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动笔写《青春之歌》
我是1951年4月16日被母亲从河北农村接到北京。自我到家时起，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就分着住。母亲住在北房的东屋，父亲住在北房的西侧，有一个屏风挡着床，中间隔着一个很大的会客厅。
母亲与路扬恢通信复联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家庭背景。
1951年10月，当她开始正式写作《烧不尽的野火》时，收到了路扬的回信。这才知道路扬现在19兵团任宣传部长，之前曾在63军当了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
这封信，又引起了母亲深深的思索。自己已经有丈夫和孩子了，路扬对她的感情让她惴惴不安，她感到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感情，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的痛苦之中。阴差阳错，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她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他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对，在小说中，写出这个人物，把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出生入死的感人事迹表现出来。顺便也写出他对自己经受了长期考验的感情。
母亲爱幻想。在朝鲜前线的路扬这么惦念她，与父亲恰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了她一些欣慰和满足。她和他的情谊，中间疏远了很多年，现又似乎在她心中的某个角落恢复了起来。母亲常常想起他：他正在朝鲜和美帝打仗，他会牺牲吗？他现在干什么呢？他的个人问题怎么解决？
母亲本想和他一刀两断，不再联系。但考虑到他在前线，出生入死，很希望能看到母亲的信，出于对前线志愿军的关心和支持，母亲就跟他通起了信。
他们具体的感情经历，母亲绝少透露，但根据母亲的日记所载：七七事变前，当她还没有认识父亲时，曾和路扬认识，并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友谊。但后来因为误会，他们分手了。几年后，在抗日根据地，两人重逢时，母亲已经结婚，路扬还没有结婚。母亲对他有些愧疚，他也很痛苦。以后两个人发展了一段感情，又因为路扬离队治病，产生了误会……
这其中的波波折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现在终于借着写书，有个机会发泄了。
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
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
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
母亲每天大约写两三千字，用四五个钟头，再多便支持不住。她做了一段组织疗法之后，不想再做了。因为每做一天，要难过好多天，什么也干不了。
她常常下午头痛，胃也不好，只能断断续续地写。她的头疼得厉害时，也懒得对别人说。她不愿意让人感到：杨沫，你这个人怎么病这么多！
因为天天忙着写作，她不怎么记日记了，担心写日记要夺去写作的精力。
该去看病时，她也经常不去。因为一去半天，回来累成一摊泥，什么也做不成。她舍不得离开写作。自从开始动笔写长篇以来，她的灰暗生活有了一点快乐，她能把潜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说出来，她感到了创作的愉悦。
但是，另一方面，她也有顾虑：如果组织上知道自己没上班工作，却在家里写东西，会如何看待呢？能否了解这是在休养中不得已的行为呢？这样的写作，总不能算作错误吧。
到了年底的时候，母亲已写了7万5千字。她似乎和保尔抱有同样的心情，觉得自己的生命快到头了，必须抓紧时间把作品写出来，做一点有益于革命的事。
她的身体依旧时不时地捣乱。有一次，她的头痛起来，大晚上，竟忍受不了哭出声。在深夜中，一个成年女人的哀嚎，令人悚然。
为了治病，1952年春天，她连着几天到协和医院看病，请林巧稚大夫给她会诊，林说她剩下的一个卵巢已发生变化，变成了一个肿大的硬块，没有任何功能。由于缺乏内分泌才发生了各种病症，这是没有办法挽救的，只有适当的人为补充各种内分泌。因此，有一阵子，她几乎要天天打荷尔蒙，不打就支持不了。
到了1952年6月，书稿完成了15章。
在写作的时候，她也曾怀疑过：自己费了好大力气写的东西，是否有价值? 动笔后，才发现很多事情自己体验不深，很多基本的材料不全，这能写好吗？接着而来的是失望、泄气、难过。后来她想起了解放军战士高玉宝，文化很低，认的字还不如自己多，不也写成了自传体长篇吗？人家能行，自己为什么就不行？她又想起了保尔·柯察金，一个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重病号都能写成书，自己四肢五官都健全，还写不出来吗？若真写不出来，那就只怨你是笨蛋一个。想到此，保尔的那双黑眼睛仿佛在盯着自己，她终于又涌出了勇气。
这年7月底，组织上决定让母亲到北戴河休养。
母亲非常兴奋，她从小就喜欢海。在北戴河，她的住处紧靠海边，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她一个人睡在宽敞的房间里。夜半醒来，听到大海安静而有节奏的波涛声，她不禁回想起20年前，也就是这个月，这样的天气，17岁的她，只身跑到北戴河的南大寺找哥哥，住在放有棺材的破庙里。那时候，她是为了逃避母亲包办的婚姻，离家出走，却因找不到工作，感到走投无路，想到了死。
而现在，虽然快40岁了，旧地重游，却一扫凄迷之感。她对人生充满了希望。她在这里能住两个月，多么幸福啊！
她像个孩子似的，成天在大海边玩，笑呀！跳呀！她感到大海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它那么大，气吞山河，又那么安静，如泣如诉。它坚忍不拔，无休无止地奋斗，向目标奔跑，一波一波扑向海岸……
有时候，因为关节炎和闹肚子，她不敢下水，就坐着小船，在波浪起伏的海上游荡。她把双脚泡在海水里，遐思悠悠。远离人世，独自置身在大海上，她感觉愉快，胸中澎湃着一种诗似的情感，这美丽的景色太迷人了！
在北戴河期间，她一方面用海水和热沙治关节炎，一方面仍旧写着自己的长篇。这一段时间，她感觉特别好，文思如潮，进展极为顺利。她后来说在海边写的文章，都是一气呵成，从不需要修改。
秋天回到家后，她继续写。
到1952年10月，初稿轮廓已经出现。
这年秋天，《新观察》发表了她的中篇纪实小说《七天》。是为了纪念战友——原二联县八区委书记吕峰而写的。他牺牲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7天的地道战中，同志们渴了喝自己的尿，饿了吃腐烂的死小猪。
《七天》在读者中反映很好，《新观察》准备出单行本，还请来阿英同志亲自为母亲修改。这是继1950年出版《苇塘纪事》之后，母亲写作事业上的又一个成就。
母亲没有单位，在街道过组织生活，接触的是一帮街道妇女、三轮车工人、小商小贩等。时间一长，她感到消息闭塞，什么文件都看不见，什么会议都参加不了，水平难以提高。父亲当时在国务院文委办公厅任副主任，通过父亲与电影局领导协商，1952年底，母亲正式调到了电影局的剧本创作所当编剧。关露、王莹、颜一烟、海默、柳溪等作家也都在这里，成为她的同事。
剧本创作所设在西单舍饭寺。
母亲到创作所之后，遇见这许多文学人才，如同从小屋里到了一个大操场，视野开阔，耳濡目染，艺术见解和写作技巧都大有提高。她的精神紧张而愉快，天天上班、身体竟也支撑了下来。
电影剧本创作所的本职工作就是写剧本。母亲想首先要干好本职工作，自己的小说先放一放，等以后再说吧。
进入1953年后，随着3月5日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母亲的神经受到一次大刺激。那一段日子，母亲见到的所有党员、干部、群众都在哭泣。母亲也哭红肿了眼睛，她甚至曾起过一个念头——拿自己生命换得斯大林同志多活几年，哪怕几天也好啊！母亲参加了苏联大使馆的吊唁，还参加了3月9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80万人追悼大会。沉重的国际歌声，回荡在北京城上空。
可能是过于疲累和悲痛，母亲的神经性疼痛突然发作了，她全身骨头疼，尤其是双腿和双肩痛得不敢动，只好请病假，回家休息。
但歪打正着，这样，她又有时间来修改自己的稿子了。利用这次病休，她集中干了几个月，把长篇的初稿完全弄出来。还曾给创作所的同行林杉和其他领导看过，受到肯定，并让她改编成电影剧本。林杉当时曾创作了《吕梁英雄传》、《刘胡兰》等剧本，有些名气，后又创作剧本《上甘岭》、《党的女儿》等，反响不小。
母亲信心大增，计划1953年9月底最后完成初稿。
由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村的阻力很大。中央认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示中直各单位都要下农村帮助农村整改。
母亲放下快要完成的稿子，愉快地来到了通县田家府村，参加蹲点。每天她和村干部们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经常组织老百姓讨论学习，给农民群众讲解政策。
她的写作完全停止了。
直到1954年春天，才结束了农村蹲点，回到北京。
母亲的身体时好时坏，只要能写她就抓紧时间写。又过了一年，到1955年4月底，《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才全部完成。大约35万字，费时3年7个月。
10.《青春之歌》出版坎坷
《青春之歌》的出版非常不顺。
1955年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听说母亲写了一部反映三十年代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品，要去了这部书稿。但看完了后，拿不定主意。想来想去，他们提出，要母亲自己找一个名家给看看，若肯定了这部稿子，就马上出版。
当时，母亲是个刚进文艺界的一般编剧，不认识名作家。就由妹妹白杨介绍，一同找了阳翰笙，托他看看这部稿子。阳翰笙曾是总理办公厅副主任，当时是中国文联秘书长，日理万机，但答应5月15日开始看。
母亲5月3日就出差了。在上海，她让妹夫蒋君超看了稿子，评价不错，还表示他愿意改编成电影剧本，认为小说后半部比前半部好。之后母亲又到广州，采访青年学生，为写剧本搜集材料。后因开展反胡风运动，单位让立即回来，6月底母亲就返回北京。
此时，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清胡风反革命分子的运动。8月，母亲担任了文化部京沪调查组的组长，去南京、上海外调，又出差了两个多月。
因骑河楼马圈胡同的院子要征用，准备盖公安医院大楼，回京后母亲就忙于搬家，于11月6日搬到了复兴门外国务院宿舍，生活这才安定了下来。
母亲一直惦念着自己的书稿，这期间，她曾几次给阳翰笙打电话，问看完了没有。阳翰笙一直没有顾上看，后来到了12月9日，他有些不好意思，对母亲说，实在太忙，没时间看，他可以把稿子介绍给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欧阳凡海同志看。这位专家早年留学日本，1937年冬就到延安，曾任鲁艺的文学研究室主任以及华北大学教授等，是研究鲁迅著作的专家。
母亲在征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意之后，就答应了由欧阳凡海审阅这部稿子。
母亲心里很烦，来创作所3年了，却还没有写出一个剧本来，这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看见别人一部作品还没有写完，报纸上就大登起来了（如秦兆阳的《两位县委书记》，在北京日报上连载了好几天）。而自己的书稿写了4年，经过多少遍的修改，迄今完成8个月了，还没有人看，就很有些愁闷。
母亲曾对父亲说：即使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文艺界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怨不得有些人形成了小集团，互相扶持，又怨不得胡风他们利用了我们这个弱点。但我是讨厌这种行为的，我绝不走任何人的门子。像有的人那样，为了自己的写作事业，竟然可以去抱某些名作家的粗腿，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实在没人理，我就给乔木同志或中央写信。一方面喊作品少，一方面有了作品又没人理。（见1955年11月15日日记）。
胡乔木曾是父亲的顶头上司，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一个多月之后，到了1956年1月27日，欧阳凡海看完书稿，给母亲写了一封长达6千字的信。对书稿肯定了两点，一是语言简练，结构活泼而紧张，二是对其中一些人（如卢嘉川、王晓燕、两个铁路工人、白莉萍、许宁等人）写得相当成功。但是他又指出了许多缺点。最成问题的是作者对主人公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未加以足够的分析和批判，其次江华和戴愉两人还有许多地方要重新写。对左倾机会主义揭露的不够。
这封长信，大部分是分析手稿的缺点，优点只提了一小部分。
乍一看，母亲有些失望，情绪沉重，但后来又平静下来。
起码，自己塑造的卢嘉川这个英雄人物是成功的。只此一点，她就知足了。毕竟没有白费力气。母亲最热爱他，这是母亲理想中的英雄和爱人。别人也能承认他，喜欢他，给母亲带来了莫大安慰。而林道静的一些缺点，也正是母亲自己的缺点。母亲承认自己有这些毛病，认为凡海同志的许多意见是极宝贵的，但也对一些意见持保留态度。比如对揭露左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就有不同看法。
母亲把自己的意见对欧阳凡海谈了，同时，还想请他将来修改好后，再给看一下。
谁知，欧阳凡海说：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揭露问题，你那样说也有道理，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不赞成你把稿子改了后再给我看，因为改完后，还是那双眼睛，看的人难免要受原有看法的影响，容易有片面性，需要换一双眼睛看。
母亲也就没有再坚持。
但母亲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打电话，想再与责任编辑张羽交换一下意见，却一直没有回应。看来，老专家的意见，对中青社起了作用。母亲的这部书稿被放进抽屉，坐了冷板凳。
1956年3月份《人民文学》登了林杉同志的剧本，对母亲是个刺激，她联想到海默也写了不少东西，光电影剧本就五六个，还写有小说《突破临津江》，可是自己有何成就呢？啥也没有，光秃秃的零蛋，思想压力特别大。
这年3月，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正式解散，母亲和海默等留在北影。接着袁文殊找母亲，让母亲当编辑处副处长，主管政治和支部工作。母亲因为身体原因没有答应。她的身体确实糟糕。
1956年2月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应当老实承认，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懦弱——在病面前，它也在考验着我的意志。近来常常在夜间，猛地醒来的刹那，我忽然感到死的恐惧。它是那样尖锐地折磨着我，我留恋着世界，我怕死。
她的肝部老是难受。4月26日那天，母亲的右肋下面，肝脏部位突然剧疼起来。正巧前两天，她看了一本医学杂志，上面说肝癌的特点是肝部剧疼。死的恐怖立刻抓住了母亲，她无比地绝望。晚饭后，痛得更加剧烈，以至于双脚冰凉，全身没一丝力气。这时，她不得不告诉父亲，让他要车去医院。
父亲一听，愣住了，忙问母亲详情。母亲面色惨白，说以前肝部从来没这么疼过，恐怕凶多吉少，得了肝癌。父亲有些慌了，眼睛里噙着泪，赶忙打电话要车。
等车的时候，母亲倒不恐慌了。她平静了下来。迅速回想了自己的这一生，觉得自己虽然犯的错误不少，但基本上是个好人。她暗暗作出决定，若到医院诊断出是肝癌，就吃安眠药自杀。她准备好了一瓶鲁米纳。
到了中央人民医院，母亲下车后连路都不能走，是用推车给推进去的。
但出乎母亲意料的是，医生检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是什么病。
母亲很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肝癌？
大夫说不像是。母亲的精神立刻就轻松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当夜就叫母亲回了家。吃了一些镇静药，小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仍然疼。国务院的沈大夫介绍母亲去协和医院，检查了一天，内科、外科都闹不清是什么病，最后妇科大夫勉强说是盆腔炎，打了许多天的盘尼西林。
虽然没搞清楚是什么病，但起码不是癌，母亲放了心。她松了口气说：总又可以多活几年了。
也是在4月26日犯病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
报纸广播立刻开始宣传双百方针，声势浩大。一时间，出版空气变得宽松。母亲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她就与张克联系，想把书稿请老战友秦兆阳看一看。
1942年母亲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时，秦兆阳当时是美术系的教员，彼此就已认识。从1943年起，两人都在冀中十分区工作，秦担任过《黎明报》社社长，母亲后来在《黎明报》当编辑，两人关系变密切。他的爱人张克，还是母亲给介绍的。自从进北京城后，秦兆阳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母亲却还是个一般干部。从1949年到1952年，母亲曾去看过秦兆阳几次，可不知何故，他一次都没来看过母亲。母亲很敏感，以后就不大找他了。所以当中国青年出版社让找名家给看看稿子时，母亲找了阳翰笙，却没去找秦兆阳。
1956年春，母亲把稿子给了秦兆阳，请他过目，如无大问题，拜托他把稿子介绍给作家出版社。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
秦兆阳当时是茅盾任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的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认为这部手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母亲，并表示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母亲并不着急发表。她根据凡海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去研究了之后，同意了母亲的意见，也认为还是争取尽量修改得好一些好。
任大心给母亲的时间是6月20日以前改好。为表诚意，作家出版社还预支了母亲一千块钱稿费。
母亲的体力发生了奇迹，她竟能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样改了二十多天，如期在1956年6月20日前完成。全书约40万字，书名最后定为《青春之歌》。
随着百花齐放的政策提出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想起了母亲。编辑张羽给母亲打来电话，问稿子修改得怎么样了？当听说作家出版社要出，他们急了，匆匆忙忙找到母亲，表示他们最先拿到这部稿子，答应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出书。母亲说恐怕作家出版社不同意，请你们和作家出版社协商。果然，作家出版社坚持自己要出。最后任大心找到母亲，请母亲定夺。母亲觉得还是在作家出版社出好。这是老秦介绍的，又那么热情和重视，还预支了钱。
于是，《青春之歌》这部书稿，就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身边溜走，进到了作家出版社。
双百方针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温暖的春风。很多过去不敢出的作品，这时都有希望出来了。母亲高兴之余，又感到了一丝悲哀。为什么干啥都是一阵风？现在是百花齐放了，《青春之歌》才能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政策，还不知拖到哪年哪月。
其实，交稿后，离真正出版仍有一段漫长的路。
到了这年8月中旬，小说还未付排，因为责编任大心搞审干工作去了，其他人插不上手。母亲的身体又犯了病，思想很苦闷。她想，自己的病这样多，怕是活不多久，看不到自己的书出版了。
12月底，母亲又给出版社打电话，询问稿子出版日期。编辑回答：因题材新颖，这部稿子肯定出，但是否延期，还不能肯定。母亲在日记中说：
看样子，书出版的可能性还是大……真他妈的，天下事，总不像你想的那么痛快（1957.12.21）。
这是母亲所有日记中，我发现的唯一的一次说粗话。
到了1957年1月18日，任大心来电话告诉母亲，因为全国纸张缺乏得厉害，《青春之歌》今年不能出了，要到明年才能出。
母亲心中不快，去找了秦兆阳，询问既然缺纸，可不可以少印一点，把书先弄出来呢？老秦说，情况确实如此，赶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无能为力。他说《人民文学》每期19万册都不够卖，可现在因缺乏纸张，每期要少印3万册。
于是母亲给责编任大心写了封信，表示趁这个机会还想再做些修改。这一拖就是一年，也太长了。她想等责编来送稿子的时候，问问情况，甚至想到给周扬同志写封信，反映一下这个意见（见1957年1月19日日记）。
到了2月19日，任大心把手稿送给母亲。据他说，副社长楼适夷看了这部稿子后表示，如果杨沫同志把小说改好，下半年一定出，已为这部稿子留下了40万字的空间。
这时，海默告诉母亲，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曾对他说，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杨沫的稿子，我们出。几天前，柳溪去找萧也牧谈书稿时，萧也说，请转告杨沫同志，要和作家出版社谈好，砸死，如果他们不出，我们出。
母亲因此稍微放心了一些。但她内心深处还是苦痛不堪，在日记中说：
这是因为书出版有望了，还是生命的回光返照？看我的面色总是红红白白很健康的样子，可是内里，我总有死的预感。因为我常想到母亲是四十七八岁死的，我也快到这个年岁了，而且浑身上下这么多病（1957.2.19）。
1957年3月，父亲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碰见了阳翰笙。阳询问了母亲的稿子，还很关心。母亲得知后，给他写了封长信，讲了手稿迟迟不能出版的苦闷。
过了两天，阳翰笙给母亲打来电话说，他可以和楼适夷说说，催一催，劝母亲别着急。母亲又打电话给出版社，他们说情况无变化，不过意思是让母亲把稿子再从头到尾抄一遍，那冷冷的口气让母亲有些难以忍受。她当即表示，乱的地方可以抄抄，整个抄，没有必要（1957年3月27日）。
到了6月份，当母亲给任大心送稿子时，他又说：现在已有4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得下。言外之意，也有可能出不了。母亲当即表示：你们应当讲信用。
明明说好了下半年要出，为什么又把别人的4部书稿放在母亲的前面出？母亲越想越生气，就给作家出版社的一把手王任叔（巴人）写了封信，发泄了不满，讲明出书要守信用。
结果起了作用。当母亲再次打电话问任大心时，他表示今年肯定出书，还问母亲写不写序？母亲说不，能出就行了，不用序不序的。
当时出一本书周期最快也要半年，即6月底付排，要12月底才能出版。
但母亲终于放心了，这年夏天，她又去了北戴河，在海边度过了一个夏天。望着白浪滔天的大海，她激动、凄迷，感慨万千。
10月初，作家出版社寄来了《青春之歌》书稿的校样。母亲很快看完，并改完，交给了出版社。任大心告诉母亲这部书稿已由王仰晨负责看。但王仰晨最近会很多，暂时没时间看。
这时，正是反右派的时候，各单位都很忙碌。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党员作家会，母亲看见了魏巍。但很多人如丁玲、冯雪峰、罗峰、白朗、秦兆阳、田间等都没有出席。剧本创作所所长王震之因为怕被定成右派，卧轨自杀。母亲听说后非常惊讶……
肝疼还在折磨着母亲。在协和医院检查了两年，依旧查不出是什么病。她突然想起了当年在十分区给她治好了黑热病的那位姓勾的土大夫。只吃了三剂药，立即见效。也许这老头儿能治好自己的肝病。
为此她坐长途汽车到了固安县的牛驼，父亲当年的警卫员赵文元就住在本地，陪她找到了那老头儿。这人外表上看有70多岁，去年刚剃掉小辫儿。他的配方还保密，不告你都是什么药。但母亲相信他。因为在1939年，他真的救活了母亲一条命。
住了几天，看完病后，她顺便看望了当年的老房东，杜庄的一个干妈，眼睛几乎瞎了。过去，她每见到赵文元都要打听老马和老杨的情况。她对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怀念和关心，让母亲深受感动。这次来特地上家去看望了她，称她为“娘”。老大娘激动得语无伦次，一遍一遍抚摸着母亲的头、脸、手，悲喜交加。
吃了勾老头儿的药，当时没什么效果，但母亲回到北京后，身体是有些见好。而这时，老战友秦兆阳却病倒了。在反右斗争中，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撤了职，开除党籍。
如果没有秦兆阳出面，《青春之歌》这部书稿还不知要坐多久的冷板凳。除了母亲，他还发现和支持、帮肋过很多著名作家，如峻青、白桦、王蒙等等。
现在《青春之歌》就要出版了。秦兆阳却被发配到广西，下基层改造。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在《青春之歌》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从没向人讲过他对《青春之歌》的出版所起的作用。
母亲很幸运，这部曾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怀疑、否定的手稿几经周折，终于在1958年1月出版。
母亲十分感激秦兆阳，文革中曾私下对马联玉说过不下几十次，是秦兆阳帮助《青春之歌》出版的。
11.出版后的影响
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上的“新书介绍”栏内，登出了《青春之歌》即将出版的消息。同时提到的还有李劼人的《大波》和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
从1月3日起，《北京日报》开始连载《青春之歌》。连载一周后，田藏申告诉母亲，还没有收到读者来信，但报社的同志们反映较好，都挺爱看这部小说。
与此同时，历经数年坎坷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终于在北京各新华书店公开发行销售。母亲紧张地等待着群众的反映。她很怕读者不欢迎，徒劳一场。
还好，有了一点反响。北京人艺去找了《北京日报》，说这部小说很不错，想把它改编成剧本……
就在大功告成的时候，想不到单位领导却突然点名批评了母亲。
那时正赶上北影厂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双反运动。1958年1月31日，星期五，在全厂数百人参加的动员大会上，厂领导点了母亲的名说：杨沫同志几年没有写成一个剧本，可是却写了一部40万字的小说……
言外之意，母亲只顾个人成名成家，不做好本职工作。
母亲乍一听到后，感到非常愕然。连林艺同志也觉得很意外（因她已退出领导小组）。母亲怎么也想不通北影厂为何把她当成了一个浪费典型。自己如果有错误应该检查，可是检查什么呢？她仔细回忆了这几年的所作所为。
首先，1952年11月她来到剧本创作所时，《青春之歌》初稿轮廓已大致完成。
到了创作所后，就投入了整党运动中，大约两个月，接着参加剧本创作会议。完了之后，与黄岩海接受任务改编赵树理的《罗汉钱》。为此搜集材料，研究如何改，弄了两三个月，到了1953年夏天，领导上忽然决定不改了。因关节炎，她无法下去。7月去了北戴河，一直到10月写了4个月的小说。
1953年冬，到通县参加统购统销工作，单独负责一个大村子，搞了4个月。
1954年3月回来后，被选为支部书记，脱产工作。6月投入国际民主妇联的剧本《陈秀华》。9月完成，又做支部工作。直到11月改选。袁文殊又让写反映青年生活的剧本。因病到第二年春天才去天津、广州、上海生活3个月。6月回到北京后，投入肃反运动，到南京、上海外调，搞了4个月。10月回来后，发现肝病，继续在北京搞肃反，直到12月病重不能支持为止。
从1956年起，因病不能工作，勉强在病中写了一个剧本，10月交给了编辑处，同志们提了意见。1957年重写这部剧本，可是9月份又参加反右斗争。整天开会，身体又坏了，因此这个剧本没有完成。
想到这里，母亲提笔列了一个工作表，向北影厂的林艺和鲁军说明情况。这两位同志也都认为杨沫没有出剧本，不该负多大责任。
当时也有人写大字报，附和厂领导的说法，指责母亲拿着国家的工资，不写剧本，却给自己写小说。
这是母亲参加革命以来，头一次在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她确实有点想不通，她于是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北影厂，列举实例，反驳了对她的指责，以正视听。
母亲对领导的批评相当重视，也相当地抵触，她认认真真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统计出来，公诸于世，请广大同事评判。
不久，《青春之歌》的社会反映开始出现，出版社的编辑王仰晨告诉母亲，头一版已经全部销售一空，马上要出第二版，加印5万册。
在文艺作品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角的潮流之中，这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清新秀气，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酒吧、歌舞厅、游艺场，书也出得少，读书是人们最主要的业余精神生活，大家都很关注最近出了什么新书。《青春之歌》问世后立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从3月份，母亲就收到了一些群众来信，《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读书月报》及中宣部的《宣传动态》等均有介绍和评论《青春之歌》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肯定和赞扬。
这部书稿所掀起的巨大浪潮已能明显感到。
4月1日，文化部电影局长王阑西让人捎信给母亲说，你写了40万字的小说，并不比写剧本容易，这也是对党的贡献。安抚母亲，不要介意北影厂对她的批评。
但神经质的母亲能不介意吗？
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王世德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青春之歌》。
4月23日，海默写信告诉母亲，周扬同志在前两天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上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现，一是《林海雪原》，一是《红旗谱》，一是《青春之歌》。
才出版4个月，反响已经极为强烈。
北京大学、北京29中、北京6中、北京石油学院、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河北北京师院等学校纷纷给母亲来信，邀请母亲与同学们见面。
北京大学团委也给母亲发来信，原文如下：
杨沫同志：
您的作品《青春之歌》是目前我校同学最爱读的好书。大家都抢着读，大家都在读，大家都从中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加之书的背景是北京大学，所以同学们又感到特别亲切。同学们一再要求和您，敬爱的作者同志见面，请您和大家谈谈。我们知道您身体不大好，可是同学们的热情这样高，要求和您见面的心情这样迫切，要求即使不能听您的报告，如来能见见面，谈几句也很满足。因此，我们派徐佑球同志前来与您面谈，希望能得到你让大家高兴的答复。
此致
敬礼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1958年5月26日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也给母亲来函说：
据北大团委会同志讲，北大同学对《青春之歌》很感兴趣，争先恐后读，读了之后就特别希望见一见作者，听听作者的讲话。我们知道杨沫同志身体不大好，不敢冒昧介绍又感到他们的盛情难却，尤其是北大同学的要求与别处还有所不同。现在介绍他们去跟杨沫同志当面谈一谈。如果健康情况允许的话，是否跟北大同学讲一次。……
于是，母亲分别去了北京大学和第6中学，与大学生、中学生们见了一面。
到6月份，《青春之歌》已印了39万册。刘导生和袁鹰都撰写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
群众来信络绎不绝。
17岁的天津读者王世廉来信说，看完书后，对作者有一种孩子想母亲似的感情。特向杨沫提出：您作我的好妈妈行吗？请答应吧。
来信最多的是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
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并说部队里很多同志读完后，都关心她，怀念她，认为她是一个受人爱戴和敬仰的同志。
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的向她学习。
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由于反应强烈，当年8月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小白玉霜亲自上门找到母亲，要把《青春之歌》改编为评剧。
这年的12月2日，大连工学院学生发来一份字数很长的电报，代表4320名共青团员和6371名同学请求母亲去大连与他们一起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
外文出版社的同志登门求见，向母亲表示要把此书翻译成英文。
朝鲜和苏联的同志也与母亲商谈，要把小说翻译成朝鲜文和俄文。
只短短几个月时间，母亲就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一跃而成为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林海雪原》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也几乎家喻户晓，但它似乎更倚重传奇的故事情节取胜，有点惊险小说的味道。而《青春之歌》没有那些传奇情节，靠一个有小资味儿的女主人公的真实生活经历，抓住了读者的心。这种影响，比一个战斗故事，一场剿匪战斗，也许更深入灵魂，更为广大学生和知识文化界所接受。
也有头脑比较封建的人批评《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接二连三地恋爱，很不严肃。其实那正是人类感情的自然流露，如果有什么可议论的地方也往往是人性的普遍弱点，所以才能激起那么多人的强烈共鸣。
随着《青春之歌》一书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母亲忙了起来，电话和拜访者络绎不绝。这儿请，那儿请；这约稿，那约稿；这个采访，那个采访。父亲劝母亲：采访一律不见，邀请一律不参加，以免让人说你搞个人名利。
母亲却认为这太绝对了，会脱离群众。
母亲在1958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邵荃麟的爱人葛琴告诉她，这次去苏联开亚非作家会议的作家名单里有她。
10月4日，母亲随中国作家代表团乘飞机前往苏联塔什干。代表团团长为茅盾，副团长为周扬、巴金，秘书长是戈宝权。团员有叶君健、刘白羽、曲波、祖农·哈迪尔、季羡林、赵树理、袁水拍、郭小川（兼副秘书长）、纳·赛音朝克图、库尔班·阿里、许广平、张庚、杨朔、杨沫、玛拉沁夫、谢冰心、肖三。
女作家中只有许广平、谢冰心和杨沫三人。
母亲从无名之辈一下子与这两位文坛名流连在一起。
恐怕连母亲自己也没料想到，总在疾病的折磨下频频恐惧的她，单位调级唯一没有份儿的她，小说出版后还被点名批评的她，几个月之后，竟然会被上级如此重视。
12.不和谐声音
到了1959年初，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已经弥漫全国，好评如潮。
但是，1959年《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了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对《青春之歌》首次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
这篇文章是怎么出来的呢？
自从反右运动之后，全社会存在着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特别是在部分青年群众中，喜欢上纲，动辄就扣大帽子。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杂志总编邢方群在编委会上指出：目前我国青年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看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比如乱扣帽子，对一些琐碎小事也生往政治上拉等等。应当组织一些文章进行教育，请文艺组注意这方面的选题。文艺组编辑江涵到北京电子管厂参加了小说《青春之歌》讨论会，并看了郭开的文章后，感觉郭开的批评是一个情绪偏激，看问题简单化的典型，就向总编邢方群汇报了。
邢方群当即表示，这个典型很好，要抓住不放，让文艺组进行组稿准备。郭开得悉《中国青年》将要讨论，编辑部并将刊发按语，其中含有对他的批评，表示了不同意见。经邢方群同意，《中国青年》找到了何其芳。何其芳看了郭开的文章后说：《青春之歌》不能全盘否定，郭开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你们可以讨论。这样《中国青年》决定从1959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进行讨论。
郭开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一名工人。他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有三个基本观点：
“一、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
“二、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三、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
本来，《青春之歌》已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中国青年》杂志又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全国性刊物。当它刊登郭开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后，立刻在全国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轰动，并为此掀起了一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大辩论。
这是第一篇尖锐、系统地批判《青春之歌》的长篇文章。
《文艺报》也和《中国青年》一样开辟了专栏，登载对《青春之歌》的各种意见。来稿中以不同意郭开观点的为多。
有个别人支持郭开的意见，对《青春之歌》提出了尖锐批评。比如《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的张虹的文章，认为林道静在爱情生活上是不严肃的，“先后和4个人发生了恋爱”，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林道静两次结婚，都是随随便便与人同居了事，不受一点道德约束”。并说有些作风不检点的人会以学习林道静为借口，动不动就闹离婚，把两性关系看得非常随便。
《文艺报》第4期上发表的刘茵的文章也说作者在爱情描写中，流露出一种不健康的情绪。比如作者所极力讴歌的共产党员卢嘉川在宣传革命时，却对一个有丈夫的年轻妇女发生爱情，这是损人利己的，不道德的。
但批评意见是少数，多数人都认为郭开的意见过于武断，过于简单。
为此，郭开本人又发表了《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一文（见1959年《文艺报》第4期）。再次表示：林道静不是共产党员的典型，而是一个由愤世嫉俗才参加革命，企图在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人。她没有认真的和工农相结合，而只是和个别知识分子党员接触，没有很好的到群众斗争的烈火中锻炼。郭开还认为林道静是地主出身，她身上的地主阶级的烙印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
针对《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中受到热烈欢迎，郭开指出：对那些喜欢《青春之歌》的人应该进行阶级分析，看看都是些什么人。他认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而工农出身的老工人、老干部则寥寥无几。
郭开的辩解又一次激起了广大读者对这场讨论的兴趣，更多的人卷进了讨论。
其实，根据母亲所收到的读者来信看，只要是年轻人，哪怕文化程度不高也都喜欢，比如战士、农民、工人等等。
这么讨论下去，无休无止，显而易见，多数人是不同意郭开的意见的。在此背景下，《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了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作为这次讨论的一个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从整个看来，我以为指责《青春之歌》坏处多于好处，或者指责作者动机不好的论调，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茅盾也指出了作品的主要缺点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人物描写，二、结构，三、文学语言。但这些缺点并不严重到掩盖了这本书的优点”。
之后，何其芳在同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一文，指出：郭开虽然在他的文章开头和结尾说过一两句肯定《青春之歌》的话，实际上他是否定这部小说的，和许多同志一样，我认为这部小说不可否定。
他说：“在这几部小说中（指《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我当时估计最能广泛流传的是《林海雪原》。对于《青春之歌》的吸引读者的程度我还是估计不足的。这次，《中国青年》发起了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我才重又读了它一遍，这一次是一气读完的。读完以后，我好像更多地感到了它的优点，因而也就好像更明确地了解它广泛流行的原因了。”
《文艺报》同年第9期发表了副主编马铁丁①的文章《论〈青春之歌〉及其论证》，全面肯定了《青春之歌》。认为此书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一二·九时期的时代面貌和时代精神，成功地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这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青春之歌》说明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彻底地进行自我改造，才能有出路。文章指出郭开口口声声马列主义，但他的思想方法，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是小资产阶级左派幼稚病的表现。
有关这次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文艺评论家孟亚辉指出：
下至中小学生，上到文艺界领导人，从青年到老年，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从专家学者，到以文艺为捷径的政坛过客，几乎成了全民族的一场讨论。尽管这种讨论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严重影响，几度脱离了文学艺术的范畴，但应该说，这种讨论还是人尽其言的。因此，研究当代文学史就不能不了解有关对《青春之歌》的讨论及其背景……
《中国青年》连续讨论了4期。稿子大部分是文艺组的编辑组织来的。为了这次讨论，邢方群还请示过中宣部的林默涵。林默涵表示：“你们搞这个讨论很好，茅盾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同意他的意见。郭开的文章代表了目前自上而下的教条主义思潮，是得好好地搞一搞了！”
结果这次讨论的直接后果是《青春之歌》在全国的影响进一步大增。很多不知道这本书的人知道了，很多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也看过了。
1959年2月底，北影厂开拍电影《青春之歌》前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等都去了人，把本厂会议室挤得满满。还请来郭开参加。会议由导演崔嵬主持。他说：《青春之歌》电影就要开拍了，特请大家就此片如何拍好提些意见，曾对《青春之歌》进行公开批判的郭开同志也在场。我们也欢迎他对小说拍成电影，提出宝贵意见。
母亲就坐在郭开的对面。这是个面貌平常，没有特征的三十岁左右男子。他的文章发表后，母亲没有对他的批评进行过任何反驳。她觉得一本书好坏应该由读者来定，自己说没有什么意思。
母亲本以为郭开会对《青春之歌》大加批判。没有料到，郭开尚未开口，周围同志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对郭开的观点进行批判。
有的说，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真实可信的，活生生的，这样写她才有艺术感染力；有的说郭开不懂文学，没有缺点的人物是没有的，文学就是要写出有缺点的人物如何进步，如何变完善，这种有缺陷的美比完美无缺的美更有意义；还有的说，郭开的批判不实事求是，简单片面，粗暴武断……
发言之热烈，应接不暇，郭开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这场面让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导演崔嵬和陈怀皑也都没有想到。约来对《青春之歌》的电影开拍提意见的会，竟然变成了对郭开的批评会了。
据母亲说，郭开当时看上去很茫然，不知所措。后来他发言时，解释说他的文章不是自己主动要写的，是有个记者鼓励他写的。那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时，听到有些老工人说，《青春之歌》里写了很多谈恋爱的事儿，尤其是林道静跟好几个男人谈过，不够严谨。这个记者就让郭开把老工人的意见给整理出来，想予以发表。郭开一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从来没写过，但那个记者几次找他，说反映工人的意见很重要，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还答应帮他修改，这才把文章写了出来。
座谈会上没有一个人支持郭开的意见。
崔导演在会议结束时有些激动地说：不管怎么批判，我们拍《青春之歌》拍定了！我们一定要拍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面对巨大的成功，母亲非常谦虚。她根据这次讨论中广大读者所提出的意见，也采纳了郭开批评中的正确成分，花了3个月的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以突出她和工农相结合。这一增加部分曾在《北京晚报》上连载。
不难看出，郭开的批判是极左的，他不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政治概念出发，对《青春之歌》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改动，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郭开极左观点的一些影响。
她增加了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的内容；增加了对林道静身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判；增加了林道静思想改造方面的描述。
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们思想大解放，文艺评论界也开始突破政治第一的禁区，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有人对《青春之歌》的修改本提出意见，认为这些修改是概念化的，政治第一的，违背了生活真实，从而降低了全书的艺术感染力。
张化隆在《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说：
修改后，并没有使林道静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更加令人信服。作者为了完成林道静阶级立场的转变，在后增加的8章里安排了正反两种生活教员，让她过两关：为解决对劳动人民本质的认识，让她过郑德富那一关；让她在麦收斗争中认清地主宋郁彬的真面目，从而过阶级斗争这一关。这两关集中一点是过家庭出身关。这样作者就从一定的政治命题出发，把无限丰富的生活做了机械的阶级分析。作者的主观随意性代替了生活的必然性，抽象的演绎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因此严重地损害了林道静的形象。
他认为，修改版本增强了对林道静的批判，是作者的一大败笔。
张化隆还认为：
《青春之歌》第二部不如第一部，入党后的林道静不如入党前的林道静，这原因就是作者已不是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写，已不再把她按照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所固有的生活规律来写，而是过早地把她作为理想化的党员和党的干部来写了。
但是母亲则坚持认为：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贴近了生活的真实，并非是为图解政治概念，杜撰了一段不真实的章节。相反，她正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因为“一二·九”运动前后，确实有很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北京，到华北农村参加了火热的革命斗争。这样的人随手就可以说出很多来。她认为这样的修改补充，对林道静的塑造是有益的。
从表面上看，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全面了，思想性更强了，更紧跟时代了。按母亲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说，这完全是真实的。但在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看来，母亲这样做却有迎合政治口号，图解政治概念，随意编造情节之嫌。
战争年代，因为极左观念的影响，我们的知识分子干部所遭受的各种考验、磨难，甚至批判远比工农干部为多。似乎知识分子干部天生就比工农干部矮一头，因此必须要拜工农为师，脱胎换骨地改造。母亲的思想也无法摆脱这一历史局限。她诚心诚意地意识到初版的《青春之歌》对女主人公与工农结合部分写得不够，批判不够，立刻补写了一段林道静在农村。这其实也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她认为这么增加是真实的，也是必要的。
虽然母亲也知道有相当一批人对修改本持批评意见，认为改糟了，但她在以后的几次再版中，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恢复初版的原貌。她认为《青春之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当时的作家和作品。现在青年人对革命好像不那么感兴趣了，不能为取悦他们就随意删改。一部作品不能变来变去。
1991年6月，母亲在《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说：
从1958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声势浩大，黑云压顶，…… 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
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
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她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 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
直到晚年，她都坚持这一态度。
但不管怎么说，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是空前的。到1990年为止，32年来此书累计发行了500万册，并翻译成英、日、法、德、俄、乌克兰、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越南、印尼、阿拉伯、乌尔都、哈萨克、世界语以及藏文等18种文字。一部反映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能有这么多文字译本，实属罕见。
据我所知，在1949年以后新中国出版发行的小说中，《青春之歌》的外文译本之多，名列前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出第二本。
《青春之歌》成为了共和国一部长篇经典小说。
13.电影《青春之歌
小说《青春之歌》的巨大影响，使电影界的人都明白，谁拍摄，谁成功。
谁都知道，选好林道静的扮演者，是电影《青春之歌》成功与否的关键。
导演崔嵬和领导商量后决定首先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为此，北影厂与《北京晚报》联合召开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座谈会，并通过媒体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
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
从调查中了解到，广大群众都主张选用年轻演员，鼓励北影厂大胆挑选新人。
崔嵬是个很有主见，很有头脑的导演。他不盲目迷信明星大腕儿。在演员的选择上，他主张镜头面前人人平等。名演员和新演员都要试镜头，选中谁就是谁。
到底让谁来演林道静呢？
据郭开在文革中的揭发，导演崔嵬曾气势汹汹嚷道：我这次就要冒个风险，找一个特别的演员演林道静。这个人要有革命劲头，也要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就不同意那种做法，对小资产阶级走一步打一个耳光子。
3月份下了场雪，为了抢时机，在林道静还没最后定夺的情况下，电影就开拍了。崔嵬着急地物色着演员。他曾在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当过院长，某日，突然想起了湖北歌剧院23岁的演员谢芳，气质很好，外貌和风度都与林道静相似，就派副导演去武汉，火速把谢芳接到北京。
谢芳确实有些特别。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就不用说了，她父亲还是个基督徒，神学院的教授，留学海外，精通英文，翻译过《基督教伦理学》等著作，并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母亲也是大学生，与冰心是同班同学。谢芳从小就生活在宗教气氛中，每周要做礼拜，每餐前都要闭目谢恩，每晚要祈祷忏悔。
崔嵬真有魄力，在当时就敢选这么一个右派的女儿当主角。
通过试镜头、试戏，谢芳非常理想，被正式确定为林道静的扮演者。
为了隆重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一定要把《青春之歌》拍好，要用最好的胶片拍，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
崔嵬深知这部电影的分量，精心挑选了大牌儿演员来演：秦怡演林红，于是之演余永泽，康泰演卢嘉川，于洋演江华，赵联演戴愉，赵子岳演地主，连一个很次要的角色王晓燕的母亲，都由名演员王人美扮演。
崔嵬还请大作曲家瞿希贤为电影作曲，大指挥家李德伦为乐队指挥。
彭真后又指示陈克寒、邓拓、杨述等注意抓这部片子，说这是政治任务。
因此北影厂将《青春之歌》列为重点片，一切工作都为摄制《青春之歌》开绿灯。仅用5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片的制作。后由彭真亲率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审查样片，一致批准它作为十年大庆的献礼片上映。
母亲听到的反映都是：电影不错！很好!非常感人……谢芳演得好，把林道静演活了！
崔嵬冒险启用谢芳，被证明是对的，而且十分英明。
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有人通知母亲：总理要在家里观看《青春之歌》并接见主要创作人员，让母亲也去。
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中，周总理和邓颖超热情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当邓颖超与母亲握手时，她笑着说，我很喜欢看《青春之歌》。
在总理的小放映室内，前面并排放三把椅子，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母亲。母亲说她激动得看不清幕布上的画面，好像是在做梦，脑子也发木了。影片放映中，总理曾扭头对母亲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
母亲笑了笑，点点头。
电影放了近3个小时。演完后，总理对母亲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只能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母亲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晕晕乎乎的……回家后兴奋得睡不着觉。
《青春之歌》公开上演后，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上演，昼夜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却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看完电影，等于吃了顿饱饭，完全忘记了饥饿。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随着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部影片还有一些左的痕迹，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这部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电影还是独树一帜，如苍硬的峭壁上的一朵小花，十分新鲜抢眼。对工农兵要占据银幕的极左文艺潮流，有所突破。
《青春之歌》成为我国五十年代的一部经典影片。
《青春之歌》不但在国内轰动一时，在日本也获得了轰动。在此之前，日文版小说《青春之歌》已经出版，广大读者有所了解。电影从1960年5月26日到7月31日，在日本东京、仙台、札幌、大阪、京都、广岛、福冈、名古屋等地，共放映36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为此，196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青春之歌〉在日本》，专门介绍了这部影片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
1961年春，因电影《青春之歌》在日本的巨大反响，谢芳被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去日本访问。在东京的大街上，林道静的巨幅画像远远就能看见，有两层楼房那么高。代表团的汽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有拥挤的人群拿着笔记本要求谢芳签名留念。他们狂热地喊着：林道静！林道静！
1961年6月21日《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日本人和田写的文章《放映中国影片运动的成就及其影响》，其中说：“在这些影片中，无论从上演次数和观众人次来看，都以《青春之歌》为最高。因此它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文中并附了一个统计表，列举了十部电影的上演次数和观众人数。这十部电影是：《祝福》、《林则徐》、《五朵金花》、《聂耳》、《风暴》、《青春之歌》、《万水千山》、《红色种子》、《铁窗烈火》、《女篮五号》。
《青春之歌》影片在越南和朝鲜也都受到了欢迎（见《大众电影》1960年第18期）。
由于电影《青春之歌》的上演，母亲名声更大，成了一个公众知名人士。
下面是邓颖超给母亲的一封信：
亲爱的杨沫同志：
我收到你来信和《青春之歌》的再版本，很高兴！
《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只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你寄来的再版本，以后有空，我当再读它。
知道你年来都在治病，养病，很惦念。望你能正视疾病，摸索并掌握病的性质和规律，善于和病作斗争。治疗要有耐性和毅力，既要能受得住病中的寂寞，又要会善自消遣。休养时，安心休养，力争把病治好和恢复健康。我相信你在恢复健康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创作，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我的健康，近两年已在逐渐恢复和显著好转。但是六一前夕，从定期的妇科检查中，出乎意料地发现卵巢囊肿，须动手术，因此果断地采取了及时的措施。手术经过，十分顺利和良好。十天后即出院返家休养。现精神、体力，又渐恢复正常，请你不要挂念。这也是我迟复信的原因，希能见谅！
专复
祝
痊好！
邓颖超 1961.7.15
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母亲的关心和尊重。
随着电影的轰动，小说发行日益普及和蔓延。《青春之歌》的影响超越了国界。特别是在日本，反响之大，出乎意料。
《青春之歌》出版后不久，日本首先翻译，而且6次重印，发行近20万册，这个数字在日本当时是空前的。很多日本青年在看完《青春之歌》后，受林道静的影响，纷纷要求参加日本共产党。可能因为她的美貌纯真，爱屋及乌，对她所热烈向往的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据说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参加国会选举，指示相关人员放映电影《青春之歌》，希望能为日共多拉选票。
1961年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赤旗报》上著文，号召日本青年阅读《青春之歌》，他说：“《青春之歌》非常好，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他的这篇文章曾译成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一个日本读者藤井增藏曾给母亲写了长达20页的信，讲述自己怎么从一个天皇的信徒，渐渐转变立场，相信了共产主义。这其中就是受了《青春之歌》的影响。
……
1961年还有一位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战士，苏联妇女彼得罗娃给母亲写来一封信。她不知道母亲的地址，是寄给《人民日报》转交的。信的一开头她就说：
亲爱的杨沫，我作为一个好朋友，一个大姐姐从苏联给你写这封信。我刚刚读完您那出色的小说《青春之歌》，此书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
1963年11月，中国作协派人专门接母亲去参加招待印尼作家的宴会。前来接母亲的同志说：印尼共产党中央把《青春之歌》作为党员的必修教材，所以印尼作家很希望能见到杨沫同志。可惜的是母亲当时正在犯心脏病，无法前去。
越南共产党中央也把《青春之歌》作为党员的学习读物。
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能在国际上获得如此反响，是非常罕见的。当时，还有一些长篇小说，非常流行，广为群众所喜欢。但这些作品却没有《青春之歌》那样在国际上也获得巨大影响。
60年代初，有人曾对母亲说：现在报上除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外，就是你的名字了。从上到下，大家都知道杨沫，关心杨沫。
邓大姐惦念着母亲的身体，1961年她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与疾病斗争的文章，特地嘱咐秘书寄给母亲一份报纸。
习仲勋的夫人齐馨同志登门看望母亲并提出了治病和工作的很好建议。
肖克的夫人蹇先佛同志为母亲介绍了很多可歌可泣的革命女战士事迹，请母亲写作时使用。
1962年母亲因心脏病，在颐和园后湖找了间房子休养。当时住在中央党校的李立三同志闻讯后，时常来后湖看望母亲。
冀中的老领导吕正操和刘沙与母亲来往更多，为她的写作和生活提供了不少帮助。
……
即使是偏僻穷困的地区的孩子们，也知道了杨沫，因为中小学语文课本有《青春之歌》的节选。
14.文革岁月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开始揭批炮轰本单位领导。
6月15日北京市文联贴出《把反革命分子赵鼎新揪出来》的大字报，赵鼎新为市文化局长兼市文联党组书记。之后，不少人写大字报纷纷表示支持。
6月18日作家骆宾基挺身而出，张贴了《赵鼎新是左派》的大字报，文中还宣称“周扬也是左派”，在文联引起轰动。
次日市文联贴出了大量批判骆宾基观点的大字报，骆宾基遭到围攻恐吓。
6月27日北京市文联成立 “文革筹委会”。主任赵树藩，浩然根红苗正，被选为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因单位里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发生武斗。
截至到8月初之前，母亲的日子一直不错。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并随会议代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开完会后，休息两天，母亲即返回机关参加运动。
那时候，谁被毛主席接见，谁就有了一层圣光，能保护他不受冲击。所以暂时还没有人给母亲写大字报。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当时的林副主席喊出了“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口号，红卫兵破四旧，风行一时，北京的文革运动随之开始显现血腥。
8月23日社会上的一部分红卫兵闯进文联机关大院，他们在大门口贴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大标语，声称要烧毁文化局下属各剧团所存的传统古戏装。下午他们开始揪人。市文联老舍、田蓝、金紫光、张季纯、端木蕻良、骆宾基、江枫、萧军等，被用卡车送到孔庙，在烧古戏装的火堆旁，受到红卫兵的皮带抽打。老舍因头部受伤，被提前送回，在市文联院内又遭批斗，受尽凌辱。
就在这一天，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是《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一篇是《好得很！》。所以，人们眼看着老舍挨打受辱，却不敢出来制止。
次日午夜时分，绝望的老舍跳入德胜门豁口外太平湖，终年68岁。
把老舍揪出来时，母亲就在现场，她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兔死狐悲”，恐怖之极。据浩然撰文讲：“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
事后，母亲心有余悸地说，“我是漏网之鱼。”
母亲的朋友、熟人、战友一个个地被打倒了。
为写一二·九运动，母亲采访过陆平，现在陆平成了全国赫赫有名的大黑帮，万炮齐轰。聂元梓所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其矛头就直指陆平。
曾写文章为《青春之歌》辩解的陈笑雨（马铁丁），被批斗了一次，而不甘受辱，于8月23日，几乎与老舍同时，投永定河自尽。
曾帮助母亲联系出版《青春之歌》的阳翰笙四清时就开始挨批，1966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公开点了他的名，成为反动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之一。
老同事海默又给揪了出来，新账老账跟他一起算。在1960年海默被打成漏网右派之后，母亲曾借给过他500块钱。
所有为《青春之歌》说过话的文艺界领导现在全部被打倒，如周扬、蒋南翔、林默涵、陈荒煤、何其芳等等。母亲感到了黑云压顶，不寒而栗。她别的没什么问题，关键是《青春之歌》，只要《青春之歌》不打倒，自己就不会打倒。她本能地想起了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那是1961年5月23日，她收到了周扬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一封信，原文是：
杨沫同志：
你的小说《青春之歌》康生同志看了，他对此书的意见，周扬同志觉得很好，特嘱抄送你一阅。意见如下：
1.这是一部好小说。我没有读过初版，再版增加了七章农村斗争，这很好。增加三章学生运动，觉得很不自然。我在未读“再版后记”以前，就觉得这几章是强加上去的。电影《青春之歌》以入党结束，结得很好。从全书来看，从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客观发展来看，以入党结束可能比以一二·九运动结束还要好些。
2. 书中反复强调“八一宣言”的作用，这样就减低了毛主席对党的领导作用和少奇同志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作用。这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是很有害的，必须修改，这种修改是容易的。
3.江华在汽车上宣布戴愉是叛徒，对叛徒还要冒着很大危险去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这既不合理也不真实。戴愉被国民党特务处死也不合理，很勉强的。
如果三版时能将这些缺点加以修改，这部书将是现代最好的小说之一。（1960.9）
以上三点就是康生同志的意见。
此致
敬礼
周扬办公室 谭小邢 转抄
5月16日
母亲看后很高兴，她把康生的这三点指示工工整整抄在了日记本上。
1960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时时处处突出政治。可就在同一个月，康生却肯定了这部小资味儿很浓的小说。
原因何在？
可能是《青春之歌》的影响空前巨大，为建国后长篇小说所少见。多年来知识分子一直比较受压，《青春之歌》可能是第一部把知识分子当成主角加以肯定的大部头小说，引起了知识界，包括青年学生的热烈共鸣。再加上1959年10月电影《青春之歌》上演，谢芳的清纯形象，更推波助澜，加重了这本书的影响力和爆炸力，观众近千万之多。康生感到了这一点，因此做出的评价比较客观和实际。
文化革命开始后，眼看着文艺界的熟人纷纷打倒。母亲预感到自己也不能幸免，就把康生的这段批示当成了“救命稻草”。她让姐姐小胖给油印成传单，四处散发，想让红卫兵小将知道，中央领导是肯定《青春之歌》的。康生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绝对能代表中央。
我记得小胖除了油印之外，还用复写纸印了很多份，寄往各单位。用康生的批示保老妈，在运动初期，似乎确实起了一点作用。母亲还真没被当成反党分子给揪出来。当时北京市文联造反派的斗争矛头指向的是老舍、骆宾基、萧军等。
但到1967年3月之后，两报一刊公开点名批黑修养，矛头指向了刘少奇。文革前就批过《青春之歌》的郭开又开始上街贴大字报批判《青春之歌》，说这部书是替刘少奇和彭真树碑立传。
于是康生的这个护身符有了问题（批示中有一段肯定刘少奇的话）。母亲权衡了利弊之后，把肯定刘少奇的那句话删去，又重新刻蜡板，重新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后来有人悄悄对母亲说，你这么宣传康生的批示，如果被知情人发现，会惹来麻烦，说你篡改康生同志的原话。康生本人要是知道了，也可能会生气。刘少奇打倒了之后，他肯定不喜欢人们老引用他当初含有吹捧刘少奇内容的批示。
母亲想了想，也有道理。以后，就再也不公开提康生的这段批示了。
因北影厂造反派勒令母亲前去接受批斗，母亲担心身体受不了，无奈中又想了一个办法，给康生和姚文元写信。
给康生的信底稿已找不见，但给姚文元的信底稿还在。
因姚文元在文革前曾写文章赞扬过《青春之歌》，母亲希望姚文元能给点面子，发句话，缓和一下自己的处境。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直接管文化战线。
然而这封信寄出后，渺无音信。母亲只好躲到朋友家，逃避了北影厂的那次批斗会。
母亲虽然恐慌，也没有束手就擒，她有她求生存的办法。
当北京电子管厂的造反派郭开召开17万人的大会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时，蒋南翔、陆平、杨述等同志都被拉上台批斗，而母亲这个作者，却逃之夭夭。
5月10日 北影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毒草电影《青春之歌》时，导演崔嵬、演员谢芳等全都挨了斗，而母亲这个编剧又逃脱了。
当时不遵守造反派的命令，不参加批斗大会，擅自逃跑，是很招人恨，让人瞧不起的。但母亲觉得自己不是黑帮，她拿出了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劲头，东躲西藏。
母亲原来的同事，香山的邻居王莹的日子就比母亲惨得多。江青在大会上点了她的名，说她坏得很，给扣上了“黑线人物”、“黑明星”、“老吸血鬼”、“美国特务”等罪名。她不得不每天到单位接受批判，终日被辱骂抽打。后逮捕入狱，于1974年3月3日含冤去世。
她想造反派不是批《青春之歌》吗？我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称赞话，来回敬造反派的批判，这一着肯定能让造反派哑口无言。
她记得姚文元的文章是收在《新松集》上的，就托助手小罗去找这本书。小罗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四处跑，终于给找到了。母亲让姐姐小胖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赞美和郭开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做一对比，用姚文元的话来反击郭开对《青春之歌》的声讨。
姚文元同志与郭开同志对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对比
（摘要）
姚文元同志的评论文章《一部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评小说〈青春之歌〉》载于1962年5月出版的《姚文元论文集——新松集》第58页。
郭开同志的批判文章《揭穿一个极其险恶的大政治阴谋——坚决批判〈青春之歌〉及其黑后台》载于1967年4月15日北影批毒联络站主办的《工农兵电影》。
郭开批：《青春之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小说，是株大毒草。
姚文元评：小说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思想，创作出色彩鲜明的形象，在生活发展方向和人物性格的描写中渗透了共产主义思想，渗透了无产阶级党性，因而在艺术上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美。
郭开批：《青春之歌》辩护士们都说，《青春之歌》是优秀的革命小说等等。《青春之歌》的辩护士、吹鼓手以及他们的黑后台，就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大肆吹捧的《青春之歌》，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他们想把我们毒死——使我们接受他们谬论，好跟他们搞修正主义。
姚文元评：我们读着这部小说，就会感到革命胜利是经过多么艰苦的斗争才得到的……让我们大家从这样的现实意义出发来读这部优秀小说吧！
郭开批：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和色情描写……（没有举出例证）对青年起了极坏的腐蚀作用，诱惑年轻一代和平演变。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和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作品一样有一股强烈的鼓舞和教育力量……它鼓舞青年唾弃一切丑恶的个人主义打算，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向前，向前，再向前！
郭开批：那种说《青春之歌》是学术问题，放在后期处理的论调是糊涂人的哲学。我们不能听。必须争朝夕马上干！过去几年没有批判，并不是群众不要求批判，而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王爷陆定一压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没有批判是被陶铸这个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压住了。今天难道我们还不批判吗？一定要批判。因为正像前面说过的那样，《青春之歌》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它和《海瑞罢官》一样，是一个政治案件。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小说是沿着三条线索发展的。一条是敌我斗争，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条是党内斗争，党内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党员和左倾教条主义分子的斗争；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这三条线索错综复杂地交织着，织出一幅鲜明的历史图画。
郭开批：《青春之歌》中有三个没有：一个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一个是没有阶级斗争，一个是没有人民战争。这都是我们事业的生命，革命的命脉，可它完全没有。
姚文元评：小说鲜明地反映了党内斗争的两条路线。一条是错误的左倾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青春之歌》还写出了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不管是牺牲的先烈，或继续战斗着的同志都引起了我们对他们的崇高敬意，激起向他们学习的强烈愿望。
……
15.始终没整海默
海默1941年18岁时参加革命。延安鲁艺戏剧系毕业，当过中南文工团创作部主任，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他文思敏捷，北影厂像他那样多产的编剧还不多见。但他脾气不好，刚直敢言，所以1953年30岁时才入党。拍摄完《粮食》之后，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文化部长陈克寒批评这部电影问题严重，宣扬合法斗争时，他反驳说：陈部长是不是看错了，这戏明明写的是非法斗争，凡是有敌后斗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敌占区搞民兵小组本身就是非法的，何况这戏还给党的“七大”上演过……结果四座哑然，最后这部影片终获批准公映。
韦明同志初到北影任厂长，在谈创作时经常说总理的意见如何如何，对海默与成荫合写的《春城无处不飞花》提出了批评，说这剧本“歪曲复员军人形象”，甚至上纲到“修正主义”。海默不服，就和他争执起来，指出“你这意见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甚至还坦率地对韦明说：“你不要张口总理，闭口总理好不好！我们也没听总理说过，是否真是总理的意见也难断定……”
他感到对方是借用总理的意见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对领导这样的态度，自然没有好结果。1960年他被揪了出来，打成漏网右派，说他“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攻击党中央、毛主席，说大跃进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逼死了几十万人……”他所编剧的电影《洞箫横吹》也被批判，遭到禁演。他一直不服，后通过该片女主演王云霞把材料递给了陈毅，陈毅调来影片看后，认为没问题，就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最先提出海默的问题应该平反。海默得以死而复生。可到四清时北影厂又把矛头对准海默，要新帐老帐跟他一起算。由于周扬出面说大多数同志属于认识问题，结果又没得逞。文革开始后，北影厂的革命群众决心彻底收拾他——写了“黄歌”《敖包相会》，又死不低头认罪的家伙。海默第三次给揪出来，剃了光头，多次批斗、坐喷气式、挨打，他总一声不吭。
据谢添说，批斗时，我们都低着头，海默却不老实，头给按下，又抬起来，再按下又再抬起来。给关起来后，造反派进屋打他，他还敢还手，并把窗户玻璃打碎，大喊大叫：造反派打人了！
患难识人心。某天，海默发现有位挨整的朋友心事重重，放心不下家中的父母老小。为让这位朋友早点解脱，海默用手指指自己说：“没关系，你揭发我几条，往我身上推。”劳改锄草时，女演员凌元发愁说：从小到大从没锄过草，锄错了怎么办？海默说：你就躲在我后面干，出了错，我担着。
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平反，海默已把生死沉浮看得很淡，置之度外。
私下，海默曾对众“牛鬼蛇神”痛斥过江青，给他们传看过江青三十年代的剧照，说她当初与王莹争着演《赛金花》……不幸这些言论被人揭发了。
1968年5月14日晚，经过精心策划，海默被骗到北影厂某处假装审问。一帮壮汉突然闯进来抓海默。海默极力挣扎，马上被蜂拥而上的人按住，怕他闹，特地用衣服蒙上他的脑袋，堵住他的嘴，强行拖上车，几个人用脚踩着他，拉到电影学院的摄影棚。在上千瓦聚光灯照射下，造反派质问：你反对江青同志，认罪不认罪？海默和往常一样一声不吭。于是造反派开始乱打，边打边吼：我叫你硬，看你还硬不！直到把他打躺在地，全身是伤，他还是一声不吭……中间，也有人提出异议，不要这么打。主谋绑架行凶的王造反派却说：现行反革命，不抓不打，他能老实交代吗？
在沉默了两天一夜后，5月16日晚10时海默终于停止了呼吸。
作为“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遗体横在医院的地下室里好几天，无人收尸。后单位出面火化，骨灰扔弃。
50年代海默与母亲来往很多，并一起切磋过《青春之歌》的创作，给母亲提过一些很好的意见。我上小学时，老听到母亲提海默。海默有困难时，母亲还借给过他钱。
1942年母亲和海默曾在华北联大同过半年学。解放后母亲调到剧本创作所又与海默相遇，两个人的来往就比较多了。1953年母亲曾请海默看过《青春之歌》的初稿。他看后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热情鼓舞了母亲一番。母亲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青春之歌》出版后，是海默最先告诉母亲：周扬同志肯定了《青春之歌》，为母亲的胜利由衷地高兴。
后来《青春之歌》大获全胜，母亲红极一时，而海默却倒了霉，他个性刚直，竟敢跟北影厂厂长韦明、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等人顶撞争辩。因为说过徐水县搞虚夸等等，1960年被冠以“漏网右派”，开除党籍，撤销编剧职务、工资降三级、下去监督劳动。他执笔改编的电影剧本《红旗谱》、《粮食》等影片开头也全抹去了他的名字。但是，母亲没有因为海默遭到批判，就歧视海默，与海默断绝来往。她依旧把海默当成朋友，期望他能时来运转。那时母亲还在北影厂当编剧，因生病休养，得以躲过了单位里的人人表态批判。她在家里提到海默时，充满同情，从没说过海默什么不好。
1960年左右，海默下放到北京郊区牛栏山公社劳改，不久即患半身麻木，卧床不起。北影厂视他为敌，年节补助的副食不给他。他请求跟领导谈话，也不理睬。有时他病在床上三天不下地，吃不上饭，也没人管。在朝鲜负的腰伤，使他直不起腰。为看病他四处借钱。在某导演处只借到20元，气愤之余，借着酒醉，他把这导演家养的名贵花盆全给砸了。百般无奈下，他来信向母亲借500元，母亲二话没说，立即把钱借给了他。——要知道别人向母亲借钱时，她一般都哭穷，能不借就不借，能少借就少借。一下子借出去500元，极其罕见。
1962年搞甄别平反时，海默给摘掉“漏网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党籍。1964年又发表了作品，有了稿费后，立即把这500元钱还给了母亲。
母亲很感动，在重病中给海默写了一封信：
海默同志：
来信及款都收到了，因我正生病住在医院里，回信迟了，你不会见怪吧？你有病，经济也有困难，看到汇来这多钱，很感激，也很不安。以后，情况好转，我们还该互相支援的。
我是因胆囊病，大年初一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的。来后，心脏病又犯了。长年害病，实在痛苦得很。你这个“壮士”怎么也闹得浑身是病呢？可要乘早治好，不要不在意，不然年纪大了，根治病更困难。你还常到北京来么？来时找我来谈谈吧！你结婚了也不告我，爱人叫什么名字？代问她好。
握手
杨沫 3．15
文革开始后，海默成了北影厂的斗争目标。他硬骨铮铮，令人拍案叫绝。
李少春的儿子李洪生说：海默真是条汉子！我打他一拳，他敢给我捶了回来。
批斗他时，一位女士喊：大流氓、反动作家海默低头！他当众回嘴道：我是反动作家，可我不是国民党的小老婆。把这位女士气得脸发青，跳上台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
红卫兵抄他家时，他还站在家门口试图阻挡。据邻居田壮壮回忆，那海默特横，拿着老粗的火通条，向来抄家的红卫兵嚷：你们不许进我家！我这些书有很多孤本，绝版，都是国家财产——他家有24个书柜藏书。
海默疾恶如仇，曾流着泪，向冯牧痛斥过江青，并表示：让这个女人夺了权，会把我们党带到哪里去！反正我铁了心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给他们低头（见《耕耘文集》第405页）。
最后，海默果真被活活打死。死了7年之后，1975年7月文化部核心组还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由，将海默正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
人们说：海默若不跟造反派硬闹，不至于被打死。
对比海默，母亲的斗争性就差多了。她不敢像海默那样以明显抗拒的态度，对待造反派。在高压面前，她唯唯诺诺，驯服听话。她出身不好，骨头先天就缺乏钙质。可就这样，她也始终没有说过海默一句坏话。
所以，海默的前妻张青予晚年跟女儿聊天时说：原来剧本创作所的那些女作家都跟你爸关系挺好。但你爸倒霉后，那些女作家都整你爸，惟独杨沫不整。
16.与关露的来往
除了海默，母亲与关露、王莹以及柳溪等人的关系也都很好。尽管这些人后来都给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私下场合，母亲从不避讳与这些人来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这些人一些帮助。
自从柳溪成了右派，被发配到农村劳改后，丈夫与她离了婚，什么东西也没给她，经济上非常困难。很多过去的熟人都不敢再和她来往。有一年，柳溪穷得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绝望之中，托人向母亲求救。妈妈就把自己的一些旧衣服偷偷送给了她，东西虽不多，却也表达了母亲的一点心意。她本质上不是那种斗争性很盛，朋友一出事就翻脸不认人的革命左派。所以，柳溪才敢伸手向她求助。
母亲对关露也一直很尊重。在1957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她说：
今天我的心里忽然感到很快活。上午开会传达“十一”的事情。开会后同关露一同到西单商场买了狐皮大衣筒子。我很佩服关露，被公安局错押了两年，出来后，精神仍然是那么活跃，没有对党不满的任何怨言、姿态。这才是个真正的革命者。
而关露确实有骨气。她自己身受那么大的冤枉，背着“汉奸”、“日本特务”的帽子，却还敢仗义执言，替母亲鸣不平。母亲在日记中对此有记录：
（1957年）11月19日 北京
……今天开完会出来和关露同路。关露说：“听林蓝说，别人去年都提了级，而却没有给你提。他们都不平。这不是根据德才资取人，而是单纯根据‘才’。”她还打算在明天的会上提出来。我赶忙说：“因为我没有写出剧本，所以并没有意见。你可不要提。”她说：“这与你无关，这是我们的意见。”
11月23日星期六
在这个会上关露替我鸣不平。说我思想作风如何好，如果评级以“德”为第一标准，那么我该升级。而岳×不该升两级，因他的思想作风有许多毛病云云。我听了这些话，心情是很复杂的。升级与否，我不愿计较这些。……我没有写出剧本，如果真的升级，也许并不好。可是一听关露说出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同志，接近群众，谦虚，因而为我鸣不平这些话语，我又很高兴。大概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之故吧？
关露这么说，自然与领导的意见相左，要得罪人的。她却毫不在乎，显示出她刚正不阿的性格。与她相比，母亲就缺乏这样的斗争性。对领导唯命是从，即使有意见也不敢提。
后来，母亲在香山租了房子，常与关露来往。有时还带我去看关露。我记得，关露的鼻子总是红红的，有点像酒糟鼻，烫发，身材瘦小娇弱。
即使关露名声“很臭”，母亲还是与她的关系不错。母亲在香山的房子，最初就是关露四处奔走，帮母亲找来的。
还记得母亲带我头一次去见关露的情景。临走前，她睁大眼，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关露是个大特务，那神情像是在谈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危险人物。我很不明白，既然是个大特务，母亲为什么还要去看她呢？母亲这么干不是两面派吗？
有时母亲甚至头顶烈日，步行到她的住处。跟她聊家常，嘘寒问暖，聊各种事，没完没了，有时还送给她些城里带来的小东西。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母亲为什么对一个“大特务”这么亲热呢？为什么对一个“大汉奸”还嘘寒问暖呢？我那时也就十来岁，很不理解母亲，感到母亲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关露独居香山一农民小院，树木丛生。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被捕入狱两年，释放出来后，也从没有正式给她平反，恢复名誉，群众威信很低，没人敢沾。其实她是受地下党领导廖承志的派遣才去当“汉奸特务”的。
母亲就以这样的“口是心非”，委婉地给悲苦寂寞的关露，送去一缕温暖。“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一关就是8年。1975年10月20日，母亲在日记中说：
被关了几年的关露前些时候放出来了。她仍然住到原来的房子里……自己生活很节省，几乎把钱都用在修房上。……关露是一个很好的同志。30年前，党派她做过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很有成绩。据说，她曾见过日本天皇。后来，在上海她的面目将要暴露时，党送她到了新四军中。在新四军中，她就因“汉奸”嫌疑被审查过。1955年“肃反”时又被抓起来审查（也因她是被潘汉年发展入党的）。文革后再被审查。可是，每次放出来后，她都是高高兴兴的，从没有一句不满的牢骚话。这次，她告诉我，她关在秦城监狱中，里面生活不错，有抽水马桶，有图书馆，有时还可以散步……听她叙说，我心里很难过。前些年，我、王莹、关露三个人都住在香山，经常你来我往，互相看望。听说，文革中王莹被捕后已死于狱中，关露虽然出来了，可是，她又在弄房子……我写作忙，没有时间常去看望她，但想起她来，总有一种不大舒畅的感觉。她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比起她来，我幸运多了。……关露总是在造房、造房。造好了，将给谁住啊？她忘了她已是将70岁的人了。
关露年轻时结过婚，短暂地维持了3年后离异，终生未再嫁。晚年凄苦，病弱缠身，平反后9个月，用安眠药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