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病”：知识分子左倾的十大病征

　　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一个名叫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的年轻记者孤身犯险，勇敢地揭露了真相。然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怀着无比美好的理想。琼斯冒犯了他们的理想，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华尔特·杜兰迪（Walter Duranty），发表文章进行驳斥，暗示琼斯是一个骗子：“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杜兰迪因此被苏联和知识界奉为座上宾，并获得了普利策奖。颁奖辞如此形容他的报道：“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也极为清晰”。而琼斯先生因为拒绝妥协饱受迫害，并最终死于非命。

　　多年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乌克兰大饥荒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档案解密之时，琼斯和杜兰迪都已经作古。然而，普利策委员会拒绝收回给予杜兰迪的奖项和致敬辞，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没有证据表明杜兰迪是在刻意欺骗”……

　　电影《琼斯先生》

　　这个真实且讽刺的故事，就是电影《琼斯先生》的原型。最早让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的，则是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索维尔是美国著名思想家，全凭他的道德坚守和一份“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成为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家。

　　索维尔的文笔优美且犀利。书中还记述了比电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称“20世纪知识分子的翻车史”：1930年代，萧伯纳、罗曼·罗兰访问苏联后，为斯大林大唱赞歌；萨特考察纳粹德国后，评价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 “和法国差不多”，此时，犹太人已经被关进了集中营；二战前夕，罗素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削减军备；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

　　索维尔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知识分子，通常被大众视为“智力超群、富有担当”的群体。但是，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全军覆没”、甚至判断力还不如常人呢？

　　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犯这样的错误 ，或许还可以用“时代的局限”来为他们这种“集体左倾”的行为开脱。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言，“人类从历史中汲取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在互联网、全球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众多“形右实左”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多年来一贯以“右派”的形象示人，并且勇敢地抨击最明显的左派体制，但是在价值观和分析方法上，他们却又是标准的左派。

　　被索维尔批得体无完肤的罗斯福、罗尔斯，被很多中国“右派”引为知己

　　更令人无奈的是，在一个被毒害的语言环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批判，也往往不是诉诸逻辑分析和观点辩驳，而是滑向动机揣测和道德绑架——即便是一些“批判左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有“以左反左”的嫌疑。

　　以上种种匪夷所思的撕裂，不但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声誉扫地，也导致了大众的困惑和对立。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形右实左”？

　　“左”的渊源，是人类的骄傲；左倾，是人类的天性。

　　任何人从出生开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论教育，都会自然而然产生左派的乌托邦构想：妄想知晓／掌控一切事物，期待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渴望无微不至的保障……

　　一个人要接受“有限政府和自发市场”的右派价值观，都必须先经过“从左到右”的观念转变，克服天然的左派的冲动，养成消极的政治观——对世界保持谦卑、审慎，对人性保持警惕、悲悯。

　　说到底，知识分子也是人，是人就会有“左”的倾向。但是，知识分子作为掌握专门知识的群体，本身又擅长表达、传播观点，于是在他们身上，人的骄傲往往就来得更强烈、更明显。

　　这也恰好可以解释一个事实，即便有左派哲学的加持，知识分子的“左倾”在每一个时代都没有什么新意。索维尔总结，各时代左倾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有以下特征：

　　1.对于人性持乐观态度；2.对现状不满，并将改造世界、拯救苍生视为自己的职责；3.有乌托邦情结；4.支持价值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5.迷恋理性至上和理性主义；6.迷恋科学和科学主义；7.迷恋进步和进步主义；8.迷恋物质和物质主义；9.迷恋民主；10.痴迷平等。

　　“形右实左”的知识分子，通常迷信“制度和环境”， 轻视“观念和民情”。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拒绝相信“民主国家也可能发生选举舞弊”、 “自由媒体也可能不公正”。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固执的相信，一个国家只要有了人民主权、三权分立，限政法治就会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会趋善避恶、永享太平，永远不会重复罗马人的命运。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只反对看得见的极权制度，却对产生极权的观念和民情视而不见。于是在不知不觉间，他们走向了自己极力反对的那一面。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认为“适当比例的财富再分配不是道德绑架”，“不会伤害私有产权和权利平等”，而且 “有利于形成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

　　殊不知，人类是观念的生物，观念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私产伦理和有限政府，无论以任何形式向权力或“社会”妥协，都是在向极权主义迈进。

　　知识分子的工作明明就是“处理观念”，他们为什么还会轻视观念的后果呢？索维尔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性质决定的——知识从观念到观念。

　　他们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是观念，“生产”过程是处理观念，生产成果也是观念；他们影响世界的方式，也是传播观念；最后，只要他们传播的观念足够广、接受的人足够多，就会被视为成功。

　　索维尔尖锐地指出，由于轻视观念的后果，知识分子在传播“可能有害的观念”时，可以毫无顾忌。在观念的后果产生后，他们也心安理得——无论带来多少灾难，都不会影响他们继续扮演“社会良心”。

　　《知识分子与社会》记载：萧伯纳公开主张独裁体制，盛赞纳粹和苏联

　　一个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如果出现严重误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职业上身败名裂。

　　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后果时，他们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照样充当“知识教主”、“社会良心”——试问，罗素、萨特、萧伯纳、史沫特莱、乔姆斯基、海德格尔……这些知识分子，有谁主动对自己“专业上的严重误判”承担过责任？又有谁对“受害的大众”表达过忏悔？

　　为此，索维尔一方面提醒大众，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知识分子。少一些盲目崇拜和道德绑架，知识分子反而更能谦卑、清醒。另一方面，他还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到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最后，在这个观点撕裂、价值观混乱的年代，作为普罗大众的我们，区分出思想、知识分子的好坏，变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