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极左思潮在我们民族的理性层面受到严肃的批判,但它的深层次因素,包括它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仍然死而不僵,时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人类文化的进步,尤其是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的进步,其实是相当缓慢的。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观念,往往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 传统的“天下秩序”文化心理,长期以来,已经积淀为人们的无意识与潜意识,在国家重新强大起来以后,重新被激活,从“假死”状态,一变而为真实状态,并在某些人群中恶性膨胀。形成文化上的“返祖现象”。 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2017年,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湖南某博导教授写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该书作者居然声称,经过他的研究,古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统统都是由中国移民创造的。 该作者还公然宣称,德国人与法国人的祖先都是由古代中国的人演化而来,连英语与英国人都发源于大湘西的英山,连日本人,韩国人,东南亚人,也都是来源于此地。作者由此还断言,世界上一切文明,都是发源于中国。 我原以为这种违反基本历史常识的虚妄大话,是个别人的梦呓,不会有人相信,没有料想到的是,它居然能写成书出版,还受到相当多的人欢迎,有人声称,“这种观点可以提高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有推荐者还赞赏该书说,“华夏先进了一万年,落后了一百五十年”。 二百年前的“天下中心观”再次跃然纸上,这表明,天下中心论的文化观念再次被激活,并迎合了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盲目自大的心理。 近年来,一种以“厉害国”为标志的虚骄民族主义,再次在社会上盛行起来。为什么国力强大起来以后,反而会出现虚骄的民族主义的回潮与膨胀?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解释,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强烈的悲情一直憋着一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多年了。 于是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尤其是青年人中,产生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予以宣泄的群体心理。 其实,这种情绪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经济刚进入起飞阶段时,就已经在中国民间出现了,1996年与2009年先后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就代表了这种高调民族主义思潮的登台亮相。 它们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它们提出,“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 这些高调派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在他们看来,人类不是和谐相处的“命运共同体”,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 这些书中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的马基维雅里主义,为达到自以为“崇高”的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一切办法。 《中国不高兴》在短时期内发行了数百万册,受到相当一部分青年读者的热烈赞同。历史悲情所具有的情感性与激情性,像一把干柴,很容易在国人中被煽动起来。 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这就如同一个进入发育期的16岁的孩子,刚长了点肌肉,自己觉得就是个大人,总要在村里比试比试,显示一下自己肌肉的力量,在这个孩子的心智上,欠缺与人交往的成熟智慧,谋求让村里人承认的意愿,远强于对切身利益的真实考量。 如果说,十多年以前,“天下中心”的虚骄文化心理,与大国民族主义已经有了结合的趋势,那么当下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的文化心理与民族虚骄心理相结合的同时,又会渗杂着另一种因素,那就是,十年大动荡时代的极左思潮,在雌伏多年以后,又在民间的某些人中再次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极左思潮在我们民族的理性层面受到严肃的批判,但它的深层次因素,包括它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仍然死而不僵,时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这里举一个例子。疫情时期,当印度发生严重疫情,每天有数十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每天都有数万计的家庭因失去亲人而痛苦,然而,在中国国内,却有人兴灾乐祸地把印度人焚尸烧火的照片,与中国火箭上升时的火光照片放在一起,以形成鲜明对比。 这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的批评与谴责。连发布者本人也认了错,撤下了相片。然而,却有一位复旦大学的网红教授,却出来刻薄地讽刺,说那些对该相片事件进行批评谴责的人,都是虚情假义的“圣母婊”。 该教授对印度疫情苦难中的普通人民,表现得如此无情冷酷,这种人性泯灭,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然而他的冷酷极端言论,却仍然能得到为数众多的网民的点赞与支持。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只要我们理解极左思潮的潜在影响力就明白了。 从极左思潮的“阶级论”,向极端民族主义转变,其实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前后这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在道德上的自我优越感的支配下,不把对方看作人,所以可以任意碾压。 从十年动荡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对“阶级敌人”的“格杀勿论”,到当今民间的”战狼”网红的“虽远必诛”,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是高度同构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下中国,出现了那么多不讲人性的、冷血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中,居然出现这种奇葩的民族主义者?为什么他们还会受到“巨婴”般的青年网民的热烈欢迎? 其实很容易理解,老一辈的中国人经历过十年动荡的冲击和反思,形成一种“灾难后”的人性启蒙,而某些年轻一辈的学者,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他们既没有受到过学校人文教育的启蒙,又缺乏老一辈的"灾难启蒙"。 他们会在自以为的“国力强大”想像中,忘乎所以。极端民族主义的貌似"政治正确",又让他们暴得大名,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如此只赚不赔的生意何乐不为? 在民粹浪潮中,做个万人喝彩的网红“英雄”很容易,但要摆脱掌声与利禄的吸引,用良心说活,保持理性与冷静,始终以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为重,而不是像当年的咸丰皇帝那样,在敌强我弱、兵临城下的危局中,仍然置社稷命运于不顾,贪图一时的快感。 要做到这些,那就需要人文修养、理性与冷静,需要智慧,需要从历史中获得真知的知识底蕰。 “天下中心”的文化心理、极左思潮的潜意识,与虚骄民族主义,这三者一旦彼此相结合起来,其力度之大,对于我们民族将是灾难性的。 更严重的是,在数字时代,这种三结合,会让中国人在未来十年,有陷入民粹化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灾难的危险。 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民族主义会由于网络虚拟空间环境,而如虎添翼。 这是网络世界的特点所决定的,网络会把同质信息不断地进一步叠加起来,网络使用者的信息会不断反复固化,形成受原有观念层层包裹的“同温层效应”,网络精英会自以为受到“正义”的支持者的最广泛支持,他们生活于自己的“信息茧房”中,他们生活在自己制造的“观念果壳”里,却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的真理”。 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其严重后果更甚于广场民粹主义,它会让人类的常识理性在公共空间被迫边缘化。 一方面,是民间自鸣得意的网络“战狼”;另一方面,是从来没有受到过人文教育洗礼的、在“信息茧房”中长大的“巨婴”们。 这两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彼此呼应,前者以虚骄的大言高论,来满足后者对人生意义感的虚幻追求。 后者对前者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舆论支持。使前者暴得大名,享受虚荣与掌声。 前者越来越得意忘形,后者则越来越如痴如醉。双方彼此唱和,相互强化,试图以此来影响社会舆论与决策者,这对一个民族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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