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气腾腾 中纪委猛批“团伙帮派”

　　中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6月17日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政治纪律修订的重点内容”，标题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仅从标题上，就已经给人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宣布7月将召开三中全会。该会由于姗姗来迟，引发外界关注和猜测。

　　此前不久，中共宣布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中共在其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连续进行三个月的“党纪教育”，这显然是为其三中全会开路。结合中共的历史分析，从三中全会迟迟不召开，到会前连续三个月以所谓“党纪”恐吓全体党员，似乎显示出中共党内斗争非常激烈。

　　在中纪委最新发表的这篇文章中，也透露出同样的信号。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6月17日发布的这篇文章中，一共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强调的是所谓“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众所周知，中共强调什么往往就是缺什么。就像是文革中强调“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之时，恰恰中共党内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情况下。

　　因此，中纪委强调的要“维护党中央权威”、保障“政令畅通”，无疑曝出一个大问题，中共官员们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表忠心”，但是明显在说一套、做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纪委文章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将所谓“两个维护”吹捧为中共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声称“必须以严明纪律作保障”。

　　然而，当所谓“维护”需要以严苛的“党纪”来进行恐吓时，正说明这种“维护”的虚假和脆弱。

　　中纪委列举的《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行为由原来的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

　　在这一改动中，不仅一句“只表态不落实”证实了上述判断，而且纪律的升格也反映出中共最高层的无奈。

　　中纪委还解释说，《条例》作出上述修订，“在于推动党员干部将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见诸行动、见诸实效”、“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上坚决做到言行一致、不折不扣。”

　　这等于承认，中共官员们面对最高层部署口号喊得很响，但是既没有“见诸行动”，更没有“见诸实效”，在落实所谓的“决策部署”上言行不一、大打折扣。

　　今年3月，中共《求是》杂志发表中共党魁讲话，其中也暴露出类似信息。讲话中说，“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

　　然而，在政治高压之下，中共官场上一定会出现上述现象，即“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暮气沉沉”、“一潭死水”。

　　中纪委以更加严苛的“党纪”相威胁，只会让这些现象更加严重。出现更多的中纪委反复批判的“躺平”和“老油条”。

　　中纪委花费最大篇幅批判的是第三部分。其中首先批判的就是所谓“团团伙伙、帮帮派派”。文章说，“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指出‘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中共每当批判“团团伙伙”、“小圈子”之时，往往意味着党内一场政治恶斗正在进行。例如，2014年10月10日，中共喉舌网站上就曾出现文章《“党内不准搞帮派团伙集团”警告谁》

　　文中引用了中共党魁的这段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此前三个月，即2014年7月29日，中共新华社发布不到70字的简讯，通告中纪委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2015年4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郭伯雄进行调查，但此事对外并没有公开。7月30日，中纪委网站正式宣布，开除郭伯雄党籍，移交最高检授权军事检察机关处理。

　　再如，孙力军政治团伙案中，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于2021年9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后被判死缓，在其死缓执行二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中纪委在通报中措辞极为严厉，包括说孙力军“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

　　在6月17日发布的文章中，中纪委引用了修订《条例》的第五十四条，针对“政治攀附行为”，点名“政治骗子”。包括所谓“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以及充当政治骗子行为的处分规定。”

　　从该《条例》的这部分内容，可以看出不管是“结交政治骗子“还是“被政治骗子利用”，以及“充当政治骗子”，全部出自中共党内，甚至身居高位。

　　所有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正如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正是因为中共一党独裁，垄断了全部的社会资源、垄断了全部的权力，所以才会有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而且越演越烈，已经病入膏肓。

　　中共修订的这一《条例》，还暴露出中共对真相的恐惧。

　　该《条例》其第五十二条增加了对所谓“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资料，情节严重行为的处分规定”。

　　这不仅体现出中共官员们同样对真实的资讯非常渴望，而且证明中共对真相充满恐惧，因为在苏共垮台的过程中，真相起到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要“让人民知道一切”，会上还号召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要求“苏联社会不应有不受批评的禁区”。

　　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苏共舆论和宣传界领导人时表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

　　1987年11月，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让公开性大放光明”，“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纸分析的对象”。

　　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总统名义批准了苏联人代会通过的《新闻出版法》，决定从当年8月1日起正式生效。该法第一条包括“新闻自由”，“舆论不受检查”，公民有“以任何形式”包括“通过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发表意见和见解，寻找、选择、获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强调任何政党或组织“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又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规定苏联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对其进行垄断。

　　就这样，在《新闻出版法》颁布4个月后，苏联境内有700家报刊（包括13家政党报刊）进行了登记。

　　到苏联解体前，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刊中，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

　　苏共的喉舌为何仅剩下这么一点？它自吹的“真理”，为何在老百姓中完全没有市场？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要获取真实的资讯，哪怕是这些共产党的官员和高层也是一样！

　　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下令禁止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顶上的苏联国旗，灰溜溜降下。

　　在苏共的垮台中，真相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