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得性”仇外情绪是如何炼成的？

中国对外开放40多年，不仅国与国之间，就是个人之间的对外交往也越来越多，就算是二、三线城市也能经常见到“老外”身影，早就过了“文革”时期那种老百姓围着外宾看稀罕的阶段。但有一点未变，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基本未脱“涉外无小事”这种高度防范性态度。外国人在中国被杀案件虽然也发生过数起，官方对此是希望就事论事，以刑罪论之；民间则总是生发出无穷想象，加之网络时代众口汹汹，其“结论”总与当局希望的不一样，让当局觉得很麻烦。

6月10日，四名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师在吉林的一个公园被一名55岁男子用刀刺伤。海外社媒平台X上各种传言，有说这四位美国人是情报人员，被中共当局做掉；还有说杀人者是XX功，报复美国政府。原以为这只是推上风光，后来才知道，国内也是如此，但流传的是另一些版本。比如，“4名美国佬说中国坏话来着，只不过没有想到身边一个中国人听得懂英语”；“会不会是这四个美国人自导自演的？”；“一定是日本人假扮成行凶者！”对这种状态，国内有评论曰：“有些人无视国家的政策和意图，怀揣着不知从哪里习得的仇恨盲目排外，还自以为这是正义、血性，殊不知这是在给国家添乱”。

对各种国内外网络猜想，我不以其为意，因为每逢大事发生，英文自媒体也同样如此。但这句“不知从哪里习得的仇恨盲目排外”让我觉得好玩，作者似乎全然忘记一点，正是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教育+持续的宣传，培养了国人的仇恨和盲目排外。

无论是中国境内还是境外的中文自媒体，对四位美国人被伤的过度解读有个共同特点：一腔满溢的敌情意识。中国当局除了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外，种种政策也加强了这种敌情意识。据近年回国探亲的人说，如今探亲，必须要在当地派出所登记甚至被约谈。如果说这不是正式官方报道，只是耳语，载诸官方文件的也证实了这点。例如，近年来在中国政府部门的招聘岗位中，凡在大陆以外生活了半年以上的人都被排除在申请范围之外。最近的一例就是今年4月，任何在中国大陆以外生活超过6个月的人不得申请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中心的岗位。

当局对待“境外”的高度警惕之态，已经类似当年毛时代（1949年直至毛后的1978年）对待海外关系的态度。随着美中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2023年生效的修订后的中国《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的定义，而5月通过的扩大版《保守国家秘密法》则覆盖了教育、技术、互联网使用和军事设施等领域的敏感信息。新的条款之一规定，具有访问机密信息权限的工作人员在离职或退休后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出国旅行，除非经过批准。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让老百姓不对外国人在中国被杀事件生发无穷猜想？

中国人视外为敌，视为外国人服务的买办为洋奴，这与中国的历史有关。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有句名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共政权建立全国政权是在“二战”之后，夺权过程中与其他国家发生不少联系，毛泽东当然不能无视国际社会的存在，于是将外国分成敌友两类。先是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朝鲜等是友，美国与西方为敌。与苏联交恶后，就只剩下朝鲜与越南、非洲国家是友。改革开放，就是中国要与国际（其实这“国际社会”意指美欧西方国家）接轨，于是中国开始怀念并培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干延安时期的美国旧友成为座上客。“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虽然不再在官媒上出现，党内组织原则对有海外背景的人实际上还是有一套规则。不过，普通百姓从电视与媒体上经常看到的是国家领导人接见香港巨富，与美欧政要谈笑风生。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确实有那么一段民间“慕洋”的时光。虽然发生过数次外国人被杀事件，但舆论尚属平和。以下事实可作佐证：

2000年4月1日凌晨，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高级职员赫尔曼及其妻子、儿女一家四口在其位于南京郊外的住宅中被人杀害案。四名被告都来自附近的农村，在逃离现场时被捉获。南京市法庭判处四名凶手死刑。此案之后不久，有一名英国女子在中国西部一个边远山区远足时被人用刀捅死。当时，网络言论并无仇外情绪，主要认为中国社会治安不良，犯罪率上升，居然连外国人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保障。其时，中国通常被视为可供外国人安全居住的国家。

2008年8月9日，奥运会期间的北京鼓楼袭击案。两名美国游客和他们的中国导游在北京鼓楼被刺伤，其中一名游客死亡，袭击者47岁的杭州人唐永明随后跳楼自杀。事件发生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在唐永明情况被披露后，中外舆论都认为是唐个人生活境遇恶劣绝望引发的杀人事件，并未过度政治化解读。

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两国关系不再是战略合作伙伴，甚至也不是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成了竞争关系。随后，两国互抓间谍的信息在互联网上流传。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之后就开始强调的“国家安全”内容被不断丰富，尤其是2023年生效的修订后的《反间谍法》极大地扩展了间谍的定义，在列举了“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以及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或者策动、引诱、胁迫、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之外，还加上一个定义不明的“其他间谍活动”——可以说，这部修订后的新版《反间谍法》为抓间谍的群众运动提供了法理上的基础。

无需否认，近几年中美关系陷入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两国都想缓和关系。从2023年开始，中国当局采取了多项措施，试图吸引更多外国观光客前往中国，并于12月开始对10个欧盟成员国以及瑞士、马来西亚实施短期免签证政策；2024年，中国还与新加坡和泰国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今年5月份，公安部已要求酒店业不得以无涉外资质为由拒绝接待境外人员。对中国当局来说，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康奈尔大学四位教师就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项目之一。

但“群众”哪里跟得上当局快节奏的变化？中国当局一边发布新版《反间谍法》，无限扩大间谍定义范围；一方面又采取多项措施恢复对外交流。对于终日为稻粱谋的平头百姓来说，这么高大上的文化交流离他们甚远，哪里能体会到朝廷的“圣虑远谋”？多年被灌输“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爱国仇外几乎成了许多中国中低层百姓一体两面的思想。崔某的行为与网络上对上述杀人事件的评论，就是意识形态教育与媒体宣传浸染的“习得性”思维与行为模式。

经历过邓江时代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大多数都很怀念邓小平及江泽民时代的中美关系，而怀念的重点就是“对外开放”营造的全社会对外友好氛围，以及中国当局要“与国际接轨”的愿望及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