英俊和倜傥。大冬天穿着单鞋，全身给冻得瑟瑟发抖，临走时杨沫送给了他一双棉鞋。
杨沫感激地说这个老师品行很好，始终像亲哥哥一样对待自己。
孩子般的初恋带给杨沫的是忧愁与迷惘。
这一时期，母亲还看了很多五四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书籍。当时“叛逆女性”这个词儿非常时髦，杨沫也很神往。其中美国著名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1878-1927)既让她惊骇，又让她敬佩。
邓肯出生在海边，喜欢大海，富有激情。她因贫困很小就开始跳舞，以此为生，并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舞蹈观念，成为了现代舞的先驱。她的舞冲破一切传统理论和习惯束缚，不守成规，大胆奔放，不落俗套。她的私生活也像她的舞蹈一样落拓不羁，放浪纵欲。她可以随便跟男人上床，只要喜欢，哪怕是船上的伙夫……为此，不少国人斥她“淫荡”、“伤风败俗”、“高级娼妓”。
杨沫对这个舞蹈家却从无恶感，觉得她活得真实潇洒。受邓肯影响，杨沫喜欢大海，追求爱情自由，有叛逆意识。
暑假到了，杨沫终于读完了初三。
回到家，母亲态度依旧，她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见杨沫死活不肯嫁，大骂她“不听话”，“没良心”，“忘恩负义”。最后恶狠狠说：“不听我的话，你就滚蛋！”
滚蛋就滚蛋，杨沫心一横，偷偷跑到北戴河，去找在那里教书的哥哥。哥哥为争取婚姻自由，不惜与家庭决裂，远走高飞，杨沫把他当成了英雄。
但哥哥自顾不暇，力量有限，根本没能力帮助杨沫。他生活极其贫困，妹妹来后，时间一长就产生了矛盾。杨沫很痛苦，给同学们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请大家快快帮自己找个工作。
在等待回音的日子里，杨沫的情绪极为悲观。受芥川龙之介的感伤小说影响，她常常想到死。当她徘徊在北戴河的海边上，望着茫茫滔滔的大海时，她感到生命是那么短暂渺小，大海才是永恒，何不让自己这渺小融入不朽的永恒？
芥川，以及有岛武郎这些日本大作家自杀身死的行动，使年轻的杨沫羡慕和敬佩，她觉得自杀也是一种美，一种光荣。
回想起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她感到生活对她太残酷了。有家却无家的温暖；有母亲，却无母爱；有房子，却没有住处；有男人，却得不到爱……她想入非非，觉得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不如追随那些小说中的人物，自杀算了。这大海是自杀的最理想的地点，美丽，壮阔，万世长存。
可快满17岁的她，又不甘心这么早地喂给鱼吃掉，化作乌有……
终于，同学李绍强来信，说工作问题有了希望。
3.与张中行相恋
这个练武的师妹李绍强非常同情杨沫的处境，托自己表哥帮忙。她表哥跟当时刚考入北大的张中行认识，又托张中行，因张的哥哥当时在河北省香河县立高小当校长。
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妻子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这妻子也没一句怨言。
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忙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
因此，杨沫就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了面。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流年碎影》224页）
那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他跟有文化的小自己5岁的杨沫聊天，比跟已结婚5年，岁数比自己还大，彼此没话说的农村妻子有意思得多。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
到吃饭时分，张中行就请杨沫和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了午饭。之后，张中行立刻给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缺，自己认识一个，很是不错，遂把杨沫介绍给哥哥。
哥哥回信说缺人。
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其寓所里，杨沫感叹张的书多，学问大，博古通今。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清爽，热情，以致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
当杨沫走投无路时，张中行挺身而出，帮她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生计问题。杨沫很感激他，同时发现他虽是北大的大学生，却没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的尊重，绝不狎昵。
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
杨沫去香河教书没多久，大约也就两个来月，她母亲病了。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力劝她回北京，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丁凤仪此时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家中只有杨沫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她们贫困垂危的母亲。
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这个自小缺少亲情温暖，日夜渴望爱抚的女孩，现在为爱所包围，天天都沉浸在甜蜜的愉悦里，望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她甚至没怎么觉得难受。
在她少女的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冰冷，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太多的伤害，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尝到了从没感受过的、巨大的、令她晕眩的幸福。
张中行在杨沫的心目中，简直光芒四射。他待人认真负责，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杨沫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势不可挡，很快就怀了孕。当她喜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中行时，谁知他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对他极为不满。
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了她……”
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
年底，母亲丁凤仪病死，这个家也随之就散了。杨沫没掉一滴眼泪，挤也挤不出。因杨震华另有外遇，丁凤仪死后，后事他根本不管。家中没钱办，丁凤仪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卧室里。次年年初，为给丁凤仪出殡，舅舅带杨沫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变卖杨震华的土地。得了一些钱后，才给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出了殡，姐妹三人还分了一些剩余。
1932年春，14岁的二妹杨成亮嫁到东北，给一个律师做姨太太。这个人是她在天津打官司时认识的。以后音信全无，仅在“七七”事变前来了封短信，说她在长春的生活没意思，并寄来一张像片。不久，1938年因病去世，年仅20岁。
而三妹白杨却走上了当演员的道路。那是1931年秋季，联华电影公司要在北京办演员养成所，登报招募学员。眼看着这个家庭难以维持，就要垮台，为了谋生，白杨和成亮都去报名应考。哪知考试的那一天，成亮被票友拉去唱戏，白杨不得不独自前去。她年纪虽小，才12岁，居然录取了，从此进入了电影界。
迫于生计，姐妹三人各奔东西。
到了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
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
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毕竟杨沫年轻，不难看，有文化，他农村的妻子没法比。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
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据张中行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张中行《流年碎影》225页）
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日子自然清苦。一天上午，白杨来到大姐和张中行的住处。
屋里酷冷，窗台上的水杯里结着冰碴。已经十点多钟了，却还没有升火。屋里没烟筒，只有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奄奄一息。
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白杨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
杨沫说：“每天上午十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
白杨发现饭柜里，除了点咸萝卜，什么吃的也没有。问：“你吃些什么菜？”
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
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
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有肉有菜了吗？”
大姐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杨着实吃了一惊。
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隔长不短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
以下一首就是他从《乐府诗集》或什么地方找来，送给杨沫的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娓娓表达了对爱妻的缱绻依恋。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
4.两人分手
母亲杨沫与张中行过着平淡琐碎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日复一日。
母亲说：直到1933年的一个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才像缓慢行驶着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从此，一泻千里地转向了另一条道路上。
张中行与母亲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很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他呢，却看不大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他不满意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
但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着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儿时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
她越来越感到跟张中行过日子庸庸碌碌，没有色彩。张虽也是个青年人，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和过小日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等琐事费心，母亲情绪不好，两个人的摩擦增多，不断吵架。母亲在一份材料中说：
张仲衡（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中（1932-1936），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1936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
张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毕业的母亲。他数次警告母亲：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母亲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跟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再告诉他，两人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母亲没事的时候，就看各种革命书籍。一次，她因为看书，忘了做饭。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看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啊？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才穿的皮大衣呢？
母亲有一件她妈留下来的翻毛皮大衣。
母亲气极了，与他争吵起来。
但张中行尽管对母亲不满，还是深深地爱着母亲。
有一次，母亲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断绝，一时间回不到北平。张中行急坏了，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还写了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吃不好，睡不好，整整瘦了一大圈儿。母亲返回来后，很受感动。
母亲与任弼时是同乡，身上流着湖南湘阴人的血液，渴求动荡，不甘平庸。她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当家庭妇女。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即便危险丛生，也比这种灰色平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有意思。
母亲曾向妹妹白杨透露过自己的苦闷。
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
母亲心情矛盾，下不了决心。毕竟是张中行在她陷于绝境时，帮助了她。
白杨劝母亲：“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书虫，还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我早就跟他分手了。”
妹妹的观点，在母亲的内心深处得到共鸣。她确实不甘心给圈在这个胡适崇拜者的书生笼子里，不甘心在老学究家里当贤妻良母。
1936年春，丈夫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母亲仍想出去工作，不愿靠丈夫养活。经过努力争取，疼爱她的张中行终于让步，母亲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
解放之后，张中行还与母亲见过面。但与母亲相比，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只几十块钱，母亲算是老干部，要比他多两三倍。但他政治上还算平安无事，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到了1958年。
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
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对杨沫很有意见。
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
就这一点来说，真比当今某些人动不动就对号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气度，有风范。
他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其间，被批斗三次。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80年代，还默默无闻。
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然而张中行却始终没指责过母亲一句。每对人提到母亲时，他总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晚年，张中行私下曾向某编辑表示：余永泽把我的缺点扩大了。我虽然不接近共产党，但我对国民党也不满，也批评，也不参加它的什么活动。所以解放后，在镇反、肃反中我并没有给抓起来，否则，我可能就挨整很惨了。
所言极是。
5.共产党员是好人
1933年1月25日大年除夕，妹妹邀请大姐来玩儿。母亲就来到了白杨的住所，宣武门头发胡同的通顺公寓，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后来的《解放军文艺》总编辑，老共产党员宋之的；后来的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陆万美；还有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中共老党员邸力等等。
母亲杨沫很早就接触过一个共产党员，他叫方伯务，后与李大钊同时就义。
母亲说，她十多岁时，有一阵子，一个蓄着长头发，高高个子，长脸盘的大学生常到家里做客。因为都是湖南老乡，她父母亲对这个似乎是搞艺术的年轻人挺热情，称他为方先生。来了以后，母亲杨沫喜欢躲在角落里听他跟大人聊天，天南地北，聊各种各样新奇的事，母亲听得津津有味。大人在家，方先生就和大人谈，大人不在，方先生就和母亲聊。这个人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经常给母亲讲一些历史故事。他尊重小杨沫，见面总要客客气气跟她打招呼，注意倾听她的说话，回答她的问题，所以母亲见了他感到非常亲切。
记得1927年4月的一个晚上，方先生又来了。那时，母亲的家中已经潦倒，住在北京西四附近的西皇城根。母亲才13岁，听方先生和她父母说了一阵话后，就睡着了。等她睡醒一觉后，听见外面还有方先生和父母的谈话声。母亲感到奇怪，这么晚了，方先生怎么还不走呢? 往常方先生从来没呆过这么晚。母亲看见白布幔上，有一个巨大的黑影来回踱着步。刚开始还吓了一跳，但很快就明白，这是方先生。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到幔帐上。接着，母亲又睡着了，不知道方先生什么时候走的。
没过两天，母亲忽然看见《顺天时报》上有一条惊人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了，20个人中有方伯务的名字。
母亲看逮捕的日期，正是那个晚上，就明白了方伯务总也不走的原因，可能是想在自己家里躲一躲。
又过了些日子，仍是在《顺天时报》上，母亲发现了更加吃惊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被捕的人，其中也有方伯务，全部被判处死刑，绞杀了！
什么，那个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的大学生给绞死了！母亲大惑不解。为什么要杀死他？为什么？他的死，使母亲难过，更多还是惊奇，迷惑。他有学问，待人谦和，温文尔雅，根本不是强盗土匪，为什么要杀死他呢？说他是共产党，那这样的共产党并不坏呀！反正方先生是好人，绝对是好人！
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母亲的一生。
原来，白杨的朋友许晴将白杨介绍到苞莉苞剧社。“苞莉苞”是俄文“斗争”的意思。这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当时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于伶和宋之的。那天来这里聚会的大都是苞莉苞剧社的成员。
13岁的白杨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
她向母亲一一介绍了自己的朋友。
许晴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眼睛又黑又大，炯炯有神，高个子，这在南方人中极少见。中学毕业后在南京搞进步文化工作。读过不少俄国革命文学作品，特别崇拜高尔基，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尔础，还曾把高尔基的三部曲送给白杨阅读。这位安徽来的青年，从小没父亲，是老妈辛辛苦苦给他拉扯大。
刘莉影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三十年代小有名气。她思想进步，曾演过不少进步电影，如《马路天使》、《生死同心》等等，当时与宋之的同居。
刘莉影原籍东北，对东北特别有感情，聊天时，总是离不开“九一八”事变的话题。她痛骂国民政府对日本唯唯诺诺，没有骨气。她向母亲介绍了苏联，特别是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还讲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感受。同时也嘲讽身边那些对东北沦亡漠不关心，只顾自己读书的书呆子。
邸力与母亲同岁，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1932年在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年仅18岁。以后一直在北平、天津、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38年赴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毕业后去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工作。
在这次聚会上，母亲还认识了陆万美，著名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他大母亲4岁，生于昆明，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脚微跛。陆万美刻苦学习，1929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1931年冬，继女作家石评梅之后主编《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受到左翼进步人士的好评。陆万美还联合许晴等在《蔷薇周刊》上提出了“活路文学”的口号，齐集了一大批不满现实，寻求出路的青年。
1932年春，陆万美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北平左联常委等职。1932年11月，鲁迅来到北平，在五所大学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陆万美受组织委托参加了欢迎鲁迅的宴会和内部会议，并和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谈。
因陆万美积极从事学运，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经周恩来多次交涉才得以获释。上海解放后，陆万美曾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1950年调云南，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母亲后来写的《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一些情节，就源自陆万美的经历。
还有宋之的，1932年即参加了中国左联北平分盟，任其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主编，先后在上海、重庆、太原等地从事革命戏剧运动。解放后历任武汉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可惜的是1956年英年早逝，年仅42岁。
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们无家可归，聚在一起，免不了高谈阔论，抨击时弊。他们关心东北的沦丧，在小屋子里纵情高唱《松花江上》，凄婉的曲调，把大家唱得热泪纵横，母亲也哭了。
这都是一帮左倾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他们在一起不是谈吃喝玩乐，穿著打扮，男女之事，文物古籍，赚钱之道，而是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如何正确……
他们说唱就唱，说哭就哭，说骂就骂，说笑就笑，手舞足蹈，充溢着青春朝气。让母亲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耳目为之一新。
母亲觉得这些人与自己的丈夫完全不同，自己跟他们更谈得来。
玩了一个通宵，也聊了一个通宵。闲谈中，有人给母亲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就给母亲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
与这帮人一接触，母亲就被他们迷住了。一个一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母亲迎面吹来，搅乱了她的心绪。
与他们分手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母亲觉得冰冷阴暗。丈夫整天看线装书，不闻天下事。 “九一八”事变之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小日本儿的威胁，可他还那么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毫不关心，名副其实的书虫。
母亲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她找不到工作，穷困寂寞，渴望变革，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
在新朋友的介绍下，母亲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许晴自认识母亲后，也很关心母亲。他那时在西单一家书店当经理。1933年春天，曾介绍母亲到这家书店当店员。许晴以这个书店为掩护，偷偷销售进步书籍。母亲一度很高兴。但不久许晴被捕，母亲在书店无法呆下去，又失业了。
6.与共产党员马建民结合
1936年这次去香河教书，母亲遇见了马建民，也就是我的父亲，她的入党介绍人。
当时母亲有一个同事，叫贾汇川，也在该校教书，与马建民认识。下面是母亲叙说她是怎样找着党的。
1936年前，我曾听贾汇川谈起过马建民，说马是个革命的青年。所以，在没有和马认识前，我心目中对马先就有了好感。1936年3月末，有一天，马突然到香河高小找贾汇川。他来后，贾即介绍我认识了马，并告诉我马是因为在北京有个同志被捕，为预防万一，他才到香河来躲避的。但具体是谁被捕，他们没有对我说。我对马非常同情，也非常愿意和他接近。马也是听了贾的介绍，对我很信任。他在香河住在贾的房间里，我课外时，常和他在一起谈话。印象中他鼓励我参加革命，并给我讲当时的政治形势，如蒋介石不抗日，共产党坚决抗日，红军已到了陕北等（我还记得有一个题目叫《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么？》），还教给我当时进步青年都喜欢学的拉丁化新文字。因为马建民积极热情地帮助我，所以我很高兴和他接近。且庆幸自己认识了一个革命同志。马当时并没有对我说他是共产党员，但我心目中却当然地认为他是共产党员。
那时马也没有讲过他自己的过去。直到1950年后，要写《青春之歌》，才向马了解了一些他过去的经历：他1926年12月即参加了共青团，在保定上中学时，先后两次被开除。在宛平田各庄搞地下工作时，常和同志在河边的苇子丛或坟地里开会。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敌人得到消息要抓他，他就跑到一个学生家里躲了几天。这个学生和他母亲对他非常好，掩护他和帮助了他。
他于1930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
在我和马建民经过一段时间来往后，他和贾都对我提出过这样一个要求，为了使马能够在香河栖身，不被敌人发现，他们叫我找张一真（张中行的哥哥，时任香河县教育局长），请他为马安排个小学教员的位置。我欣然答应，就对张一真说了，叫他帮助给马找个地方当教员。开始张一真不愿意，但我和张再三地说，叫他一定帮忙。大概张一真看在我和他弟弟的关系上，最后答应替马打听一下，找到了后，可以叫马去。后来，约4月初，张就把马介绍到香河河北屯教书了。
马和张中行不认识。我记得他们俩从没有碰过面。
以后，贾汇川和马建民又向我提出，叫我替马到北京取一趟东西，并打听一下马出走后，北京的情况。我认为这是革命同志对我的信任和考验，欣然接受。在1936年4月5日趁学校放春假时，我就到北京去了。在我离香河前，马写了一封介绍信，叫我到北京西单附近地方去找当时正在中国大学上学的侯薪，叫他帮助了解情况和取东西。我到北京找到了侯薪。大约过了一两天，一个傍晚，侯到我住处找我，我们一同到宣武门一条东西街的一个小门前（马当时的住处），侯叫我在门外等着，他进去一会儿，取了一包东西就出来了。他把这东西交给我。当我回香河后，马已去河北屯教书。我给马写了信，过了几天，马到香河来找我，就把东西取走了。从此后，我在香河没有再看见马建民。
我和马建民认识后，时间虽短，接近却频繁。这就引起了张一真的怀疑。他写信向张中行告了密。不久，张中行突然从天津来到香河，非叫我辞职和他一起回天津不可。
按张中行的说法，是收到了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你还想保全这个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到天津去。
张中行听从了这个朋友的话，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香河劝说杨沫。
母亲不同意。好不容易有个职业，还没有干上两个月，为什么又回去？
但张中行苦苦哀求，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用，何必辛辛苦苦当孩子王，两地分居？在张兄弟二人的压力下，母亲只得和张一起离开香河，回到了天津。但仍旧暗暗与马建民通信。
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是蒸汽。母亲二话没说，立刻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平哥哥家。谁知没几天，张中行又追到北京，眼泪、情话一大堆。母亲看他那么痛苦，只好又跟他返回天津。
这时母亲已经与马建民有了感情，既然不能公开通信，就由同学替她秘密传书。母亲不是很孔老二的人，她受五四精神影响，思想开放，感情丰富，好就住在一起，不好就分，没有从一而终的那一套观念。她欣赏舞蹈家邓肯，敢于叛逆传统习俗、传统道德……妹妹白杨也相当前卫，自然对母亲有所影响。
道不同不相与谋。此时母亲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学究妻子的生活。整天就是买菜、做饭、刷碗、洗衣、扫地、睡觉。
1936年6月，终于有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按张中行的说法，最后分手经过是：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不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个下午，在她哥哥的住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
这时，马建民已从香河回到北平的《世界日报》，每月有20来元的收入。
母亲在1974年6月10日的日记中说，这年（1936）6月10日，他们两个结合了。
应该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
父亲马建民当年也是很英俊的，眼睛炯炯有神，鼻梁挺直，宽宽的肩膀，说话温和，举止沉稳。母亲把对党的热爱，全放到了父亲的身上。
母亲后来在文章中写道：1936年10月后，马建民搬到我哥嫂家里，我们就结婚了。马建民的薪水比张中行少得多，两个人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母亲心甘情愿。
白天父亲在报社工作，晚上陪伴即将生产的母亲。他很少说感情上的话，却喜欢分析当时的中国局势、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听说来的红军长征传闻。
母亲饥渴地听着，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生活虽不及与张中行过得富裕，精神上却很愉快、充实。
她想起了那些纷纷坐牢的进步青年，猜测他们肯定都是共产党。她渴望自己能与他们为伍，多次向父亲提出了入党要求，父亲一次一次答应，却都没有结果。母亲挺着大肚子，整天在家闲得无聊，总缠着父亲要入党，要父亲帮她这个忙。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
因为这件事总没进展，母亲非常着急，一度对父亲有些不满。
刚刚与母亲同居的父亲，其实有个农村的妻子，但由于躲避敌人抓捕，被冲散了。无奈现在陷于爱河，不能自拔。他不住安慰着母亲，劝她不要着急。因他有难处，自从同志被逮捕后，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他的关系已经失掉了一段时期，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
11月，母亲生下了姐姐徐然。父亲明知道这是张中行的孩子，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细心给她换尿布，抱她，哄她，亲她的小脸。这让母亲有些出乎意料，她还担心老马会嫌弃这个孩子呢! 心里暗想：共产党员就是好，没有一点封建意识，没有一点自私观念，胸怀多宽广！比那学究，真是高尚多了！
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老学究都那么冷酷，而对不是自己的孩子，老马却那么呵护，这两个人的巨大反差，让母亲深受感动。
想想方伯务，想想许晴，想想老马，母亲更加觉得自己找个共产党员当丈夫找对了。她巴不得自己也赶快入党，便隔三差五地催父亲，缠着父亲，要父亲向上级反映。她以加入这个神秘的，有危险的，荟萃一帮好人的组织为荣。
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1936年12月的一天，父亲让母亲写个材料，讲讲自己的出身历史。
母亲问：写它做什么？以为父亲给自己找了个工作。
父亲说：你总缠着我要干什么？
母亲马上明白了，欣喜若狂。
12月末的一天，父亲通知母亲，党组织批准了，她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母亲觉得幸福极了。她后来在文章里多次自豪地提到1936年12月她加入了党的怀抱。她非常看重这个。
以后，父亲常常给母亲一些文件和材料看。
那时候入共产党，当不了官儿，长不了级，分配不了好工作，不会受重用，却有可能坐牢，甚至被杀头。
为什么母亲还要冒着危险参加，图个啥？
很简单，母亲就是觉得它好，它革命，它代表未来。
母亲这时22岁。
7.战火中锤炼
1937年七七事变后，母亲不愿在北京当日本鬼子的顺民，随她哥哥到上海投奔妹妹白杨。不久上海又发生战火，妹妹要去重庆，劝母亲也去。这时候，母亲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说他已回到老家河北深泽。母亲决定返回河北，寻找父亲。在兵荒马乱的时刻，她抱着一岁多的女儿徐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深泽县，随即与父亲一起参加了冀中地区的抗日战争。
她自己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1937年12月，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
1938年5月，调冀中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39年5月，调冀中十分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41年春，因病到铁路西十分区易县的后方医院疗养半年多
1942年1月，在平西游击区的挺进报社工作
1942年4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半年
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在十分区政治部临时帮忙
1943年4月，回十分区任抗联会宣传部长
1944年8月，调十分区黎明报社任编辑
1945年11月，调《晋察冀日报》任编辑
……
看得出，母亲主要搞妇女工作和宣传报道工作，并不在第一线打仗作战。但就是这样，她作为根据地的文职人员，每天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她这个昔日的“大小姐”得以有了一段无比艰苦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她曾亲眼目睹叛变投敌的霸县县大队副大队长将丈夫抓走；她为躲避鬼子搜捕钻进狭小的炕洞里，几乎闷死；重病中，她曾被地主房东的儿子调戏过；还曾冒险藏在一卷苇席里，从鬼子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这些是她北京的小市民生活根本没法比的。那么危险，那么刺激，又那么丰富多彩。
母亲当时工作的地区冀中十分区，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包括永清、霸县、固安、雄县、容城、新城等县。白洋淀就在这一片。
冀中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本来就非常残酷。而母亲所在的十分区，又邻近北平、保定、天津，属于敌人的心脏地带，驻有重兵，碉堡林立，并频频扫荡，斗争就更加残酷。不像四分区地处阜平一带，是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虽然生活艰苦，但因是山区，偏僻遥远，鬼子控制薄弱，相对和平一些。
这里敌我阵营犬牙交错，短兵相接，相互渗透，彼此都是对方的眼中刺，肉中钉。互派特务，互相对杀。工作十分危险，说死就死，干部的伤亡率非常高，递补频繁。十分区所辖的几任县长、县委书记都是一个一个或牺牲，或被俘，或叛变，又一个一个上任。
据吕正操的《冀中回忆录》记载：冀中十分区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国民党势力很大。自从1938年以来，敌人始终把这一地区当作进攻的重点，连续不断地用优势兵力围攻、扫荡，同时大量修建据点。1941年初，十分区境内驻有一万多日伪军，204个据点。
十分区司令员先后为周彪、刘秉彦，政委先后为周彪、师荣、李斌、旷伏兆。参谋长肖新槐，政治部主任王逸群。
所谓战火的锤炼其实就是死亡的锤炼。死神的影子总在母亲身边飞舞。
1939年12月27日，我十分区27团在雄县神堂抗击2000多敌人围攻，杀伤了大量敌寇，自己也伤亡了250余人。虽然打了胜仗，受到吕司令员的嘉奖，但把烈士遗骸集中起来之后，放在地上也占了老大一片。
1940年12月22日，我十分区32团一部，约500余人在容城县大后台被围，从黎明战至下午，顽强不屈，最后仅数十人冲破敌人包围圈，共有400多干部战士壮烈捐躯，震动了全分区……
很多同志，几天前还聊天交谈，几天后再也看不见，长眠在泥土之中。身边每一个人倒下，都似利刃刺扎着母亲的神经。她是个对死亡特别敏感的女人，几乎有点神经质。
1942年4月5日， 二联县六联区区长王泰和警卫员李尚亚（外号小厉害），被敌人包围在雄县马浒村。当时正刮大风，对面看不见人。为了群众安全，他们离开堡垒户，跑到村边的一个磨棚里。敌人包围了这个磨棚，伪军头子将劝降信用弓箭射入。王泰奋笔疾书：共产党员视死如归！将回信裹个土块投向敌人。日伪军立刻发起进攻，王泰与警卫员沉着还击，一连打倒了10多名敌军。后来敌人爬上房，凿开屋顶，往里扔成捆成捆的柴禾，放火烧，王泰和警卫员在烈火中壮烈牺牲。
几天以前，这个胖胖的王泰还见到母亲，送给了母亲一块精致的小怀表。那是他缴获敌人的胜利品。他微笑着说：“老杨呀，你看这玩意儿稀罕吧，送给你掌握时间吧，别起晚了，叫敌人逮住。”
母亲非常感谢。但万万没料到几天之后，王泰就牺牲了。小怀表成了王泰区长的最后遗物。
虽然战争环境经常有人牺牲，可听到王泰牺牲的消息后，母亲还是感到晴天霹雳，像被电击中一样，愣了好一会儿。因王泰原来当过教师，有文化，看了很多书，很能跟母亲说到一块。他死得又那么英勇壮烈，让母亲万分悲痛，久久不能平静。她把这块小怀表一直保存，到最后根本不能走了，还舍不得扔（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
1942年10月22日，三联县县长胡春航驻永清县庞各庄，因暴露目标，遭敌包围，突围中左臂和右腿被打断，伤重被俘。在敌人将其用担架抬往永清县城途中，悄悄把手绢塞入口中，希图自杀殉国，不料被日寇发现而未遂。原副县长叛徒贾树元说：“胡老师，你别走这条路，到了县城，皇军错待不了你。”胡春航回答：“我不是你的老师，我没你这样的学生。你叫我老师，等于骂我八辈子祖宗。”当担架抬到惠元庄时，他再次偷偷扯破衣服，将布片塞入喉咙，终于自尽成功。
同月，二联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谭杰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敌人将其关押在马庄据点，严刑拷打，谭杰宁死不屈，在牢房中把吃饭的筷子插入耳中，撞墙自尽。
这些都是她所熟悉的战友，平日貌不起眼，关键时刻却那么英勇，惊天地，泣鬼神，能写上书。他们牺牲的细节，被同志和当地老乡们广泛传颂。
把布片塞入喉咙，活活憋死自己，这是何等的毅力？
把筷子放入耳中，对着墙撞，这是何等的勇气?
母亲听说了之后，数日食之无味，夜不能寐。在文人的爱的巢穴里，温情脉脉，哪里会接触到这些？
母亲还有一个好朋友，原二联县八区区委书记吕烽，河间县人，1943年夏母亲曾在他的地区工作。吕烽常常夜间带着警卫员陪母亲下到老乡家做群众工作，他管母亲叫大姐，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亲。这是个勇敢机智的小伙子，曾带区小队3人，在刘庄巧俘伪警察8人；还曾指挥游击队员夜入高庄，击毙日军小队长和班长各一人，后任县敌工科副科长。1945年5月25日，日军400多人将吕烽等抗日干部包围在四联县小卢昝（音：赞）村。经过4天激战，击毙日军50余名。最后转入地道战，又坚持了3昼夜，总共战斗了7天。地委城工部长穆占祺牺牲，吕烽同志也在这次战斗中被俘，惨遭杀害。
据生还者说：极度饥渴之时，在地道里的同志们曾喝自己的尿，生吃腐烂的小猪……
这种种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让母亲震撼，让母亲刻骨铭心。
烈士的鲜血洗礼了母亲的灵魂。她曾反复质问自己，如果换了自己，能否像牺牲的同志那样视死如归？她在日记中坦率承认自己有点怕死，特别是怕腐烂的尸体，臭烘烘的。但身边那些勇敢献身的人又激励着她，正视自己的软弱，克服自己的软弱。
她担心自己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在小包里，经常带着一颗手榴弹和一把橹子，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母亲的小资味儿很浓。她不喜欢刀枪，却喜欢花儿，看见一朵花，欣喜得要命。因为多愁善感，她对死难的烈士总是忘不了。经常恍恍惚惚觉得这些人还在自己身边走动，说话，开玩笑。
换了别人，难受几天就过去了，她却要沉痛许久。在大城市北平，她身边的熟人哪有这么多死掉！每一个熟识的战友倒下，对她都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使她惊悸，使她难忘。
她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战友，我的同志，他们牺牲的时候都不过20多岁，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头——在我的心头矗立着一座丰碑。现在，我要把我身上的丰碑搬出来，搬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叫后世人民永远记住这些英勇献身的同志们。
——马敦来。他牺牲时不过20岁，我们黎明报社的刻字员。他刻得一笔好字，圆圆的脸总是含着微笑。前一两天，我们还在一起，突然听说他夜里遇见敌人，被杀害了。
50年来，母亲始终保留着他的一张照片。至于这个马敦来是哪里人，详细情况如何，他死时就这么年轻呢，还是这是他年轻时的照片，均已无法知道。
母亲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好几个战友，他们是：
新城县县长杨铁，1943年7月13日被敌人堵在地道里，打死一名敌人后，开枪自尽，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头示众。母亲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
我们的农民县长杨铁，这个矮矮的个子，敌人笑他是卖豆腐的傻蛋。
人民却爱他像爱自己的母亲。
鬼子搜捕抗日的县长杨铁，把他堵在地道里，千呼万唤，甜言蜜语：出来吧，出来没事，到皇军那儿也一样做官儿。
在死亡面前，这矮矮的卖豆腐的汉子，没有恐惧，没有悲伤，从容殉国。
分区敌工部副部长李守正，喜欢文学，常和母亲切磋写作，1944年3月31日被敌人包围在一所房内，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饮弹自尽。
母亲的战友，曲阳县妇救会宣传部长任霄，南方人，热情奔放，喜欢写诗。1942年10月被俘之后，用衣服拧成绳子，断然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
霸县县委书记高均，当县长马建民被企图叛变的副大队长抓住后，就是高均率部队冒险前来解救，但后来这位老战友被反动的红枪会杀害。
还有韩菊林、韩超新同志……
从延安来的新华社记者安适。母亲在平西根据地与他相识，常常向他打听延安的情况。他喜爱文艺，跟母亲能谈得来。母亲调回平原后，他曾送给母亲一本精装的《联共党史》，可不久，就听到这个远离家乡的青年记者牺牲了的消息。
这还都是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牺牲率不算高，远比不上吕司令员领导的冀中主力部队，一牺牲就是十几人，几十人，上百人。
……
母亲说太多了，太多了！无法全把他们一一给描绘出来。然而这些同志却永远活在她的心头，她说：我爱他们！
确实，母亲打心眼儿里热爱他们。这从她特别喜欢搜集烈士的传记、遗书、各种资料等能够感觉出来。家里有很多烈士传，如《湖南革命烈士传》、《江西革命烈士传》、《荣哀录》、《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等等。
早在五十年代，母亲就对我说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偶然得到了一本书，名字叫《牺牲》，封面上印着殷红的滴滴鲜血。里面有张太雷、向警予、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萧楚女、夏明瀚等烈士简历。其中还附有不少烈士死后的照片，大部分是躺在棺木里照的，也有躺在刑场上的，如罗亦农就躺在草地上，头部给打得面目全非，血迹斑斑，相当惨烈。
母亲说她看了这本书后，难受得哭了，一夜睡不着觉。
母亲去世后，我真的在母亲的书柜里发现了这本书。看后，心脏怦怦乱跳。这部印制粗糙，纸已经发黄的书里展示了70多具装在棺木中的尸体相片。有的是同一个人两个相片，一个生前，一个死后。个别的还呲牙咧嘴，相当恐怖。男人看了脊梁骨都要冒冷汗，别说女人了。等于是在死尸堆里走了一遭，能闻见尸臭和血腥。可以说，任何人看了这部书，都会被震撼，毛发竖立。何况母亲这么一个多愁善感，富有小资味儿的女性，她看后心惊肉跳，彻夜难眠就太正常了。
母亲是城里人，家境富裕过，平日看见一只死老鼠都吓得吱吱乱叫啊。
自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牺牲》这本书的影子总也摆脱不掉。母亲在她的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到这本书。她说，就在她开始写《青春之歌》时，还浮出了《牺牲》书里的画面，那一具具死难烈士的尸体，刺透了她的灵魂，几十年怎么也忘不了。
她把这本书当作宝贝，当成最珍贵的藏品，当成了烈士的遗骸，小心翼翼，精心保存了50多年。
正是这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烈士的牺牲对母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力，才使她有了写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能感觉出来，母亲参加革命斗争，虽有不怕死的一面，也有怕死的一面。她对死极端敏感，因而她身边的每一个战友牺牲都给了她超强刺激，撕裂着她柔弱的神经。这一点，从母亲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出。
1946年4月22日 张家口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同志遇难的消息，对于我这样一个极平常的革命同志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我愿记下来，作为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事。
两天前，我的心脏病又复发了，而且很重。根据过去复发的原因，不外是精神过度疲劳或者受了刺激。但是这次，我的精神并没有疲劳，也没有受刺激。生活得很平静。我对这次犯病的原因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今天我才恍然发现我犯病的原因了。从12日以来，只要和人谈话，是王、秦等“四八烈士”的死，看报纸也是王、秦等同志的死。这里是追悼会，那里是公祭、唁词……而每次谈话、看报、念祭文、读唁词，我都抑制不住地要流泪。尤其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泪珠不知不觉地淌得更凶。有时甚至捧着报纸放声大哭。孩子看着我无故流泪，睁大眼睛感到惊奇。一天、两天如此，三天、四天还是如此。眼泪好像流不完似的。于是怕受刺激的心脏病又怎能不犯呢？
也就是说，为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素不相识的领导同志牺牲，母亲悲愤异常，以致犯了一场心脏病。
连根据地的一些地主也那么忘我、爱国！雄县东河岗村的开明士绅王汉秋，为支援抗日，帮助老百姓度过饥荒，将自己的土地无偿献给农民。当有人对他这样做不理解，认为他别有用心时，他用镐头剁掉了自己的左小手指，表明铁了心跟共产党走，抗战到底。
当这位小地主把血淋淋的手指头和血书当面交给我父亲马建民时，母亲也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
可歌可泣呀……
尽管在十分区这一段经历是她毕生中最残酷、最紧张的一段生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身边的同志三天两头牺牲，母亲却说：“抗日战争中的那段生活，那段往事，变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难忘怀的记忆。回忆起来，无论那之前或那之后，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我爱那段生活，我以自己有幸参加了那种充满战斗气息，而又无比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自豪。” （见《杨沫文集》5卷446页）
是的，在抗日战争中，她才有机会与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亲切聊天，并一同在小饭桌上吃饭；才有机会在大苇塘里，过着“天当被子，地当床”的野外露宿生活；才有机会与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随便开玩笑，被他称为“洋（杨）马同志”。
她曾冒着危险去一个大地主家进行说服反正，却无功而返；也曾在盛夏季节领略过躲藏在青纱帐里的酷热和憋闷。农村里一贫如洗的老大娘曾给过她大枣，让她充饥；在日本鬼子进村的危急时刻，一个被称为“傻蛋”的老实农民，把她给带出了村……
多少难忘的经历啊！
抗战中她也写过一些通讯，却没有特别精彩的。因为那些有名的战斗，如齐会之战、掌史之战等，她一个都没参加。她是一个女同志，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搞宣传，写的东西就是些伤员、老大娘、小姑娘等平淡无奇的琐事。
她自然不满意，心中的激情发泄不出去，难受得慌。她出自本能地渴望写出八年抗战来，于是她孜孜不倦地写，一生就写抗日战争这一段，别的不写（应景的小文章除外）。
我们下乡插队八年，并没有生死危险和那么些激烈斗争，大都平平淡淡，想写的欲念都那么强，母亲经历了战火煎熬，九死一生，其内心的百感交集和表现欲就可想而知了。
多年来，那些倒下的英魂总在她眼前晃来晃去……促使她非要用笔写点什么不可，这样就诞生了《青春之歌》。此外还写了不少怀念牺牲烈士的散文。如：《忆“哥哥”许晴》、《一只小怀表》、《再上雨花台》、《烈士与爱情》等。
8.写《青春之歌》前夕
据母亲说，她第一次患重病是1939年春。
那时，她担任冀中妇救会的宣传部长，跟随贺龙的120师行动。部队在前面打仗，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在后面从事战斗结束后的群众工作。这一段日子非常紧张，经常连续几天地行军，日夜和日本鬼子兜圈子。母亲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大运动量的徒步行军，整夜整夜地走。因过度劳累，缺乏营养，染上了黑热病，终日发着高烧，肚子又大又硬，像石头块子。
骨瘦如柴的母亲濒临死亡。
组织上提出让她回北平治病，她却舍不得战友，舍不得大清河，不肯去。后来多亏固安县牛驼的一个农民老头儿，姓勾，用自己的偏方挽救了她的生命。
但身体总没好利索，这样维持了两年。到1941年春，病重得实在无法工作了，她不得不到易县十分区后方医院休养，住了半年多才痊愈。
1949年3月15日母亲在解放区生活了12年之后，重又回到北京。
尽管新中国成立了，环境好了，生活安定了，母亲在兴奋之余，还是郁郁寡欢。这除了病痛，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作上的问题。
她在人民日报的一段期间，与顶头上司有些隔阂，所以特别想调离开。这位领导对她的病，不闻不问，把她看成可有可无的人，让母亲很压抑。
经多方奔走，母亲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报社，调到北京市妇联。她觉得这样能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创作也有好处。
谁知到市妇联上班后，只看了两天文件，头就疼得受不了。母亲只好到妇婴保健所找温泉中学的同学齐珍屏大夫看病。齐给母亲介绍了一位外国医生，仔细检查了一番后，说子宫没病，只有一点炎症，血压不高，头痛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引起的，建议她到同仁医院看眼。
母亲听后，非常高兴，如果真是眼睛的病，配副眼镜，就解除了缠绕自己多年的疾病，那真是太好了。
但配了眼镜之后，头痛依然如故。
其他的苦恼又随之而来。根据地12年的血与火的磨炼，长期与河北农村的大娘大婶们一个炕头生活和工作，使母亲从外貌到说话腔调，完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有些土里土气。她平日戴着蓝帽子，穿着列宁服，讲话通俗，杂有河北雄县一带的口音，完全没有城里小知识分子的文绉绉。她与大家交往谦虚随和，平易近人，一点没架子。外人很难想到她是个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
结果到妇联后，很多同事都把她当成了工农干部，以为她是乡下人，因而或多或少有些轻视她，不把她当回事，随便给她点工作干。她在日记中这么说：
1949年5月2日
……这些天来，我是痛苦而沉闷的。原因也许是我的地位观念。我觉得我工作了这多年，却和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几乎同等的职务，使我很不高兴。加之又无固定业务，打杂式的飘来飘去，我怕这样进步更慢……因此，我心里常常被苦闷占据着。十几年来对工作第一次如此地情绪不高。
母亲对这样的待遇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干什么都要有个先来后到，刚参加工作的怎么能与十多年前就参加革命的一样对待呢？论资排辈怎么也得讲一点。
她到市妇联时，正值初建阶段，领导工作比较忙乱，不那么细致。她参加革命十多年，却还和一些新分配去的大学生，干同样的工作。而过去的一些老战友，在其他单位都提拔了，自己却还是个小办事员，母亲嘴里没说，心里却有些失落。
当时市妇联在洋溢胡同，一栋三层小楼，所有工作人员都要求住在机关，周末才能回家。女儿小胖患了肺结核，母亲也不能回家照料，十分痛苦。
一次为件小事，市妇联的某领导对母亲大加喝斥，让母亲难以忘怀。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刚从香港回来的女同事，快要临产了，还住在集体宿舍。这位女同志有些担心，找到母亲问，如果分娩了怎么办？母亲安慰她说，你不用着急，共产党还能让你在大街上坐月子？
当母亲向妇联某领导反映这个女同志的担忧时，出乎意料，这位领导发了脾气，她脸涨得通红，瞪着母亲，拍着桌子喝道：杨沫！你说的是什么话？怎么这样没水平！我们妇联要求所有干部都住在单位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工作繁忙，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制定的规定不通人情，让人家在大街上坐月子？
母亲克制着怒火，没跟她争吵。事后她百思不解，自己说这句话有什么错？再加上这位领导比母亲年轻，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比母亲晚得多，却如同主子训仆人似的厉声喝斥，让母亲的心情骤然恶劣起来。
工作不顺心，身体又不好。
年底，母亲因养病无法上班，正式辞掉了市妇联的工作，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市委组织部，后又转到了北池子街道（当时住在马圈胡同12号，白杨买的院子）。她开始与街道家庭妇女、小贩、小手工业者、蹬三轮的一起过组织生活。
到了1951年，她身体依旧不见好转，日记中所记载的全都是这方面的内容。
痛苦出作品，大痛苦出大作品。《青春之歌》就是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痛苦情绪中开始酝酿，开始写作的。
养病期间，在寂寞孤独的日子里，冀中十分区血与火的抗日生活，那不少牺牲的战友，时不时浮现在母亲的脑海。
老马的搭档，霸县县委书记高均；
卖豆腐的新城县县长杨铁；
把衣服片塞进喉咙，自戕殉国的三联县县长胡春航；
靠一根筷子结束生命的二联县组织部副部长谭杰；
送给自己一块怀表的区长王泰；
喜好文学的敌工部副部长李守正；
在敌人面前忠贞不屈的妇救会干部任霄；
多次陪自己下去工作的区委书记吕峰；
还有仓夷同志，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晋察冀日报》的战友，这小青年镶有两颗金牙。母亲在张家口怀抱小胖和徐然的照片及自己戴着军棉帽的单人照片都是他拍摄的，那天是1946年3月8日。5个月后的8月8日他在大同被敌人活活刺死，年仅24岁。
他给母亲拍下了有生以来最好的几张相片。
母亲暗下决心，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这些烈士们的形象再现出来，永留人世。1951年6月9日，她在日记中说：
这两天，我有时忽然想，身体总是不好，干脆来个灯尽油干，尽所有力量写出那长篇小说来，然后死就死了，也比现在不死不活，一事无成的好。这是孤注一掷的想法，当然不对。可是这种养病的生活，实在烦人。
1951年9月，在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保尔·柯察金身患重病写书的举动大大鼓舞了母亲，激励她快点把那部盘旋在脑海中很久的书稿写出来。她想先大胆写吧，等身体好了或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再写，是没日子的。
她对自己说：不要总这么怯懦，成天酝酿呀，思索呀，准备呀，就是不动笔。保尔一个瞎子、瘫子都能写，我还犹豫什么呢？
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她开始动笔。9月25日那天，她草拟了全书提纲。最初的名字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
自从一开始写，她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自己所创作的那个虚幻世界里。全部精力被吸引进去，对疾病的注意力转移了，身体反而变好。不过她还是很注意，别犯病影响写作。为防治腿病，她想起了抗日战争中睡在老乡的热炕上，关节炎从没犯过。她就花了几十块钱，请人在小西屋里盘了个热炕，有钢丝床不睡，却非要睡在土炕上。
花了十多天的时间，她终于修改完了全书的提纲。
也就是在这个月，1951年9月份，母亲接到了抗日战友路扬的信。这封信唤起了她心中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1941年左右，母亲所处的十分区根据地沦为敌占区。母亲因病随卫生部来到了铁路西的后方医院休养。好了一些后，路东回不去，就来到了十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路扬手下当起了小报编辑。那时，母亲总打摆子（疟疾），每日或隔一日就先冷后热，缩在老乡炕上难受得低声呻吟。晚饭多是一个玉米饼子。同志们给她送来，她没有胃口吃，就拿饼子和房东大娘换碗小米粥喝。谁知换了几次后，被有的同志反映了，说她娇气，不珍惜宝贵的粮食。一个衰弱的病人用玉米饼和老乡换碗小米粥喝，竟也招来非议。母亲得知后，心里很难受，可又不便说什么。路扬知道了这件事，悄悄来安慰母亲，向母亲解释道：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边区生活很苦，粮食十分紧张，大家都吃不饱。一个饼子对常常挨饿的男同志是什么分量，你一个女同志可能想象不出。所以同志们对你的不满是很自然的……路扬说得母亲心服口服。
自那以后，母亲对路扬就有了好感。那时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感情上出现了问题。母亲觉得父亲待她不像刚开始那么好了，多日不见面，见了也不冷不热。路扬虽然比母亲小，却很有修养，对母亲体贴入微。
用母亲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情，当时母亲27岁，路扬24岁，以致于这段友情曾经让母亲很痛苦。
路扬送给母亲一本《鲁迅选集》。大约是1943年春天，母亲曾带着这本书爬封锁沟，涉大清河。从1943年到1945年整整两年，一直带着它东奔西走。1945年春天，敌人铁壁合围时，母亲把它坚壁在新城县或雄县的东照村一个姓杨的村长家中。因为村子发大水，这本书就再也没有找到。
1942年春，母亲听说路扬私自脱离了部队，到敌占区了。从这天起，母亲一想起这个朋友，就感到惭愧，不愿意再回想，并驱逐了过去对他的好感。
后来经过整风，母亲对此事做了公开检查，彻底消灭了对他的那种感情。
但1949年2月母亲在石家庄一家医院看病时，无意中与6年不见的路扬重逢。当晚，路扬就找到母亲，解释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误会。
他说他并不是私自去敌占区，而是因为患病，刘秉彦司令员批准他去治病的。以后病好些了，组织上就让他和刘民英一起在保定地区工作。
本来经过整风运动后，母亲已经消除了对他的感情。没料到，他这次见面又重提这个问题。他说，为了母亲，他1942年拒绝了李××，前两年，因为婚姻问题的刺激，他随便找了一个老婆，没当回事，结果在党校整风时，别人批评他对婚姻问题不严肃。
他目前一个人在石家庄看病。遇见了母亲很高兴，并表示想和母亲“死灰复燃”。
母亲的内心矛盾重重。她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对方这么些年还在惦念着她，让她感动。最后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她坚决拒绝，害怕自己再重陷进过去的痛苦。
路扬失望地走了。
到了1951年9月，母亲忽然收到了路扬7月份的一封信，这使母亲又高兴又惊奇，两个人自从石家庄见面之后已中断了联系。他在信中说，他现在随19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利用战余时间写信，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母亲慎重考虑了一番是否给他回信。后来觉得他是多年的老战友，又远在朝鲜战场，随时有可能牺牲，就给他回了一封信。
这样两个人又恢复了联系。
母亲与父亲的关系不融洽。他们俩个性、志趣、嗜好差异很大，隔长不短要吵。母亲爱吃零食，父亲一点不吃。母亲一到了隆福寺，总要买两大碗羊双肠，可父亲闻着这味，却要掩鼻。母亲有小资情调，多愁善感，父亲严肃沉稳，很少激动。母亲喜欢文艺，父亲却毫无兴趣，对母亲写的东西看也不看。
据母亲的日记记载：有一次，母亲对父亲说：我现在发现了犯病的规律。
父亲把脖子一扬，满脸不高兴地说：又是什么规律，规律一年了……母亲十分气愤，嚷道：什么夫妇，还不如同志，朋友，邻居！连自己的老婆都不爱，还谈什么爱人民！
母亲觉得父亲对她漠不关心。她在1951年10月22日日记中叹道：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但对我不好，对孩子，对他父母，对他朋友……全是冷冷淡淡的，他也许是个性如此。晚上他下班回来，吃过饭，便自己看书。睡觉时，他在外屋，我在里屋，虽然一起生活，可是我们的心灵却隔的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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