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叫做“我比你大”的病

　 周末在家死嗑美国汉学家卜正民的巨著〈忽必烈的猎豹〉，边看边笑，非常有即视感。这部书用13个故事，描绘了约8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及其内在统治逻辑。对照著现今中国对外关系，以及台湾若干立委老爱用“我比你大”的心态来讲话或行事，便觉此书真正戳到了某些核心观念，至少打破了我们对中华道统一以贯之的迷思，发现了历朝历代游牧入侵者，不全然是被汉文化“同化”，他们也“同化”了汉族统治者，甚至将若干观念深植到文化传统之中，在最根本的价值观上，形塑了现在的政治思维。

　　举个例来说，“凌迟”这种酷刑，就是把人绑起来，一片一片的削他的肉，让他痛苦三天才死。这种刑罚据考证应起于唐代，起源应是游牧民族在火堆上烤羊，边烤就边用刀子片下来吃了。但此刑罚一直沿用到清末，明代这个号称汉民族为主的朝代也没放过，名将袁崇焕便是被以通敌叛国等罪名，公开在北京甘石桥凌迟，围观百姓甚至生吞其肉。大陆网友做了一系列影片，题名“崖山之后无中华”，比较宋代与后来中国朝代的法律、制度、经济、科技、与女性地位，更像是种“华夷之别”。所以，网友才说在崖山海战陆秀夫负8岁幼主跳海而亡后，所谓的中华文化实已灭亡，接下来的元、明、清，实施的全是游牧民族的那一套，统治者与为他服务的官僚是人，但小民们却是牲畜，要不怎么见了官大人要下跪并自称“奴才”呢？这种情况在民国稍好点，但那是被西方文明影响的表面，骨子里主宰整个政治与社会系统的，仍然是人与畜，主与奴，上与下，强与弱，大与小，婆与媳，夫与妾…，等等的阶级地位分别与支配关系。不但在官场如此，公司亦是如此，老板就是皇上，甚至在酒桌上也要显个老大，叫你干杯就干杯，不干杯就是“骄傲”、“不服从”，等下回去铁定整你。

　　当一个人吐出“我比你大”这几个字的时候，不论他是立委、学长、还是长官，他的意思是他的阶级地位比你高，他有此地位可以支配你，你不听话或反抗就是违反了道德伦理，其罪可罚，其心当诛。而上位者由此获得优越感与成就感。同一套逻辑，也常在同一个人身上，用不同的型式表现于比他大、比他强、比他地位高的人身上，这便是“攀比”。“攀”指的是攀权附贵，“运交华盖欲何求？”能逮到一条大鱼，就是人生飞黄腾达的百年机遇。“比”则是与同侪相比，不论是同学、同乡、同榜、同事、同期…，我一定要比其他人快一步，挤到高一层的位子，才能超越正常规矩，支配到那些本来与我平级的人，那才叫一个“爽”字。这就像条水蛭，一生都在寻找最白最嫩的大腿，“咬定肥肉不放松”，最高等级的水蛭则是咬到皇上的耳垂子那儿，既有血吸，又能在皇上耳边嚼耳根子，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于是这群水蛭，便组成了“恩庇-侍从”体制的主体，一级一级的向下传递著不断被重新演绎的讯号旨意，流动著各种公私利益及需求供给，形成一个封闭性极强的人际关系网络。

　　但世间的资源永远有限，愈向上空位愈少，愈向下则资源愈稀薄，于是这个体系便必须有个边界。边界的存在是物理性的，生物性的，自然天生形成的。边界限制的不是觅食区域或发展空间，而是分配人数，分配人数愈少就分得愈多，所以要有敌我之分，主从之别，高下之辨。就像割韭菜，镰刀以为自己是分配体制内的一员，其实他只是工具；农夫以为自己比镰刀高级，应该分得到了吧？其实他只能领点工资。真正的韭菜集货场与大盘商，或后头的金主，才是分配体系的一份子。所以，为什么“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因为想闯入利益分配体系的那一员，或要将其排出分配体系的那一位，才是真正的敌人。大敌当前，索要贡奉，没关系，损点面子吃点亏，下去割一波韭菜给他就是了，只要不损及分配体系的边界，都不算“敌我矛盾”。

　　换句话说，这些阶级观念，其实是被孔夫子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阶级意识，包装起来的游牧民族血腥边界。孔夫子至少还讲个“礼”，礼虽有等级之分，但还存在著一些人的基本平等，谁会跟狗打恭作揖呢？但在游牧体系中，人与畜是两种不同的群体，人可以是平等的，但对畜牲就不要客气，奴隶是被当作畜牲的人类，终究是个畜牲。所以动不动放话“打死你”、“饿死你”、“死路一条”、“粉身碎骨”，都是人对畜的语言逻辑，胡萝卜与棒子并用也是。而为什么台湾有些人对此类语言深信不疑，甚至大表认同呢？因为他们也是那群游牧野蛮血统的传承者，终究这种野蛮逻辑已经统治中华大地800年了，愈高级的人类愈信这一套，他们可能也是在无意识中被教育成这个样子。

　　卜正民书中并没有提到上述这些，而是用故事阐明了所谓“大国”、“统一”的世界观，其实来自元、清等游牧民族统治者。中国现在对边界的认知，其实是继承于清，“一带一路”的想像，其实源自于蒙古帝国最巨大的时期。中国人对统一的执念，其实来自皇权的教化。“华夷之别”则来自皇朝的不安全感，而且还是外来统治者，对内在叛乱的心魔，所生出来的不安全感。1768年，清乾隆时闹过一个“叫魂案”，原本只是无知乡民的迷信，却在皇上心中形成了阴影，演变成全国抓和尚、道士、乞丐的通天大案，还被汉学家孔飞力写成一本书，很能说明这种外来统治者先天的不安全感。

　　但历代中国人却患了集体的斯德哥尔摩症，不但认同了外来统治者，还充份吸收、内化了游牧民族的统治逻辑，成为现代中国生活习惯与价值观的一部份。所以，“华夷之辨”、“内外有别”，演化成了“勾结外国势力”，甚至刺杀外国游客，朝向义和团发展。“改革开放”到了老习手里，逐渐演化成了“朝贡贸易”，“不允许有人吃饭砸锅”，甚或反朝“国进民退”的计划经济“返祖”。“战狼外交”其实是在模仿18、19世纪欧洲殖民帝国的嘴脸，人家进化了，中国却返祖了，还把人家丢弃的东西，拿来当作自己的荣耀，王冠上的宝石。被统治者不断模仿著外来蛮夷统治者的观念、习惯、与行为模式，梦想著有天自己也可以支配这个世界，把其他国家当作畜牲，结果把自己活成了自己原本最厌恶的那种人，这不是悲剧，什么叫作悲剧？

　　回到中国历史，“统一”不是中国的常态，分裂与统一一直是交替循环的。秦以前的周，约有500多年是春秋战国，小国割据，周天子仅是共主，孔夫子所濡慕的三皇五帝，部落政治的成份可能更大。新疆、西藏、蒙古、台湾，在清以前皆非中国领土，真要吵起架来恐怕比乌克兰更有得吵。而中国人对“统一”的迷恋，实来自对游牧民族征伐战斗的能力的崇拜，且是种打不过他，就说他老子其实是我儿子，那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其根源还是“我比你大”那种阶级式的，对上对大的崇拜。那其实是一种病，一种心虚自卑的病，让自己可以偷点懒，但面子上过得去。

　　所以，台湾真想与对岸有所区隔，必须在观念上重新洗过一轮。认清自己可以做到“小而强”，而不是一路崇拜那个“大而虚”的神话帝国。对内，放下那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阶级意识，阶级只在工作时有其功能，上了饭桌便让人倒胃，连上厕所都要派7个警员保护，更成为笑话。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好好耕耘手边脚边的一亩三分地，不是比那些虚幻的大国梦想，更贴近现实，也更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