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宿舍：我的童年

我家也住在这个宿舍区里，一住就是五十多年，这里的故事多了去了，不过我只讲我的故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父亲说。都是同类，在同样的生活环境下，有足够的食物，为什么不能相安无事，非要咬人一口，其中的道理经历了很多事后我才明白。

“国务院宿舍”始建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它不是泛指的国务院机关住宅，它曾是北京唯一的一个以“国务院宿舍”为通信地址的住宅区。这里高干云集，名人荟萃，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博古的夫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夫人、赵一蔓的丈夫陈达邦、在沈阳打响了抗日第一枪的黄显声将军夫人，著名作家周而复，还有更多不便一一列举的知名人士。

我家也住在这个宿舍区里，一住就是五十多年，这里的故事多了去了。您听我这话是不是还有点京腔儿，我也算老北京了，有哪点味儿吧，不过我只讲我的故事。

从复兴门往西一站就到了礼士路。礼士路是个十字路口，这一带是北京较早形成的建筑群之一，有机关办公楼，也有住宅楼。从十字路口往南一站路是西便门外大街，路东是我家住的大院，对面路西是铁道部第四住宅区。

我们大院东向挨着护城河，南向有一条从玉渊潭流经西便门外的河（可能是京密引水渠。）这条河的水量比护城河大，分出一个岔口与护城河交汇。两条河相汇处形成了一片宽阔的水域，在这里有一座废弃的铁路桥，已经没有铁轨。今天，西二环路南头和前三门大街西头的立交桥交汇处，就是在这两条河道的交汇处建起来的，离这儿最近的地方是象来街。南面隔河是西便门外城，那里残垣断壁，墙头长满了荒草十分荒凉，我很少去那边玩。

我们大院叫国务院宿舍。根据当时的传言，国务院曾准备腾出中南海作为公园，在复兴门一带另建办公区和宿舍区。国务院宿舍由周总理亲自批建，主要解决国务院直属机关的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的居住，后来因为经费不足只建起了我们这个宿舍就停工了。大院有四个出口，从布局来看显然是为了连接其它建筑所留的通道，因为建设规划改变了，封住了三个门，只留下了一个朝西的大门。

国务院宿舍的建筑布局近似一个“国”字。外围的楼房呈“口”字形，居中是三栋“品”字形排列的楼房，其间的道路正好形成三横一竖，锅炉房的大烟囱所在的位置恰到好处，算一个“点”吧，这就形成了一个“国”字。这个说法无从考证，但是一个住宅区的地址，冠以“国务院宿舍”的名称，在北京还是唯一的一家，难免让人产生联想也是可能。

就当时来说，国务院宿舍的建筑相当豪华。“品”字形的三栋楼装修的全是木地板，有自家的小锅炉和浴室，外围的楼房装修等级稍差。大院的院子里有南北两处桃园，一个长形和一个圆形的花池子，楼前楼后绿墙环绕，春天桃红，夏天百花争艳，非常美丽。我们住在国务院宿舍，父亲单位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父亲上班从礼士路到六部口，向北一站路就到了。

《从延安到中南海》一书中，收载了父亲的一篇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对周总理的回忆：“50年代中期我调到北京，办公地点在中南海，我经常有机会见到周总理。早晨上班的时候，周总理总提前到办公室，我经常与他相遇，周总理总是以关切的口吻和我打招呼，从延安到中南海再次回到了周总理身边，我感到格外亲切。那时中南海分特灶、小灶、中灶、大灶。每月发工资时，总理都要让秘书为他买几天大灶的饭票，每周都要到大灶吃一两顿饭。去大灶吃饭时，他按秩序排队，同志们请他到前面来，他说：‘我和你们都一样嘛。’通常他买一个馒头二两米饭和一个菜一个汤，一共花四角钱。他还时常到中灶、小灶的食堂查看，征询大家对伙食的意见，鼓励同志们多提意见。五十年代，国家发行建设公债，周总理来到我办公室，他对我说：‘生活有困难的同志和子女多的同志可以少买些公债，不能影响他们的生活。如果购买任务完不成，我和邓大姐替大家完成。’我把总理的话转达给大家，一股暖流浸润了同志们的心。周总理管着国家的大家，还要关心同志们的小家，大家都为周总理的辛劳感动万分，超额完成了公债认购的任务。平凡普通的几件小事出自一个伟人的身上，它的涵义是如此的凝重而深远，总理的深情永远铭刻在我记忆里。”

我也有过一次与周总理的邂逅。那会儿放暑假，我们大院的汽车库前就会停一辆大班车，这是为大院的孩子们专门准备的，孩子们吃完早饭，上了班车就可以去中南海玩了。中午，我可以去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不一定等父母来，自己去食堂就行了。在那里吃饭很有意思，不是先拿饭票买饭，而是自己选择喜欢的饭菜，吃完了才端着盘子去结账。我喜欢在那里吃饭，没有父母的约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然也不会浪费了，所有吃饭的人都会把盘子吃得干干净净。怀仁堂常有电影，我看过多少部电影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叫《三剑客》。

那天，看完电影准备去食堂吃饭，路过绿地，看见喇叭花，我就顺手摘下了几朵，喇叭花的根部，吸一下有蜜一样的甜味，不是因为馋，而是觉得好玩儿。我刚吸了一口喇叭花，就听到身后有人呵斥。我撒腿就跑，那人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被逮着了，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原来我前面有个伯伯站在那儿，面容慈祥，觉得非常眼熟，却想不起来他是谁。这时，我回头看了一眼追我的人，好吓人的一个大个子，笔直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随即绕过眼前的伯伯，撒腿又跑。只听那个伯伯冲我喊道：“小朋友不要跑，小心摔跤啊。”我哪里肯听，早就一溜烟儿地溜之大吉了。傍晚父亲回到家，我才意识到，那个面容慈祥的伯伯是周总理。我窃喜没有被父亲发现，要不准被数落一顿。

1958年，我和二姐小玲上小学。开学前的那一个来月，不知什么原因，脾气一向温和的春明突然变得暴躁起来，他一个人躲在屋子里，不吃不喝，谁也不见，连父亲都不敢招惹他。

父亲对我说：“去跟大哥说说话，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可以和大家聊聊嘛，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和春明相差13岁，居然让我和他去聊聊，看来父亲遇到什么难事，没着了。我是二皮脸，谁都敢招惹，谁都不怕，可是，我刚进春明的房间，还没来得及耍贫嘴，春明就把放在桌子上喝水用的搪瓷杯，摔在地上，一脚就给踩扁了。好大的脾气呀！我随即溜之大吉。我对父亲说：“说个鬼呀，他有毛病了，我什么都没说，他一脚就把缸子踩扁了。”父亲“扑哧”一声笑了，挥挥手说：“去玩吧。”

我上学的学校叫“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小学”，这是一所由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和苏联专家合办的住宿学校。我们学校人数不多，一年级41人，二年级28人，三年级19人，四年级8人，五年级2人，新中国成立时的这批孩子还没长大。我们的校址原来在复兴门附近，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学校更名为“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小学”，校址迁至西城区皇城根22号，上课的地方隔一条马路，正对面就是中南海大门。

我们的学费每人每月36元钱，两个人72元钱，除了学费，国家还另有补贴，这样的学费恐怕足够普通老百姓养活一大家子人了。按照这样的生活标准，我们每天午饭后都有新鲜的时令水果吃，午觉后再发两片山楂糕。学校里有负责管生活的老师，低年级的学生洗澡还要生活老师照顾，调皮的孩子洗完澡就光着屁股往外跑。有个姓霍的生活老师特别厉害，只要她值班，多调皮的学生也不敢捣蛋。

我们学校实行九年一贯制教学，从一年级开始就学俄语。俄语老师是女的，也特别厉害，谁要是上课走神，她就用教鞭敲你的头。如果，当天的功课没做好，你就别想看电视，弄不好连觉都别想睡。晚上她的办公室门前常常站着十来个补课的学生。她说了一口流利的俄语，可是却不会说普通话：“裴嘉丰啊！裴嘉丰，你的小脑袋干什么用呢？”她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逗得同学们忍不住窃笑。“你的小脑袋干什么用呢？”后来成了同学们的口头禅。

学校课余活动十分单调，每天的游戏就是“找朋友”。“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一边唱，一边跳，然后拉拉手。说声再见，就去找一个新朋友。我们班有个叫郑望芝的小姑娘，是个典型的小美女，邀请她的同学特别多。我和钟光荣、尤嘉怀几个男生不喜欢跟小姑娘游戏，就溜出去捉蛐蛐。其中，钟光荣是我母亲在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曲波的孩子。

我们学校延续了延安时期的供给制特点。平时开三餐，礼拜日开两餐，节假日返校的时候，如果谁从家里带回了零食，就“一切缴获要归公”，由老师统一收缴。当时，高级干部有种“高级脑力劳动者补助油票”，这是特定年代的一种票证。因为父母的补贴，我家的油和细粮比老百姓的多些，但多少也要吃些棒子面。母亲的手艺出奇地好，她把吃剩下的橘子皮晒干，磨成粉，加上糖做成馅儿料，用这种馅儿料烙出的棒子面馅儿饼比点心都好吃。

暑假返校的时候，我带了两个棒子面馅儿饼，照例交给老师平均分配。老师把饼切成小方块，分给同学，没想到竟成了最受同学们欢迎的美食。一张棒子面饼，竟受到同学们的喜欢，老师向校领导反映情况，为此，食堂做了一顿放了蜜枣的窝头，结果，同学们吃了几口，就大眼瞪小眼地谁都不肯吃了。下一顿饭，食堂只好把剩下的窝头，切成片，用油炸了，同学们才吃完，这是我们学校做的唯一一次窝头。

我的体验，孩子们吃什么无所谓，反正大家吃得都一样，也没有听说哪个孩子特别挑食，不过“一切缴获要归公”的规定，却培养了孩子们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每到放寒暑假才能回家。有几个同学，寒暑假都住在学校，他们的父母不在北京工作。这种长期与父母分离的生活，使我变得比较独立，但也缺少了子女与父母间的感情交流。

我后来的大嫂说：“放假接我的时候，小玲把衣物、脸盆、漱口杯等放得整整齐齐，静悄悄地等着大人来接。而我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装进被套，拖着被套往外走，叮当乱响。”我有那么邋遢吗？

我们家也一直保持着供给制的传统。平时四菜一汤。吃饭的时候和学校一样，甚少说话，各吃各的饭。吃完饭自己洗自己的碗，谁吃到最后谁负责收拾桌子，打扫卫生。父亲保持着军人传统，10分钟吃完饭，我9分钟就吃完了，收桌子，打扫卫生的事永远轮不到我。

礼拜天，我们家吃两餐饭，中午给每个孩子两块点心和一些糖果，都是平均分配。遇到节日分发的零食要丰富得多，有点心、糖果、花生、瓜子、水果和其他什么零食，也是每人一份，一样多。我们和父母是一种供给和被供给的关系，他们按计划供给，我们按分配标准领取，我们是父母的“公家人”，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平均主义”在家庭成员之间，减少了因偏爱引起的隔阂，也淡漠了子女间的感情联系。加之子女的年龄相差较大，平时又住在学校，很少接触，子女之间就形成了互不妨碍、各自为政的习惯。

1960年8月19日，我读完小学二年级，还在放暑假。那天，父亲显得格外兴奋，他郑重地对全家人宣布：“春明入团了，明天，我们全家人去合影，留个纪念。你们也要努力，拿他做榜样。”自从春明两年前踩扁了缸子以后，我还没看见父亲这么高兴过。

8月20日星期六，吃完晚饭，父亲带着我们去了礼士路照相馆，照了一张特殊的“全家福”，而且，要加急，第二天取出来。星期天，父亲亲自取回照片，他在照片背后题字写到：“欢迎明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立志争取入党，做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全家合影。一九六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春明是1960年7月21日入的团。父亲当日就给大哥写了一封信：“春明：我祝贺你光荣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你政治上的进步，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啊。你妈妈童年时饱受折磨，挣脱了封建锁链，13岁偷跑出来参加了革命，14岁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入党。那时，我们的天下还有层层乌云，只有星星之火指引着我们前进。如今，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我们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剩下的路，虽然没有战火硝烟，但是，同样有万水千山需要你们去征服。我们真诚地希望你树立雄心，挑起新中国建设的担子，这是你们这一代的使命。先贤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有立长志和常立志之分。三国的诸葛亮告诉他的外甥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春明，你从小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孩子。你五岁就能帮助爸爸、妈妈做很多事，在小学、初中也别有风格，聪明懂事，守规矩，老师喜欢你，父母也高兴，上高中时还是一样优秀。后来一段时间松懈了，黄金年龄受一些挫折，算不了什么，只要努力……”

一封家信，两段引文，一句出自《国语》，一句出自《三国.诫外甥书》，信手拈来，足见父亲的知识功底，不要忘了他只读过几年私塾。他借着祝贺春明入团的机会，不动声色地批评了春明未“绝情欲”的早恋和由此造成的低落情绪，他语言温和，绵里藏针，又不乏对他的鼓励和希望。更要命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因春明入团而结束。父亲把这封信，在笔记本里誊写了一份，等来年春明入团满一周年的前一天，父亲又把这封信，誊写了一份寄给春明。父亲在这天的笔记里写道：“这是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于小汤山疗养院，在春明入团一周年时给他的一封信，誊写一份寄给他。另外，还有一张200多字的一封信未捎上。父亲，1961年7月20日。”

当年，要不是春明踩扁了喝水缸子，我早就忘了这回事。直到撰写本文看到父亲的笔记，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父亲为了转变春明的情绪，动员了全家人，在前后几年的时间，一直坚持不懈。父亲把工作中的思想方法，用在了子女的身上，把对同志的思想工作与对子女等同起来。

天哪！什么事要是被父亲惦记上，恐怕谁也别想蒙混过关。不知大哥是否感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如今，想起来不免感慨。父亲这种对子女教育的耐心劲儿，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不无裨益。

父亲对我可没有那么耐心。他给我定了很多规矩：不许斜眼看人，别人对你说话，不能不理睬，要面对着说话的人；不许跷着二郎腿，坐姿要端正；要避开人擤鼻涕、吐痰；吃饭，吃多少盛多少，碗里不能剩菜、剩饭，一粒米也不能剩等等。我被父亲“刺儿”的最多，父亲专为我订了规矩。做父亲要求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比起他对春明思想工作的“持久战”，我觉得还不如挨父亲一顿尅呢。

开学，我进入三年级，不久我加入少先队。那天，学校为新入队的同学专门组织了“听老红军讲长征故事”的主题活动。谁想到，讲故事的人不是别人，偏偏是我的父亲。当时，我不知道父亲是老红军，父亲从来没对我说过。可是，老师这时知道了我和父亲的关系。父亲来的时间真不合适，我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原因少先队发展我入队，还是我符合入队的条件，在同学面前真丢面子。

北京的九月秋高气爽，微风习习，湛蓝的天空漂浮着几朵白云。那天少先大队举行了隆重的授巾仪式，少先队员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白胶鞋，高举着队旗的旗手，在护旗手的伴随下徐徐入场，队列整齐地排成方阵。陈毅的女儿陈珊珊是大队长，她给父亲授红领巾，父亲给新入队的同学授红领巾。我低着头，悄悄地看着胸前的红领巾，那么鲜红，像火焰在我胸前燃烧，可我羞得无地自容，脸上火辣辣地不敢看父亲。

接着，我们唱起了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这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回到家，我问母亲：“爸爸是老红军吗？”母亲说：“红军不是哪个人的名称，是一个集体的名字，只要知道他就是你父亲就可以了。”

父亲没有忘记鼓励我，第二天，他买了一条绸子的红领巾送给我。我喜欢极了，躲进浴室，对着镜子，看着脖子上戴着的红领巾，我用指尖把红领巾挑起，一下接一下地挑起，让红领巾似风吹过一样地跳动，鲜艳的红领巾又在我胸前燃烧起来。

正午，阳光灿烂，父亲给我扣了一顶太阳帽，带我到大院的花池子前，给我照了一张相。这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少年，瞬间定格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想象中，这张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

我不知道今天的少年，在加入少先队的时候，还有没有我经历过像我一样的羞涩和激动，抑或，还觉得我傻气。想起父亲第一次穿上红军列宁装时的激动，我从革命前辈身上获得的激情，还能不能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我加入少先队前后的那几年，全国人民都在为大跃进运动欢呼雀跃，到处都是新开工的工地，工地上红旗迎风招展，每一天，你都会为发生在身边的事感动。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落成，父亲参加了隆重的揭幕典礼。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体正面雕刻着毛泽东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字。背面是毛泽东撰文、周恩来书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人民英雄纪念碑记述了中国革命艰苦卓越的奋斗历程，凝聚着红军长征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回来，父亲久久不能平静，他对牺牲在身边的战友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翻开笔记本，似乎想写些什么，却热泪盈眶，始终没有写下一个字。您怎么哭了。”我说。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父亲流泪。

父亲工作繁忙，经常出差。我喜欢父亲出差，父亲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孩子们带回点五花八门的好吃的，还能听他说一些新鲜事。一次父亲出差回来带回了大红枣，他还带回一张他和矿工们的合影照片。父亲穿着矿工服，头顶安全帽，非常神气，他兴奋地说：“大跃进了不得啊，放卫星，产量就比原来翻了几番。”看得出父亲对大跃进放“卫星”兴奋不已。

当时，我们学校的俄语老师还教了我们一首歌唱大跃进的语歌：“Спутник，спутник，мы ездили на наших спутниках езды летают над головой-традиционныйкитайских пользователей Интернета.”这首歌的大意是：“卫星，卫星，我们飞行在他们的头顶上。”词谱精短，一学就会，我回家就唱。我的俄语卷舌音非常利索，父亲听我唱，他就跟着学。他怎么都学不好卷舌音，逗得我笑个不停，他却一本正经，非让我多教他几遍。“笨死了，我不教了。”我说。父亲先是磕磕巴巴地学说我教他的歌词：“列球，列球，亚列球那杜奴……”（前文俄文歌词中的一句，汉字注音。）接着，他又用流利的俄文说道：“哈拉硕！”（“好”，俄文汉字注音。）就自诩地竖起大拇指。我干瞪着眼，不知说什么好了。父亲哈哈一笑，说：“和苏联专家在一起，常听翻译这么说，刚想起来，就会这么一句，打你一个出其不意，别以为我一句俄语都不会说。”

我们在学校还学过一首歌唱人民公社的俄语歌，歌词大意是“玉米黄，玉米大，我们坐在玉米上，歌唱人民公社好……”歌词描述的很像大跃进时流行的一张年画《一个胖娃娃坐在玉米上》。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这是一个唯一符合儿童个性的群众运动。小学生上学都拿着苍蝇拍，比赛谁打的苍蝇多。捉麻雀的时候，更是热闹非凡。锣鼓敲得震天响。大人往房顶上爬，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往房顶上爬，手里晃动着小旗子，吓得小麻雀到处乱撞，没有歇脚的工夫，直到累得飞不动了，掉在地上就摔死了。我爬上几十米高的烟囱鸟瞰，挥舞着小红旗，无意中发现国务院宿舍的布局，当真就是一个“国”。宿舍管理科的牛叔叔张开双臂，准备随时接我。不知是谁把这个场面画在黑板上，不过画得不像，把我画成了一只倒栽葱的小麻雀，我分明是站在烟囱顶上的嘛。父亲说：“我是农民，麻雀都消灭光了，庄稼地和林子里的虫子谁来吃？”我和父亲的激动总有点差别。

8月开始的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又是热火朝天。一天，我们大院建起了炼钢的小高炉，敲锣打鼓地动员大家，让家家户户，都把家里不用的铁锅或随便什么，只要带铁的东西都给捐出来炼钢。父亲说：“有这么炼钢的吗？在延安大生产的时候，也炼铁造农具、造枪炮，当时的条件那么差，也不是这么个干法。”我们大院炼钢的小高炉建在锅炉房的旁边，小高炉借用了锅炉房的大烟筒，父亲说：“这个建炉子的同志蛮聪明啊。”

我不管这些，母亲让我捐出去的东西我拿，母亲不让动的东西我就偷着拿，常常弄得母亲什么都找不到。一天，母亲对父亲说：“这小子要把那把军用小铁锹拿走，被我拦住了。”父亲对我说：“你看过《上甘岭》的电影吧？战士们挖坑道用的就是这种铁锨。这我是从延安带到北京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用得上。”我撇撇嘴：“嘻。”

终于，小高炉出铁了，炼出一堆煤渣一样的铁疙瘩。小孩们可有了玩的东西，把捡来的铁疙瘩当成“剃头石”，在头发上一蹭就能吸起头发，蛮疼。父亲把我手里拿的“剃头石”要过去看了一眼说：“浪费那么多的材料，结果给小孩子弄出一堆恶作剧的玩具。”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新华社武汉11日电，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省、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1.016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报道中提到“江西早种子”，父亲格外关注起来，他反复看了几遍后，就在“平均亩产干谷36956斤的惊人纪录”这段文字上加了一个大“？”号。

后来，父亲奉命去湖北麻城调查，去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回来时，赶上吃晚饭，他给我们带回了一包孝感麻糖，让我们吃完饭再吃。我第一次见到孝感麻糖，半月形的麻糖，薄薄的糖片上沾满了芝麻，不用吃就馋得人直流口水，我们小孩子哪里等得及，饭也不吃就先吃起了麻糖。我们高高兴兴地吃麻糖，父亲却显得忧心忡忡，他对母亲说：“那里卫生条件很差。吃饭的时候，我把筷子插在碗里。没想到我刚把筷子往饭里一插，人家就站了起来。原来当地的风俗，家里死了人才这么做。吃饭还是老传统，挨家挨户派饭，把筷子插在饭上的情况见过几次。”这不等于说，不少人家都有人死吗！我不会多想，我的年龄只对麻糖有兴趣，只是觉得那里的风俗蛮有趣。吃完饭，父亲赶写了一份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如实地反映了他调查的情况，结果，被定为中右，差点成了右派。

今天评价大跃进，大都持以否定态度，可是，我不这么看。就当时而言并不全错，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一代革命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带头冲锋陷阵，同时，他们也需要激发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虽然，他们在冲锋陷阵中也造成了无畏的牺牲和损失，可是，一个民族有时也需要有一点“狂热”，尚若连一点热情都没有，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我们民族需要一种不怕失败的探索精神，今天的四化建设同样需要这种精神。

伴随着我们经历的激情岁月，苏联歌曲也成为我们一代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这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首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父亲喜欢的苏联歌曲还有《神圣的战争》《田野静悄悄》《喀秋莎》《小路》《纺织姑娘》等等。

中苏两国人民遭受过类似的反法西斯战争和苦难，有着同样的价值观。中国革命战争，有牺牲也有浪漫，有流血也有爱情，但缺少类似苏联歌曲的表现形式。苏联歌曲以其特有的豪放、浪漫、忧郁，颂扬了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由此，引起一代人的共鸣，在激情燃烧的大跃进运动中流行起来。

那时，在机关、学校和工厂里的年轻人，人人都唱，就连舞会上演奏的舞曲也常是苏联歌曲。顺便说一句那会儿父亲也才四十出头，风华正茂。父亲喜欢跳舞，一听到音乐，就脚下生风，云一样地飘逸起来，与音乐融合成一个动态而和谐的整体。不可想象吧，一个从枪林弹雨冲杀出来的老战士，一身的火药味，竟如此潇洒。可是，只要你仔细地想想，在翩翩起舞的旋律中，释放出来的情感，未必没有血战湘江、大战娄山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抗日烽火，解放战争等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积淀下来的战斗激情和浪漫。

放暑假的时候，父亲有时也带我去北京饭店参加舞会，都在晚上下班以后去，票是单位发的。我那么小哪儿会跳舞，也不喜欢跳舞。我有我的主意，低着头，斜睨着舞场，等大人们都进了舞池，我就踏着舞曲的节奏，趁机把圆桌上的糖果装满我的口袋。奶味未干，也够潇洒吧，我的自我感觉不错。

有一次，我把几张圆桌上的糖果统统扫荡一光。等大人们回到圆桌休息的时候，才发现所有的糖果都没有了，再一看，我浑身上下胀得和企鹅一样，鼓鼓囊囊，连腰都不敢弯了。

父亲不知从哪儿拿来一粒糖，不动声色地递给我，我一接糖，却忘了搂住衣服，结果，藏在夹克里的糖哗啦一下都掉了出来，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一个阿姨找来一个口袋，她帮我把糖装进袋子，交给我。可是一回家，袋子里的糖，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几包纸巾。我当时纳闷，叔叔阿姨的桌上怎么又有了糖，还偷着笑，我还以为服务员拿来的呢，原来被父亲调了包。父亲够狡猾，不过我有的是主意对付他，这是后话。

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建成，当年春节就举行了游艺晚会，我们把这种活动叫“大观园”。除了母亲，父亲把全家人都带去了。参加晚会的人非常多，母亲不爱凑热闹。我一进大会堂就和家人走散了，我跟没事人似的自顾自地转悠，越是没人去的地方，我越想去，常常遇到禁足的地方，扫兴！在游艺活动时，我得了一个一等奖，一只绒毛玩具的小白兔。由于人太多，不想再挤着排队了。我逛到演出京戏的大厅，靠在椅背上就睡着了。大厅里的座椅非常舒服，直到散场我才被服务员叫醒。

等我出了大门，父亲和几个哥哥姐姐已经没了影，我望眼欲穿地看着停车场前的车子一辆接一辆开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台阶上，这时，我才明白我被父亲“甩”了。

一个下班的女服务员，问清了我的情况，说她正好与我同路，就陪着我一直走到家。父亲和母亲一直留着门等我，母亲见我回来了就说：“还担心你找不回来呢，怪你爸那么大胆，把一个小孩子丢下不管。”父亲说：“约好了时间，他不来我就走，打仗那会儿就是这样，必须准时。”嗨！父亲把我当成了“红小鬼”。

其实，不是父亲把我当成了红小鬼，而是他的生活习惯一直延续着红小鬼情结。父亲在回忆录中说，他喜欢首长叫他红小鬼，红小鬼是亲切的意思。在我与父亲的共同生活中，无处不看到父亲的红小鬼情结，他们刚刚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长期的战争生活使他们早就不习惯婆婆妈妈的儿女情长了。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就没有被父母抱着哄过，也不会吊在父亲的胳膊上撒娇。父亲不喜欢撒娇的孩子，我就不娇气了呗，有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小时候每到冬天，我的脚后跟就会裂开很深的口子。父亲把油涂在我的伤口上，用火柴烧。他没轻没重，疼得我直咬牙，每年我都要忍受几次这样的“酷刑”。不过这个方法很有效，烧完就不疼，伤口很快就愈合。我在部队时还给战友用过，他们说：“你父亲肯定当过兽医。”

父亲爱好广泛，性情活跃，无论做什么事都充满激情。他刚调到北京，喜欢上了摄影，买了照相机，又要买曝光机。父亲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了。他跑到商场去琢磨，回家他就凭着记忆做了一台曝光机，样子相当精巧，比商场里买来的还好用。当时，我们大院里喜欢摄影的人不少，可是，即能照相，又能自己洗照片的就只有我们一家，不少邻居都到我家来洗照片。父亲照得照片多得数不清，在本文的写作中，不少地方我都参考了父亲留下的摄影语言。父亲还喜欢围棋、象棋，打太极拳、耍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属于中上等水平，一般人对付不了，他在中央机关的象棋比赛中，多次获得第一名。

父亲精力过剩，没他不喜欢的事情。他还拉着我陪榜，我照相、洗相、围棋、象棋，都是跟父亲学会的。他还教我学一点剑术：启式、凤凰展翅、转身劈剑……继续往下学，我不耐烦了，剑谱是我五十多年前的记忆。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父亲还会织毛衣，裁剪衣服。父亲说，这是他在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学会的。我们家买了一台缝纫机，我们的衣服破了，都是父亲用缝纫机来补。父亲去青岛疗养院时，捡了许多小海螺，他用小海螺编了一只提包，相当精美。他很得意自己的作品，专门给这只海螺提包照了几张相。

父亲是文官，也像个文官，能拿“绣花针”勉强可以想象，可是，他毕竟是一个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老红军，我一直遗憾父亲缺少点武将的气质。我怀疑父亲舞刀弄枪的能力，曾找过两个部队的射击高手和他比赛射击，这是我当兵以后的事，多少有点挑衅父亲的意思。那天，在卢沟桥的八一射击场，父亲4枪打了40环，枪枪命中靶心。我打了两个10环两个8环，另外两个人，一个打了两个10环两个9环，一个打了3个9环1个8环。射击完毕，父亲关上枪机的保险，把枪放在枪架上。从装上弹夹、瞄准射击、射击完毕，到关上保险，这一连串的动作，父亲做得都是那么娴熟。然后，他对我们说：“打多少环不是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你们的弹着点太分散，说明练得还不够火候，再往下，你们的成绩会更糟糕。”说罢，他看了一眼枪又说：“你们可能对这种枪不熟悉，吃了点亏，还是好好练练吧，等掌握了再和我比赛不迟。”

父亲当年使用过的枪五花八门，我们使用的56式冲锋枪，他根本没有摸过。他初次使用这种冲锋枪，问都没问，摆弄了几下，就自己装上了弹夹，射击成绩还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说不清父亲是否看出我的挑衅，不动声色地恶心了我们一顿，我们张口结舌，不知该说什么好了。他这一代人，能文能武，热爱生活，充满激情，是什么造就了他们，我一直无法解读。

暑假是我最快活的时候，父亲放鸭子，任你玩个够，他也没工夫管我。我家大院门前的护城河，河堤上布满了绿草，青翠欲滴，河水流翠，粼光闪烁。河边沙地上常能看见一条拖曳出来的浅线，沿着这条线往下摸，准能让你有足够的惊喜，捉到一只小河蚌。光着脚站在水里，一群群小鱼苗游来，别动！小鱼苗会啄你的脚丫。弯下腰，轻轻地把手放进水里，没等你捧起它，小鱼苗尾巴一摆，就像烟一样地消失了。

下雨的时候，机会就来了，把网扣下去，就能捞上五六条两三寸的小鱼儿，大概是小鱼苗的哥哥姐姐吧，它们没有小鱼苗机灵。

有一种小鱼儿，非常好看，扁扁的，小尾巴，鱼鳞泛着蓝光，我叫它“火蓝片”。我把火蓝片带回家，把它和小金鱼养在一起。父亲说：“野生鱼和金鱼不能养到一起。”他给我找来一个小脸盆说：“要是你喜欢就分着养，让他们各得其所。”我不信，偏要养在一起。几天后，小金鱼儿的大尾巴被火蓝片咬秃了，我说：“怎么那么馋啊，连人家的尾巴都吃，找抽。”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父亲说。都是同类，在同样的生活环境下，有足够的食物，为什么不能相安无事，非要咬人一口，其中的道理经历了很多事后我才明白。

小河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拿着月票满天下疯跑，最远跑到大郊亭去捉蚂蚱。大郊亭，不是如今四环路两侧CBD高楼林立的样子，那里还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景象。那会儿的北京，清淡得像一幅水墨画，没有一点的浮躁和喧嚣，随便找个地方，都能找到诗的感觉。

我和小青都喜欢游泳运动，母亲每天给我们每人一角五分钱，一角钱可以去一次陶然亭游泳场游泳，剩下五分钱可以买一根冰棍儿吃，节省了买冰棍儿钱，就可以去看一场电影。不去看电影就可以去大栅栏看杂耍，那里摆场子的，撂摊子的，比比皆是，占了好几条街，给人一种怀古的情调。

我们从小家里就有保姆，保姆是河北人，裹小脚，年龄比母亲大很多，身板都佝偻了，母亲让我们叫她大娘，这可能是从解放区带来的习惯称谓。母亲与大娘没有什么区别，大娘年老体衰，母亲不让大娘干重活、累活，只让她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家里能多个人照应就行了。大娘做饭不好吃，平常做饭都是母亲做，大娘和我们在一个饭桌上吃饭，吃的都一样。战争年代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母亲习惯了，无论有什么美味佳肴，她只吃腌菜。一次检查身体，医生惊讶地发现，她营养严重不足，奇怪老干部普遍营养过剩，她怎么可能出现营养缺乏的问题。之后，母亲强迫自己在食谱中增加了牛奶、豆浆、鸡蛋之类的东西，不过她依然很少吃肉。

我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子，除了我，母亲要求两个姐姐自己能洗的衣服自己洗。男孩子洗衣服不行，力气活儿就轮上我了。我家的小锅炉烧的是煤球，搬煤球的活都归我干。有时我偷懒，到了送煤球的时候，我故意赖在外边不回家，母亲不等我回来就自己搬。冬季储存大白菜，一买就是几百斤。搬运大白菜的活也都由我包干。

大娘说：“当年解放大军也是这样，住在俺家啥活都抢着干。现在当官了也不会享享清福，家里雇了人，还自己干活，连孩子也不例外，俺担心在你家干不长了呢。”大娘没儿没女，母亲全把大娘当成了自家的老人，把她的户口从河北迁到北京，落在我家，她在我家一干就十来年，成了我们家的一员。

我喜欢老家来人，没觉得家乡人土气，有人来热闹。最先来我家的是小姑姑，她话不多，可是，看得出小姑姑和父亲的感情非同一般。父亲穿上她亲手做的布鞋，站在地板上，揉一揉，试试脚，然后，坐在了沙发上，翘起脚，这时，小姑姑眼里流露出一种难以察觉的失落，父亲的做派有了官气，不是她记忆中的样子了。她也让我换上她做的新鞋子，我跺跺脚，走两步，看我蹦蹦跳跳、高高兴兴的样子，她的目光不自觉地转向父亲，似乎从我的身上又找到父亲当年的样子，脸上原来的失落，又变成了难以察觉的欣慰，而我却想起了奶妈，这是我一直渴望的感觉。

小姑姑有时给我唱家乡的歌：“昨尼（天）到撒（社）有事要找李书记，扣扣书记的门呦，书记正困觉，呦嘿……”我听不懂江西话，就问父亲。父亲说，只能听个音，意思大概是说，一个懒惰的书记在上班的时候，老百姓都找上门了，他还在睡懒觉。管他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也算听到了乡音，父亲觉得亲切，我觉得好玩儿。

小姑姑没在我家住多久就走了，父亲本想把小姑姑留在北京，可是，小姑姑一定要走，她说：“看见你和孩子们都结实就放心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姑姑，可是，小姑姑教给我的歌，我记住了，或许，这是一种不自觉感受的乡情吧。

1962年，许逸萍伯伯调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研究院，他是父亲儿时的小伙伴，当年一起给地主放牛，一起读书，后来又都参加了红军。长征后，生死茫茫，他们从没有见过面，后来他通过国务院才找到了分别28年的父亲。

从那时起，许伯伯就成了我家的常客，聊的最多的就是儿时的往事。一天，父亲带着我去许伯伯那里观摩坦克试验，那是一个好大的铁家伙呀，高挺着长长的大炮管，威风凛凛。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坦克，以前只是在电影上才见过。我兴奋极了，在坦克上爬上爬下，像个猴子似的，东瞧瞧，西摸摸。我问许伯伯：“坦克能跑多快，炮能打多远，里面能装多少人……”我提出一串问题，可是，许伯伯好像才刚刚听见，说：“哦哦，跑得比公共汽车还快，一眨眼就能追上去，把它轧扁。”这分明是应酬我嘛。我弯下身，伸着脖子冲许伯伯大喊：“还有呢？还有呢……”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又津津有味地聊起了儿时的往事，这是他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哪里还顾得上理我。太没品味了，一溜儿坦克成一列，多么壮观，多么令人振奋啊，他们却那么起劲地说什么“放牛的时候，黄鸡婆子、乌墨子咬得浑身是包”，哪儿跟哪儿啊，我觉得无聊就离开了他们。

那边有一个专供试验水下坦克的池子，有几百米长，是个打水漂的好去处。我到处找石片，打水漂，看着一串串激起的涟漪，我想，黄鸡婆子、乌墨子，咬得浑身是包，在他们的回忆中原来还有那么多的甜蜜和情趣，弄不懂大人想的都是什么。见鬼！

突然，坦克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我抬腿就跑，去追赶他们，可是，他们早就没了踪影，大概已经钻进了坦克，他们的腿脚太利索了，不愧是老兵。眼看着一辆辆的坦克开走，掀起满地的尘土，扬了我一身的灰尘，我跺着脚大喊：“嘿！你们怎么可以把我给落下了，让乌墨子去叮你们吧！”坦克的轰鸣声吞没了我的声音，嗨！有谁能知道我的悲哀。

不同的童年有着不同的恋眷，我和父亲两代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品味之中，说不清父亲魂牵梦绕的是他儿时放牛娃的生活，还是那个打土豪分田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时代。我想，只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意味吧。

父亲闲暇的时候喜欢种些花草。他最喜欢昙花。不过我对昙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年就开那么几次花，时间还那么短。

那时，我们家门前有块空地，父亲种了许多萝卜、白菜之类的蔬菜，还有几十颗向日葵，这个比较符合我的兴趣。每天天刚亮，父亲就催我跟他一起去捡马粪施肥，一根棍子从桶的提手上穿过，我扛在肩上走在前面，父亲用手提着跟在我后面。出了我们大院，向南，向西都是小马路，经常有马车通过。虽说经常有马车通过，但马粪并不是很容易捡到。马屁股上挂了粪兜子，走很长路，也不一定碰上一个掉下来的马粪蛋。

父亲走得不慌不忙，时间一长我就不耐烦了，心想什么时候才能捡满一桶啊，不过我不吭声。父亲一看我扭来扭去的样子就知道我不耐烦了。他抓住机会，就向走过来的马车的马屁股扔出一个小石子儿，拉车的马立刻就颠着屁股小跑起来，马粪蛋随即撒了出来。有时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做，往往招来一通臭骂，也不在意，觉得很好玩。

一次，马被我打惊了，只听一声马嘶，马蹄腾空跃起，我还没醒过神，父亲早就一个箭步蹿了上去，一把就勒住了马。

“ 好把式，赶车出身吧？”车把式说。

“当年给解放军运过军粮。”父亲说。

结果，车把式给我装满了一桶马粪，我一个月都不用起大早去捡马粪了。我初次感受到了父亲的“英雄情结”。

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革命青年，万水千山造就了他们的性格。他们勇敢、坚强、智慧、潇洒，却始终保持着泥土地一样的胸怀和淳朴。一个“马夫”的父亲，比一个高级干部的父亲，更能让我理解和接近。我更喜欢一个“给解放军运过军粮的马夫”做我的父亲。

我少儿时代，有太多父亲从战争岁月带来的“红小鬼”情结和延安供给制传统的印记。即使这么说，父母也罢，我们也罢，我们家和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平平常常地过日子，大人上班，小孩儿读书，种点菜、捡点马粪，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不少，只是精神生活表现在不同层面上。我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会和大多数的老百姓孩子一样，好好学习，考大学，考不上大学就去做工，甚至当农民。当知识分子也好，当工人、农民也好，在我接受的教育中没有什么三六九等。（作者：赖小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