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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恢复组织生活后不久，领导上同意她写一部抗日战争的作品。她越来越经常住在香山。在那儿租了房子，户口也转到了香山，钱与父亲分着，等于跟父亲分居。父母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有问题，随着文革的彼此揭发，两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小胖就在他俩的相互指责的夹缝中生存着，直到离开这个人世。
小胖名叫马豁然，1945年8月3日生在河北雄县的刘家铺村。眼睛上有个小疤。兄弟姐妹四人中只有她是父母亲手带大的，一直跟在父母身边。母亲自己承认，全家孩子中，最喜欢的是小胖。只有她能与母亲睡在一个床上，只有她能被父母带出去见老战友……然而谁也没料到全家数她命运悲惨，死得最早，1975年1月22日遇害，年仅29岁。
四五岁的时候，我还记得母亲曾把我和她放在同一个浴缸里洗澡。我们欢笑着，在浴缸里玩耍。十来岁时，我俩寒假回河北农村老家过年，我曾欺负过她，揪着她头发，把她疼得大哭。奇怪的是回北京后，她居然没向父母汇报我，可能把这事忘记了，她不记仇。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来往越来越少。家里她有她的屋，我有我的屋。她没事爱到父母的屋聊天，我却不敢，跟父母隔膜很深。
三年困难时期，我总是感到饿，多臭多脏多腐烂的食物都吃。而小胖却还挑挑拣拣，这不吃，那不吃。我开始对小胖刮目相看。她也饿，却有品位，非鲜肉不食，非醴泉不饮，能在饥饿面前保持住尊严。对比自己，像头饿猪，一天到晚就想着吃，发了霉，长了毛儿的干窝头也当成宝贝。我服了小胖，曾写过一篇作文《我的姐姐》，赞叹过她饿着肚子还能嗷嗷地唱歌看书。
那时候，我为交粮票事常跟保姆吵架，小胖也如此。她多半是为朋友吃饭的事与保姆吵。因为这保姆只认粮票，不认人，任何客人吃饭都要交粮票。每逢小胖跟保姆吵架，我就特别高兴，感到小胖与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不怕父母骂她看不起“劳动人民”。
那保姆原是地主的姨太太，再之前是个妓女，很会察言观色，伺候人。但谁要稍稍有点对她不敬或影射其身世之意，即变成泼妇，捶胸顿足，满院子的骂。
平时我跟小胖几乎没有来往，两个人都住校，周末回家吃饭时，才能见面。她爱看外国画报、《大众电影》，崇拜那些女明星。我觉得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跟她的共同语言不多。
小胖特别喜欢唱歌，记忆力好，能大段大段地背外国名著及普希金的诗。她还很“臭美”，爱穿奇装异服，有的衣服在我看特难看，像个瘪三，她却能穿着上街。
自我给周总理写了告状信后，父亲再也没打过我。小胖取代了我，总挨打。因为她能言善辩，爱跟父亲顶嘴，父亲说不过就打。一次，她裤子没系好就从厕所出来，进到客厅。那天来了很多客人，她提着裤子与客人寒暄，让父亲非常气愤。客人走后，大发雷霆。小胖顶嘴，他动手就打。
记得一年夏天的中午，小胖住在南屋，听见电话铃响，光着屁股，披条毛巾被，咚咚咚地跑到北屋接电话。父亲正在午睡，骂她这么一丝不挂，哪像个大学生的样子？她不服气，顶嘴，结果让父亲抽了耳光。
小胖有正义感。
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最受宠。平时见了我和哥哥，并无很热情友好的表示。但背后，她在父母面前却常替我俩辩护，指责父母对我俩有偏见。她这么替我和哥哥说话，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她自己也招来父母的训斥和冷淡。
她的好友燕玲北京没家，父亲政治上蒙冤早逝，非常贫困。小胖却从没对穷孩子另眼相看。她与燕玲成为最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谈。周末总邀请她来家住。
燕玲讲：小胖知道我经济困难，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我，自自然然，一点没施舍的意思。我考上北师大后，小胖说：燕玲姐，你上大学了，什么像样衣服也没有。我有一件大红棉袄，还有一个紫色的方围巾都给你吧。我还有，穿不了。这些衣物的质量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了。尤其那个红棉袄，非常漂亮，很少见。
燕玲说小胖是少有的善良，少有的尖刻，少有的迟钝，又少有的精明。
1963年小胖从师大女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外语学院。1965年，她有了男友，是无锡农村的，家里很穷，盖着床破被子，连个枕头都没有。她却一点不嫌弃，还骄傲地对人说男友对她特好，自己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从来不用剪，男友全包了。
兄弟姐妹之中，数她最敢给父母提意见。然而文革中父母遭难，她却最坚决地保爹保妈。我与她不同，我支持造反派对父母审查。当得悉父母有严重问题，可能要被打倒之后，我采取了离家出走的态度。
文革开始后，父母两人都被凶猛的群众运动吓得够呛，整天愁眉不展。小胖反复安慰父母，帮助父母四处搜集各种消息，分析形势，出谋划策。
1966年小胖串联到上海，还敢去三姨白杨家看望。那时候，很多人都视白杨为资产阶级电影明星，包括我在内，对揭批她都持拥护态度。可小胖却公开站在白杨一边，帮白杨写检查，出主意，带材料。
父亲被揪到单位里劳改，整天拔草。她常常去看望，偷偷说两句话，回来向母亲报告。是她帮母亲一笔一画地把康生肯定《青春之歌》的那段话刻成蜡板，还是她把姚文元和郭开的文章，对比地摘录出来，抄成了大字报。
当革命造反派召开17万人大会批斗《青春之歌》时，小胖带着母亲四处躲藏。后来左派郭开找到文联，那天正好小胖陪母亲到文联看大字报，在文联的走廊里，迎面碰见郭开。她一把拉住母亲，左转右转，迅速脱离了险境。
她对报上点了名的大黑帮也敢同情。一次批斗完吴晗，把他押到一边。小胖自己买了面包，又弄了碗水，送给吴晗，什么话也没说。回来后，她坦然告诉同学：我看吴晗挨斗挺可怜的，给了他点吃的，不管是谁都要按政策对待。
在外语学院，她属于保陈毅那一派的。当批斗陈毅，对他推推搡搡时，小胖和一些拥护陈毅的同学就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她确实善良。谁处境不好，她同情谁。
1968年12月，小胖去唐山军垦414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正碰上那里搞清理阶级队伍，她开始挨整。有人说她有三反言行（对现实不满，替白杨传递翻案信），生活作风不好，思想颓废，她的精神很紧张，寝食难安，面黄肌瘦。一度脸不洗，牙不刷，整天发呆。数次给母亲写信求救，言词恳切，很是可怜。但父母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去唐山帮她？
因为是老保儿，她和丈夫给分到了徐州的一个小地方教书。她不甘心在那里，就通过假离婚，1972年调回北京，到石景山区金顶山中学教外语。
之后，小胖又对人宣布，她是真离婚。为让对方同意办手续，才说是假离婚。因为两人结婚后，很快就产生矛盾。一吵架，丈夫就打她，有时打得相当厉害。
她说话坦率又尖刻。上高中时，曾当面质问母亲，你就知道打扮自己，给自己买那么多好衣服，为什么不给我买一件？
我平日对母亲也有意见，却不敢向母亲提出来。在这一点上我很虚伪。而小胖却真实坦白，表里如一。
对母亲使用那个男秘书，她很有看法，曾公开说：我妈找了个面首。两人的关系绝对不一般。大白天拉上窗帘，关上门互相打鸡血，这正常吗？
对此，母亲当然气愤得要命，说小胖四处给她造谣，诬蔑她。
但她又疼爱小胖，离不开小胖，因为小胖是她对付父亲的一个重要力量。
三十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在我率人抄家之后，尽管我绑了她，小胖还替我说过话。她对人讲：这事父母也有责任，平时对小波太不关心，太冷淡。
她只埋怨我在捆绑她时，把她胳膊弄疼了。
我被打成反革命之后，社会上流传我是个穷凶极恶，“杀父弑母”的家伙。小胖却认为我打砸抢父母，是家里对我不公平所致。当我在内蒙古过着孤独耻辱的被专政生活时，也只有小胖，突然给我来了一封信，明确向我表示这么处理不对，支持我向上面申诉。我深受感动。要知道，我平时瞧不起她，跟她很少说话，从没帮过她什么忙，文革中还绑过她，勒过她，给她嘴里堵过一团臭袜子啊！
茫茫草原上，我第一次感到了小胖姐的手足之情。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文革前，我为讨父母的欢心也曾积极向他们讨好。比如主动扫院子、倒垃圾、卖力地给父母擦地等。
记得有一天，小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别那么讨好他们，没用，要有点尊严。简短两句话，像一道电击，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她这么说，看似随便，却给了我重重一击，让我知道了争宠的可悲可怜。以后，我再也不讨好父母了。我觉得小胖就是一个良心的眼睛，她在看着我。
她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终生。
18.小胖姐遇害
小胖离婚回到北京后，工作不理想。每天得早早起床到石景山苹果园上班，早出晚归，非常辛苦。她感情生活孤寂，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
当时要离开教育系统，非常困难。为达到目的，小胖琢磨了一个办法，想通过唱歌调到专业文艺团体。她从小喜欢声乐，为此，她天天早上叽里哇啦大叫，练发音，还对母亲说朱逢博就是半路出家的，她要步朱的后尘。
母亲看她心诚，1973年4月19日写信为她设法联系上一个著名的歌唱演员。小胖前夫得悉后，还认为是好事（见1975年6月29日小胖前夫给父亲的信）。这唱歌的曾演过话剧《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当时因为唱“我为祖国献……”，而非常有名。
小胖很快就对这个人动了真情。与朋友聊天，嘴不离这人的名字，张口闭口总是他。她对一女友讲，老师说声音要从这儿出来，就用手轻轻摸她的胸脯，给他摸得心荡神怡。女友劝她留心，这人太流氓。她哪里听得进去。那家伙比小胖大10岁，小胖还亲切地称呼他为叔叔。
在小胖的不断恳求下，母亲支援她数百块钱，帮她买了一架钢琴，这样她的老师就可以在家里教她了。不久他们就上了床，那唱歌的还有我们家大门钥匙。
1974年是她与唱歌的来往频繁的一年，小胖多次怀孕。陷入爱河后，小胖的工资根本不够花，常变卖东西，给情人买这买那。因为小胖白吃白喝家里的，父亲总想让她搬到学校去住，但小胖说单位没地方，拒绝离开。父亲就逼她交饭费，否则不让她吃饭。小胖没钱交，父亲就把家里所有粮食及吃的东西，包括剩饭剩菜全都锁在柜里。
她为了省钱，给情人多买点东西，忍辱负重，能蹭父亲就蹭父亲，惹得父亲对她极其反感。以下是她在激怒之中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从中可看出她与父亲的矛盾多么深。
妈妈：
我以万万分愤怒的心情向你控诉马建民虐待我的暴行。我劳累一天回家，要炒点咸菜准备第二天带到学校当菜吃（这也是为了省钱，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可是姑姑急于回家，还非得锁门不可，不让我用炉子。我觉得即使是邻居，也不会不肯借用一下炉子，何况我们是一家人呢？所以我依然用那炉子。于是这位媚上欺下的黄脸婆就去向她的主子求援，马建民于是亲临炉子旁，杀气腾腾，耀武扬威地为他的妹妹助威打气，当她的面对我大肆攻击，极尽诬蔑打击之能事。仅仅为我用了一下炉子，就做了极大的文章。尤其可恨的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迫不及待地又要赶我，说什么限我在五一之前搬走，他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狠毒……
妈妈，希望你分清是非，听毛主席的话，对我关心、帮助、爱护，不要和马无赖、黄脸婆为伍，他们的灵魂是丑恶的！和他们站在一起，就是站在非正义方面去了，而非正义不管一时多么强大，最后终要可耻失败。
请你帮助小禾买一个小自行车和几斤白糖给我，我好给他寄去。
我将向赵英阿姨、张晶心、赵文彬等人控诉马建民压迫我的暴行，并向他们要钱度过暂时困难，她们一定会给我，并看透马无赖的本性，我就是要到处让马无赖丢脸！
小胖
1974年4月20日
这封动不动就上纲，充满文革语言的信，反映出了小胖意气用事，好走极端的毛病。她说话毫无顾忌，怎么解恨怎么骂，尖酸刻薄，狠毒之级，夸大其词，全然不计后果。
就是这张嘴巴，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小胖把自己的工资全用来款待那唱歌的了。一起看电影，听音乐会，下饭馆……每逢到月底，总是亏空。她还多次堕胎。有一次，小胖在新街口打电话给父亲老战友的女儿飞莎说我现在无家可归，生活费也没有，你快借我一些钱吧。飞莎赶快找到她，把身上所有的26块钱借给她，自己只剩下几毛钱。小胖见了也把几毛零钱要走。
她为了讨好那个唱歌的，倾尽了自己所有财物，甚至还曾把我给母亲寄的买衣服的20元钱，私自冒领走。连乳罩、裤衩都不买，偷母亲的。实在穷得没法时就向母亲要。母亲最后一次见小胖，就是来要钱的。她大冬天，没穿袜子，光着脚，趿拉着大棉鞋，一脸蜡黄。
母亲推说自己看病吃药，开销很大，没有钱。
小胖说，我这么大老远来找你，你怎么也得给我一点，不能让我空手回去。
母亲说：不行，我不能给你了。你成了无底洞，没个够。
小胖可怜巴巴说，那起码给我来香山的车钱吧。
母亲就给了她5块钱。
母亲知道小胖把钱全花在了唱歌的身上，自然不情愿给。她常对家人说，小胖在家里逮什么偷什么，偷了就拿到委托商店卖了，孝敬那个唱歌的。1974年11月12日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母亲特地叮嘱：
又：我新买的写字台及小圆桌请你拿到小屋里锁好，以免被小胖卖了。
母亲感叹：小胖一点不会料理生活，住房乱得像狗窝。自己什么家务也不干，却给那家伙织毛衣。
小胖也似乎有某种预感。她对家人和朋友都说过好友赵玉娥被丈夫割掉头颅的事，不无忧虑地表示：我弄不好将来也是这个下场；我嘴巴厉害，没轻没重，容易得罪人。
1975年1月22日，星期三，早上小胖对父亲说：爸爸，你今晚上不要插门，我有朋友要来。父亲问，什么朋友非要晚上9点来？小胖说有点重要的事。因为父亲每天晚上9点左右要插上大门上的门栓，到时你即使有钥匙也进不来。
那位唱歌的来了，小胖热情招待，又是饮料，又是糖果、点心，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自己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晚上。她让爱情迷住了眼睛，相信那个唱歌的也爱她，怎么也没料到这个晚上会是她的末日。
那唱歌的3月份要随团去美国访问演出，走前不想离婚，有疏远小胖之意。那时，中美刚刚恢复来往，去美国的机会非常难得，政审很严。小胖总去单位找他，可能会对他出国有影响。
这位歌唱家访问过日本，据说曾向小胖流露过羡慕和出走的念头。
小胖急欲与他结婚，岂能让他跑了？就从生活和政治两方面进行恐吓：你要总不离婚，耍把我，我就把这些事捅到你们单位，让你身败名裂。还说：我要像毒蛇一样缠着你……
她哪曾想到歌星就是靠名气过日子，让歌星身败名裂等于要他的命。
第二天吃早饭，没有小胖，以为是上学校了。第三天也没见她，以为是上香山看母亲去了。学校来电话，考试卷子要她判，希望她快点来学校。父亲说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吃晚饭了，小胖还没有出现。
家人纳闷儿，连着两天不见，小胖去哪儿了呢？去她的屋看看吧。姑姑和大姐进去后，看见床旁有一双鞋，小胖蒙头盖着被子，平平整整，露着头发。她们害怕，马上叫来父亲，父亲那几天正患高血压，晕晕乎乎，赶忙跑过来，用手一摸小胖的鼻子，没有呼吸，全身赤裸，已经僵硬，嘴角挂着微笑。炉门是关着的，父亲以为是煤气中毒，马上用被子把小胖包起来，送积水潭医院抢救。医生说人早已死亡，你们送来的是一具尸体。医院立即报了案。
深夜一点，大姐乘出租车到香山，把母亲叫回家。父亲讲了小胖的死讯，母亲目瞪口呆。老两口相对无言，泪流不止。
姑姑哽咽着说，可怜她那么大的岁数，才29岁。
次日，公安人员来家里勘查现场。13处富有经验的马处长亲自参加，连钢琴和收音机都拆开检查。很快就通知母亲，小胖不是自杀，是他杀。从一个玻璃杯残剩的咖啡里化验出了是致命量20倍的冬眠灵。尸体解剖后，发现肚内有一个3个月的胎儿。小胖死前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那唱歌的。春节前几天，在民族宫召开大会，公安局宣布那唱歌的与马豁然之死关系密切，当众给铐起来。那时他正在民族文化宫参加出国前的集训。3月底将随中国艺术团去美国访问。
这个人是靠唱一首石油歌起家的，江青很赏识他，夸他的声音好。在拘留所关押期间，江青还托人给他送过一件军大衣。
1975年春天，小胖遇害的消息轰动全北京，是街头上广为流传的桃色新闻。坐在公共汽车上，也常常能听到人们议论这桩事……
死后，小胖的衣柜里空空荡荡，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几双破袜子都露着窟窿。想到她死前的最后一段日子，过着清苦生活，怀着身孕，穿着单薄的小棉袄，趿拉着大棉鞋，有时饿了，竟靠吃糖块充饥，全家人无不唏嘘！她为了巴结那个唱歌的，卖掉了一切值钱东西，死后只剩下了一堆破烂儿。
可怜的小胖姐啊！
在小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父亲总是训斥她，骂她，赶她走。现在父亲心如刀绞，一提到小胖，泪流不止。小胖怀孕后住在家里，他还一毛一分地跟小胖算伙食费，逼小胖交。自己丢了钥匙，就怀疑是小胖偷的，连吼带骂，现在女儿死了，他的痛苦和内疚可想而知。他常常躺在沙发上发呆，涕泪交流。跟人一提小胖就哽咽，脆弱不堪，像变了一个人。
母亲说：老马，小胖活着的时候，你又打又骂，死后又这么痛苦。应该吸取教训，对活着孩子好一点，不要等死后再后悔。
于是父亲宣布，要把小胖的儿子禾禾接到家中照看。还宣布全家5个孩子每一家都给养一个小孩。一个时期，父亲对孩子的冷漠态度大有变化。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尽管母亲非常难过，也仅此而已，并不敢为小胖的冤死积极奔走，催公安局快点破案。因社会上有人说马豁然生活作风不好，拉拢腐蚀革命样板团的演员，而江青又特赏识那歌星，母亲怕催急了，得罪了江青。
何况小胖之死，她自己本人也确实有一定责任。
唱歌的很油，很老练。他面对审讯人员死不承认。他说他若是公安人员，也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嫌疑对象，可事实就不是他。他那天晚上虽然见过马豁然，又找不出证人证明那一夜他住在哪儿。可世间万物千奇百怪，偏偏就不是他干的。
因为在玻璃杯上提取不了指纹，现场被家人破坏，没有直接证据。只有一个小胖的日记本，记录了他们俩交往的历史以及直到死前的种种矛盾。尽管如此，哥哥姐姐去13处催问时，一女警察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是他干的。
由于江青送了他一件军大衣，办案人员面临着巨大压力，没有充足证据，谁敢轻易给个中央领导喜欢的著名歌唱家定成杀人犯？
于是这个案子就拖了下来。渐渐的公安局不再说小胖是他杀了。有个别人甚至说小胖是自杀。但我们家人绝对不相信。是的，她看过安娜·卡列林娜，但她不会自杀。她热爱生活，喜欢享乐，公开扬言好死不如赖活着。她怕疼怕苦怕死，连杀鸡都不敢看。她不是抑郁症患者，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她要调动工作，她要考进中央乐团，她挂念着儿子禾禾，她肚里还怀有一条小生命，她没有任何理由去死。
连不喜欢小胖的人都说：这么自私自利，一点亏都吃不得的人，怎么会自杀？
母亲坚信小胖是被谋害的，凶手就是那个唱歌的。她为自己帮助小胖认识了那家伙而痛悔不已。
小胖充当第三者，破坏别人的家庭不对，但她没有死罪。
马豁然遗像 19.帮一个科研人员打官司
（一）
1978年11月母亲在天津睦南道招待所写书。一次去食堂吃饭时，与中科院微生物所的科研人员刘亚光认识。他主动与母亲说话，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科研，其能治疗冠心病、肿瘤的功效引起了母亲浓厚兴趣。
母亲不懂自然科学，过去接触的都是干部、文艺工作者，刘亚光是首次接触的科研人员，让她感到特别的新鲜。刘亚光满嘴的专业术语和英文，成套成套的学术见解，母亲如听天书，根本不懂，一下子就被糊住。
刘也就三十来岁，是应邀来天津卫生局办的一个学习班讲学的。他勤奋、刻苦、目光敏锐，善于抓住容易成功，取得成果的课题。他的毛病是骄傲浮躁，刚有一点成功苗头就大吹大擂，逼别人承认，而且动不动就给中央领导写信，用领导来压人。所以曾被本单位的群众贴过大字报，甚至称他为骗子。
一个亲戚维嘉得知母亲认识了刘亚光后，立即打长途电话劝母亲别理这人，说他是微生物所有名的两大骗子之一。在原单位混不下去，整天在外面招摇撞骗，爱走上层路线。维嘉说，此人非常能说会道，颇能迷惑人，劝母亲千万不要上当。
可是亲戚的电话，却更引起了母亲对这个人的强烈好奇。
刘亚光有几个特点。
1． 他对母亲不像有些人那么点头哈腰，而是直呼其老杨，清高而不阿。
2．业余时间从不看电影电视，就是读书写文章，在招待所里过着清苦生活。
3．他说为了他的科研，谭震林曾给科学院发过指示；华国锋作过批示；邓副主席也批示方毅处理；科学院领导秦力生亲自研究他的工作安排。
这三条让母亲对他刮目相看，感觉这个人是个人物，非同小可。
他尽管在母亲面前昂头挺胸，从不像罗秘书那样对母亲毕恭毕敬，一口一个杨老师，但也很会变相的谄媚。比如1979年1月3日母亲给父亲的信中说：
在招待所认识了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很年轻，很有才干，也懂文学。他把我已写成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这部小说看了，他说不亚于《青春之歌》。他和我关系不错，不会是吹捧话，我听了很高兴，心里有了底，没有白费力气。
把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读不下去的《东方欲晓》说得不亚于《青春之歌》，这不是吹捧是什么？可怜的母亲又被他骗住了。
她把亲戚出于好心，给她打电话，让她小心刘亚光的情况全盘告诉了刘亚光。刘就势讲了一番他在单位如何受压，受排挤的历史。说科学院的方毅、李昌、陈钦锋（微生物所党委书记）等领导怎么官僚主义，怎么压制他，还说对他评价不高的一位科学家是个大学阀……母亲后又找了几个人，听了他们的意见。因为刘亚光来讲学是天津卫生局邀请的，自然不会说刘是骗子，所以在母亲能接触到的天津的有限的圈子里，那时肯定他的占多数。母亲就轻率地，完全地相信了刘亚光。
刘亚光有着科研人员的特点，不讲吃穿，工作狂。母亲看见他穿破棉袄，吃得简陋，又黄又瘦，就产生了恻隐和尊敬。她有时候特容易上当，只从外表看人。于是母亲开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979年2月21日，在认识刘亚光3个月后，母亲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请求转给华主席一封信，为刘亚光频频受压说话，后华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如反映属实应对刘的科学研究鼓励、支持。”
方毅立即指示国家科委派两个人来天津，开会座谈刘亚光的科研成果。结果形成两派意见，各持己见，最后不了了之。
中科院微生物所对刘亚光的批评性看法，也有根有据：
1974年，刘数次上书，声称他在烟草花叶病毒增殖的研究中推翻了洋权威的结论，经查，不是事实。
1975年，曾给周总理、华国锋、李先念、江青、王洪文等写信，反映他科研工作的问题。
1976年，刘又上书，称他用环胞苷酸治疗癌症取得突破，经查，不是事实。
1978年，刘声称生脉散对心肌DNA的研究获得突破，经专家审查，实验有问题。
作为家人，我们当然要保护好母亲，再三劝她不要介入这个案子。自然科学方面的事，她是外行，还是少说为好，学术上的问题很复杂。刘亚光如果受了压制和委屈，应该寻求科学界里的权威或同行来支持，让一个不懂科学的作家给他呼吁呐喊，并动用中央首长的权威压对方，这绝不是正派路子，对方也肯定不服。
但母亲根本不听家人的劝说，继续与刘亚光频频见面，长时间密谈。刘亚光来我家后，非常傲气，对别人根本不理。母亲自然总是好菜好饭招待。香山那个秘书回家时，还让刘亚光长期住在香山。
我曾委婉地劝过母亲，这事千万要慎重。可母亲却说那么多中央首长支持他，难道都支持错了？为搞科研，他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快40岁了也不结婚，都是明摆着的。母亲好像吃了什么迷魂药，完全被刘亚光给迷住。她在笔记本上写道：认识刘亚光之后，从此“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职责。多年来不关心现实斗争，只沉溺于写过去的心情开始有了变化”。
她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决心为个小人物打抱不平。
应当说，在刚刚打倒“四人帮”的1979年，中青年科技人员受打压的情况确实存在。如果你得罪领导，成果再突出也白搭，依旧挨整。母亲帮刘亚光向上反映情况的主观动机是好的，她希望为这些受打压的小人物呐喊几声，帮帮忙。只可惜她选错了对象。
据科学院的人反映，刘亚光思想活跃，有干劲，能吃苦，活动能量大，研究能力较强。但在科研方面，他喜欢走捷径，找出成果快的课题。所以不踏实，朝三暮四，经常变换项目。
他抓住一些老同志岁数大了，对癌症和冠心病异常关注的心理，强调生脉散的研究有利于治疗癌症、冠心病，很轻易地就博得了一些中央首长的支持。
看了双方材料，我作为旁观者，不得不承认微生物所对母亲的批评大部分是对的。她先入为主，完全偏听偏信刘亚光的一面之词。她从没有去微生物所调查，认真听听反面意见。微生物所多次邀请她去谈，她都不去。
母亲只能用刘亚光提供的炮弹对付微生物所。比如强调说刘亚光的研究，国外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其实，让国外表示浓厚兴趣有时很容易。微生物所回答说：一项科研成果的确立，“前提是要该成果能经得起实验验证，在此基础上依靠同行科学家的评议。如果离开了实验验证和具体专业的科学家分析，那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报刊的宣传，外国人的感兴趣，都不足以作为科研成果鉴定的依据”。
母亲还强调说刘亚光对海参粘多糖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但微生物反驳道：海参粘多糖是天津药物研究所最先搞的，刘亚光是后来才参加进来的，只干了一个来月，实验没有几次，就宣布成功，未免轻率。
……
母亲感到了压力，1979年9月，她在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848号提案，为刘亚光呼吁，说他受到了压制。
1979年12月25日，《浙江日报》发表了母亲的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公开为刘亚光鸣冤叫屈。
外行都纷纷为母亲叫好，但科学界内部却激起了不同反响。他们说，判断一项科研成果应请有关科学工作者根据实验结果来定，不能由杨沫同志来充当科学是非的裁判官。1980年8月 《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石西元的文章《是“那”样一个人》，系统地反驳了母亲的报告文学，看后你不得不承认人家说的有道理。
母亲依然不服，又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王任重写信，请求他允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驳文章。王任重出于对母亲的信任，批示给《人民日报》：
同意杨沫同志意见，可以发表她的文章。请你们和《浙江日报》共同调查一下，这大概又是一种不正之风作怪，应当揭露之。
于是，1980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母亲的来信：《这个事件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全面替刘亚光辩护，说对方破坏四化，压制人才。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人员景沛看了母亲的文章后，立即给《人民日报》去信表示：今年早些时候，我们所一位副所长交给我一篇文章，要我负责审阅，是刘亚光写的。“我阅读后发现该文根本不具备一篇科学著作的最低水平（就是说不够科学性），同时又注意到在我之前，已有一位同志对此文做了我认为十分正确的评价。” “我本人与微生物所的任何一方面，都没有过任何的公或私的接触……但是我有必要公开的再次申明，我所审查过的那篇刘亚光的‘论文’，是不合科学水平的。”
这位科研工作者还说：“杨沫同志的来信，给我叙述了许多我应该说它们是来自‘政治方面的’，或是‘权威方面’，甚至是来自‘国外的’论据，这完全没有向我说明任何学术问题。”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母亲那篇文章的致命之处。
微生物所当然有太充足的理由反驳母亲。198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微生物所的反击文章《这个事件的真相》。条分缕析，有根有据地批驳了母亲的那封信。两天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报》转载了微生物所的文章，揭露刘亚光“弄虚作假”、“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后又发表了汪德昭、邹承鲁等科学家的文章，围绕“科学成果的评价”问题展开讨论，认为科学成果和人才不应该绕过科学界，而借助行政领导和新闻舆论来解决。
中国科学院为此打报告到邓小平那里，小平于10月下旬做出明确批示：“对科学的事情要有科学态度，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请方毅同志找杨沫同志做工作。”
于是，198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约母亲谈话。在场的还有钱三强、吴明瑜。
母亲首先介绍了自己卷入刘亚光事件的经过。当谈到微生物所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宣读讥讽母亲的读者来信时，母亲激动了，气愤得泪水盈眶。那封大学生来信说，杨沫可能是刘亚光的老婆吧？为什么这么死乞白赖为刘亚光说话？
之后，方毅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很客气地说：微生物所党委书记当众读信不对，可以说说他，你们双方都消消火。关于刘亚光的问题，这是科学之争，将由同行去评议，你杨沫同志就不必再管这件事情了。
母亲反驳说，这不纯是科学之争，而主要是是非之争，说刘亚光是骗子，这是科学之争么？诬蔑我和刘亚光的一些话是科学之争吗？她还引用了一些支持刘亚光的单位和专家为例子，说明刘亚光的科研是有价值的。
谈了三个小时，双方都说服不了对方。分手时，母亲对方毅说希望你们不要当老太太。方毅有些愕然，不知怎么讲，母亲说护犊子呗，微生物所跟你们是一个系统的。惹得大家都笑了，使沉重的气氛稍稍得到一些缓解。
（二）
母亲为刘亚光，不惜跟科学院闹，跟国家科委闹，跟方毅辩论，写文章反驳童大林……她倔起来，就像个任性的孩子，真是鬼迷心窍！连邓小平的指示都不听。她为什么这么狂热？于是有人往男女之情方面猜。母亲虽比较喜欢接触年轻男性，但并非一接触就有那事。母亲认识刘亚光时已经65岁，仅有一个卵巢，又没有钱打上万元一针的进口滋补药，与父亲的关系相对缓和，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大为改善，而刘亚光早就有女朋友，且不止一个。母亲与他绝对没有那方面的事。但母亲为何这么不顾一切地为他奔走呢？原因不外有二，第一，刘亚光有超一流的公关才能。他就有这本事，能让不少高干或高干夫人相信他，重视他，为他办事说话。他善于用某某中央领导的“支持”来抬高身价，使母亲真把他当成了少见的优秀人才；第二，母亲骑虎难下，卷进去后，再下来就由不得她了。事情闹大已经直接危及到她自己的名誉，逼得她拼老命为刘亚光奋斗——为自己替刘说话的举动奋斗，否则太丢面子。
当《人民日报》登了微生物所的文章后，不少支持刘亚光工作的单位和个人改变了立场。刘亚光在浙江办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终于垮台。浙江呆不下去了，刘亚光又通过母亲的关系调到福建。
这个人不是骗子吗？他自己草拟了给王任重的信，大吹自己，却让母亲抄写后以杨沫的名义发出去。我在整理母亲的材料时，发现了刘亚光亲笔写的手稿：
任重同志，
您好！
这次我向您汇报一些好消息。我向您反映过的中年科技人员刘亚光同志最近接到国际第八届药理会议主席的邀请，请他去东京参加这次会议。前几天，第八届药理会议又来函催刘亚光交一份论文摘要，以便国际会议用。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已批准刘参加此会议。这样，一个在国内受科学院多年压制的科研工作的价值就一目了然了。
不但如此，刘接到美国、日本以及香港许多著名大学、研究所的邀请，请他去讲学、写作，资助他研究等。最近中央办公厅在调查刘亚光同志科研工作时，也向国内专家询问刘工作价值，一些真正有正义感的科学家都认为刘亚光同志科研工作在国内是绝无仅有，在国际上是尖端。
刘亚光同志的论文集天津去年正式出版，国内著名专家吴咸中写前言高度评价。此书早已销售一空。
我是作家，不懂科学。但是一项国内外高度评价，尤其引起了国际会议十分重视的科研工作被科学院某些人攻击为毫无价值，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更令人气愤的是，中央办公厅几个月大量调查证明科学院微生物所在《人民日报》上对刘亚光的诬蔑全部是造谣。中办调查附有大量证据，科学院至今无法反驳。
我们搞四化，一方面需人才，不断呼吁开发人才，又同时对真正的人才残酷镇压，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某些人错误，那些人有错不肯认输。
……
这次事情，科学院是被告，但遗憾的是中办调查出结果后交科学院去处理。由被告自己处理自己，是不正常的，也不可能合理解决。中办调查是元旦前结束的，至今已有三个月，却拖着无人处理。使刘亚光在全国被点名为骗子的情况无法平反，更无法工作。由于分子医学所业务工作由刘负责，因此，整个分子所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为了伸张正义和顾全大局，不公开揭露某些人严重错误，我建议《人民日报》刊登正面报道刘亚光同志工作的文章。这样做既可解决当前矛盾，有利刘科研工作，而且也对国家四化有利。
我前几天与赵秘书联系过此事，这篇文章是《北京科技报》记者刘敬智同志所写，他为写这篇文章采访过中央办公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听说科学院已开始赖账，不承认公开诬蔑过刘亚光，这是很可笑的），又去科研工作现场262医院实验室实地调查。我认为报道是属实的。
任重同志，《人民日报》社曾告诉我，您过去在我给您信中批示“……这可能又是一种歪风邪气在作怪，应揭露之”。事实表明半年前您批示完全正确。
所以，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主动让步，请《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正面报告文章，不提及科学院的错误，这是最低要求了。
望任重同志批示给《人民日报》刊登此文章，若有可能，我想与您面谈汇报一次。
刘亚光以母亲的口气给王任重写信，自己吹嘘自己，这是老实人的行为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骗子，也未尝不可。
母亲完全变成了刘亚光的一杆枪。刘亚光给她提供子弹，她开火，刘亚光给她出主意，她跟人斗。刘亚光给她写文章，她署名。刘亚光把她完全控制住了。
据母亲1980年4月20日日记记载，刘亚光告诉她，马春气功专家检查他有肝癌，用手摸着他肝区特别凉。
母亲宽慰道，不会是真的，你应去医院检查。
刘亚光说，是癌检查出来也没有用。这个样子也许还可以工作一两年……科学家都愿意死在实验室里，而不愿意死在病床上。
母亲劝他，你这样一个人生活，工作累，营养差，应当成个家，有人照顾。他又瞪大眼睛说：我能够害别人吗？结婚一二年叫人家当寡妇吗？
第二天，他照样上实验室，照样忙着各种各样的工作。
母亲大受感动，特地写在日记里。
刘亚光自称得癌症是胡说八道，却把母亲唬得一愣一愣。他与那个秘书一样特别会示弱、示苦、示病，能让母亲把他刘亚光当成了陈景润第二，不惜一切为他呐喊。母亲满怀正义的激情，全力以赴，动用自己的关系帮他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文章；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他联系出版社出书；还为他创建分子研究所找卫生部的熟人……
《人民日报》登载了微生物所的批驳文章后，刘亚光如坐针毡，立刻给母亲出主意，唆使母亲找关系在《人民日报》上登吹捧他的文章。他在一张稿纸上写了5条登《人民日报》的必要性。母亲按照刘的思路，再次给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写信。
文彬同志：
您好！ 我又不得不写信来麻烦您了。
自从我写了一篇有关科研工作者刘亚光的报告文学后，触怒了科学院微生物所，他们在全国各处散发材料，甚至在《人民日报》及《科学报》上，接连不断地诬刘亚光为骗子，剽窃，弄虚作假，有政治问题，否认曾扣发他的工资等，并在人民日报公开攻击我利用人大常委及名作家的声望，干预科学界内部事务等。微生物所这种拒绝批评，打击报复的行为，给刘亚光的科研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为此，去年8月，我曾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信反映，中央领导同志很快指示中办调查此事真相。信访局几位同志几个月来费了很大力量，十分认真，负责地核实事实真相，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党中央及在您领导下的信访局同志们的辛勤工作。元旦前，信访局的同志们告诉我，有关这个事件的调查材料已基本出来了。
我十分高兴。事实上，我也从各有关方面了解到，刘亚光同志决不是骗子，也没有剽窃，弄虚作假的行为。这个事件完全是微生物所某些领导人的不正之风所造成的。但至今尚未见到中办的正式调查材料，我内心十分焦急。事情已经调查四五个月了，国内外不少人士都在关注这个事件的真相（尤其它是一件文学与科学有关的事件），《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也明确表示，“不久经过调查后，将披露事实真相”。尤其被诬蔑的刘亚光，被公开戴上了骗子、剽窃、弄虚作假的帽子，无法回浙江原单位工作，使他从事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分子生物学与中医相结合的工作完全中断了。
我写报告文学本意是想为四化尽点力，为科研工作者的受压呐喊几声，不意在当前某些不正之风的泛滥下，反而给刘亚光的科研、生活等各方面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此，我感到异常的痛苦、焦灼与不安。我的创作任务也是繁重的，但因卷入了这个事件，滞留北京，不能专心写作。这对于一个年老多病，而又想为人民写出一些作品的人，又是多么沉重的精神负担！万不得已，文彬同志，我又写此信给您，请您尽快将信访局的调查结果转知有关单位——尤其是《人民日报》……当事实真相已查清后，如果《人民日报》仍不能及时披露，使这个事件迟迟没有下文，这对党的形象，这对党报的形象，以及对广大的科研工作者的影响都是不利的。刘亚光被诬蔑，一些谎言也只有在《人民日报》见报后，才能在全国（也包括国外）肃清其流毒，给他恢复名誉（其中也包括我的名誉），以利四化。
为了安定团结，为了对事不对人，我要求把中办的调查结果用适当方式，择要在《人民日报》上披露一下，如说明，经有关单位调查刘亚光不是骗子，在科研上没有剽窃弄虚作假行为，就可以了，我并不要求对微生物所的种种错误要在报上公开宣传。这个事件，小平、耀邦同志都曾批示过，现在他们很忙，我就不另给他们写信了。我只十分诚恳地请您多费心，设法把这个众目睽睽的事件早日了结。早日肃清这个事件在国内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早日解放我和刘亚光这两个生产力。
我企盼能够得到您的回音，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和您面谈一次（前两个月您曾约我谈话，但没有谈成）。
我现在住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电话331631——438
敬礼！
杨沫
1981.1.11
中办调查的正式报告，最后给了科学院，却没有给母亲。中办信访局的干部仅仅口头向母亲表示了几点意见：刘亚光不是骗子；没有剽窃，弄虚作假；也没有政治问题；其科研有价值，应予支持……
过了几个月后，眼见《人民日报》没有动静，母亲再次给邓小平写信。
小平同志：
去年我写信向您反映了科学院微生物所对科研人员刘亚光同志诬蔑打击一事，蒙您批示中办信访局调查，在信访局三四个月的调查研究后，大量事实证明我向您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刘亚光是个有创造性的，刻苦攀登科学高峰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微生物所曾在去年9月的《人民日报》上公开诬蔑刘弄虚作假的不实之词，理应由《人民日报》实践其在编者按中所说的“披露事实真相”的诺言，但由于此事件不知何故却批示给由科学院处理，而中国科学院却完全站在做了错事的微生物所一边，几个月来，对刘的事件不理不睬，似乎这件把一个有出息的科研工作者糟蹋得不像样子的事实并未存在。这是一种不正之风在作怪，是令人痛心的。
刘亚光把分子生物学与中医结合的研究，由于他的科学论点流传国内外，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不久将在东京召开的国际药理会议正式邀请刘参加。但由于《人民日报》受到阻力不能披露真相（其实可以不点微生物所的名，只稍微介绍一下刘的工作，也就等于给刘恢复名誉了），使这件本来可以为国争光的事却没有人敢批准他参加国际会议。而且由于微生物所无视中办调查结果，仍然不断发出种种流言，使刘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是我写了刘的报告文学造成了这种结果，作为一个人民代表，一个党员作家，我有责任和那些依仗权势，颠倒黑白的人进行斗争。因为这不仅是刘亚光一个人的事，而是有关四化，是多少受压的科技人员都十分关切的事。如果像科学院这样对待刘亚光——明明错了，毫无对党，对人民，对四化认真负责的精神予以纠正，任不正之风泛滥，我国人才的被压制，四化的实现，不是更加困难吗？
我是为党的利益，才下决心与谬误作斗争的。刘亚光事件已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香港报刊不止一次报道评论此事件。我渴望中央能够正确处理好此事件，使刘的有意义的工作有条件顺利发展。其实，只要您批示《人民日报》用适当方式报道一下刘的工作，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崇高的敬礼！
杨沫
1981.6.25
但母亲的希望落空了。《人民日报》始终没有刊登肯定刘亚光的文章。后来，据说有关领导请邓颖超出面劝她不要管这事。在电话里，母亲依旧坚持自己意见。从此，邓大姐到去世再也没有跟她联系。
母亲认为自己这么干，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所有挨整受压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是在干一件有益于国家进步的大事。所以她理直气壮，变成了一只“好斗的母鸡”。
刘亚光知道在国内没有出头之日，开始积极联系去美国，母亲继续帮他，连经济担保人都是母亲找的。1982年11月24日刘亚光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兰州青年报》出于对母亲的敬意，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吹捧了他一番。
刘亚光自诩的所谓 “在国内是绝无仅有，在国际上是尖端”的科研成果以他远走他国，灰灰溜溜收场。
这人到美国8个月后，才给母亲来封信，之后即不再答理母亲。他定居美国到现在已过去20多年，他的“突破性成果”早已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本人销声匿迹，默默无闻，学术上也再未见有任何建树。
母亲为刘亚光拔闯的劲头，是少见的，她先后给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铁瑛、冯文彬等诸多领导同志写信。她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为一个陌生人这么上心地帮忙。小胖冤死后，她哪怕连这样狂热打官司的十分之一的劲头都没有。
我在刘亚光的问题上跟母亲缺少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半句多，只好敬而远之。作为儿子，母亲不在了，不应该多说她的不是。但在母亲一生中，这是个很大的事，她曾把这件事写成报告文学，出成书，大加宣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记得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张志新的事迹，我读后万分激动，6月份五届人大常委八次会议在京召开。我估计母亲要参加这次会议，就在6月8日主动给很久没有来往的母亲写了封信，请她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一条议案：为避免今后再有张志新被杀，请人大颁布法律明文宣布：不许虐待政治犯……
但母亲根本没有理睬我，她心目中，刘亚光远比张志新要重要。她见人就说刘亚光是中年科技人员的表率，他怎么受压制，怎么了不起。用她自己的话说，几乎变成了唠叨的祥林嫂，翻来覆去就是刘亚光。
我自然对她有意见。这场官司也是我们母子俩谈不到一块的众多原因之一。
作家应该干预生活，但不应该干预具体的科学成果或某个学术论点。母亲却干预太深了，这是她的悲哀和不智。我为母亲这么干害羞，难道她不怕科学家笑话么？自己是个科盲却闯到科学界里大闹，太不自量力了，多丢人现眼！可是她自从当上人大常委后，自我感觉良好，过分自信，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
刘亚光绝非等闲之辈。从微生物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75年起中国科学院直至中央负责同志为安排他的工作，开会之多，调查之频繁，花精力之大，在科技界是少见的。一般科技人员绝无此殊荣。说他擅走上层路线，一点没冤枉他。
1980年的时候，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昭雪。如果一个老农民受冤，一个老干部受冤，一个反“四人帮”的人受冤，母亲能花这么大的力气救人，那确实伟大，让人佩服。事实上，这样的事还真的找到了母亲头上。大约是1981年初为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鸣冤奔走而被判刑20年的朱毅尚在监狱劳改，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还在流血的爱情》，真实再现了年轻的李九莲悲壮而惨烈的一生，托人寄给了母亲，请母亲帮助反映和发表。
据我所知，母亲没有管这个案子。李九莲的冤案后来经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给平反了。如果母亲像管刘亚光的事情那样管管李九莲这个冤案，分量可就不一样了。那绝对了不起！绝对让人心服口服！
可惜母亲选错了典型，为一个告状油子花这么大精力，实在是浪费精力，没有意义。一个严肃正经的科研人员绝不会整天钻营上层关系，缠着名人，靠名人写文章吹捧自己，来抬高自己的学术身价。小平同志的指示：“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 说的入情入理，非常正确。他讲出了我及家人的心里话。
据我看，母亲打的这场官司其实并没有赢。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后来都不再支持刘亚光，致使他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好出国走人。根据母亲写刘亚光的报告文学而改编的电影最后也被“枪毙”；微生物所“压制过”刘亚光的领导照样在台上干着。
而在第六届人大会议上，母亲没有再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了。
1983年6月30日，她在日记中说：
第六届人大会仍有我，我6月1日搭广东代表的专机来京开会，到21日结束。人大常委中没有我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高兴的，可更多集中时间写作。
虽然母亲在报告文学中总说她胜利了。其实，这胜利是有争议的。也就获得一些个别外地小报的叫好，科技界并不认同她。
文联的司机说：“杨沫为人打官司，把人大常委委员给打没了。”
老作家萧干说“杨沫是只好斗的母鸡”。
聂华苓说她是一个傻大姐。
晚年的母亲对刘亚光的看法似乎有了改变，再也不提他。
20.创作上的教训
从1972年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初，母亲辛辛苦苦，反复修改完成了小说《东方欲晓》。1980年6月该书第一部出版后，反应冷淡。除了刘亚光，没有人说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我喜欢看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却实在看不下去母亲的这部作品。一个署名“秋夜”的读者，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尖锐地提出批评。
杨沫老师，好！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最近看了你的小说《东方欲晓》，觉得有几句话要说，故打扰一下。虽然知道你很忙——有作为的人都是忙人。
你曾自己说，写这部小说，似乎摆不脱“三突出”的束缚。说明你已注意到这点，而且也作了努力。可是，看完了小说，却真有“三突出”的味道。好像作者在尽力塑造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而又事与愿违——读者并不觉得这个人怎样，或者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小说”中的人物。说得不留情点，是一个闪着光的木偶。
但是《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就正与之相反。卢嘉川在小说中部就“牺牲”了。而给人的印象是这样深，也是这样难忘。这是什么原因呢？特别是曹宏远不愿意回根据地，“坚决留下”的表现，只能使人感到厌倦、虚假；什么有病也不看，手里有药也不吃（虽然读者可以理解著者的心情）。一点叫人佩服的味道都没有。而且几乎个个主人公都是“漂亮”的，也不真实。
我认为让读者感到著者在尽力刻画人物是作者的失败。只能让小说中的人物按自己的性格发展，而这发展，不是作者的安排，也许难就难在这里了。总之，我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觉得卢嘉川叫人难忘，曹宏远叫人难亲。
……
望：
早日见到二、三集
读者 秋夜
1982年10月
后来母亲承认这部书写成了夹生饭，是失败之作。
在文联的一次会上，母亲当着很多作家的面，做了自我批评，难过得流下了泪。她自己承认：《东方欲晓》的失败是由于自己的骄傲自满，不自量力。由于《青春之歌》在群众中受到热烈欢迎，就在潜意识里，自以为了不起。写《东方欲晓》，一定还要出类拔萃，超过以往其他人所写的抗日战争小说。为此就给自己规定一个宏伟的计划，要把这部书写成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要全景式，史诗般的；并且规定了四大内容：
1. 要写出抗日战争中的某些重大事件；
2. 要写出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3. 要写出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我们和国民党投降派的斗争；
4. 要写出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如何改造成长。
母亲就按照这四个政治要点,写出了70万字的《东方欲晓》。实话说，我看不下去这部书稿，太紧跟形势了！
比如开始，她还是以柳明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写了10万字后，当时的《北京日报》忽然登了一篇文章，说成长中的人物不能当主人公。母亲就赶快将柳明改为二号人物。而把高大全，没有错误缺点的县委书记曹鸿远改为一号人物。
母亲尝到了编造这部书的苦头。为了表现120师所进行的齐会战斗，她不得不自己设计作战细节。母亲没有打过仗，又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仅靠一点点书本材料，怎么能写得真，写得好？她说连自己看了那些编造的战斗故事都不大愉快，已预感到它只会费力不讨好。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动手写这部书之前，她就为自己规划了一幅宏图：过去写敌后游击战争，多是写一个村庄或一个地区的小范围，视野窄，场面不大，概括不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全貌。她雄心勃勃，企图写出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样大部头的作品。地域范围不限于一城一县，敌我双方都要出现较高级的领导人物，部队和作战也要有一定的规模……
要写这么大部头的史诗般的著作，有多少材料要看，有多少人物要刻画，有多少情节要穿针引线，精心设计，对一个年轻人都不容易，年迈的母亲怎么能够胜任？
母亲确实是被《青春之歌》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丧失了自知之明。
教训是惨重的。越给自己定的任务大，越要表现全景式，史诗般的，越要砸锅。正如母亲自己所说，这不能全怪“四人帮”。因为有的同志，如林斤澜就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坚决不接受那套极左模式，而宁可停笔。这“只能怪自己的思想水平的低下”。
母亲曾说：文革的时候，自己除了佩服骆宾基外，还佩服林斤澜。当浩然被大会小会批判之时，他敢在大庭广众高喊：浩然是好人！
在“四人帮”极左文艺政策面前，林斤澜拒绝写作，而母亲却做不到。她年纪大了，怕没有作品，黯然而终，因此就俯顺了当时官方的那一套极左的文艺框框，不敢再坚持自己以往独有的，有浓厚小资情调的风格。
母亲公开承认了这一切。
以母亲那么大的名气，能在大会上那么严厉地检查自己，承认自己狂妄自满，承认自己不自量力，妄图写出《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大部头，承认自己的《东方欲晓》彻底失败。她的坦率，她的诚恳，她的毫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在名作家中是极少见的，让很多人感到震惊。
在此之后，母亲还在文章中，会议上，反复多次检讨自己的这一失败。
《东方欲晓》的失败，就因为母亲没有冲破七十年代初左的文艺政策所规定的框子，它再一次说明文艺创作不能紧跟形势，为狭隘的政治服务。一定要独立的思想。大作品绝不靠迎合某项宣传政策，就能产生出来。
真正的伟大作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
1986年《芳菲之歌》出版后，私下人们觉得不怎么样，可又不忍对母亲坦言相告。毕竟母亲有72岁了，不能苛求。1988年5月7日广西苍梧县财政局的一位读者刘柱田却给母亲写了一封30页稿纸的长信，对《芳菲之歌》提出批评：
虚假的东西，最容易引起读者反胃，令人作呕。当我仅读到《东方欲晓》第13页，就发现一系列人工斧凿的东西，再无心读下去，而把书丢到一边去了。
他认为把《东方欲晓》改成《芳菲之歌》之后，高大全的创作方法依旧没有减弱，相反有某些扩大与增强。他还一一指出了《芳菲之歌》里面那些虚假不实的描写，并认为母亲把《东方欲晓》改成《芳菲之歌》没有必要。
我认为作家不应对自己已发表的作品作出重大修改。就我所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很少有作家像你这样修改作品的。一部作品的缺点，宜应在新的作品创作中克服，或者在作品未发表之前，像白居易那样，先请人阅读，提出意见，进行修改后才发表。
母亲确实没有在作品出版前，广泛听取意见，反复认真修改，像《青春之歌》那样，致使稿件在还存在很多问题的情况下就匆匆出版，出版后反映不好，又匆匆修改，大编大造，迎合读者。这样的大改确实没必要。
……
母亲的思想虽然有比较开放、开明的一面，但多年党的教育，锤炼了她的党性，又有紧跟《人民日报》，紧跟文件，紧跟领导的一面。她虽只有初中文化，可家里藏书很多，看了很多西方名著，对“四人帮”那一套从感情上说反感，却没有勇气反对。她总觉得自己年岁大了，来日无多，怕一事无成，虚度光阴，只好上面提倡什么就写什么。
我写《血色黄昏》的时候，母亲正在写《东方欲晓》。她坚决反对我写插队那一段经历，为此还与我断绝了关系，说我的书是大毒草。我没有听从她的话。我的宗旨就是忠实于生活，实事求是，绝不美化。因为我看到的真实与报刊广播电视上一些整天叫喊的完全不一样，充斥于四周的虚假使我不能容忍自己的书虚假。
实践证明，我的“大毒草”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她的《东方欲晓》买的人寥寥无几。
因为真实的作品才有力量，你名气再大，写的东西虚假，照样没人看。
写到这里，我要替母亲说两句话。《东方欲晓》的失败，那个秘书也有某些责任。母亲写作这部书稿时，正是和那个秘书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他给母亲出的主意全是迎合潮流，又俗又浅的馊点子。
通常，母亲是自己构思写作的。但有时候，遇到卡壳时，她也会和秘书切磋，探讨书中人物的刻画及情节的走向。有一次我去香山看望母亲时，亲眼看见秘书兴奋地，绘声绘色给母亲支招儿。
明明问题一大堆，他还对母亲过分地吹捧，更助长了母亲判断上的失误。
没有这个秘书的时候，母亲创作的《青春之歌》，清新秀丽。她凭着自己的朴素艺术本能，凭着曾经生活在她身边众多的死去的战友身影，突破了当时文艺上的禁锢，把一个小资产阶级味儿十足的知识女性当作全书主角，还大胆描写了她的连续不断的爱情，这都是反潮流的，先锋的，叛逆的。
可是多年之后，在有了那么一个专职秘书协助她创作《东方欲晓》时，受格调不高的人影响，作品却失去了最初那种朝气的、真实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变得世俗、虚假、循规蹈矩、紧跟形势，了无新意。
所以，我认为母亲创作上的失败，多少也跟她选错了助手有关。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这个伶俐过头，爱说瞎话，品行有问题的秘书沆瀣一气，灵魂不会净化。我曾想过，如果母亲的秘书是一位特别崇敬彭德怀、张志新的人，刚正不阿，母亲与这样的助手耳鬓厮磨，那境界恐怕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她所写的《东方欲晓》绝不会惨败。
庆幸的是母亲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并尽力修补。
在小说《英华之歌》里，母亲有了进步。她勇敢地提到了肃托反特。这是在根据地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虽属个别，影响巨大，一些相当优秀的干部，被当作托派、特务无端杀害了。如1940年春，冀中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李晓初被当作托派处决，这是一位1934年的老党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这位同志蒙冤45年后，于1985年被平反昭雪。还有母亲的老战友，原冀中妇救会主任赵亚平的丈夫张明是一位很好的朝鲜同志，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在苏联第三国际工作过，却被当成“特务”秘密处决了（1983年被平反）。赵亚平因掌管冀中半边天而被贺龙戏称为“赵司令”，也受到株连而被降职。
过去从没有人写。母亲把这个血的教训，写在了自己的书里，从而增加了全书的分量。
但人是矛盾的。母亲能公开承认“自己狂妄自大”，能公开承认“自己写的《东方欲晓》失败”，能公开承认“自己思想水平低下”。可在她所公开出版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中，又有不少文过饰非之处。
母亲把日记中所谓的阴暗面，大部删去，把感情部分大部删去。故《自白——我的日记》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历史原貌有异，欠真实。
日记是不能造假的，即使不能百分之百的真实也要百分之九十九的真实。
母亲隐去个人感情的那部分，可以理解。但除了感情部分，母亲还删去了不少政治上的表态。比如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评价，自己对胡风的批判，自己对秦兆阳的批判等等，我认为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1961年5月23日，母亲在日记中全文抄载了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意见。这本是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康生后来开除党籍了，人人憎恶，臭不可闻，就把康生的这段评价去掉。遗憾的是母亲把康生的这段批示删得干干净净。
母亲对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批判，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批判。母亲说过的话当时绝大多数干部也都说过。保留着它就是保留着历史。然而母亲却统统给删去了。可能她感到这些随风倒的政治表态不那么好看，有些难为情。
书名既然是《自白——我的日记》，就应该把自己心中的秘密，最不能对人说的事情袒露出来，自白一下。可看完了全书，自白了些什么呢？实在找不出什么有印象的事。
如果母亲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真正怀着卢梭的《忏悔录》精神去写，不怕露丑，那这部书将是会很轰动的。可惜母亲没有这样写。她的日记里凡有损她形象的东西，跟风的，随大流的，应景的大部删掉。经过这么处理，让知情的人读来就感到不真实，结果大大减损了这部书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
随手举几个例子，比如1955年6月5日日记，原文是：
……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些天声讨正紧，我在去年曾对民说：“这么个人，值得这么讨论么？谁会跟他走……”可是这一个月的事实看来却大吃一惊，从舒芜发表的胡风给他的密信来看，这个家伙原来是个极阴毒的反革命分子，他恨党，像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可是他嘴巴上却还挂着马克斯（思）主义。不单他一个人，他还组织了很多人。甚至我们党内的高级干部（华东宣传部长，原24军军政委）彭柏山也和他一流……真可怕。
公开出版后，将楷体字部分全部删去。
又比如她把对老战友秦兆阳打成右派后的谴责部分，全部删去。且换上现在的想法。原文：
1958年2月11日 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的《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老实些》，我才了解我一直以为认真为党工作的老朋友，却是一个自私的极不老实的人。他是处在反党的边缘上。他用何直的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也曾使我震惊。却不知道这位何直却是我的老朋友。他刚遭到批评，并没有认真改正观点，而是一边用何直的笔名写了《关于写真实》，一变上次用何直笔名的观点，大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又在同一刊物上化名反对这种观点……又如修改王蒙的小说，人家批判了这篇，他不敢挺身而出，反而一边也写文章批判它，一边又向作者暗送秋波地道歉，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真是两面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闹越糟，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而出版后的日记却这么写：
2月11日 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应当老实些》。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惊愕得喘不过气来了。…… 他就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遭到了攻击、反对，原来“何直”的笔名就是他。据说，他刚遭到批判时，并没有马上接受批评，改正观点。于是，就公开点起他的名来。
我说什么呢？我只有什么也不说——沉默——沉默，无边的沉默……
这样的修改，就不符合历史真实了，有给自己涂脂抹粉之嫌。日记不是小说，除了个别词句不通，让人看不懂或错别字外，基本内容不得随意编造，尤其是基本观点，基本事实，基本态度更不能改。
反右部分，该书也删去了一些尖锐话语。比如1957年9月17日，原文是：
组织上把我和王莹叫回了北京，参加反右派斗争，只参加了两次丁玲、陈企霞和一次吴祖光的会。……虽然仅仅的几次会，但对我的教育却是深刻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为什么发展到反党的地步？只有一个原因，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可是个人主义在我身上也不少啊！有时一种虚无的阴暗心理，一种若隐若现的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心理，不是也有过么？个人奋斗的心理不是也有过么？而我的温情和自由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我常常想起××在写文章中，她不是也表现过歌颂党，爱党的吗？可是她灵魂中却有一个比党更高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个人主义，就是个人的名利和私欲。她爱陈企霞是害了她。可是如果真是个共产党员，她就会不爱陈而弃绝他那种极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人。可是她却爱他，同他一起做着丑事。这正所谓物以类聚吧！
出版后，将楷体字部分全部删除。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尽管她在该书序言里说：她崇敬卢梭，要向卢梭学习，既不美化自己，也不丑化自己。可事实上却把一些自认为比较丑的，随大流的内容全部删去。她这么傻干，令人惋惜。殊不知，恰恰弄巧成拙，反而更丑了。
母亲好面子，爱美，注重外表。她梳妆打扮，穿漂亮衣服都没错，都可以，但给自己的日记这么“梳妆打扮”，就不合适了。
日记就是日记，必须真实，容不得粉饰和虚构，更容不得事后补写。而母亲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有三个缺陷：
1. 文过饰非。
把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对一些受害者的鞭挞、揭露大部删去，这不真实，不实事求是。
2. 补写太多。
当时没有写就没有写。你不能过了多年后，要出版日记，就随意补充。把事实上原来没写的日记创作出来，即使说明是事后补写，也不好。因为事后补写，却标明是当初的日期，等于虚构，毁损了日记的原汁原味。
3. 自白太少。
所谓自白应该是把坏思想或常人最不愿意说的思想暴露出来。比如对个人名利地位的考虑，随风倒的软弱，男女之情的欲念，母亲不是没有，日记中也有所流露，可是大部予以删除。
所以在我看来，《自白——我的日记》这部作品也算不上成功之作。尽管它反映出了一段历史，但链条的强度是由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事实不准，有深度的自白稀少，文不对题，这部作品还能说成功吗？
我想，这部书如果不删削那么多，少搞美化，多保留些原始面貌，其价值和效果会更好。为真实再现母亲当时的思想，我在本书中不得不引用母亲的原始日记，而不是这部经过加工了的日记作品。
当然，此书也并非全部虚假不实，大体上还是真实的，还有一定价值。比如透露了《青春之歌》出版时的重重困难；多处提到了关露、王莹的情况等。这部书还挽救了一位同志的政治生命。原冀中十分区黎明报社社长黄雁星1944年2月一度被俘，后党籍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因母亲在这部书中提到了他的事，讲了一段为他辩解的话，促使这位同志的历史问题最终获得解决。
只可惜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这部书“梳妆打扮”的痕迹过重。
母亲这么做自然与社会风气不好有关。文过饰非，随意修改历史的现象由来已久。母亲所干的这些举动，不少人，不少作家，甚至知名作家也都干过。删改过去的书信、日记、作品，把自己过去干的不那么光彩的事涂抹掉，以维护自己形象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母亲在1984年1月21日的日记中说：
我是个极端矛盾的人物，总想保持一个外表的虚名、好看，……我恨自己的软弱、虚伪。
确实如此。
太喜欢美，太过修饰，反而不美了。
这是母亲的悲哀，也是母亲的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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