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没说这一问题 习近平陷入“恶性循环”

三中全会公报套话连篇，值得解读的倒是其人事部分。总的来说，习近平用人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

其一，免去秦刚中央委员，尚称其为“同志”。2022年10月“二十大”和来年三月的“两会”，秦刚从一个副部级的驻美大使骤升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国级官员，获习近平的垂青。从这个处理结果来看，秦刚对习的忠诚应没问题，只是有把柄被政敌抓住了不得不处理，所以习让秦刚软着陆。

其二，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军队是习的后花园，不容别的势力插手。习掌军超过10年，打掉了两个前军委副主席、两个军委委员，亲自提拔了一大批将领。

正是在这些习亲自提拔的一大批将领中，出现了不少“两面人”，包括前后两任国防部长，三任火箭军司令员等等。这对习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去年以来，习在军队中开展了大清洗，涉及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但奇怪的是，这次三中全会只公布了对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三人的处理，这是清洗尚未完毕还是法不责众、不了了之？将领的忠诚关系到习的权力和人身安全，在这点上习眼里容不得沙子，更大的可能应是习还要在军队中继续深挖。可以佐证的是，三中全会前夕，习在延安举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随后宣布在全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

其三，秦刚、李尚福、李玉超三人的中央委员职务出空，相应的就要在候补中央委员中按（二十大选举时的）得票高低依次递补，应是丁向群（女，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丁兴农（火箭军副政委）、于立军（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但诡异的是，丁兴农被跳过，递补了排在其后的于吉红（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这暗示丁兴农出了问题。事实上，这次三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的孙金明（中央候补委员、火箭军参谋长），也是首度被公布落马。

通过分析公报上的这三条人事，可以研判中共高层人事斗争未有穷期。

其一，5月18日被宣布“接受调查”的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中共第十九届和二十届中央委员）等等高官，这次三中全会没有处理。

其二，新任国防部长董军没有被增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其三，没有增选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维持24人。各类“入局”之类传言落空。

其四，没有增选中央委员。像分别新任火箭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的王厚斌、徐西盛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而通常这样的职位都是中央委员。

习近平从县委副书记一步步攀上金字塔塔尖，对中共官场、对人心险恶是有充分认知的。他上台后，在用人上有鲜明的特点；尤其“二十大”后，习绝对掌控了人事权，其用人明显陷入恶性循环。

首先，习用人视野不广，只信任极个别人；而一旦信任则大权相授，不顾及权力平衡和政治秩序。

就前者而言，可举习用老人的事例：（一）年逾70的张又侠，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二）69岁的王毅 “二十大”入政治局，70岁又回锅兼任外交部长；（三）66岁的应勇2023年出任最高检检察长；（四）2020年，68岁的夏宝龙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2023年机构改革，职位调整为中共中央港澳办主任）。就后者而言，可举李强、蔡奇权力失衡事例。两人都是习信任之人，所以一个出任总理、持政务，一个主掌中央书记处、主持党务；但习对蔡奇倾权相授，蔡奇打破常规兼任中办主任、国安委副主席，成为仅次于习近平的第二号实权人物，李强的国务院一再被打压、无权威可言，最高层权力配置失衡，加剧了中共政局的紊乱。

其次，习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用人而疑。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就给其相应的待遇、权力。

习越是用人而疑，被用者往往并不会对习感恩戴德，反而更可能心有不满、忿恨；习如果感觉到了被用者的不满、忿恨，就更加怀疑、甚至换人。这样，习与中共高层干部群体之间，没有信任的纽带，相互猜疑，习越发觉得无人可用，宁缺毋滥，宁用老人，也不冒险大量提拔新人。而包括高层在内的官员群体，则与习离心离德，普遍躺平。同时，这也造成了官员群体结构的扭曲。比如，外交部长是个曝光率极高的职位，但习宁可让老人王毅兼任，也不安排接班者。王毅之外，外交部9个主要官员中，只有63岁的部党委书记齐玉是中央委员，没有一个是中央候补委员，结构明显断裂。

总之，习上台后，对中共“改革开放”几十年形成的政治秩序、用人模式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高度集权，不仅废除了接班人制度，中共高级官员的结构也被扭曲（例如，最近一次换届后，“70后”省委常委不到70人，占比不到五分之一）。不仅是习近平因疑心而乏人可用，而且高层官员整体上也是后继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讲，习在给中共“绝后”。中共也确实到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