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
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 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母亲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1945年11月25日
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强，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战争期间，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因为不习惯，思念母亲，一次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母亲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学校。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就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很多母亲总要亲自到车站送行。而我家孩子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母亲童年时，她的母亲醉心于打牌串门，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捡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响，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亲虽然常在家养病，却很少到我的房间，陪我呆一会儿。我只能在吃饭的时候，与她见面。平日还不许我在她住处附近跑跳，嫌吵闹。我只好在后院里与一群鸡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来了客人，除了小胖，绝少让我和哥哥在场，既不愿意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看见我们。
她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我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我记得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顾不上管。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常见。
比如，我小时候患了肠粘连，肚子疼，疼得我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母亲认为是虫子病，一直没当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再三向她报告，她都说是虫子病，无动于衷，继续把我扔在东屋，任我疼得呻吟。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我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她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不给她治。她拉肚子，她冻伤脚，她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我12岁左右又闹过一次肚子疼，很严重，育才学校把我送到友谊医院抢救，后又在校医院住了好几天。这期间，尽管学校打电话通知了家长，母亲也没去学校看看我。可萧华的儿子萧云在《我的母亲》一书中说：当他发高烧后，一连7天不退，他的母亲王新兰寸步不离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亲绝没有这么强的母爱。我患重病时，不记得她陪过我哪怕一天。
当动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我肚上的伤口剩下一窟窿，迟迟不愈合，出院继续在家养病。一天因为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窗户冒起了浓烟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祸，又不敢说，怕挨打，躲到厨房。幸亏母亲发现冲过来，把火扑灭。之后她拿着鸡毛掸子狠狠抽我，连吼带骂，把我抽倒在地上。
对一个6岁的弱小孩子，刚动完手术，腹部伤口还未痊愈，还缠着绷带，这么毒打，痛上加痛，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我哭了很久，怀念从没有打过我的姑姑。怀念老家农村，那里虽然穷，却充满亲情。
我刚上小学时，母亲为省钱，常让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为土里土气，总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还说我的妈不是亲妈……回家后也不敢说，只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时身心受过摧残，把母亲的心变冷变硬。她也不知不觉承袭了她父母的毛病，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没查出毛病。父母即认为哥哥是装病，以索取关爱。哥哥疼得无心听课，含着泪说：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痛。母亲依旧严词批判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娇滴滴，无病呻吟。
——其实这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来源于母亲的遗传。
哥哥还告诉我：他高二时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帮子肿得老大，头昏脑涨，连睾丸也肿了，发高烧39度8。校医给了他一些药后，让他赶紧回家治病休息。怎么回去呢？校医和同学们建议他让家里找个车来接。因为高烧，哥哥走路摇摇晃晃，想到父亲用车很方便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告自己发高烧，头很晕，请求父亲要个车来接一下。父亲与母亲商量了片刻后问：你现在能不能站起来？哥哥说能。父亲问：能不能走路？哥哥说头很晕，走路颤颤巍巍。父亲与母亲又商量了一番说，你能站起来，又能走路，还能打电话，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车回家吧。
101中学校园很大，从宿舍到车站要走很远一段路。发高烧的哥哥就只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从宿舍走到车站。
——换了一般的母亲，哪怕找辆三轮车，也要把发高烧的哥哥拉回来呀！
1958年国庆阅兵，清华大学搞了一个特种兵战斗师方队。哥哥手持7.62步枪参加了游行。之后，立刻又赶到西郊百花山种树。其间，因为条件艰苦，劳累过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只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兴，责怪哥哥为什么总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哥哥一会儿一趟上厕所，最后拉得全身无力，要双手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到厕所。母亲也没当回事，只让保姆陪哥哥去医院看了看，拿了点药。以后转变成慢性痢疾，时好时坏，拉得面黄肌瘦。可父母总说他拉肚子不算病。家里来了客人常常当众嘲笑哥哥，说他娇气，小病大养，练武术练成了病包儿。
哥哥一肚子委屈， 曾一口气写了3封长信给父母，解释自己不是娇气，确实是闹肚子，诉说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亲却怒冲冲说哥哥写3封长信是“一连气向我们投了3把长矛”，把哥哥被冤枉、写长信说成是向她发起“进攻”，母亲只看了其中一封，其他两封连看也不看。她伙同父亲指责哥哥“变质了”，变得“自私卑微”，就“只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个病号，成天拉肚子，没人管，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关注一下自己的吃穿有什么错呢？那时，饥肠辘辘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点心全给偷吃光，他尽管也饿，还饿昏过，却不曾埋怨我一句，这怎么能说“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亲都会很着急，很担心。可我的母亲却出奇的平静，满不在乎。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她的父母对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无形中教育了她对自己的孩子也这样，以为这是不娇惯孩子。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母亲知道我饿，有时也给我一点吃的，但次数很少（那时她总住院）。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什么补助也没有，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若少交几两粮票，保姆会追着屁股跟你要。我和小胖常为交粮票的事跟保姆吵架。父母自然总向着保姆。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有这待遇，他们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现在老百姓都挨饿，你们小孩子也应该挨饿，如给你们吃了，就是搞特殊化。
哥哥和我一样，回到家也吃不饱。他每次都主动交粮票，还带病帮父母干活，依旧老挨骂。他在清华大学饿昏过一次，回到家里也饿昏过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姑姑竟然还给过他粮票！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
父母什么时候给过我们粮票呢？从来没有。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母亲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文革开始后，父母挨了整，成了审查对象，多年的受冷漠让我潜在的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再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决心离家出走，到越南战场了此一生。于是才有捆绑姐姐，砸家里大柜，抢一笔钱的举动。准备一去不复返，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
如果父母对我很好，感情深厚，关系融洽，我决不会打砸抢他们。
我这个极端行为当然是错误的、幼稚的，更加剧了父母与我的矛盾。
我到内蒙古没多久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过着被监督改造的生活。父母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父亲根本不指望。无奈中，我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常常是我写四五封信，她才能来一封回信，还总是要我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我连想也不敢想她能来草原看看我，帮我解决问题。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会来。
而我身边的一些知青母亲，别说孩子受了这么大冤屈，就是什么事没有，还能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赶到内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羡慕，并渴望有这样的母亲。我常想，对孩子来说，要母亲就要有母爱的母亲。不管孩子，再有名气，再有钱的母亲也别要。
——小胖在唐山军垦农场被整得几乎精神失常，流着泪恳求母亲去唐山帮她一把，替她向领导求求情。母亲却没有理。只让大姐去了一下，没解决问题，后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天，才恢复了正常。
母亲年轻时，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让她妈非常气愤，曾与她断绝关系，停止供给生活费，这对她的伤害是终生的。她也变冰冷，不重亲情，与舅舅、叔叔、姑姑等亲戚的关系都相当疏远，极少来往。与自己的孩子也动不动就断绝关系。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为此产生矛盾，越积越深。一次，哥哥与母亲谈到这个问题时，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之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
哥哥后来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摔伤右臂骨折，养病期间，举目无亲，用左手给父母写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说明丢钱情况，并检讨了自己跟父母争吵不对，说中国和美国都还谈判了呢，他们为什么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点不来往？信写得很长，但父母还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后，还是经过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点，母亲这才与哥哥恢复来往。
对我也如此，数次断绝来往，让我尝尽了冷漠的滋味。
我从内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澜正好在家里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见面的情景。他说，父母对我的态度及其平淡，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一点不像与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从谈话中得知，我在内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劳改了好几年后，首次被允许回来，就更让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门遛弯儿回来，父母毫无特别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亲也甚少过问。她认识那么多人，从没说帮孩子介绍一个朋友。与别的母亲相比，她对孩子的终生大事，缺少兴趣。据我所知，家里四个孩子结婚，她或则反对，或则不管。我结婚时很穷，向她要钱，她说，哪个孩子结婚，我都没给过钱，为什么就对你特殊？嫌我庸俗。经过反复跟她说，才给了我200元（100元买床，100元代她请客吃饭），这算相当不错了。我儿子生下后，她也从没给小孙子买一件东西。哥哥就更惨了，因受父母株连，而立之年找不着对象，母亲也不管。哥哥结婚时经济很困难，她仅仅请吃了一顿饭，一分钱没给，一件礼物没送。
你说她不懂这些人情常理吗？她身在珠海，却能给北京老战友的孩子买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还能邀请他们小两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还曾送给朱述新的爱人（我育才小学的同学）一件高级水貂皮大衣。可作为她自己的孩子们却从来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即使对她比较喜欢的两个女孩小胖、徐然，也没有送过这么贵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个收音机，还得付给她钱。
母亲有个女同事韩霭丽，1963年左右调到市文联工作。母亲见她总不穿袜子，以为她生活困难。一次开完会后，母亲悄悄把她拉到没人地方，塞给她几双袜子说：我给你带来几双袜子。
不料这位女同志笑了，婉言谢绝；自己从小就不穿袜子，连冬天也不穿。
弄得母亲有点尴尬，在文联传为笑谈。可大家都感到了母亲的善良，对同事有爱心。
然而她对家里人，就另外一副面孔。小胖临死前一段，常常也没有袜子穿，大冬天光着脚板穿双棉鞋，她却没说给小胖几双袜子。
在小胖的问题上，最能看出母亲的儿女情很淡。
1980年新刑法颁布后，公安局因证据不足只好释放了杀害小胖的嫌疑犯。此人已坐牢5年，拒不认罪。有个公安局的朋友把这消息透露给母亲，让她赶紧活动，否则那家伙就放出来了。母亲却平静地说：随它去吧，小胖已经死了，再关再判，也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个人还有三个孩子。算了。
朋友很惊异，说母亲太善良了，连凶手的孩子都那么关心。
——然而这对小胖善良吗？难道小胖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杀了就杀了，凶手可以逍遥法外，照旧唱歌吗？如果说，小胖死时，江青尚在台上，你害怕，还情有可原，但这个嫌疑犯释放时，江青已打倒多年，以母亲的人大常委身份和影响，完全可以为小胖的事，找有关部门领导交涉，再给好好查一查。可她只给市公安局的张烈写过一封信，就再也没管，眼睁睁看着那个杀人嫌犯给释放。以后多年，把小胖命案置之脑后。当哥哥问起这事时，她让哥哥写信催，自己却撒手不管。
私下她曾对林斤澜说过：这个事算了。那唱歌的也是个人才，反正人已死了，网开一面吧，不必再追究了，干嘛非要以命抵命呢？林斤澜感到母亲非常的大气。但作为孩子，我却觉得她缺少母亲的责任感，心目中留给孩子的位置太少。
孩子无辜被杀，这可是个人命关天的大事。母亲坚信小胖是那个唱歌的杀的，看电视时，一看见有他，马上换台，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她醉心于帮助刘亚光打官司，她有时间为刘亚光，给这个中央领导，那个中央领导写信，却没有心思管小胖的命案，从没有为小胖的事给中央领导写信。
相比之下，一个农村妇女若遇见这种事，肯定会为孩子不顾一切地奔走呼号，哪怕豁出去啥也不干，也要上访申冤，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可小胖出事后，母亲难受是难受，却没有为小胖的案子花什么大气力。这是比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还是不如一般老百姓呢？
母亲自己在1977年4月28日日记中说：
小胖，我的孩子，我对不起你！为了写作，我没有精力为你去奋斗，去打官司。也许今生你就这样冤枉地死了。
有位部长夫人说：1975年小胖出事后不久，曾在柳荫街碰见了杨沫同志。当杨沫同志说到自己的女儿出事时，口气一点也不悲伤，似乎还兴致勃勃的，满面红光，让这位部长夫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实，母亲当然难过。小胖是她亲手带大的，她为小胖付出的心血和金钱最多。但她是情绪型的人，感情冲动得快，消失得也快。过了那一阵后，就平息了。
小胖文革中为保护母亲使尽了力气，可小胖被害后，母亲却是这等表现，令孩子们凄然……她总以写那个很糟糕的《东方欲晓》为借口，逃避做母亲的义务，逃避为小胖之死伸张正义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她绝对是个有欠缺的母亲！
她后来让家人把小胖的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出来，放在家中，说将来要跟她一起埋在香山。可许多年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吩咐秘书把小胖的骨灰给处理了。秘书去外面转了一圈后，说是把骨灰撒在了香山卧佛寺的一个坡上。
从此，小胖的骨灰荡然无存。
母亲长年在外写书，把小胖的孩子禾禾一个人扔在小红楼那空洞洞的家中。这个孩子从十来岁就感受着说不出来的孤独和悲哀。
直到晚年，母亲才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小胖，可能她有负疚之情吧。
多年来，我常常思忖，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除了战争年代，确实有顾不上的问题之外，恐怕与长期以来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关。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爱，人性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而大加讨伐。冰心就因为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全社会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母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就要表现得更极端。那时儿女情长被认为是觉悟低，受到舆论的批判和嘲讽。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导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结果就有母亲这样的革命者，认为应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为母爱越少越好，这才算觉悟高，思想好，对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远比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和热情。外人不穿袜子都要帮忙，自己的孩子明显地遇害，却撒手不管。在单位里笑容可掬，回到家却动辄打骂孩子，冷漠粗暴，照顾粗疏——谓之曰：严格要求，不强生惯养。
可以说，那对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的极端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
另外，与她早年受邓肯的影响有关，崇尚叛逆女性。刚开始叛逆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后来啥都叛逆，连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缘意识、母性本能等全叛逆掉，否定掉。以为重亲情落后陈腐，母性是动物本能，格调不高……所以，她与亲戚甚少来往，对幼儿缺少怜爱，对孩子生病和挨饿缺少同情；极其蔑视姑姑的浓厚亲情意识，认为只有家庭妇女才那样，没水平。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从动了两次手术，过早地摘除了卵巢、子宫，母亲性情变得烦躁易怒，为一点小事就生气。她自己就是个病人，需要别人照顾，自然对孩子缺少耐心和关爱。
还有，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传染了她。她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埋怨父亲不管孩子，让她感到心理不平衡，最后导致跟父亲一样也讨厌孩子，疏远孩子。
不过，据我看，最重要的是与她童年时的遭遇有关系。如果她的父母很爱她，很关心她，她绝不会这个样子。——母爱能传染，“不母爱”也能传染。
她可能觉得，她这样对待我们比她自己小时所受到的待遇要好多了。
母亲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潜移默化教给了她“自己第一，孩子第二”的观念。在她的意识里，把正常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为孩子宁肯牺牲自己的母爱统统当成了“娇惯孩子”。记得六十年代她去看望了一位朋友后，回家对我们说这个人太惯孩子了！为讨孩子欢心，竟让小孩用小手打自己的脸。小时这么惯，将来大了，还得了？不把你给杀了呀！
母亲曾告诉我：刚解放时，哥哥因为穿着破旧，总给家里跑腿干活，被邻居误以为是家里的勤务员。认真想想，当时穿的破，总干活的孩子很多，不都被认为是家里的勤务员。真正原因是父母对哥哥冷冷冰冰，缺少亲情，才让外人有这个感觉。我也屡屡碰见过人们询问杨沫是不是你亲妈之类的问题。而母亲对自己近乎冷酷的行为总用“不惯孩子”来解释，说她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教育方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孩子置之死地了，命都难保，还怎么能教育好？
母亲的家庭是特殊的，因此心理也比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当反革命后，她救了我。为哥哥调动工作，姐姐调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帮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点母爱没有，就是比较少。三年困难时期，她和父亲眼看着孩子吃不饱，甚至饿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级点心；她最疼爱的女儿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后又给放了，她却没有劲头去奔走，上告……
——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娇惯孩子也不能走极端，否则就成了冷酷。姐姐徐然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曾说她“爱也温柔，爱也冷酷”，尽管委婉，也道出了她对子女有冷酷一面的事实。
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对自己的母亲有一肚子意见。
22.晚年的变化
1989年5月，经人介绍，她认识了李蕴昌叔叔，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变。
李叔叔是一个搞化工的高级工程师，妻子3年前已病逝。他原籍河北新城县，正是十分区的地盘。母亲抗日战争时经常在此出没，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所以两人一见如故，很能谈到一块儿。
母亲喜欢古典音乐，李叔叔也喜欢。母亲还喜欢听民乐，李叔叔也不讨厌，并帮母亲搞来了《胡笳十八拍》、《平沙落雁》、《十面埋伏》等磁带。
两人都极度反感色情文学。对那种模仿《金瓶梅》写法，连篇累牍写床上事的畅销书嗤之以鼻。
李叔叔虽是搞理工的，但翻译过专业著作，有相当的写作能力。他博览群书，略知一些文学，跟母亲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李叔叔待人真诚。妻子患病期间，他给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同事中都出了名。文革中他一个熟人被整成反革命，赶到外地农村劳改，后得了痢疾，回北京无家可归，很多人都不敢理睬。他却敢前去探望，并把病人接到自己家，养了很多天，直到痊愈为止。后来还主动给那人的单位去信，反映这个人的种种困难，结果使那人的处境得以改善。换了亲兄弟，都未必能做得到。
自与母亲认识后，他感到杨沫是个好人，值得尊敬，就频频去医院探望母亲。当时母亲正住院做一个整容手术。为照顾母亲，他常常早8点来，晚8点走，一呆就是一天，几乎天天如此。
7月的一天，母亲无意中说，很久没吃天福号的酱肉了。
第二天赤日炎炎，他比往常来得晚，上午11点多钟才到。满头大汗走进病房。买来了一包包天福的酱肉、酱肚、酱肝、酱猪耳朵、酱舌头……
母亲说：买这些怎么吃得了？
他用毛巾擦着汗水，喘息着，啊啊地说不出话来。大暑天从和平里到西单，再跑到国防科工委医院，小伙子都难以忍受，何况70多岁的老人，何况心脏有病。
母亲很有些感动。
两个人接触了3个多月，彼此都挺满意，准备登记结婚。孩子们都持赞成态度。惟有罗秘书感到了恐慌。他特别找到了母亲的老朋友，解放军报社顾问毕永畅以及中华社会大学校长于陆琳，诉说母亲与李叔叔交往及准备结婚的情况，贬损李叔叔……感叹杨老师太容易上当受骗。
事后，他郑重其事告诉母亲：于陆琳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再结婚让人笑话！
其实于陆琳根本没说过，完全是他自己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
但母亲不怕人笑话，于1989年9月去东德访问前，与李叔叔正式结了婚。
自然也有一些风言风语。有的说李叔叔是图母亲的名儿，有的说是图母亲的钱。这些人不理解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牛的性情、嗜好、口味还不个个都一样，何况人呢。李叔叔在化工界也很有名，他的工资不比母亲少。这些东西都不缺。他已70多岁，没兴趣当追星族，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誉。
他的同学、朋友一大堆，都睁着眼看着他呢。
以后的实践证明，他跟杨沫的这一段姻缘，纯洁无邪，奉献远远多于索取。
……
母亲的日子热闹起来。李叔叔手脚勤快，为让母亲吃到新鲜可口的蔬菜，他经常亲自到菜市场采购，帮助指导小阿姨做饭。他很会照顾母亲，给母亲削苹果，切西瓜，剥核桃。过去，母亲嫌麻烦，总是把苹果洗干净，连皮吃，李叔叔来了之后，才吃上了削皮的苹果。
母亲的许多家务，都由他承担下来。他身体健康，骑着自行车四处跑，比那个病号要强多了。见母亲的稿子写好后，秘书没及时抄，就主动帮母亲抄。
秘书对李叔叔充满敌意，他已感到自己的位置真正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李叔叔初来香山，发现还有个秘书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居住，并跟母亲一起吃饭时就很不舒服。现在他立刻嗅出了这位秘书身上的邪气和对自己的敌意，他毫不退让，勇敢迎战，一点不八面玲珑。为了保护母亲，他把母亲的后勤杂务及文稿的整理誊写，全都从秘书手中接了过来。他不怕累，不怕繁琐，坚持天天记账，让秘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浑水摸鱼，随意宰杨沫了。
1990年母亲在珠海染上肺炎，连着住了两次医院。老李就睡在一个小沙发加一只小凳上。他体形不瘦，却窝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天天如此，没有一句怨言。
香山有个张姓部队作家，认识当地某领导。秘书以杨沫的名义给他写信，想把自己的两间破房换植物园西边的一处新楼房，请人家帮忙与某领导交涉。人家没理他，他就认为是李叔叔对那人讲了他坏话，气得与李叔叔大吵大闹。
李叔叔是搞自然科学的，用严密的逻辑分析，与他辩论。罗秘书虽然有着东北人的伶牙俐齿，机敏过人，最后却被李叔叔问得哑口无言。
母亲也很快就领教了李叔叔的刚直。他对母亲写的东西，敢提出批评，有时还跟母亲争吵。一次母亲生气地说：你太好为人师，我不是请你来当我老师的！
他倔强地嚷道：别以为你是大作家就字字千金，天衣无缝！你写的东西有时马虎，有时文法不通。
一家杂志的副主编没采访母亲就瞎写母亲，胡编乱造，李叔叔听说后比母亲还生气。这位老先生认死理，嫉恶如仇，出口伤人，很快就得罪了徐然，后来又得罪了介绍他认识母亲的亲戚维嘉。
他对母亲不拍不溜，常为点小事跟母亲争辩，弄得母亲一度很伤心，感到他没有涵养，气量狭小，不像个知识分子。母亲甚至还正式给他写过一信，警告他改改脾气，否则，自己终有忍受不了的一天。
在母亲打官司期间，李叔叔没日没夜地写材料，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为一些具体问题，跟这个吵，跟那个翻脸，结果犯了心脏病，住院治疗。天长日久，母亲发现他生气、发火、伤人，全是为了别人，没一件是为他自己。
他心地纯净，一点不油，一点不世故，很像个小孩。对周围人的不良行为，不管是谁，他都直来直去，张口就说，不计后果。
母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感到他是块顽石，但这块石头上却闪着金子般的光亮。
母亲还说李叔叔对她不只是开始认识时好，结婚后还是那么好。随着母亲年老病多，常常住院，李叔叔的任务也年年加重，却从不厌烦。他不放心小阿姨，始终自己亲自陪住，亲自为母亲端屎端尿，跑这办那。
他不像罗秘书那样殷勤伺候母亲是希图从母亲那里索取更多。他照看母亲，陪母亲说话，为母亲买药报销，誊抄稿件，写信复信……完全不图任何回报。
这些年来，他没有让母亲给他买过一件值钱东西，给他或他孩子办过一件事。
母亲终于认识到了老李是个难得的好人。重情重义，有品有德。虽然毛病也突出，不那么圆滑，口无遮拦，四处得罪人，却像铅垂线一样正直。黄昏恋有这么好结果的实在不多。母亲很庆幸自己的福气。
那秘书明白大势已去，对李叔叔恨之入骨。秘书的两个孩子，正值年少气盛，也视李叔叔为夺去父亲饭碗的仇人，一见到李叔叔就怒目相视。
母亲与朋友通电话时，这个秘书经常在自己屋的电话上偷听。有一次母亲来电话了，她正通话时，李叔叔去秘书屋办事，发现秘书在偷听。李叔叔当即质问他为何偷听？这秘书嬉皮笑脸地说：“我是杨老师的克格勃。杨老师岁数大了，脑子不好，我要保护好她。”
……
1990年秋，母亲和李叔叔前往珠海过冬。这秘书和他孩子竟然将母亲卧室的门锁打开，住进母亲的卧室。当时香山寓所所有房子都供秘书和他两个孩子使用，可他们还非要睡到母亲的卧室，躺在母亲的床上，盖着母亲的被子，枕着母亲的枕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秘书！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1992年3月母亲出院后，到香山取两个剧本，发现不翼而飞。母亲很吃惊，气恼。她明明记得去年离开香山时自己把剧本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还用报纸包好，怎么就找不着了？母亲在1992年12月26日日记中说：
更有意外事，当我要去香山取剧本时，小罗在电话里说，我去年走时卧室的门没有锁。我更觉得蹊跷了，去年走时没有锁门，他为什么不立时打电话告诉我（他一直在香山替我看房子）？却待半年多后，我要去了，他才说出？这种种猫腻令我十分寒心，我才恍然明白，我是个东郭先生。过去不少人说这个人不好，我全不信，这个事实狠狠教训了我。以后我该擦亮眼睛了。可惜两个剧本的丢失使我的文集从原计划八本变成了七本……实在不寒而栗。
1993年长工资时，北京市文联没给小罗长，他又怀疑是李叔叔跟文联领导说了他坏话，不顾母亲身体有病，给母亲打电话威胁道：哼，谁要背后坏我的事，我就让他活不成！恶狠狠地重复了两遍。
母亲当时正在同仁医院住院，给气得说不出话，心脏骤然难受，赶忙吸氧。
一口一个“恩师”，对母亲点头哈腰的人，最后却对母亲这么凶狠。
5月，母亲回到香山，和罗秘书摊牌，决心解雇他，并给香山派出所打电话，讲述了秘书威胁自己的情况。6月1日，派出所的警察乘车前来母亲住处了解情况。小罗获知后，态度大变，诚恳表示一定搬走。母亲给他写信说：
小罗，
一、前天电话上你表示可尽速搬走，这是明智的做法，越快越好。今我再特告知你，你最迟不得超过6月份搬走。因你有足够的房子可以居住，完全有条件很快地搬走。
二、请你把我还在你手中的材料、东西整理好，全部交还给我——如我的图章，两个户口本之一，和北植签的住房协议。还有其他如我的信件，写作资料等。
三、以前送给你的家具等，你叫我给你写证明，这不合理（都有什么，我哪里都记得）。可由你一式两份写明，我可以签字，分别保存。你借用的部分，如书箱、线装书及硬木小柜等，在你搬走前，必须交回。
四、你修了电冰箱，由王同志给你送去110元修理费。
总之，目前大局已定，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我们争取善始善终。
杨沫
1993.6.4
我忙于写作，你有何意见，或对王同志说，或写信给我，我需平静，特忌外界干扰
母亲在自己日记中说：
昨天给罗写了条子，限他月底搬，要他还图章、户口本、房子合同等，但未见他回音。常和李商量此事，心中甚烦，看来不由官方出面，他是不会走的。
6月10日下午，母亲的电话线中断，外面下小雨，并无大风，母亲怀疑有人捣鬼，次日晨即派人到香山派出所报告。上午，派出所的田警官和周副所长前来看望母亲，安抚了一番并又交换了些意见。之后，他们正式出面找小罗谈，让他尽快走人，态度还很客气。
可是到了月底，这个病号还是没走。
老两口商量了一番后，再次向香山派出所求助。他们都年迈体衰，而秘书却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俩孩子把仇恨集中在李叔叔身上，那个男孩公开对李叔叔说：我一见你就有气！跟这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老两口确实没安全感。
母亲对香山派出所领导谈了秘书的最新情况，并详细讲了他怎么冒领汇款；怎么打着杨沫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怎么看房子弄丢了自己的剧本；怎么让他走，他赖着不走；还怎么在电话中恐吓自己……
所长表示，没说的，马上让他走。
这是1993年6月底，由香山派出所出面，严正警告罗不得拖延，必须立刻搬走。慑于专政机关的威力，这人才怏怏地搬离。
母亲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
小罗同志：
你7月21日能搬出很好。没搬完东西延长一天，没关系，何必致歉！
有两件事，你必须给予答复：
一、你们在我的东墙外建的临时棚屋，我曾问你，是你们自己拆，还是由我们拆？你迄未回答。不久我将要把院墙加高，你的棚屋必须拆掉，才能施工，请你决定后答复我。
二、文革中，我曾把日记中撕下一部分。在你这次退还我的信件和材料中未见到。记得当年这些日记是请你给我保存的，想你不会忘记此事，你留它无用，请退还我！
祝健康
杨沫
1993.7.22
然而这撕下的日记，秘书始终没有归还。和北京植物园签的住房协议以及线装书等也没归还。
母亲在7月22日日记中说：小罗搬走，去一大病。
母亲与小罗的长达30年交往就此一刀两断，至死再无任何联系。
秘书搬走之后，香山清静了。
从此，家里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宣告结束。母亲身上的正气压倒了邪气。她离佞者远了，离自己的孩子近了。
这其中，李叔叔功不可没。
李叔叔极其疼爱自己的三个孩子，对家庭有责任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他全家人彼此相依为命，互相牵挂，互相提携，频繁走动，家庭关系特别融洽。李叔叔没有父道尊严，与孩子平等交往。为办孩子的事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嗜好，四处奔走。他喜欢为孩子掌勺做饭，喜欢帮助孩子干些家务。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能这样的重亲情，俯首甘为孺子牛，令人起敬。他对原来的久病卧床的妻子，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不烦不厌，从没有过绯闻。
在李叔叔这样一个特别重亲情的老伴熏陶下，母亲也恢复了亲情。
现在，母亲不再像候鸟一样年年冬天去南方，春天再返回。受李叔叔的影响，她愿意与孩子相处在一起了。她潜在的母爱苏醒，非常关心我们及孙子辈的情况，时不时写信或通电话，问长问短。我和哥哥此时都已是四五十岁的汉子，重又感到了母亲的温暖和慈爱。逢年过节全家又能团聚一堂，享受浓浓的亲情，和和美美。
母亲说这时候她才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幸福。
一次，李叔叔曾问她：过去经常去外地写书，一去数月半年，想不想家？
母亲回答：“哪有不疼爱儿女的母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了儿女们。他们自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住校，节假日回来也未必能见到我。他们缺少母爱和母教，好可怜哇！”
母亲认识了自己做为母亲的不足，晚年加倍地弥补。她总是挂念着徐然、青柯和我。她为小胖写了文章鸣冤，常与徐然切磋写作并合著了一本《青蓝园》，还写了怀念我的文章。她热心帮助青柯为中华武术呐喊，协助四民武术社复社，并担任了社长。母亲明显地变了，变得关心孩子的冷暖，对孩子的困难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别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慈母”这两个字是什么滋味，我在母亲的晚年终于尝到了。
她越来越重亲情，重友谊，多年来往很少的亲戚朋友全恢复了来往。过去疏远了的老战友重又密切起来，如胡开明夫妇、李宝光、罗云等。她并多次看望金肇野、崔璇夫妇。
1990年夏母亲参加一次会议，在人大会堂西门内，遇见了路扬。他们已经十多年没有来往。这次相会使母亲万分感慨，在日记中写道：他虽满脸白癜风，但白的是一个颜色，不难看，人也不显老。对我热情问候，并不因我曾责备过他而计较。人总是有感情的，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一条缝，这次重逢，使我一下子抹掉了对他的不满，他还为我介绍了当年晋察冀的老领导杨成武同志，还见到张帆夫妇；意外遇见这些老战友，很高兴（见1990年8月9日日记）。
但母亲比较“自由化”。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母亲更喜欢接触学者，更能和做学问的人谈得来。她的朋友圈子中，知识分子大大超过了党政军官员。所以，她跟李叔叔情投意合，非常能说到一块，连个人爱好也变了，能跟着李叔叔看足球赛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母亲与一位很正直的老人结婚，自己的正直又发扬光大。晚年她干了几件漂亮事，例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女研究员被丈夫遗弃，携三个子女生活，遇到住房问题，迟迟不得解决，1993年7月给母亲写信求助。79岁的母亲因身体多病，无力介入，就让李叔叔代表她给北京市人大主任张健民写信，反映此事。
她帮雄县堡垒户王汉秋打官司，替一个冤死狱中的普通农民多次写信申诉。
她为老干部徐明清鸣不平，为正直说话，为弱者说话，为无权无势者说话。
她写文章高度评价老干部胡开明，指出这是个“活着的彭德怀”，应该大书特书，大歌特歌。
母亲的晚年返璞归真，可敬可爱。
母亲去世后，家里的东西，除了母亲的几张照片，李叔叔什么也没有拿。他干干净净来，又干干净净走。——他和母亲共同生活了6年多，他为母亲办了那么多事，付出了那么多心血，买了那么多东西，如空调、彩电、微波炉等等。他本来完全有理由拿走一些东西，可他两手空空地返回自己家。
母亲遗嘱中说给他6万元。他却以杨沫的名义全部捐给了现代文学馆。所以杨沫实际捐给了现代文学馆16万元。他把名声全送给了杨沫，自己隐姓埋名。
所以谁说他是图杨沫的名儿，杨沫的钱，那完全是胡扯！
李叔叔人格高尚，心肠善良。尽管秘书的两个孩子痛恨他，对他很不礼貌，他还认认真真给两个孩子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为什么要解雇他们的父亲，一桩一桩地列举事实，驳斥他们父亲的谎言。
他不愧是一个有骨气，不爱钱，不图名的学者。三姨白杨曾对李叔叔的小孩说：我真羡慕我姐姐找了个老李这么好的老伴。我就没有这个好福气。
母亲与李叔叔虽然只共同生活了6年4个多月，但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自从与李叔叔结合之后，母亲正常了，完整了，健全了，又恢复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个杨沫样子，平易近人，被秘书传染的邪气完全消失，正义凛然。
晚年，母亲干的那几件事可钉可铆，掷地有声，博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叔叔对母亲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像个心理医生，治愈了母亲心理上的痼疾。他一白发苍苍老翁，却纯洁如少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挽救了杨沫的灵魂，也挽救了我们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感谢李蕴昌叔叔，他改变了杨沫，也改变了我们家。
23.不张狂
母亲对倒霉挨整的名人不张狂，对普普通通的人也不张狂。
作家舒丽珍含着泪说，1973年因为档案不到位，她好长时间没有工资，生活非常困难，冬天连取暖煤都没钱买。那时她还默默无闻，没人注意。在一个大雪飞扬的日子，杨沫同志全身披着雪花，来到她家，给她送去了100元钱，鼓励她不要灰心，把作品写出来。
1983年11月，北京92中学老师找他，想请她跟同学们讲讲读书方面的体会，因该校发现一些同学喜欢读淫秽书籍。本来第二天她要住院，听了老师的想法和安排后，母亲马上打电话通知医院，推迟两天住院。次日她就克服着腿疼，一瘸一拐地与这间学校中学生们见面座谈，让师生们深为感动。
一个中学最高也就算个处级吧，母亲没有怠慢，也不敢怠慢。
多年的思想改造，已把母亲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改造得相当成功。她时时处处都知道自己骨子里有剥削阶级烙印，对人不得骄狂，不得摆谱，不得拿架子，翘尾巴。
母亲除了斗争性不强外，还比较虚荣，这给她惹了祸，比如当年为面子好看，多填了一个入党介绍人。可又因为虚荣，很在乎自己的形象，《青春之歌》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她没有得意忘形，一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即使是表扬她，表扬过头了，她也不默认，怕人家说三道四。
1960年，《青春之歌》俄文译本中关于母亲有这样的介绍：
杨沫，中国著名女作家，共产党员。1915年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她曾担任过一个时期的家庭教师，后在小学校任教员。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杨沫参加了反抗外国侵略、解放祖国的战士队伍。她领导了中国北部的一些妇女游击队组织。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她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
母亲说这篇文章错误很多。
1.自己是1914年生的；
2.自己没有中学毕业；
3.自己是1936年参加革命，不是1931年；
4.自己并没有领导中国的游击队组织，而只是一个普通工作者。
换了一般人，对这些错误可能也就默认了。因为文章不是自己写的，即使有错，也是翻译翻的，责任在翻译。况且也算不上什么严重错误，中国人能有几个懂俄文，看到这篇文章呢？但母亲却很较真。她特地写信到中国作协外委会，把苏联翻译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一一提出来，请示作协外委会怎么办。她重申：第一，我不是1931年参加革命，应为1936年。第二，我在这段期间从没有当过什么游击队长，只是一个普通的妇救会干部，宣传干事，报社编辑。
以后当有人采访她，准备写她时，她总要提起俄文译本这件事，告诫记者或作者，写我可以，但要实事求是，不要拔高。
1962年9月左右，《人民中国》和《中国文学》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采访了一些母亲的生活起居情况，折腾了半天，挺麻烦的。某天吃午饭时，母亲不自觉地把这次采访与同桌的同志谈了，他们开玩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母亲也哈哈大笑。但后来母亲狠狠责备自己：什么话也存不住。给人说这些干什么？这不是有意在炫耀自己吗？告诫自己从今以后，不能向一些不太熟的同志谈自己这些个人的事（见1962年9月16日日记）。
她讨厌自吹自擂。经过长年的思想改造，不敢争位次，不敢盛气凌人。比如让她当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问巴基斯坦时，她多次向中国作协表示自己当团长不合适。后来作协说已经通知了巴基斯坦方面，不好再改了，她才只好接受。到了巴基斯坦后，副团长出于关心她，常常代表她，以团长身份处理问题。母亲从不计较。她心想，正好，省得我费神呢。
由于她不争官，不嫉妒新人，比较谦虚，与同志们的关系融洽，上上下下的同志都能接受他，她才能在1989年1月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
母亲也不爱透露哪个大人物、知名人士对她好，接见了她。
早在五十年代初毛主席就曾与她握手，她却从没有对我们孩子讲过。在一个普通人的心里，能与全国最高领袖毛主席握手，是多么光彩，多么值得炫耀呀！很少有人能保持住沉默。母亲却不曾对家人说过。我只是在她的日记中才知道她受过毛主席的接见。
文革前她住在颐和园期间，李立三同志多次看望她，与她聊天。1982年1月，她去海南岛访问，萧克同志曾到她的住处探望，这些她全都没告诉过家人。
当路扬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当主任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是母亲的老战友，她从不跟我们提他。
1982年6月15日，美国知名人士陈香梅给母亲来信，表示很后悔没有与她在美国相见，我是在整理母亲信件时才发现陈香梅的信，母亲自己从没说过。
台湾作家江南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江南成为新闻人物，港澳台及国内各地的大小报连篇累牍介绍他。母亲却沉默着。也是她去世后，我才发现江南给她写了那么多的信。
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要求越严格，越夹着尾巴做人。
母亲很在乎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
1936年冬刚出生的徐然患了重病，父母没有钱，就向房东柱子妈借了30元钱给徐然看病。一年后发生了七七事变，父母随即离开北京，参加了抗日战争，直到1949年再进北京，已是13年之后。母亲几经寻觅，终于找到了柱子妈，归还了这笔欠款。又过了很多年，徐然长大成人后，一次母亲提起这件事时，悄悄问姐姐：“我只给了柱子妈30块钱，是不是少了点儿？可是借了人家十来年呀！”
徐然姐姐感慨：柱子妈恐怕早就死了，妈妈把债还了这么些年之后，心里还念叨着这件事！
……
中国的一些风气不好，盛行吹捧。嘴巴甜的人容易升官，容易吃得开。
比如，明明默默无闻，谁也不知道，却非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著名”二字，什么著名科学家，著名作家，著名歌唱家，著名画家，著名学者……可是母亲却绝不接受对她过分的不符合事实的歌功颂德。为此还打了一场官司。因为有人在一篇文章里吹嘘她世界知名，老布什总统来华访问期间还特别约见了她。
母亲毫不含糊地声明，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根本没有。
那篇文章的题目叫《梅开二度访杨沫》，作者是一家知名文学刊物的副主编。他以杨沫朋友的口吻，对母亲大加赞美，说了很多过头话。
让母亲生气的是，他写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采访母亲，母亲根本不认识他，他却自诩是杨沫的老朋友。文中很多情节都是杜撰。比如说他去北师大的住所拜访过父母，还一起谈天说地——北师大住所是父亲去世后母亲才搬来的，他哪可能见到父亲？又比如说1977年他去香山看望杨沫时就先睹了《英华之歌》，也是胡说，该书是1991年才出版。
最为严重的是他声称：1989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中国时，特别接见了老作家杨沫……席间，布什总统举杯来到白发苍苍的杨沫面前，向杨沫微笑点头并高高举起杯。
——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布什和母亲从来没有见过面。
他还说：《青春之歌》的出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亲自审稿，很快拍板决定出版。
——《青春之歌》是老战友秦兆阳介绍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与冯雪峰一点关系没有。那时冯雪峰早已挨整，怎么可能审定此书？冯雪峰在文坛上的地位很高，作者是想用冯雪峰来拔高母亲。
这篇文章还无中生有地说，1959年《青春之歌》一书引起争论之后，在周总理和有关领导关怀下，茅盾写文章肯定了《青春之歌》，才把这场争论平息下去。
——事实是那场争论，周总理并没有介入。
……
连俄文译本介绍杨沫的那样微小的不实，母亲都无法容忍，对这么严重不实的过分吹捧，母亲岂能无动于衷？
1991年，已经77岁的母亲给刊载该文的山东某杂志写信，指出该文的错误，请对方将自己的信公开刊登。但该杂志不登，母亲只好给其上级主管部门写信，依旧无人理睬……该文作者得知后，给母亲写信，解释其动机是好的，是歌颂母亲的，略致歉意，又表示自己文艺界朋友很多，奉劝母亲要三思而行，颇有威胁之意。在罗秘书摩拳擦掌，积极劝说下，母亲开始诉诸法律。
对方极不理解。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歌颂你杨沫的，说总理关注小说《青春之歌》的讨论；说布什访问中国特别约见你；说冯雪峰拍板决定出版《青春之歌》等等都是突出你杨沫优秀，突出你杨沫受重视，即使有些过头，也都是说你好，怎么构成对你杨沫的名誉侵权呢？你还要打官司，索赔名誉损失费，你杨沫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母亲回答说，1959年那次《青春之歌》的讨论，总理从来没有过问；布什总统1989年访华也从来没有接见过我；冯雪峰跟《青春之歌》的出版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我默认了这篇文章，明知不对也不更正，了解内情的同志们会怎么看我？那我不成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了吗？
谁都喜欢荣誉，母亲也不例外。文责自负，她已经77岁了，完全可以装不知道，置之不理。反正这都是别人瞎吹的，跟自己无关。但母亲担心面对这么过分的吹捧，一声不吭，岂不是默认？岂不是纵容虚假吹捧？午夜时分，扪心自问，能坦然无愧吗？将来还如何面对其他作家同行，如何面对单位领导？
在一般人的心中，能被周总理关注是非常荣幸的，能被老布什总统邀请并接见也是极难得的。这表明了你很重要，你很有名。有人为抬高自己身价，甚至会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自己和大人物的照片合成在一起，拿来炫耀，拿来过瘾。
可对母亲来说，让别人这么没边儿没沿儿的编瞎话吹捧，如同受了侮辱。
后来，对方四处散布说，杨沫为了屁大的小事，就打官司，无非是想敲人家几个钱。母亲回答说：我提出赔偿精神损失，是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气氛，对这种不顾事实的吹捧阿谀说一声“不！”并不是图那几个钱。所得的钱我一个子儿不要，全捐出去。
最后她赢了，如约地把对方赔的钱凑够2000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对方感叹道：今后写文章确实应该少一些溢美之言，否则，碰见了杨沫这样的人，反受惩罚。
24.为明清大姐辩清白
1990年底的某天，一位清瘦的老同志来到301医院病房看望母亲。她手捧一束鲜花，使病房充满温馨芳香。这就是母亲慕名已久的王观澜同志的夫人徐明清大姐。
王观澜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同志，他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入共产党。1927年党组织派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与王明政见不同，受到打击。回国后，1931年11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指派王观澜筹备和主编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该报同时也是新闻社。因此王观澜也是我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前身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社长。
那段时间，王观澜住在毛主席隔壁，他们经常促膝交谈。当时毛主席也被排斥，两人都对王明左倾路线不满，很有共同语言，结为患难之交。
后来王观澜受王明一伙人打击，被开除党籍，撤销了职务。经毛主席多次催促，直到1934年才恢复了党籍。
长征期间，王观澜染上痢疾，极度虚弱，提着裤子行军。在最为困难时刻，碰上了毛主席。毛送给了他一双从江西带来的新布鞋，鼓励他跟上队伍。以后，王观澜常说，我的脚和主席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的鞋子，像坐上飞机一样，走路特别轻快。
到延安后，王观澜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王明、康生又诬陷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但毛主席明确表示：王观澜同志经过了我十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王观澜这才过了关。
1937年底王观澜与徐明清结婚时，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都到场祝贺。次年11月20日，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王观澜夫妇也应邀参加了婚宴。
1941年王观澜十二指肠溃疡严重，神经紊乱，彻夜难眠。毛主席在傅连暲的陪同下步行五六里山路来中央医院看望，还送给了王观澜同志一只热水袋，不久，又派警卫员送来了一幅题词：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做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主席想到王观澜肠胃不好，又把自己烤食物用的铁夹子送给他。
王观澜长期受王明打压，心情不舒畅。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还特地号召到会的同志们都去医院看看观澜，并提醒大家不要同时去，以免把观澜同志搞累了。
王观澜资格这么老，毛主席对他又这么关心，可解放后职务却始终没有提升。什么原因呢？
据说他一贯右倾。
长征时，他曾负责审查过肃反对象，有些等待杀头的人，经他审理后，都给释放了。
1957年反右时，王观澜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部长是邓子恢，王观澜分工负责反右。当时很多单位不管有没有，都宁多勿少，按百分比揪右派。如农业部就揪出了140多个右派，观澜同志却坚持实事求是，结果全农村工作部只定了一个“右派”，相当扎眼，从此被上面认为严重右倾。
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农民大批死亡，观澜同志心如刀割，曾向爱人徐明清说，想给主席写一封信反映。徐明清坚决支持他的想法。于是，王观澜就在1961年1月25日以爱人的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抒发了自己思想上的苦闷。信中说：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好和坏、内和外、敌和我、公和私、上和下、大和小、进和退、黑和白……广西（饿死人）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更大，面积更广，又将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经闭经四个多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广西二三千，是指饿死人数。他一针见血指出当时饿死问题的严重和浮夸、欺骗的根源。“改为毛讷”这句话，是暗示主席要采纳不同意见。王观澜写好信后把孩子们叫来，说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是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做好准备，也许我要回家去种地，但不要害怕。
提心吊胆几天后，毛主席来电话说信收到了，没有批评，这才放下了心。
1962年北戴河会议期间，主席严厉批判了邓子恢搞包产到户的错误，很多老干部都纷纷在大会上发言，揭批邓子恢。但王观澜却始终保持沉默。他认为邓老的意见就是毛主席最早的意见，只不过老人家自己后来变了。王观澜的这一态度，让毛主席很失望，后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了他：有人解放后，整天吃饭、拉屎、睡大觉，就是不干工作……
面对越来越左的政策，王观澜夫妇非常痛苦。他们本可以紧跟主席，良知却让他们跟不上了，落后了，与主席距离远了。他们对党内很多受批判的同志充满同情，他们虽然能通天，却不趋附极左政策。
徐明清是个重亲情，不重做官的人。早在延安时，有些女同志为了革命工作，不大讲亲情。如关××同志的爱人，让她照顾丈夫，她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照顾病人的。后来关××同志早早病死。而徐明清当时是陕甘宁边区的妇联主任，当党组织上让她照顾王观澜时，她二话没说，马上就交了官，回家伺候丈夫。
毛主席写给王观澜那一段对待疾病的题词，解放后公开发表，一时间家喻户晓。王观澜也全国闻名。这段话，鼓舞了无数疾病缠身的人，其中也包括母亲。
可惜的是母亲没有机会见到王观澜，他1982年就去世了，却在301医院意外地见到了他的夫人──徐明清大姐。母亲非常高兴，与大姐亲切地聊了起来。
明清大姐不由自主讲起了自己的坎坷遭遇。
徐明清1926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那时名叫徐一冰。1932年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创办了“晨更工学团”，21岁的徐明清负责起“晨更”的校务兼党的地下领导。她把这所学校办成了党在白区的一个秘密据点。
1933年夏，从青岛抵达上海的江青，经田汉先生的弟弟田源介绍，来到位于上海市郊的“晨更工学团”工作。那时江青已加入了共青团，是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她在徐明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学习。如同明清一生中结识过的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江青那时的工作表现还不错，不像后来那么坏。
可是人世苍茫，谁曾料到，徐明清的暮年，却由此获罪。
1937年7月江青到达西安，找到了正在西安负责党的妇女工作的徐明清，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自然受到了徐明清的欢迎。不过她还是谨慎地询问了江青的详细情况，得知她没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就让她去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决定。
其后，邓颖超同志得知此情况，专门找江青进行了了解，看了江青所演的一些电影和戏剧的照片集，确实比较进步。后经博古同志批准，同年8月，江青才和其他青年一道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去了延安。
文革中，徐明清因为历史上曾经被捕，在1972年和1975年两次被原农林部核心党组定为叛徒，并开除党籍。对此处理，徐明清多次向上级表示不能接受，但单位却认为她不老实，反而对她进行残酷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江青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影响力，对自己被捕的情况了解，就给江青写信，请她出面证明自己不是叛徒。前后共写了3封，均是类似内容，但都没有回音。
“四人帮”倒台后，文革中被整得灰头土脸的徐明清也欢欣鼓舞，然而祸从天降。中央专案组的人查阅档案，发现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来往，就通过公安部找到徐明清，让她揭发江青。那时，一个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天天乘灰色的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一上午，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但徐明清一点也不了解江青这方面的问题，无法做出这样的揭发。她觉得对任何人包括坏人都要实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乱说，不能造谣夸大。
于是公安部门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包庇江青”的罪名把她正式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由于在西安任妇女工委书记时，把江青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在延安时，曾给组织上写过证明江青思想比较进步的材料；文革中又给江青写了3封信。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10号文件点名批判她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包庇……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一段话，完全不是事实。历史上，江青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坏，否则毛主席也不会娶她为妻。徐明清1937年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与其他同志的证明材料都相吻合。当时的中组部也认为是真实可信的。
党中央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胡耀邦同志在给最高检察院讲话中说：“四人帮”被粉碎两年了，我们还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人，并一口气说了二十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徐明清。
徐明清释放之后，经中组部批准，1980年3月10日她原在单位农业部为其平反，摘掉了“叛徒”帽子。但她与江青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完全澄清。1981年9月1日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认定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要给徐明清彻底平反。
1982年1月，王观澜同志去世前，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到医院看望半昏迷状态的观澜同志，并对徐明清说：不要难过，这几年你受苦了！
徐明清与耀邦同志紧紧握手，哽咽得说不出话。耀邦又安慰道：“这事过去了！过去了！你要保重！”
谁曾想到，这事并没有过去，有人还在书中恶意丑化徐明清。
早在1980年12月，一位女士以笔名写的《江青野史》在香港出版，书中把徐明清说成是江青的死党。1987年作者以大同小异的内容又在香港出版了《江青秘传》。1988年7月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女皇梦——江青外传》，这一次作者署了真名。紧接着，1988年10月，该作者所著的同样内容的《无冕女皇》又被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是个人人皆知的神秘人物，且又当过电影明星，因此有关她的纪实文学，出版后自然成为畅销书。所以该书作者才能反复出版关于江青的这部书稿。但此后她出的书中仍把徐明清写成了二号反面人物。继续说是徐明清把江青介绍到延安，为江青写假证明，帮她混入党内……
由于1977年中央10号文件的错误，该作者第一次所写的《江青野史》尚情有可原。可是当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已发出了“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的红头文件后，这位作者却接连出了3本有关江青的纪实文学，换汤不换药，不管把徐明清的名字改为“徐一冰”也好，“朋友”也好，“熟人”也好，其与江青勾结、狼狈为奸的内容并无改变。依然还用两人“亲如姐妹，一丘之貉”这样的语言，甚至还对徐明清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论她的长相，的确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不单个子矮，风度不佳，满脸都是麻雀蛋……”
这些书继续广泛流传于海内外，其有关徐明清的描述，曾被一些文章所引用，弄得徐明清不明不清，臭名远扬。
因为该书作者是位老同志的夫人，她所著的书自然有权威性，影响极大，结果严重丑化了徐明清同志的公众形象。尽管该作者在延安时也认识王观澜夫妇，私人之间并无矛盾。
其实，该作者当年跟江青的关系也相当不错，还经常模仿江青的衣著和发型，能说她是江青的死党吗？
一身清白的徐明清无法忍受这种诬陷。自1981年3月她读到《江青野史》中有关她的描写后，便开始了先向组织，后向法院进行的申诉。70岁的她用颤抖的手，悲愤地写道：
1980年12月×××用笔名在香港出版《江青野史》一书，利用“文革”中及“四人帮”倒台后对我迫害的材料，不顾事实真相，捏造情节，在该书中有7段文字指名道姓地对我侮辱诽谤。经我向中央申诉后，×所在单位党组织曾对她批评教育；……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伍修权同志当面对她严肃批评……但她始终没有公开声明，更正、承认错误，因而使许多不知史实的人以此为据发表文章，继续扩大影响。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7月×××又在香港晨星出版社出版《江青秘史》一书，该书以《江青野史》同样的内容情节照登，只是以带括弧引号的“朋友”取代我的名字继续捏造历史……
在1984年1月25日的春节茶话会上，薄一波受党中央和邓小平委托，向老同志问候时，特别提及了15位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其中就有徐明清。尽管如此，那位作者却置之不理，当1988年又出版了两本有关江青的书时，徐明清的恶名仍留在书中，徐明清没有办法，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
然而法院却认为党员的问题应由党组织解决，迟迟不予受理。
明清大姐向母亲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母亲的心情非常沉重。打倒“四人帮”后，我们的司法建设取得很大进展。可是对一位受到如此污蔑和伤害的老革命，我们的法院却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进行保护呢？
与明清分手后，一连几天，母亲脑中总是徘徊着这件事。不仅为明清大姐晚年的不幸遭遇，更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不足而沉痛。她忧伤、感慨、甚至愤懑。难道高干夫人就可以肆意污损别人清白，而免受法律追究吗？
母亲利用住院期间，详细看了明清送来的材料。阅毕，心里七上八下，难以平静。名誉屡屡受到诬蔑的明清大姐实在太不幸了！
1987年3月26日中央有关管理部门明确指出：报刊、书籍、资料中，不要再引用中央10号文件有关徐明清的历史材料。可那位作者却无视这个现实，不把错写的部分删去或改正，只把名字稍加变动，继续再三出版。
鉴于该作者一连出了4本有关江青的书，也一连4次把徐明清当成反面人物写进书里，肆意往一位老同志头上泼脏水，年近八旬的徐明清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权，才不得不向法院提起诉讼。
1990年3月北京市中级法院裁定：
“原告徐明清诉被告×××侵害名誉权纠纷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原状诉争之内容，已由有关部门处理，原告对原处理持有异议，应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驳回原告徐明清的起诉。”
有关部门确实处理过，如中组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徐明清没有包庇江青问题”的文件，可是这些党内决定，广大党外群众并不知道。被告也不曾向徐明清赔礼道歉。法院仅仅向明清口头上宣读了一下被告检查信的大致内容：
一、以责任心出发接受（意见）。
二、过去没有恩怨，现在表示友好。
三、原著是依照文件（而写）。
四、我已按新文件（精神）照办，无抵触，请徐原谅。
而该作者的4本书在此检查之后，仍继续在海内外发行。这样的内部检查，怎么能够为徐明清恢复名誉呢？徐明清理所当然不服法院的宣判，又向市高级法院上诉，她在诉状中说：“我要求通过法律使×××侵害我名誉权的问题得以解决，判令×××发表公开声明，纠正错误，在社会上为我恢复名誉，消除恶劣影响。”
她没有提出精神赔偿问题，她打这官司不图一分钱，只是要对方认个错。
结果，二审依然被驳回。理由是：徐明清和×××都是共产党员，党组织既然已对×××进行过批评，也就是组织上已予以解决，无须再由法律机关介入。
母亲很是不解：中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有哪一条规定说不审理党员之间的民事纠纷呢？难道法院只管非党群众之间的民事纠纷吗？过去不是也有很多党员之间打过民事官司吗？
我们的老党员徐明清同志的名誉权为什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呢?
想到这里，母亲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和压抑。法院是否因为对方是高干夫人才不予受理？人们极易这样想，也不能不这样想。
换了普通人出书，这么恣意糟蹋别人的名誉，法院能不受理吗？为何对高干夫人就不敢触动？古人都知道“法不阿贵”，“法行于贱而屈于贵，天下将不服”啊！
徐明清1911年出生，现已80岁还得打这场官司。让她痛心的是自己写的文章，国内很多报刊竟然都不予刊登，无非是对方的特殊身份。
母亲得悉了徐明清的处境后，决心写文章替她喊一嗓子。她与徐明清原本不认识，仅仅两家的孩子是同学。但当明清大姐向她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后，母亲愤然。她想即使毛主席的夫人，犯了错，都要处理，你怎么就可以为所欲为，随便诬蔑人？
母亲全力以赴，奋笔疾书，于1991年初写了一篇《我为明清辩清白》一文。
母亲说，不平则鸣，自己已耄耋老矣，也该无所畏惧了。
果不其然，北京的各家刊物都不予登母亲的这篇文章。母亲只好托朋友吴康民在香港发，开始竟也碰了钉子，但经过母亲的多方联系，最终还是在《繁荣文摘》上发了。可国内却迟迟发不出来。
为能发表它，母亲没少费力气。内地各大城市的刊物都对该文望而生畏，害怕出事，不敢登。一时间，大名鼎鼎的母亲怎么也找不到敢发表它的地方。她那时已经79岁了，白发苍苍，还要费口舌，四处找关系求人。
文稿漂泊了2年之久，到1993年5月才终于在海南岛上的一个很少人知道的杂志《特区法制》上发表。为了徐明清的这个案子，姐姐徐然也与母亲并肩作战，撰写文章，四处奔走。
其实，很多老同志都对那位高干夫人写的书有看法。帅孟奇就曾对张闻天夫人刘英说过：×××怎么写起江青来了？
刘英也有同感。曾多次对徐明清说：×××那几本书在海内外造成了坏影响，应当写点文章，把你的情况说一说，这不仅是为了你的清白，更是为历史的真面目。刘英还为徐明清的回忆录题了词。萧克同志则抱病为回忆录题写了书名《明清岁月》。
甚至连那位高干夫人的亲姐姐，另一位老同志的夫人，也对自己的妹妹有看法，因为她写的很多内容与事实不符。
人们都是热爱正义的。
……
写到此，我不禁感叹：老战士徐明清真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她坚持说真话，不跟风。即使在监狱里，哪怕是对人人痛恨的江青也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编造，表现出了极其难得，极其少见的高贵品格。
而母亲则鲜明地站在年老病弱，多年受压的明清大姐一边。为老大姐写文章洗刷清白，她干得漂亮，干得正义。
母亲少年时，曾苦学武术，幻想当侠客四处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六七十年过去，她这一本性仍旧未改，继为刘亚光鸣不平尽管站不住脚后，又为明清大姐拔刀相助。
这个时候，距离她的生命终点还有两年零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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