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偷听器、拘外交官...北京粗鲁面貌被他揭开

被喻为“中国最害怕的男人”的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于去年（2023年）12月卸任，回到日本不到一个月已密锣紧鼓接受访问，分析中国形势。

踏入2024年，垂秀夫应老牌杂志《文艺春秋》邀请，一连两期著写数万字的回忆录，文章细数他在任4年间，受到中方多次不礼貌的待遇。包括“女战狼”华春莹向他训斥日本军国主义屠杀台湾人；中方亦违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拘日本外交大使；并在大使熟悉的日本料理店安装偷听器。垂秀夫在回忆录毫不客气批评，中国的“战狼”外交做法正破坏中日关系。

与“女战狼”交战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日本一定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2021年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的新年贺词，以流利的国语向中国人宣读自己的愿望。

出身于日本外交部“China School” （中国派）的垂秀夫，三次在中国担任外交工作，2020年获委任日本驻中国大使。被喻为“中国最害怕的男人”的他未能连任4年，于去年（2023年）卸任后，先后接受日本多间杂志访问，2月起在《文艺春秋》连载他在任时的回忆录，详细描述他与中国外交部要员多场的冲突事件，揭露中日双方“火花四溅”。

在回忆录中，垂秀夫先分享上任一年后舌战“女战狼”华春莹的经历。2021年12月1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应邀出席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的“影响力论坛”，在视像会议上谈到台湾的安全问题，发出“台湾有事（日语“有事”是指军事、经济上的胁迫、侵略的紧急事件”）等同日本有事”的论述。此番言论一出，中国外交部立即召见垂秀夫，当时垂秀夫先著下属“不要理会”，但中方立即以“你若不来，以后拒绝你们所有的会面”威胁他到场。

垂秀夫唯一的“交流空间”，是2021年11月访问黄檗山万福寺。微讯相片

垂秀夫迫于无奈下走入中国外交部，听罢华春莹的长篇严词，礼貌地先恭喜华春莹晋升为外交部部长助理，惟华春莹依然板起脸，并开始叙述中方的历史观。华春莹向垂秀夫说因为日本“日本军国主义”而屠杀大量台湾人，曾经驻台湾的垂秀夫即反驳：“没有人比我了解『台湾问题』，日本曾统治台湾的历史与军国主义是无关的，这是『日清战争』签下条约（马关条约）下的结果。”

垂秀夫形容华春莹表现得有点词穷，只反驳：“亦有人说，日本军国主义是由19世纪开始的，你这些『新说法』真的不能接受⋯⋯”

《文艺春秋》一连两期刊载垂秀夫的回忆录。（李子俊摄）

在回忆录，垂秀夫形容华春莹“立场行先”，对她印象很差。（TBS News截图）

违反《公约》　大使被拘

“台湾有事”被召见后，几个月后垂秀夫面临更大的挑战。据报道指，2022年2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党报《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郁玉，在北京新侨饭店被捕，与董一同进午餐的一名日本外交官被带走，一度被拘留。

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向记者说：“外交人员在中国从事了与身分不符的活动，中方有关部门对此依法依归，对人员进行了调查与询问。”

垂秀夫在回忆录指，涉事的外交官已向国安展示了护照与工作证件，中方的拘捕行为已违反了有关保护大使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当时垂秀夫立即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今次与他会面的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吴向垂秀夫称“日本外交官做了些不寻常的会面”，这句话惹怒了垂秀夫，垂秀夫大骂对方说法是“指鹿为马”，又联同13国家大使提出反对，最后被拘捕的日本外交官获释放。

日记者：中方将垂秀夫变作“绝缘体”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驻北京记者向本台透露，自垂秀夫上任以来，中方加强对日领事的监控，之前中共会派国安跟踪大使，现在连民间的“中日交流活动”也禁止日本外交官参与，基本上日本外交官包括大使垂秀夫是被“隔绝”的状态，目的是要日本外交官成为“绝缘体”。

垂秀夫在回忆录进一步印证这些新闻界的消息。他说上任之后邀约多名相熟的中国知识份子食饭，他们均拒绝应约。垂秀夫只能拍摄桌前美食跟这些拒绝一同进餐的“好朋友”分享。另外垂秀夫亦知悉，他们相熟的日本料理店也被安装了偷听器，纵使与驻北京的日本记者食饭，也只能风花说月，避谈政治。

每年3月天皇生日庆典也会邀请嘉宾入日本大使馆交流，垂秀夫指近年发函邀请数十人，每个被邀请的客人也受到国安压力，最后也没有到场。垂秀夫工馀爱摄影，在中国爱拍摄山水美景，他亦自言是一名摄影师。垂秀夫在任期间，曾举办摄影展，一开始被外交部阻止，之后改以个人身分举办，换来十多名公安在门外把守。公安更把门封锁，禁止市民进入，并取去相框内的“摄影作品”，垂秀夫认为此举“是要令我感到不愉快”。

刚上任为中国大使垂秀夫于2020年仍然对中国客气，表示对中国有感情。（ANN News截图）

“六四”之后第4天　赴北京担当外交工作

垂秀夫是日本外交部资深的“中国通”，他透露自己先后3次在中国担任外交工作，第一次是1989年6月4日之后第4天上班，当时入住的宿舍仍留有枪弹孔的痕迹，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亦特别提到，一般驻中国日本大使一职均任职8年，他在职4年便要离开，他曾向日本政府称“要我回来便回来”，他既没有眷恋亦不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