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大叔无奈飞去欧洲做手术 不花钱就残废

我大概在2015年开始感觉到髋关节疼痛，那时我三十多岁。起初只是僵硬，然后变成了刺痛或扭伤。我和妻子芭芭拉以及我们的三个孩子住在艾伯塔省斯特金郡的一块农场上，我们饲养了一些牛和鸡。

因此，我们的生活非常活跃，我还是附近一个省立公园的公园维护主管。这也是一份体力活，需要维护建筑物、户外厕所和营地。我本来就不习惯坐着不动，起初我忍受着疼痛——我以为这只是小问题，我只是多做了一些伸展运动。

但病情恶化了。我尝试了针灸，然后是物理治疗，甚至尝试了诸如姜黄茶之类的东西。但没有任何效果——最终，甚至和孩子们一起滚来滚去都变得太痛苦了，我不得不停止运动，而运动一直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

到了2021年3月，我开始看脊椎按摩师，但进展不大，于是他给我写了一份转诊，让我去做X光检查，供我的全科医生审查。

那时事情变得严重了。我的全科医生得出结论，我患有严重的骨关节炎，并将我转诊给了一位骨科外科医生。但正当我以为事情会开始加快进展时，一切都慢了下来。我等了两个月才接到外科医生秘书的电话;她给我预约了三个月后的时间。

我终于在2021年9月见到了骨科外科医生。他说我的髋关节像85岁的老人一样，得出结论我需要做髋关节置换手术。但由于人造髋关节的寿命大约是20年——而且通常只能更换一次，因为它们在骨头上造成了空腔，削弱了骨头——他说我应该尽可能地推迟手术。事实上，他告诉我他希望在我“爬在地板上疼痛难忍”之前都不把我列入手术等候名单。这是个玩笑，但它似乎轻视了我的痛苦——而且我几乎真的疼得那么厉害。

不久，即使走路也变得困难——有时我不能在剧烈疼痛中下床。有些日子，我甚至无法进出我用于公园维护和农场工作的拖拉机。我每周尽力工作，然后每个周末都躺在沙发上，努力恢复足够的体力再次面对一切。在短短几个月内，我从一个活跃、运动型、户外型的人变成了在基本任务上依赖他人的人。我的妻子、孩子和姻亲帮助处理大事，比如为我们的牛运水，甚至帮助完成简单的任务，比如弯腰穿袜子。如果我把铅笔掉在地上，我不得不叫我的孩子过来帮我捡起来。

我变得在功能上残疾。我的生活完全围绕着疼痛管理，我计算着每天的每一个动作，以尽量减轻疼痛：上下楼梯，进出车，跨过街上的路缘。我最害怕的是绊倒在什么东西上。我在孩子们跑过来拥抱我时发展出了一种防御性姿势，用手臂阻止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撞到我的腿，意外地让我的髋关节移动。他们活泼而充满活力的存在变得像威胁一样。

2022年7月的那个夏天，我又做了一次X光检查，我的全科医生——他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和帮助——说我的髋关节“完全毁了”。两个月后，我再次见到了骨科外科医生，因为疼痛变得更加严重，所以是个临时预约。他终于同意把我列入手术名单，但预计的等待时间是两年。

这太疯狂了，我心想。我不能这样活下去。我对我们的“免费”医疗体系的运作方式感到愤怒。是的，手术是免费的——当它发生时——但我现在以不同的方式付出了代价，不断去医生那里，与亲人失去的时间，无法参与的活动，以及极大降低的生活质量。

当然，我知道我并不孤单。根据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的数据，加拿大髋关节置换手术的基准等待时间——目标时间是26周。但全国范围内只有不到一半的患者能那么快接受治疗，而在艾伯塔省情况更糟，只有38%的患者在基准时间内接受治疗。像我这样的年轻患者被推到了优先名单的最底部，被迫等待数年，即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病情恶化，使长期康复变得更加困难。以我为例，我所有的一瘸一拐已经开始导致肌肉萎缩。

这些数字也在迅速恶化。就在2019年，像我这样需要进行髋关节置换的患者中，有75%的人在标准时间内得到了治疗。这种趋势也适用于其他手术。2019年，有70%需要膝关节置换的患者在六个月内完成了手术;而今天这个数字只有50%。即使是救命手术的等待时间也在上升，这取决于你所在的省份。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新斯科舍省，分别只有85%和79%的患者能在四周的标准时间内接受放射治疗。这比2019年两个省份几乎100%的治疗率有所下降。

因此，我和我的妻子开始研究我们的选择。我们考虑在加拿大支付私人手术费用，大约需要3万加元一只髋关节。但我必须离开省份，因为规定意味着阿尔伯塔省的私人诊所不能向阿尔伯塔省的居民收取像我这样的手术费用。所以我得去安大略省或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意味着我不会有任何门诊支持，比如物理治疗，除非我也为此付费，另外还有机票和住宿费用。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的工作主管告诉我他在电台上听到的一个消息，说加拿大人去德国进行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我在谷歌上搜索，找到了一家叫做Nordorthopaedics Clinic的公司，位于立陶宛，专门从事医疗旅游。我们在九月中旬给他们发了电子邮件，他们要求提供我的X光片，以便他们的外科医生查看。他当天就回复说我是手术的合适人选。然后他们发送了一些开放日期——最早的只有四天后。我对能这么快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当然，这涉及一些风险。我将在一个外国接受改变生活的手术。但我的情况变得如此严峻，我愿意冒这个险。

我们为我的右髋定了一个日期，那是给我带来最严重疼痛的部位。我们喜欢旅行，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了一次旅行，手术前几天到达，探索维尔纽斯，首都。然后我们开车向西行驶90分钟到达考纳斯，诊所所在地。

当然，我很焦虑。他们要切开我的臀部肌肉，“像窗帘一样”分开，以便接触我的髋部，移除旧的髋关节，磨除我的骨盆插座，然后把人造髋关节驱动到我的股骨中。我将接受全身麻醉，手术后我将在诊所住两晚，和另一位患者共用一个房间。然后我将搬进一栋有随叫随到的护士的公寓楼，每晚花费100加币。我将进行六天的每小时一次的物理治疗课程，以便我能够再次移动，从而可以登上飞回家的飞机。

当我从手术中恢复过来时，我的股骨有些酸痛——显然，他们用锤子将新关节敲打进骨头，所以他们让我在严重的止痛药下度过了两天。但一旦药物和术后迷茫消退，很明显我感觉好多了。第三天，搬进公寓后，我坐在椅子上，我的妻子问我感觉如何。我在尝试不同的动作，把膝盖向两侧打开，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一点痛感都没有。“天啊，看看这个，”我对妻子说。

当我们登上飞回家的班机时，曾主宰我的生活的髋痛已经消失。我可以再次和孩子们玩耍。有一天，我的小儿子开玩笑打了我一下，然后跑下车道。我追上他并抓住了他。他的反应是无价的，因为这是他以前从未见过我的行为。在我第一次手术后不到三个月，我在乌克兰庆典上和我的11岁女儿跳舞(我的家族来自乌克兰西北部的卢茨克地区)，这是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这让我意识到我错过了多少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

2023年春天，我决定回去做左髋的同样手术，因为它变得更糟。我们把它变成了一次家庭度假，并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游览了两周，然后我在七月进行了手术。

这些年来，我从未感觉如此好。能够——或者说不再——处于持续的疼痛中，真的改变了我的心态。我的女儿告诉我，以前我总是脾气暴躁，现在不再是那样了。经过多年的休息，我又开始滑冰，并计划重返我的旧曲棍球队。我们一家也经常去滑雪。我的小儿子刚开始接触棒球，所以我希望在赛季开始时能够和他的团队一起做些教练工作。我和大儿子一起去打猎，一起走过丛林里的数英里。我找回了我的生活。

这整个经历让我对加拿大医疗系统的现状感到极度沮丧。我把第一次髋关节手术推迟了很久，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其他选择。但没有必要让自己经历那么多痛苦和煎熬。我两次手术的总费用约为22.000加币，这是我花过的最好的钱。

我知道我幸运地能够借到我所需要的钱。如果我不能这样做，我可能会一直面临无限期的全面残疾，这将直接和间接地让政府花费大量的钱，因为我无法工作，导致失去收入税收入。我只有44岁，让像我这样的人坐在场边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