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万中国“黑户” 可能迎来人生转机

　“依法登记户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国务院1月14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第一句这么写道。

　　这一文件目标是全面解决“黑户”问题。

　　根据《意见》“超生”等八类“黑户”将可落户：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无户口人员，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无户口人员，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无户口人员，被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后户口被注销人员，农村地区因婚嫁被注销原籍户口的人员，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期限造成的无户口人员， 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以及其他无户口人员。

　　1300万中国“黑户”的影子人生，会从此回到阳光之下吗？

　　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没有被外界承认的公民权利。

　　作为“黑户”，李雪不能上学、不能结婚，甚至不能接种疫苗、坐火车、坐飞机，一切需要“身份”得以维护的基本权利，都与她无关，她像影子一样生活在人群中。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的“黑户”人口在中国存有1300万，占总人口的1%。

　　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规定全面放开二孩。11月21日，公安部开始探讨解决全国无户籍人口的户口登记问题。

　　为上户口奔波20余年的李雪一家，终于有了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机会。

　　李雪是二胎，因为交不上超生罚款，就不能办理户口。在当初计划生育严格执行的背景下，户口登记是计生工作的一个筹码。

　　所以“黑户”中有60%以上是超生人员。其他还包括没有主动上户口、弃婴、未婚生育、相关证件丢失、户籍办理程序繁琐或基层部门不作为等多种原因导致的无户籍人员。他们的人生因为“黑户”而不能生活在“阳光下”。

　　上不了学的童年

　　李鸿玉和白秀玲以为凭借着双方都是残疾人的特殊性，可以为自己的二女儿换来一个合法的公民身份，但在那个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严苛的年代，这样的想法毫无可能。

　　用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梁中堂的话形容：“各级政府用尽一切办法防止公民多生孩子”。

　　李雪于1993年8月出生在北京，有一个年长8岁的姐姐。白秀玲还在月子里的时候，便接到了工厂的“职工开除（除名）公职审批表”。李鸿玉也停岗在家。

　　这个四口之家迅速陷入贫穷，也未能交上5000元社会抚育费。自此，李雪成了“黑户”。

　　“黑着就黑着吧，多生个孩子，总不至于犯了死罪吧”。李雪还没到学龄时，李鸿玉的心思和大多数超生父母一样，先拖着不交。等到孩子快上学，必须要户口时，“才千方百计地给孩子上户口”。

　　据梁中堂和民间人口研究学者何亚福的估计，大多数的超生““黑户””年龄应在7岁以下。

　　但李雪终究未能踏入学校的大门。

　　李雪开始自学。已经上初中的姐姐李彬教她学拼音，李雪学会了就查字典自学。学了11年，李雪自认为有小学4年级水平，而且只限于语文和数学。抽屉里，放着4年级的课本，从街坊孩子那里借来的。

　　遇到同龄的孩子，最怕别人问：“你在哪个学校上学？”这几乎是孩子们相互结识的第一句话。李雪总是愣在那里，然后怯怯地回答：“我没有户口，我没有上过学”。

　　远在千里外的广州，董思敏姐弟也同样因为“黑户”而无法迈进校门。董思敏每天看着学校操场上课的学生：“好羡慕人家。”弟弟董振宇会把自己的名字写成“董进宇”。因为识字不多，董振宇给朋友发信息只能发语音。

　　上不了学的李雪，只能每天呆在家里，“没有朋友，也没有童年，相当于跟社会脱轨了似的”。李彬觉得，妹妹小时候很胆小，见到陌生人总是怯生生的，不敢跟人说话。“她也不喜欢照相，因为户口的事儿，有些自卑。”

　　而认字不超过20个的董振宇，则靠着借来的身份证长期流连网吧。在游戏里，他才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

　　生于80年代初的白云虽有幸入学，但却忍受着外界异样的眼光。“育红班里的小朋友搬着小板凳坐在一起，认真地相互打听，你有户口吗？”白云说这事说起来挺搞，“但比攀比你爸爸有没有带你吃肯德基更有杀伤力。”

　　白云回忆，身为一个专业的“黑户”，忍受了同学的得意后，还要忍受哥姐的嘲讽：“家里就你没户口，吃白饭。”

　　没合法身份 影子般的活着

　　李雪发现，她似乎没有被这个世界作为一种存在。她有时会问：“世界上真的有李雪这个人吗？”她用姐姐的医疗本看病，用姐姐的借书证借书，她作为姐姐的影子活着。

　　一切需要身份证的事情，都与这个叫“李雪”的人无关。没去过博物馆，没住过旅店，没有银行卡，没收过汇款，连快递都寄送不了，甚至想要去药店买盒康泰克，都被售货员拒绝。

　　“她连疫苗都没打过。”回忆起往事，白秀玲的眼眶噙满泪水。按照国家规定，婴儿都要免费接种疫苗，但只有在卫生部门登记了新生儿住址的才能接到疫苗通知，可李雪连户口都没有，更不用说户口住址。

　　从李雪家走路到北京南站只有2.8公里，可是22年来，她从没出过北京。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香山。

　　她没谈过恋爱，也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够像姐姐一样结婚生子。“结婚证都领不了。”一说起来，李雪就眉头紧皱。

　　12岁那年夏天，她在西单、王府井发“传单”，就是一封写有自己遭遇的求助信，“希望找到一位包公”。

　　有一次，警察把她和其他来京上访的人带走了，送到永定门救济站。救济站的人一听说她是北京人，立刻就将她赶出来了。那是一个上午，救济站发的早餐票她还没来得及用，就只能站在明晃晃的大马路上哭……

　　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因为没有身份，自己可能随时被“消失”。

　　而孙慧慧想要在她婚后的暴力家庭中“消失”，却因为没有身份证根本出不了门。

　　1983年出生的孙慧慧，生母在其4岁时病逝，收养家庭为避免超生罚款不给她上户口。“黑户”的她像个“物品”一样先后被“转让”近10次。16岁那年，最后的收养人逼她出嫁，跟随躲债的丈夫逃到远离家乡的新疆生活。

　　也是16岁，，董振宇外出打散工。因工头同情，他才得到了一份搬砖的工作。没有身份证，别人3000元的月薪，他只能拿到800元。因为不懂技巧，一天下来，手上布满血痕，“我就想证明自己”。

　　没有身份，在很多常人眼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到了李雪和董振宇等“黑户”身上变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2008年1月6日，北京一名高三女生因没有户口，担心不能参加高考，服毒自杀。

　　云南注明的“黑户”村马头坡村，小学3年级的李美珍发烧3天了，只能在家熬着。没有户籍，没有医疗保险，当地人生病大都靠自愈。

　　而同村的王少华的土房简陋得甚至没有门窗。17岁的他担心自己没法出去打工挣钱而娶不到媳妇。

　　与政府纠缠 找回自己的身份

　　“人家的日常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就是起诉、上诉、找户口。”李雪说。

　　1995年，李鸿玉和白秀玲开始带着2岁的李雪上访。上访要不来户口，从1998年开始去法院起诉。

　　先告永外街道办事处计生办，再告永外派出所，然后是崇文区计生办，最后是崇文公安分局。先李鸿玉告，又以白秀玲的身份告，再以李雪的名义告。

　　结果通常都是：一审，败诉；上诉，败诉；申诉，败诉。申请抗诉，驳回；申请再审，驳回。

　　16年间，除了诉讼的主体不同，官司的结果全都一样。每当接到败诉的消息，李鸿玉就坐在破旧平房外的院子里抽烟，一声不吭。两三块钱一包的红梅，他一根一根不间断地抽，直到把一整包烟抽完。

　　官司在一次次败诉，孩子却在一天天长大。李鸿玉夫妇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上访。他们跑遍了区、市、中央的公安部门、计生部门、政府信访办、法院、检察院、妇联和残联等十数个政府机关、单位和部门。

　　因为不停信访、打官司，他们一家成了“特别关照的对象”。“我们都被编了号。我爸是一号，我妈是二号，我姐是三号，我是四号。”李雪翻出一张“控制力量值班表”。

　　这张表格显示，被控制人为李鸿玉和白秀玲，2009年从10月1日到10月7日，在侯庄63号路口和民主北街93号口，每天早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各有3名民警值班。

　　“只要家里有人出门，外面就有人拿着对讲机喊，一号出去了；三号、四号出去了。”李雪说。

　　2014年11月6日，李鸿玉去世。在为女儿的户口上访19年，诉讼16年后，一个父亲最终还是没能为女儿找来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